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战先败的甲午战争

2017-12-27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黄龙旗

要讲述甲午战事,简言之便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对一个王朝”的胜利。细数战事前因后果,得失利弊,头绪颇为繁杂。掰开揉碎的话,其中逻辑会令大部分中国人产生近在眼前的熟悉感,大清国以降的生活仍在继续且越演越烈。

既要简洁行文又要扼准要点细务,殊非易事,我们努力尝试尽量不把它写成一份没有灵魂流水帐。因此不妨从一场愚蠢的耀武扬威开始。

日本转向军国主义的导火索——长崎事件

1886年,李鸿章将由定远、镇远两艘刚从德国采购来的巨无霸巡洋舰所领衔的舰队,驶入日本长崎港“维修”,耀武扬威,震慑日本。中堂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坚船利炮,连列强都要忌惮三分,更何况区区日本。

8月13日,上岸寻欢作乐的中国水兵在妓馆酗酒斗殴,打砸妓馆物件,店家叫来巡警,两人被逮捕,其余逃窜。随后逃走的清军招来数十同伙围攻警署,将一名巡警刺成重伤。

事后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日方也息事宁人,赔礼道歉,将被捕凶犯交还清国公使馆。两天后,因为日方的忍让,四百多上岸游玩的清军更加骄纵,找街上巡逻的三名日本警察寻衅,肆无忌惮将一名警察当街打死。当大队日本警察赶来,清军已经和数百长崎市民们扭打在一起。接下来警察与清军爆发激烈群殴,伤亡人数说法不一,双方各有数死、数十伤。

事发之后,水师提督丁汝昌非但不约束手下,拿出大国风范追拿凶手,反而命令舰队将炮口直指长崎市区。李鸿章也在国内给他站台,召见日本领事威胁道:“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

事后在英国调停下,双方搭成赔偿协定。中方赔偿日本15500元,日方赔偿中国52500元,医院医疗费日方负责。

赔款极不对等,我们不晓得这笔银子赔到死伤者头上究竟有多少?李中堂数着银子:日本人这次肯定吓尿,必须底啊!以前三天两头就被大炮唬得老子一惊一乍地,今天老子也开着大炮出去唬人,我得意地笑啊!得意地笑!

出乎中堂意愿,这番羞辱在日本国内激起了全民性愤概。经历20余年维新后,日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现代化成就。日本社会的主流观念认为,维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文治社会,促进人民的福祉和文明素养。军事力量的强盛,仅作为文治目标的保障而非根本。“长崎事件”的恶劣影响扭转了这种风气,迅速点燃了日本举国追求强大武备的热情,随后成为持续近60年的国是基调。

“长崎事件”也彻底毁灭了千余年来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在这之前,尽管少数精英阶层已经对清国的腐败、冷漠、无知和奴化早有洞悉。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对鉴真和尚和阿布仲麻吕等人的美好追忆中。

“如果没有这次恶劣的耀武扬威,日本会不会走上军国主义之路?”随着两国不可逆转地频繁交往,日本人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迟早会被清国可憎的现实撕破;而其不堪一击,必然会为军国主义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胜利和热情。这样的问题原本不在历史研究的范畴,历史的实情就是:军国主义热情从此被点燃了。

不久,天皇下诏,向全国筹集一亿两千万日元的资金(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9500万两白银),作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费用。但政府只能分期拿出三千万日元,再计划发行两千万国债,其余资金向全社会募集。从此,全民支持海军,打败清国的热情,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结束。

定远号及北洋水师3D模拟复原图

定远号及北洋水师3D模拟复原图

双方民心军情的对比

清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和最大经济体,19世纪中期,清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30%左右,虽然随着欧美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数字一路下滑,但直到20世纪初才被美国超越,落到世界第二。如果考虑幅员、自然资源等因素,中日两国更加无法相提并论。

大清的城市率只有7%,4亿人中有3亿7千万农民,绝大多数人一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几次,基本可以全部划归文盲。臣民们的一生几乎仅有两件事:一件是在贪官污吏盘剥之后,一家人何以果腹?另一件则是儿媳妇的肚子是否已经隆起?村外、族外之事,即便改朝换代,只要战火没有烧到家门口,都只是一桩于己无关的轶闻。打仗是皇帝和朝廷的事,即便是广州、天津这一类沿海通商口岸的居民,也鲜有人知道日本为何物?打仗对中国人唯一的意义,就是皇帝和朝廷要加重税收。

