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2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伊朗美女

(无可挑剔的伊朗美人,她可以代言这个国家历史和自由)

伊朗和中国有着非常相似的古代和近现代历史,源于古代东方专制王朝内在秩序的相似性,以及古老王朝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相似内外挑战和命运。

古伊朗

伊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4700年前,比中国还要古旧,几乎可以和埃及、印度相提并论。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两河流域的亚述王国,是这个国家起源之一。就象古代中国由黄河、长江流域的多个不同的王国汇拢而成一样,伊朗同样由一系列具有相似政治、文化背景的王国汇集而成。在古代伊朗的传统上,将亚述(两河流域,今天伊拉克一代)、波斯(伊朗高原西南部)、米底(伊朗高原大部)、巴克特里亚(今天中亚)这四部分,视为这个国家的本部。只要这四部分未脱离版图,国家就被认为是完整的。如同古代中国认为九州的完整,意味着国家完整一样。

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国王居鲁士统一了这个国家,自称万王之王。居鲁士和他的子孙们曾一度建立起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后来,帝国版图虽有萎缩,但仍长期与罗马对峙,被称为“世界的双眸”。因为皇家来自波斯,因此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将这个帝国称为“波斯”,并一直沿用到20世纪。而本国人,则称自己的国家为“伊朗”。

波斯帝国

(居鲁士从一个小小的王国扩张到广大)

居鲁士在伊朗的历史地位,可以比照中国的秦始皇,在两百多年后,秦始皇也统一了中国,自称皇帝。无独有偶,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China”、“Sina”、“支那”等词汇,也来自“秦”的变音“Chin”,并沿用至今。

拜火教和雅利安人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琐罗亚德斯创立了拜火教,其基本教义是一神二元,现存世界在本质上善恶一体,善恶之间将进行势均力敌的无休止争斗,直到最终现存世界解体,进入另一个更高级的世界。琐罗亚德斯的教义在其生前并未广泛传播,死后却被帝国官方接受,并定为国教。

相似的情况可以在中国的孔子身上被发现,他比琐罗亚德斯要稍晚一些。二人的教义存在诸多不同,命运却非常相似:在中国统一后不久,孔子的学说也迅速定为永世罔替的国教。

祆教

(新疆于阗出土的反映祆教场景的图画)

这个古老帝国象中国一样历经朝代更迭、外族入侵、内部叛乱,依赖一套单一而一成不变的文化,奉行典型的东方王朝式专制主义。“伊朗”一词最早见于拜火教经典,就象“华夏”一词见于儒家经典一样。这个词与“雅利安”系同一个古词的变音。人类学意义上的“雅利安”人,指发源于乌拉山南部的一个部落和他们的后裔,他们肤色较浅,身材健壮修长,被当成高贵血统的象征,中亚、西亚、印度等地的很多民族都以“雅利安人”的后代自居。在二十世纪,这个词被纳粹剽窃用来进行种族主义宣传,指代金发碧眼的显白人种,使人们对这个词的意义产生了混淆。实际上,金发碧眼的北欧人中,雅利安遗传基因并不高,反倒是被他们看不起的斯拉夫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雅利安遗传基因。(新疆的维吾尔人也拥有很高的雅利安遗传基因,英国学者斯坦因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过一个世界上最纯粹的雅利安人村落——通古斯巴斯特,后来这个村落随着干旱消失了。)

伊朗人信奉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和中国人信奉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实际上,古老民族历经数千年,血统必然十分复杂混淆。

波斯帝国在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拜火教迅速式微,被伊斯兰教取代。最后的拜火教徒们逃入中亚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随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草原深处。萨珊王朝的末代王子曾经逃到中国,试图向李世民借兵复国。李世民封了他一个“武卫大将军”的虚荣头衔,赐予豪宅,并不愿给他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这位王子回到中亚继续做复国梦,很快被阿拉伯人剿灭身亡。

