丁学良：100年前的俄国革命为“革命之母”似无争议；在我看来，50年前的中国文革则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
更新于2017年11月9日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今年11月7日是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100周年纪念日（俄国旧历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这场革命被比较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称为“20世纪革命之母”（The mother of revolutions），因为它的意识形态、组织方法和领导模式激发和启迪了随后许多场规模不等的革命运动，遍布几大文化圈和诸多地区；其深刻和剧烈的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并延续至今。不用多加解释，众人皆明白，俄国十月革命在全球留下的最宏大的体制性恒产，目前显然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构体系。
近代以来的革命甚多，但极少堪称“革命之母”
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革命此起彼伏，林林总总，然而能够被社会科学界称为“革命之母”的，实在不多。从笔者的研习范围来看，有的革命运动虽然规模大、成果也大，但并没有激发和启迪其它文化圈和多个地区兴起相同性质的革命运动、并结出类似的果实，就不适于被冠以“革命之母”的称号，即便世人对它极为推崇，比如说美国的独立战争那场革命。甚至1949年成功的中国革命，尽管它影响到当时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群体之命运，但是否可以被称为“革命之母”，也是颇有争议的。因为这场革命的首要领导者毛泽东本人在胜利前夕就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了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0-1361页）。也就是说，在毛自己的回顾和评价里，他参与并领导的这场革命还是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走过来的，是那场“革命之母”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丰硕果实。
但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另一场革命，它的发动者和首要领导者却对之评价异乎寻常的崇高，将其视为他本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特殊、最重大的贡献，这便是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年官方意识形态对它的正式定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正如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定稿的那篇纲领性文件所表述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刊出，此份文献随即在全国各级党报的头版转发）。
“革命之母”——实现了的和设计中的
在整个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中共文献里，从来没有把他参与领导的到1949年成功的那场革命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这样至高地位上作权威的界定，可见在毛本人全部政治生涯的视野和展望中，“文革”才是他对全人类共产主义革命前景独一无二的理想投射和行动规划（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换言之，毛本人真诚地相信，“文革”将成为未来的“革命之母”——对此他反复论证：“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头版）。因为在毛看来，若是缺少了“文革”这样的革命运动，即便俄国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其成果也是保不住的，最终半途而废，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正宗社会主义制度都变色变质、彻底溃烂了。
所以，十月革命是“革命之母”，文化大革命则是另一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今年恰恰是前一场革命的100周年纪念，去年则是后一场革命启动的50周年纪念。笔者完全可以预料，许多读者一定会严词反驳：“你怎么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冠以这样的称号呢？十月革命毕竟创造出一个苏联，苏联党政体系毕竟运转了七十多年并开辟了美苏对峙的冷战大格局。而文革则是一场完全失败了的政治试验，哪能和‘革命之母’挂上钩？”但笔者坚持认为，“文革”作为一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发动得那么火爆、进行得那么狂烈、却又失败得那么迅即，其含义之深刻之厚实，在社会科学的视野里，价值是非同一般的。自从整整40年前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革”结束以来（详阅“中共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1977年8月18日，新华社通稿。丁按：在这个日子作这一宣布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内地发生的最重大的政治事态和政策争论，许多都折射出“文革”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要素在新条件下的局部渗透和影响。
本土学者更加责无旁贷
关于针对前一场“革命之母”的系列评论，笔者继续在作业之中，陆续有发表。关于针对后一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的系列文章，笔者于2016年8月18日起就着手进行一个小型研究项目。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整整50周年之前的8月18日，中国的红卫兵运动被红司令毛泽东亲自推广，冲击全国，震荡世界。经由笔者的加班加点，该项目不久前才初步完稿，主题是《在西方东方大学里教“文革”课：二十八年的总结和提议》。这里的三所大学，是指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亚太研究院，和香港科技大学；这里的28年是指从1988学年到2016学年。
在该项目中，笔者力图从尽可能客观、平衡和综合的视野，总结自己早年受到何种知识刺激而设计了“文革”的课程纲要；如何把汗牛充栋的海外中文和英文的“文革”考证和研究成果在教学中作有效的利用；如何把“文革”的核心要素与当代中国的重大事态和公共政策争论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达到温故知新和迷途知返的目的。以这些内容为底本，再加上西方东方大学生历年上课后的反馈、本人在28年教学过程中的自我反省和改进建议，梳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以这个项目为基础写作一系列评论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有志研究和教授“文革”课程的人士，尤其是发生过“文革”的本土年轻一代的学者和教育者，能够有一个相对开放和理性的出发参照点，继续努力而前行。毕竟这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大事，笔者又是自始至终参与其中的一名观察人，对于如何记述它、解释它、反思它、总结它、从它吸取永不枯竭的多维度教训，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