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实: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

Share on Google+

在当今时代,对现代化我们似乎无法给出精确定义。应当说,现代化的标准是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它总是与人类当前所处时代最先进的要素联系起来。现代化的进程是没有止境的,永远在向前发展。当然,若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谈论现代化的进程,那么必有民主的一席之地。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是一个“发展风险期”。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在发展时出现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的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又被称为“拉美陷阱”。

那么“拉美陷阱”是为何产生的呢?当然,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制度历史因素,殖民者留下的不良制度;种族文化因素,种族较多而文明冲突;政治经济因素,发展战略转型贻误时机导致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和经济政策调整失误导致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还有政府对民众的过分迎合,过早地实行了福利赶超政策。不过,既然今天我的题目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我们就来透过表象来发现这些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看看它们背后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我们就以拉美国家为例,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的拉美国家中,精英主义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拉美国家在经历了战后三十年的“黄金时代”之后,进入1980年代增长就陷入了停滞,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此时的拉美国家作为“精英意识形态”的“现代传统主义”的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扩张,要求保持传统,反对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利不断集中:人民由于贫困而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从而失去了权利,没有了权利的人民就失去了保障自由的能力,没有自由自然就失去了民主;国家也因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使民主制度变质。毫无疑问,精英至上和权贵本位让民主和自由不断沦丧,失去了民主和自由的国家自然会进一步向权威靠拢。由此可见,产生“拉美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和自由的缺乏。

这样似乎答案就给出来了,是精英至上和权贵本位导致的缺乏民主会对现代化进程造成阻碍。但似乎这还并没有结束,民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也无法凸显出来。那我们就分析深陷“拉美陷阱”中的典型代表阿根廷为例一探究竟。在1880年到1930年50年的时间里,阿根廷拥有了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连续几任总统都是用自由市场经济来治理国家,当时的政府鼓励移民。把关税和贸易壁垒调低,将国家的全部跟世界的自由交换协作系统对接,让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发财创业,这里有自由,这个国家有前景。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阿根廷迎来了考验,有了自由的阿根廷确实经济与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严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大量城市贫民和农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以及严重的危机。1929年,阿根廷目睹了她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从那年起一直到“民主回归”的1983年,阿根廷人就生活在一轮又一轮的军人政变的动荡之中。当然,说到这个时期的阿根廷就不能不说起著名的贝隆政府。这个时期的阿根廷应处于“拉美陷阱”的严峻之时,而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阿根廷政坛上活跃着两位宝贝,这就是著名的贝隆夫妇。这么说,大家可能还不够熟悉,但提起麦当娜唱的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们会有些印象,这首歌唱的就是贝隆夫人。贝隆夫人留给阿根廷人民和全世界的背影简直优美的一塌糊涂,因为她33岁就病故了。可以想象,一个演员、一个美丽的女人33岁就离世这本身就有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贝隆夫人一生做的事情为这个时代树立了很多道德标杆。比如,她出生在贫民窟甚至本身就是一个私生子,而她在嫁给贝隆将军之前就不断地为穷人演说。在她帮助贝隆将军当上总统之后自己担任劳工部部长,不停地造访贫民窟和福利院,为穷人大声疾呼,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在拯救阿根廷。但客观地来说,正是1946年到1952年贝隆夫妇统治的这几年时间里,阿根廷不但没有走出陷阱,反而飞速发展的经济一个倒栽葱就滑落下来。这里就不得不在此引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民粹主义。毫无疑问,若是像贝隆夫妇当年的执政政策那样,没收国外资产、抬高关税壁垒、大规模给穷人发福利,经过一百多年的实验尚没有成功的例子,都是无一例外的带来了经济的下滑。几年的贝隆政府执政之后,阿根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民生经济一片困顿。面对这样一种残局,军人政府就出现了,精英们就来了。当然,军人政府的出现势必会使这个国家没有法制,接着就失去民主和自由,走向极端。