明治维新以普及全民小学教育为国家之首要务。1871年成立的文部,在政府部门中居于最高位置。文部的开支常年占政府财政开支的40%以上,不少年份甚至过半。天皇曾诏令,维新的首要目标是:“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文部计划在全国建立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普及六年制义务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新式科目占授课内容的93%。学校数量比今天现代日本还要多,当然规模普遍很小,大多由寺庙、民居改建而成。

1883年,普及6年制教育的目标基本达成,日本文部又推出普及8年制教育的计划,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不仅如此,中学、大学也纷纷创立,日本的教育水准已经接近了西欧和美国。但随着日本社会向军国主义转变,大量资金、人力、物资流向军事领域,这个计划直到二战结束仍未得到完全贯彻。

当天皇下诏号召全民支持海军,政府尚欠缺7000万日元的财政缺口时,立刻激起国内持续不绝的募捐热情。最值得关注的是妓女们认为自己在“长崎事件”中受到清军侮辱,给国家“添了很大麻烦”,在所有捐款群体中最为踊跃。她们不知疲倦地接客,把大量收入捐献,号召日本男人们去打败清国人,为自己“报仇”。战争爆发后,她们又组成规模庞大的前线慰安团,随军出征。

即便是在朝廷,清国上下亦很难协调一致。朝中将与日本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事,视为李鸿章一党的事务。政敌们都在等着看李鸿章的笑话,好揪住他的辫子把他拉下台,然后取而代之。这些人既有反对洋务的守旧派,有也忌惮汉人势力做大的满蒙王公,亦有汉人重臣如张之洞、翁同龢等。他们想方设法地拆李鸿章的台。北洋水师军费原定年例400万两白银,被裁撤到200万两。军费很少有过给足的年份,大部分时间连例钱的一半都给不足。

北洋军源自李鸿章的淮军,沿袭旧式“勇营”的制度。升官发财,当兵吃粮是军风的基调。这支军队的士兵以文盲为主,我们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但不少记载仍表明,即便在这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最精锐”的军队里,长官喝兵血,士兵纪律败坏的情况仍非常严重。英国人郎威里担任这支军队的顾问,但李鸿章并不愿意让外国顾问在军中拥有过大权力,郎威里也没有表现出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事和国际关系顾问因有的眼界见识,官僚化的管理制度严重地限制了他的发挥,他必须谨小慎微地发言以迎合中国官场的需要。李鸿章从对付太平天国起家,信奉“士兵只需经过十天打靶训练即可拉上战场”这类的荒谬逻辑——和练兵高昂的代价相比,人命并不值钱。北洋军在这种荒谬指导性逻辑下严重缺乏训练,无所事事的兵游子们四处赌博寻衅,手中的火器令他们越发恣意妄为。

当时大清共有十五所武备学堂,最优秀的学生被选派到英国深造六年,回国担任舰长。英方发现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学业几乎一无可取之处,必须从头开始。六年时间要从最基础的数学和物理重新开始学业,这对培养一名现代军舰的舰长来说远远不够。这批舰长显然不可能有一位是合格的。并且,由于他们没有科举功名,除了当舰长或者水师学堂的教习,升官无望。他们一生的最高前途,从刚一入职是便已定下:自己一生都只可能是替中堂开船的船老大。这群看不到升迁前途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腐败谋私为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如何中饱私囊,广置地产,多纳小妾安置在各个港口,以便“四海为家”。水师提督丁汝昌是位职业官僚,对军事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李鸿章本人高明多少,他能够出任此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对李鸿章的忠心,可以保证这支舰队永远唯中堂之命是从。水师在潜规则意义上的指挥权属于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而刘步蟾名不既正言更不顺,在同僚中威信极低。这样,这支水师落到郎威里管不着、丁汝昌管不了、刘步蟾管不起的尴尬境地。一支军队在最高指挥权上便如此混乱不堪,到了中层和基层又怎堪想象?

