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3 明镜网

蓄意制造的无政府状态

第一,这是一种完全由政府所蓄意制造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一般的人很可能认为大屠杀的发生是因为造反运动使政府机构运行瘫痪,使坏人趁机作乱。事实情况完全相反。韦国清在文革中是全国唯一没有被打倒或调职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区第一政委,坚决保他的“联指”主要是他代表的国家政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军队、警察(被军管)、民兵、基层掌权者、尤其是农村的干部。而广西的造反派即便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的全盛时期也从来没有掌过权。而随着军队要“三支两军”的最高指示的发布,1967年2月至4月间广西军区和各县武装部不仅军管了公检法,还在省、市、县三级都成立了以现役军人为第一把手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为革委会成立以前的实际权力机构。也就是说,广西在文革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权力真空,也就不存在由此激发无政府的大屠杀的酵因。广西对四类分子及其他平民的大屠杀主要有三个阶段或高潮:1967年秋到1968年春是第一阶段;1968年3-7月是第二阶段;而第三个高潮则在1968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七三布告”以后的几个月。而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是各级政府蓄意制造了这类红色恐怖的无政府混乱。

据档案记载:大屠杀的“第一滴血”洒在桂林地区的全州、灌阳、平乐县和玉林地区的容县、平南、博白等县。因为受湖南道县等地屠杀四类分子的影响,那里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等非法组织,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从9至12月,共杀死地、富及其子女440人。在这一阶段,制造血案的还只是大队的民兵营长、公社和区的武装部长等基层的政权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各地军队、武装部、军管会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都没有及时制止,相反加以提倡。如1967年9月,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刚冒头的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158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说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大长了贫下中农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群众拍手称快”等等。有的军管会甚至还落井下石,比如,富川县公检法军管会就还把大屠杀中侥幸逃出,受伤后到那里寻求保护的13岁地主子弟的唐吉全送回虎口处死。到1968年3-7月,广西各地县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和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立以后,各地区、县的武装部部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纷纷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直接策划参与了屠杀。而受害者的主体构成也扩展到了“四二二”派的干部群众头上。以上思县为例,文革后的处遗中就“逮捕法办了县人武部部长段振邦等48人。其中有公社书记四名,公社人武部长五名,段振邦和王昭腾(思阳公社武装部部长,组织民兵吃人—作者注)被判死缓,其余判有期徒刑,一人缓刑。”这就很能说明国家机器的代表者们带头杀人吃人的可怕的规模。简言之,文革中的屠杀和暴力大都是一种国家机器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

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

但大屠杀的黑幕绝不仅止于区县一级的执政者,有绝密文件中确凿的证据表明:作为广西第一把手的韦国清直接授意了大屠杀。武鸣县是韦国清四清蹲点的样板县,1968年6月下旬,韦在四清蹲点的梁同大队支部书记梁家俊、副支书黄锡基(韦国清蹲点住在他家)、前任支书梁其均等三人到南宁找韦国清请示汇报。当晚9时,大队党支书梁家俊对韦说:“我们要把那些反对你的,想打倒你的‘四二二’反革命牛鬼蛇神统统都干掉。”韦国清笑眯眯,不正面回答,却兴高采烈和大队三个干部畅谈到下半夜1点钟才走。已经向韦国清摸清了底的三个干部回去后马上策划屠杀,当晚就杀了包括四类分子在内的54人。在武鸣,梁同大队是最先动手杀人的。接着,全县推广了梁同大队经验,共杀死、打死、害死2100多人,其中干部74人,工人11人,贫下中农和学生1278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802人。梁同大队副支书黄锡基因杀人立功,直升武鸣县委副书记兼城厢公社书记。

为什么政府要制造本来它的职能应该制止的无政府状态呢?看了上面韦国清的亲信黄锡基因杀人升官的例子会或许使人豁然开朗。施害者在他们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中不仅表现出坚定的阶级立场,更可以得到种种实际利益。据机密档案披露:广西文革中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据文革后“处遗”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20872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956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17970人。”在1984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25000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文革中杀人场景

文革中杀人场景。

(《广西文革绝密档案中的大屠杀和性暴力》连载3,《内幕》第68期》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