那我们重新回到“民粹主义”的问题上,“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单地来说,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合普通民众的理念。乍一听,这不是民主嘛,民主怎么会使国家动荡、社会混乱和经济下滑呢?事实上,民粹主义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不精确、内容涵盖最广的词,它是民主又不是真正的民主。但在阿根廷,民粹主义却可以说是一种伪装的民主。贝隆政府的民粹主义实践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但却制造了一个威权的领袖并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民粹主义有着诸多的表现形式:政治上,表现为通过给人民“面包和娱乐”取得人民的直接拥戴,摆脱代议制民主程序,获得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经济上则表现为“经济民主”强调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行再分配,或以多数人和抽象正义的名义,在破坏财产权的确定性的基础上剥夺少数人的财产。具体政策上则主张企业国有化、积极营造公共事业、以预算赤字刺激需求、强制全民就业和推广市民的福利政策。此外,反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政策。这可能是比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的政策,说白了这种民粹主义政策更像苏联半吊子的共产主义实验。阿根廷就是这样的,1946年上台的贝隆,政治上宣传民族主义、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上实行“左派的福利政策”加上其垄断的所有媒体强力宣传营造的神秘感和平民色彩。使其获得了阿根廷民众的狂热支持。那么民粹主义不是民主嘛?不,它显然又是民主的一种。它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唯一合法性源泉,这能说不民主嘛?但是它的政治主张、经济主张直接诉诸大众,完全甩开议会,将议会通过的立法案交付全民复决,不经议会由选民立法再由全民复决,让人民感觉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然而正是这种大民主,制造了一个不受监督制衡的领袖。所以,但军队推翻了贝隆政府时,就连阿根廷伟大的诗人博尔赫斯都不胜欣喜,甚至公开支持军政府。他明白,如果让阿根廷再次进行选举,愚蠢的民众一定会再次选择贝隆。这是博尔赫斯所不能容忍的。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热爱民主,但是如果民主的结果是造就独裁,他宁可不要民主。他宁可要一群不经选举就掌权的精英。正是有着这样想法的一群人,才会让军政府和民选政府不断地交替。就这样,一个循环的锁链启动了:民选政府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军人政变上台开始没有民主和法制的迫害左派人士,将罢工者和游行示威的人抓起来,直接枪决杀头,强行将国家稳定下来。几年之后因为民意军政府被迫放弃执政,民选政府再次上台。民选就要迎合民意,标榜民主,他就开始审问军人,将国家弄得失去民主的军人枪决迫害。等几年之后社会一乱,军人又再次政变……就是这样的逻辑,反复的折腾,最终国家衰败、破烂不堪。贝隆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选出的独裁者,也不是最后一个,所以选举有可能创造独裁者。那我们就因此要放弃民主吗?博尔赫斯渴望精英,但是控制国家的精英真的能为大众指出一条民主的道路吗?“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军人政府就可见一斑。推翻贝隆的精英们,手里举着的同样是屠刀。民众也不愚蠢,他们未必不热爱民主,相反,正是因为对民主的热爱他们才为独裁者投上一票。在阿根廷,这个民主并不是传统也同样不加限制地国家里,专制常常是建立公平的唯一手段。当专制制度解体时,独裁者不见了,被专制者自由了,但他们却无法安静下来讨论如何建立民主,反而学着以前的主子的样子指手画脚起来。在阿根廷,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代表民意的民选政府反倒是没做什么,反倒是军政府时期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