李鸿章转生今日的话,一定是位网购达人,他倡导的“自强”可以归纳为三个字:买买买。今天跟这家买,明天跟那家买,北洋军装备的枪炮型号纷繁复杂,在同一艘军舰或者同一座炮台,五花八门地充斥着各种口径、制式、操作方法大相径庭的枪炮。而军队低劣的训练素质又不足以胜任繁复的操作。文盲士兵们在演练枪炮时,因为不懂器械原理,采用旧式师父带徒弟的模式,手把手地教,依葫芦画瓢,换一种型号就要两眼抹黑。一位颇有见地的举子曾上书南洋大臣张之洞,提醒朝廷:军队武器五花八门,而弹药来自国内的兵工厂,这些弹药大部分系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的积压货,有百分之七十不合膛或者干脆臭弹。剩下那三成,能够准确甄别使用的老兵也凤毛麟角。

张之洞仅将此报告视为李鸿章的笑话,他从未就此问题和李鸿章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严肃交流。各种问题被束之高阁,直到战争爆发方自食恶果。

买买买带来的所谓“坚船利炮”,甚至连现代军事系统的皮毛都算不上。看起来威风八面的巨无霸铁甲舰,上无有效的指挥系统,下无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操作。而职业军人的纪律、勇气和荣誉感,更加无从谈起。炮台上各种巨炮指向海面,却不知道炮台也需要防护,受到背后袭击只有束手就擒。在后来的战争中,日军采取背后迂回战术,先夺取清军炮台,然后用这些重炮轰击海上的清军军舰。清军舰队被迫调转炮口,与本当是自己坚实后盾的炮台交火,这是人类海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荒唐和耻辱。

日本军事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急于购买军舰。经费先用于建立大量学校,这些学校有培养机械师、船舶设计师、维修工的专门学校,首先实现民用船只的自主生产能力,依托这些民船建立起海上后勤体系;另有专业的航海学校,优等生进入海军士官学校。经历了20多年的维新,日本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外派留学生已经完全达到了欧美大学的入学标准。

日本军界的另一个成功,是把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移植到现代军队中,军中普遍流行着忠于职守、视死如归、视荣誉高于生命这些尚武文化。和清军萎靡不振、欺善怕恶的军风形成鲜明对比。

单以职业军人素质而言,日本军舰上一名普通水兵,都在北洋水师的舰长们之上。数年之后,日本已经具备了一整套完整的现代战争机器:从现代战术理论研究到训练方法,从军事动员能力到后勤保障体系,从通讯设施到医疗救护机制……一支现代军队应有的一切一应俱全。唯一要做的,就是筹足款项购买先进军舰,与清国一决高下了。

朝鲜争端,战争的开始

两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全方位的,并且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象是两个世界。我们试举情报系统为例。

1886年的“长崎事件”中,有日本人捡到一本清军在打斗中遗失的密码本,这本密码本迅速引起日本最高当局的注意,成为仅有佐藤爱麿(参谋本部电信课长)、伊藤博文(首相)、陆奥宗光(外相)三人知晓的秘密。日方很快侦测出,整个清国都在用同一套密码,且从未做过变更。在后来的战争中,清军的来往电文命令日军悉数了如指掌。

在战争前夕,日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已经覆盖整个东三省和直隶。这些情报既有通过专业军事间谍刺探得来的各种军情,也有在华合法日本居民提供的各类政情民意,日本间谍绘制的地图和驻防图,往往比清军自己使用的图纸还要精确。而清国对日本唯一的情报来源,是驻日本公使馆,基本属于毫无意义的外交场合客套应酬。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出李鸿章集团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态度,无知到了何种程度?1893年,距离战争爆发仅有一年,但自李鸿章以下,整个北洋系乃至大清国,都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意识。日本国内高涨的公开备战状况已经持续了7年,而大清仍惘然不知。4月,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率团访华,奉命“对清韩军事现状进行评估”。李鸿章将这一队公开的间谍奉为上宾,邀请日本使团一行参观天津机器局、北洋水事学堂、观摩步兵和炮兵操演……把洋务运动的全部家底和盘托出,想以此向日方展示自己强大。有人认为李中堂此举是想要震慑他人,不过从他当时对战争毫无防范的心态来看,此举更象是好大喜功的无知显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肝宝贝机器局和学堂,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些渣渣而已。

在李鸿章帮助下,川上一行通畅无阻地收集情报,他们非但没有如李中堂所愿“被震慑”,倒是提交了一份堪称完美的间谍报告。

闵妃和袁世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闵妃和袁世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朝鲜半岛成了日清战争的起点和导火索。象中国一样,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朝鲜国内也出现了守旧和维新两派。更绝的是朝鲜国内的守旧派也象中国一样,是位妇人挟君主当权。闵妃以“高宗”妻子的身份,是朝鲜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位“朝鲜武则天”其实并没有多少手段,她的权力完全来自清廷的扶持。

