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

2017-11-19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郭嵩焘

一道鸿沟阻隔在“中学”和“西学“之间,其本质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并非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而是“天朝上国”对“狄夷”的蔑视情结。如果是前者的话,那无论分歧有多深,都可以靠交流和取舍实现调和。中国文人们以自己为整个天下,自秦汉以降从未经历过激烈的思想冲突磨练,一贯以输出者自居。莫说是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即便是以少量的外来文化补充自己,对大多数知识精英来说也是一桩不可接受的羞辱。

纵观整个“西学东渐”的历史,至少在晚清,是一个谋求中西结合并且不断遭受打击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守旧情结的阻挠,又受对西学解程度的贫乏所限。它的进展非常缓慢,并且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内涵。这种政治内涵的狭隘、扭曲是非、断章取义和不分青红皂白,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只能统一到一种价值体系之下。以独大、自负为贵,而以谦逊、包容为贱。

郭嵩焘系曾国藩故友,青年时就读于著名的岳麓书院,这里是当时“经世致用”派的大本营,这一儒家学派反对空泛地说教,讲求实用,是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摇篮。郭几次试进士不第,只好在浙江谋了份幕僚差使。正赶上鸦片战争,目睹了不堪一击的海防之后,他哭天抢地,为“岛夷”凌辱天朝上国而终日忿忿然。他早年对洋人的态度一直充满了鄙夷与愤怒,但有个问题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堂堂天朝上国,为何被这些长得奇形怪状,徒具人形不带人气的蛮夷们打得屁滚尿流?

1839年的战争并不能让中国学界觉醒,他们坚信狄夷猖獗只是一时兴起,他们终将服膺于华夏的煌煌敦化。经历六次应考之后,郭嵩焘终于中了进士。不久,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让大清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英法联军同时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财政危机重重。皇帝派郭嵩焘去山东、河北沿海调查偷税事宜。地方官们一听朝廷要派人来查账,纷纷忙着准备打点,没想到郭嵩焘“一不住公馆,二不赴宴,三不收礼”。所到之处,除了查账就是查账。这一查不得了,他发现从县令到最微末的小吏,个个都在中饱私囊,税外勒索是税收本身的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实际负担,是朝廷征取的五倍!

震惊之余,他也明白了变乱的原因。但这原因的形成,以及更进一步地如何解决?一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1860年前后,中国才陆续出现觉醒的意识,这时期一些读书人亲临内外战争前线,深入民间。现实给他们带来了从圣贤书上无法获取的震撼性冲击,同时也带给他们从圣贤书上无法找到答案的愁苦。

他为人不通“圆润”之道,在官场上处处与人不合,在那点意思方面非常之不够意思。既得罪上司,又得罪属下。对待洋人的态度上,他既主张中外合作,同时又坚决反对李鸿章一党把洋人的强盛归结为“坚船利炮”的浅薄认知,认为追求“坚船利炮”只是毫无前途可言的末节。要寻求富强的根本,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洋人的政治、经济制度。可是当时全中国又没几个人对此道说得出个所以然,因此他也很难自圆其说。守旧派和洋务派都很讨厌他,又都断章取义引用他的观点来打击对方。没几年功夫,他便被发回老家,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本以为将终老此生。到了1875年,朝廷决定派一个人率使团入驻欧洲,朝中没人愿意接这苦活,出使“远番”被认为是和充军发配差不多的性质。总理衙门想起郭嵩焘这个讨厌鬼来,先把他蒙回京师,说是要请他出山办洋务,实则早心怀鬼胎。

此事说来,要追溯到一年前,一支英国探险队从印度出发,准备穿过缅甸进入云南。便是有“南方丝绸陆上之路”美誉,闻名遐迩的“茶马古道”。为中、缅、印之间开辟一条陆上商道,用铁路把中国西南地区直接和印度洋连接起来。英国使馆翻译官马嘉礼——乾隆年间被拒绝的英国使臣马噶尔尼的后代,这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是中国通——奉命到边境迎接探险队。马嘉礼带着中国政府给探险队签发的护照,在中缅边境与探险队汇合后,探险队与边民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有很多版本,有说探险队遇上强盗袭击;有说边民想阻止他们入境,而探险队持有清政府发的护照,双方争执引发暴乱;还有说是因为语言不通,马嘉礼带的中国译员也听不懂当地方言,闹出误会演化成暴力冲突。各种说法皆难以完全取信,总之双方动起武来,探险队开枪打死了人。于是马嘉礼让探险队暂时退回缅甸,自己带四名中国随员找腾越州(笔者故乡)官府商议下一步如何料理。参将李国珍命沿路设卡堵截外国人,马嘉礼一行五人在半路就被杀了,首级挂在城墙上示众。

这一事件已非普通的民间冲突,因为有中国政府卷入其中。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派员到英国道歉。天朝上国去万里之外的夷方谢罪赔礼,真是丢人丢到家了。那么,派哪个倒霉蛋去出这趟苦差呢?总理衙门把郭嵩焘诓出来,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到八月份,才到总理衙门报到不久的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吉利国驻节大臣”(后兼任驻法公使),授四品顶戴。有人偷着捂嘴幸灾乐祸:“这老东西也有今天!”也少数人为他伤心不平:“郭筠仙这样清廉正直之士,居然落得如此下场。”要知道林则徐才被充到伊犁,郭嵩焘被充到遥远的海外,恐怕还没到英国就在海上咽气了。古来被贬官发配的,死在半路多如牛毛,死在流放地的更是数不胜数。