军政府也许就是满怀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理想出发,最后变成了一个血腥的刽子手,这种故事在拉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我们见到了很多很多。“拉美陷阱”他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民族崛起过程中要走过的一个神秘地带么?不是这样的,它不过是民粹主义阶段性、间接性发作的一个症状。不管是民选的民粹政府还是暴力上台的军人政府,其实就是民粹主义发作的两种症状而已。就像是打摆子一样,冷也是它,热也是它,其实都是一种病。如果这个病治不了,这个国家就在陷阱之中,就是万劫不复。民粹主义的敌人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经济学家讨论的再好也没有用,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说得好,说我们赢了理论却输掉了现实。因为你说让富人就那样发财,穷人是不干的,穷人希望国家多给一点福利,多给一点保护。穷人更多的认为国外的资本进来是抢夺自己的饭碗,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很多时候在自由市场经济面前都很容易愤怒的抱团,成为一种反抗进步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敌人。反过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我们现在在讨论很多意识相态的问题的时候,老愿意将世界分为两派,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民主是好的,非民主是不好的,或者是反过来的理论。不管怎样,这个语境是错误的。因为民主不解决问题。拉美陷阱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民主是好东西,但民主不解决民族崛起过程中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中这个最大的病灶——民粹主义。拉美政府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国的经济很发达,那是因为民主,他有民主。但这是因为,因为这个定义不能轻易下,因为同样拥有民主的印度,现在的状况是经济又不好,腐败问题其实比中国更严重。所以民主不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是个好东西。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良药是什么呢?现在来看,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大概是这俩样东西。第一是宪政,说白了就是规矩。第二是自由市场经济,说白了这是一个坚定的信念。谁也不能拿这个开玩笑,因为一旦抛弃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就会立即抛弃这个国家。使得,民主并不完美,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这种制度下做到了完美。不过,民主却让社会起码有了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完美的条件。换言之,民主使完美成为可能。

所以我们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必须要明确民主的真正内涵。怎样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在我看来,要想民主必定要自由,要想民主就不能让民主泛滥。在宪政下以自由为前提的民主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那么宪政到底对民主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我们反观拉美的邻居美国,在宪政的庇佑下他们坚定的走在民主的道路上,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磕磕绊绊,却获得了的巨大的成就。

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告独立,也揭开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中的新篇章,人类见证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的新的国度。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理性政治的追求变为现实。首先是《独立宣言》的发表,可以说《独立宣言》中的宣誓在今天仍然是人类前进的目标。它对于美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可能象征的意义更大于现实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它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独立宣言》被写进美国的宪法,这也许正是宪政的开端。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在一开始甚至是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收到了宪政的保护和限制。而《1787年宪法》的目的也并非是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够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联邦。这就意味着宪法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妥协也成为宪法的一种机制。可能这表明宪法向利益低头,但若是仔细思考,所谓宪法和民主的目的也都只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利益。而正是利益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不断“谈判”和不停妥协,才让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在现实中不断完善。随着历史的发展,宪法内涵不断地被重新界定和解释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是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因循现实的动态之中。

好了,美国宪政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力量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对现实的适应和引导,美国宪法拥有着一种实践精神,那就是原则与妥协。从《独立宣言》可以窥得宪法的原则,从《1787年宪法》更可深知美国宪法的妥协。原则与妥协不仅是美国的宪政强大原因,也是民主的实质。所以,美国的宪政能够庇护它的民主,能够对民主做出保障也可以依据现实对它进行限制。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的立法者是怀着多大的勇气和抱着多么坚定的信念为他们心底包含着的对民主真诚而热烈的爱,才勇于要求他们自己和人民对民主进行限制。可以说,没有这些人所建立的一部行之有效地宪法,没有这些人建立的这种具有高度应变能力的宪政体制,美国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历史的挑战,就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帆风顺。

再回头来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做得不够好或者说还差很多但其实我们还算幸运,在过去三十年来,我们走得还算不错。我们既没有被民粹主义主导也没有走向暴力独裁,反而是在历史轨道的中间行进。这就应了历史学家唐德刚讲的那句:说中国要用二百年时间,完成这次现代化文明转型。当然这个二百年时间是怎么算的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需要缓慢而小心的前进。在这个期间,我们就像走在历史的三峡,左边是怪石,右边是险滩,两边都不能去,就要走坚定的中间路线。过去三十年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也许冲过拉美陷阱,既不是什么城市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也不是什么环境问题,只要我们按照过去一百年间人类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坚定地走宪政下以自由为前提的民主道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不动摇,中国终会有一天会达到繁荣。富庶、文明的现代化彼岸。

来源: 共识网

阅读次数:869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