所谓“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闵妃和围绕她的外戚统治十分不得人心。她早年靠拉拢“开化党”——政见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洋务派,反对守旧的摄政王,即她的公公大院君。得势后,洋务的成果被用来供养她和她的亲戚们酒池肉林的生活,朝野对闵妃集团巨大的不满日益升温。在访韩中国维新派学者黄遵宪的鼓动下,开化党转向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黄遵宪在其《朝鲜策略》中提出:中、日、韩三国结成黄种同盟,对内共襄维新大计,对外联合美国共抗俄国。维新在日本已经取得成功,现在轮到朝鲜,下一步则进而将维新推进到中国。这一《策略》点起了开化党的变法热情,与闵妃集团很快决裂。1884年,开化党发动政变推翻闵妃政权,想要建立维新政府,三天后被袁世凯率兵镇压,大量开化党人被杀害,闵妃重新当政。中国扶持一个不得人心的集团而残杀义士,清韩关系已彻底断裂,朝鲜国内对清廷和闵妃集团同样充满仇怨。矢志维新的义士们倒向日本,并谋求摆脱清朝藩属地位,独立建国。

逃亡日本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被闵妃视为心腹死敌,1893年,闵妃谎称愿与开化党重归于好,通过李鸿章,请金玉均赴上海与自己的代表谈判。金玉均到达上海后却被闵妃派遣的刺客杀害。流亡日本的开化党和日本政府都要求清廷,将金玉均遗体送到日本进行国葬,而李鸿章却将其送给了闵妃。金玉均遗体在回国后遭千刀万剐凌迟,任凭野狗吞噬禁止收尸。此事彻底引发了朝鲜国内对闵妃集团和清廷的愤怒,日、韩维新派都认为:在满洲人统治下,中国已经不可能肩负起黄种维新自救的大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在韩国流亡者推动下,在日本响起,战争已经提上日程。

闵妃为何如此得到清廷青睐?坊间传说她和袁世凯之间有无数风流香艳之事,编得有鼻子有眼,教人想不相信都难。照此说来,这位闵妃不象武则天倒更象克娄巴特拉。这种传说大可不必当真,英雄配美女,狗腿配猪头。守旧的清廷不用动脑子也会站在守旧的闵妃一边。

1894年,一支奇怪的农民武装“东学社”揭竿而起,掀起了推翻李朝的战争。“东学社”是十九世纪后期在朝鲜出现的一股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古怪思潮,既充满排外色彩,号召“斥倭斥洋”,又似乎受到卢梭式平等观和明治维新的影响,宣扬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反君主、反权贵。他们对与朝廷相关的一切人等,从小吏到达官贵人充满了仇恨,排斥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一切外国人。东学社纪律严明,并不胡乱杀伤,对平民充满兄弟式的温情与善意,对敌人也并无滥杀(“乃不得已而用兵也,万事以不伤人命为至要”),迅速赢得民间爱戴支持。但他这支信奉除暴安良的理想化排外武装,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他们得势后不知道自己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对旧秩序的态度犹豫不决,给了旧秩序喘息之机。

李朝官军在民怨声中节节败退,被迫向清廷求援。李鸿章不愿明目张胆地卷入这场战争,北洋军以模棱两可的“京军”身份,帮助闵妃暂时打退了东学社的进军,并派军舰为闵妃集团提供海上援护。有不少在朝鲜的日本商人丧生在东学社的暴动中,并且这些商人的死亡系官军所为而非“斥倭”的义军所为。日本遂借机以保护侨民为由向朝鲜增兵,并通电要求推翻闵妃集团。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袭王宫,囚禁了闵妃及高宗,扶植大院君主政。闻讯的清军急忙向朝鲜结集,25日,两军在丰岛海域相遇,三艘护送运兵船的清军军舰,最大战力济远号临阵脱逃,广乙号逃逸搁浅自爆,操江号投降,几乎毫发无损的日本军舰逼退了大部分运兵船,只有悬挂英国国旗的高升号,在英国国旗保护下试图穿过作战海域,被日本军舰击沉,舰长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

消息传到北京,清帝迅速对日宣战,几乎同时,日本天皇亦向清帝宣战,战端正式开启。

捷报声中狼狈溃败

战争首先在朝鲜打响,清军主将叶志超不战而逃,一面逃跑一面向朝廷报捷,称:“屡胜,倭死二千多人,叶兵死二百余人。”

朝廷大喜,赏银2万两犒军!