1876年11月,中英双方关于马嘉礼事件终于料理完毕,59岁的郭嵩焘率一支三十余人的使团,从上海登船驶往伦敦,去向英国人道歉谢罪。有人作了副对子嘲笑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本人却兴高采烈,一直想不明白西洋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终于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了!才刚一出海,遇上一艘外籍军舰,两船相互打一些奇怪的旗语,然后对方做出一系列古怪动作后,船员列队奏乐。船长向他解释:我们用旗语告诉他们,有公使先生在船上。他们便用旗语向公使先生致敬,然后请公使先生先行。郭嵩焘大乐:“朝廷里那帮人都说我要去‘事夷鬼’,这分明是礼仪之邦呀。”离开中国,每逢靠岸,他便抓紧时间上岸考察,主要目标是学堂、监狱、军事据点,然后记下每一天都行程,可谓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路上还有不少返回故乡的欧洲人搭船,有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探险家。他感叹:洋人的富家子弟都喜欢干环游世界一类的事,比谁更能吃苦耐劳,更有眼界和思想。和洋人在一起混迹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发感叹:士大夫们吹嘘的“古风”,都在洋人们这里呢。

这位在官场上固执到油盐不进的老者,实际上是位非常温厚风趣的人。航行进入印度洋后,频频遇上台风,好些中国团员晕船卧床,一片惨状。船长告诉他,西方各国都设有气象台,在一地发现台风,就用电报告知各国,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船长随口说了一句:“我航海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今年这么多的台风。”话一出口,很多中国随员面露愠色,以为船长话中有话。船长也觉得失言,尴尬不知所措。郭嵩焘故作正经道:“是老朽失德,拖累大家跟着遭罪。”船长称谢,随员皆释然,气氛重归和睦。

真正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象,是在到达伦敦后。只要没有公事,他就四处参观考察,旁听英国的议会、法庭、参观政府机关、深入普通英国人中与他们接触,悉心地考察每一个角落。他每天都详细地写日记,把所见所闻寄回国内。在他笔下,英国被描述成比中国传说中上古贤明世道还要美妙的世界。国人彬彬有礼相让;政府官员从不在百姓面前耍威风,更无税外盘剥;商人之间诚信经营,有约必践;法庭公正而仁慈;虽然税收得比中国重,但税收都被返还到军备和社会公益事业上,一丁点假公济私的现象,就会遭来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在伦敦期间,他与水事学堂的留学生严复结为忘年莫逆,最大的憾事就是自己年迈,不通外语。严复同样对西洋文明充满无限好奇与疑惑,不知其究竟,二人几乎每晚都在交流对西方文明理解。二人广泛交流了关于对西方的贸易、司法、行政、宗教、文化、科技、工业等各方面理解之后,郭嵩焘得出结论:民主!

“西人立国,本在政教,末在商贾。”他对比了欧洲各国之后,认为英国是欧洲最文明富强的国家,也是欧洲国民最和睦礼让的国家,一切根源在于其民主。他如饥似渴地考察英国的议会、市政选举制度,称:英国的议员和市长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因此国会的议论都在“维持国是之议”;而市长的行政则必须“顺应民意”。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朝廷无非权臣贵胄们争权夺势之所;地方上官僚都在欺压百姓、作威作福。民主让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因而“国运长久”。而中国人盼望的“明君贤相”,根本就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并断称: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差距,就象狄夷之于三代;中国人在英国人面前,只不过处在半开化状态而已。

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给总理衙门的正式公文,悉数为真知灼见。比如在华侨汇集的地区建立领事馆保护侨民;铁路一类的现代工程,“西人为其难,中人收其利”,何乐而不为?在最敏感的鸦片问题上他也语出惊人,详细介绍了英国的禁烟制度,一反过去把鸦片当成外夷带来的毒物之说,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中国的士大夫们自己沉迷于鸦片烟,才会使鸦片贸易有市场。只有断绝吸食鸦片的消费市场,合法的鸦片交易才会自然而然流入到医药领域。禁烟的关键不在于禁止输入,而在禁止不文明消费。

他满腔热忱将所见所闻传回国内,盼望着国内的人们回应以热情。但遭来的却是漫天的攻讦咒骂:郭嵩焘居然颠倒黑白,以狄夷为圣贤,以中华为狄夷,说天朝“猥曰东方一国为中国,余皆狄夷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有人告他“有二心于英国”。几乎没有人替他说话,就算少数几个同情他的人也不敢触霉头。驻德国的使团副使刘锡鸿,向朝廷上奏,罗列他三大罪状:

第一,穿洋人衣服参观甲敦炮台;第二,见巴西国王(实际上是葡萄牙王子)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致敬?第三条更加荒谬,告他听音乐会的时候学着洋人的样子取阅音乐单。

刘锡鸿还上密奏,罗列他十款罪名,都是些无可挑剔的外交礼仪。并称自己容不下这个“京师之内被指名汉奸者”。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被迫请辞离开英国。各国媒体和外事部门对他依依不舍,评价他持礼守节,不卑不亢,无愧于“东方最有风度的人”之称。

回国后,他不愿再在朝廷露面,直接请病乞归,回湘阴(今天属岳阳)老家。在快到故乡时,长沙、善化两县有人把骂他“勾通洋人”的横幅挂在大街上,禁止他入境。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想要传播自己的见闻和思想,他的日记《使西纪程》出版之后,才印了聊聊数册便遭慈禧太后下旨毁版。几乎发不出声音来的郭嵩焘仍疾呼:“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但他的声音致死没有传出去。1891年,73岁的郭嵩焘在凄凉中病逝,著作未能出版。

不过,“流传百代千年后,定有人间识此人。”郭嵩焘虽已千古,而他的思想,则将使国祚万年。

欧阳小戎-转账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欧阳小戎-公众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