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波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东方最伟大的君王”——科斯罗伊斯二世,又称努息万大帝。这位皇帝有句名言:人民获得公正与和平的生活,是君王冠冕的荣耀之源。他以保护倍受东正教会摧残的古希腊哲学而闻名于世,大量古希腊典籍在欧洲没落后却在波斯得以保全,并由后来的阿拉伯阿巴斯王朝重新发掘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及接下来的一系列伟大变革。

什叶派穆斯林的由来和恩怨

波斯帝国的覆灭,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可抗拒的全球气候变迁,将这个国家步步推入干旱之中。依赖农业的典型东方专制王朝,无力抗拒强大的外来武力。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这个国家进入了长达850年的外来统治时期,先后成为两大阿拉伯王朝、塞尔柱土耳其、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伊朗、波斯这两个词汇,下降为一个地理概念。

阿拉伯帝国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所有穆斯林共同的国家。在先知死后,哈里发(意为继承人)由一个会议选举产生。当传到第四代时,合法的哈里发——先知的侄子和女婿,阿拉伯历史上的头号勇将——阿里,与麦加世族穆阿维叶爆发了争夺哈里发之位的战争,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陷入分裂,形成几大派别,其中逊尼派和什叶派留存至今,并成为今天伊斯兰教世界的最主要的两大派别。

什叶派从一个拥护阿里的政治派别发展而来,在宗教观点和对宗教历史的解释上都和主流的逊尼派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一派别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征服波斯的阿拉伯将军们,因此后世什叶派一直以伊朗为大本营。

三名激进的爱国者或曰狂热分子,从秘密寺院里走出,计划用蘸毒匕首分别刺杀阿里、穆阿维叶及其盟友奥马尔,这三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他们认为只要有一人成功,就会使战争的天平彻底倾斜,结束这场可恨的内战。不幸的阿里被刺死,而另外两位刺客失手,穆阿维叶成为新的哈里发,建立了世袭的倭马亚王朝。支持阿里的伊朗什叶派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遭受打压的对象。

直到蒙古人兴起,夺取了伊朗高原,恐怖的蒙古察合台汗——瘸子帖木儿,是一位狂热的什叶派信徒。帖木儿名义上只是蒙古的察合台汗,实际上是当时蒙古帝国最具权势的人,他可怕的武功较成吉思汗和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率军发动对逊尼派的报复,每攻占一座逊尼派的城池便大开杀戒,在熊熊燃烧的城市里垒起数十米高的恐怖头骨堆,使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的记忆胆战心惊。

帖木儿帝国.

(伊朗曾经是恐怖的杀人魔王帖木儿的基地)

1500年,一个新的王朝在伊朗高原上重建,它放弃了伊斯兰教世界的法统秩序,而重拾古老波斯帝国的国祚。在这个王朝统治下宗教热情逐步下降,国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基本和平共处。十八世纪时,统治者又放弃了“万王之王”的称呼,改称国王。

近现代伊朗的内忧外患和艰难的现代化进程

伊朗和中国命运的相似程度,在近现代越发逼真。和中国一样,国内的维新思想呼唤古老王朝变法维新,而国外的强敌俄罗斯一步步蚕食着国土,危及着国家本身的存亡。维新派曾经几次发起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古老专制王朝的守旧脚步过于沉重,自上而下的变革希望渺茫。1905年,伊朗爆发了立宪革命。在二十世纪头十几年里,三大古老东方王朝:土耳其、中国和伊朗,都先后爆发了立宪革命,果真是命运的难兄难弟。

这次立宪革命并未象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取消了君主,国王得以保全。尽管革命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革命政府既无力抵御俄国的步步入侵,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军阀各自裂土当上土皇帝,改革仅限于有名无实的改穿西服、废除宦官等表面文章。苏联一步步吞并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大传统波斯名都(相当于中国的洛阳与长安),以及阿塞拜疆。伊朗陷入前所未有的国权危及,和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景象非常相似。

1925年,一名下级军官出身的军人礼萨汗.巴列维,在苏联扶植下自立为国王,他依仗苏联势力,想要建立一个能够对地方形成有效控制的中央政府,其角色非常象1927年后的蒋介石。同样是依赖苏联势力打败地方土皇帝,成功后又试图排斥苏联势力。他用强化中央政府的方式推进立宪革命的理想,并确实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在伊朗社会的世俗化方面,卓有成效。他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榜样,想要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政府,并以世俗法律取代传统教法。强化个人权威和君主的权力,对排斥苏联势力和打击军阀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又必须与立宪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同时他也象蒋介石一样,在改革过程中为自己的家族牟取了巨大利益而成为民意把柄。在很多方面,他和蒋介石都深深地陷入了难以自洽的矛盾之中。

二战爆发,苏联无暇南顾,使伊朗赢来了宝贵的现代会机遇。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父志,继续推进改革。他与英美结成同盟,将长期以来驻扎伊朗的苏联军队逐出国境。尽管巴列维父子改革多年,伊朗社会仍严重地为旧秩序所拖累。立宪仍仅仅停留在表面,伊朗国内的权力掌握在宗教领袖、旧王朝时期的达官显贵(他们同时也是大地主)、政治元老们手中。

1863年,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其主要内容如下:

宣布实行男女平等的普选,召开普选产生的国会并新制宪法。

强制土地改革,要求大地主们将土地出售给农民。

向私人出售国营企业,推进全面市场化改革。

其余包括国民教育、卫生、国防、国土资源规划等一个宏大的改革计划。

巴列维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王后

(巴列维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王后,她投入巨大热情在维新运动中)

改革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巴列维几乎把旧的既得利益者们全部开罪,最大障碍来自拥有传统宗法特权的宗教领袖们。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将巴列维咒骂为“美国的走狗”、“犹太人朋友”(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荒谬的词汇在当时确实具有巨大杀伤力)。巴列维将宗教领袖们逐出伊朗后,国内的改革并未获得显著成功,教育、卫生、国防改革计划需要巨额的财政,从而遏制经了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差距增成为政敌们的武器,而王室的奢华排场又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抗议之声日渐喧嚣,流亡的宗教势力经过多年酝酿,形成了一套将旧教法秩序改头换面为“宗教共和国”的新理论。

1979年,巴列维改革失败,流亡国外,并与次年在埃及病逝。宗教领袖霍梅尼在欢呼声中回到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霍梅尼为“监护人”,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声称“反对真主的政府就是反对真主”。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并没有民族观念,他们并不认同自己属于伊朗或者任何一个民族,只认同自己是个穆斯林。他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在伊朗还是其它国家建立并无差别,重要的是这个国家要按照他们制定的教法秩序运转。就如同列宁主义一样,在哪个国家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它要尽量地找一些国家来实现。

从此伊朗进入了严酷的宗教极端主义统治年代,严禁一切异议,镇压所有形式的反对,历经近百年的现代化改革成果全盘崩溃,世俗法律被废除,代之于严苛的教法。妇女的黑头巾成了这个国家的标志。

妇女:90年代的伊朗

妇女:60年代的中国

(妇女:90年代的伊朗与60年代的中国)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这个新式教法国家的行径:霍梅尼甚至下令在全球追杀英籍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因为其著作《撒旦诗篇》“亵渎”先知。鲁西迪虽未遭毒手,但这部著作的日文译者却遭杀害。

随着冷战结束和霍梅尼的死亡,宗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进入21世纪,伊朗爆发了多次试图重回世俗化、重制现代法律的抗议。这些抗议在一次次被镇压之后,又一次次顽强地重新燃起。如今,伊朗的国势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

古老东方王朝中,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潜流,要将整个社会统一到唯一一套思想体系之下,至于它是拜火教、旧教法、新教法、儒教、马克思主义,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唯一”。也许只有当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和眼界,看穿那些数千年的虚伪历史时,才能赢来国家真正步入现代化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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