叶志超接下来的表现更加搞笑,他在平壤被日军追上,便摇白旗请降。日军遂停止攻击,让他“率部来降”。叶志超一看日本人不追了,回到平壤告诉部下:“兄弟们趁此良机,各自撒丫子跑呀!”于是全军丢弃粮草辎重溃散,靠一路抢劫朝鲜老百姓,“狼奔五百里”,向中国境内逃窜。

从国内结集的军队,来到热河、辽东才知道,此地正在经历已经持续三年的水旱灾害,“饥民塞道”,草根树皮都已经扒光了。地方官为了收税,向朝廷隐瞒了灾情,军队根本得不到地方上的任何夫役、粮食、车马等后勤支持。袁世凯的报告中称:“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

而刘坤一的弟弟刘侃似乎要比袁世凯要良善些,他的军队没有袭扰灾民,还拨出军粮来赈济。“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

无论是袭扰灾民还是抚恤,对十万火急的军情来说,都不喾雪上加霜。日军迅速攻入中国,辽东失陷。讽刺的是,清军没有象样的医疗系统,战争中为溃败伤兵提供医疗服务的是从各地赶来的外国传教士们所组建的红十字会医院。这场战争中有记录的红十字会医院一共9个,大多在辽东前线。传教士们废寝忘食,冒着战争危险,收治伤兵和难民,清廷恐怕从来没想到过还会有这样的意外收获吧?

和陆路的溃败相比,海路的溃败更加教人难以启齿。北洋水师在军舰的吨位、装甲和火力上占尽优势。顾问郎威里曾建议李鸿章,再购买两艘高速的轻型巡洋舰,作为巨无霸战舰的辅助,并把军舰上的大炮统一成一种制式,以便操作。李鸿章曾要求户部批银,一为买船,二来把舰炮都统一成德国克虏伯公司的产品。户部尚书翁同龢拆了李鸿章的台,经费迟迟批不下来。至于慈禧太后挪用水师经费修园子的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建立一个水师学堂和训练基地。反正水师不就是在水上训练么?昆明湖里的水多的是,随你们由着性子用!如此一来,水师也办了,老佛爷的园子也修了,翁同龢真是位天才啊!

1894年9月15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尽管北洋水师在编队规模、吨位、装甲、火力上占尽上风,拙劣的军事技能却让他们成了活靶子。对于活靶子来说,厚重的装甲无非是给对手提供更多的打靶训练时间而已。两军刚一遭遇,丁汝昌站在大炮下被炮风震倒,随即装病跑船舱里躲起来,指挥权交给刘步蟾。此役北洋水师沉没五艘,其余伤势惨重。除了两艘木质军舰受伤脱离战场外,日舰虽有受伤,但并无大碍。我们限于篇幅列举几条参数,看看两边的硬实力:

日本旗舰松岛丸,吃水4278吨,主炮台装甲厚度300毫米,主炮一门口径320毫米。另一艘主力战舰吉野丸,吃水4150吨,主炮四门,口径152.4毫米。

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吃水7430吨,主炮4门,口径305毫米,主炮台装甲厚度355.5毫米。另一艘巡洋舰镇远号吃水量稍小,其余基本相同。

此役日军派出吉野丸领衔的四艘游击舰队,大摇大摆地开到近距离,挨个射击,给北洋水师带来重创。而北洋水师却打它们不中。打个比方,就象对手派出几个骑马射箭的士兵,跑到你的阵前来挨个挨个地射杀你,你阵中万箭齐发却射他们不中。这唱的究竟是哪一出?

老照片中的一所威海卫炮台

(老照片中的一所威海卫炮台)

大东沟海战之后,提督丁汝昌马上向李鸿章报捷,称“击沉吉野,其余重创被迫返港。”虽然“我舰无损”,但还是请中堂允许自己率舰队返回威海卫维修。

英国人很快把战场情报告知李鸿章,李鸿章的反应是根本不可能。直到得知日本舰队主力并未返港,而是一路向威海卫追来。如梦方醒的李中堂仓皇间他向丁汝昌下达了“避战保船”的指示。宝贝军舰是命根子,失去舰队他就将失去朝中的地位。

日军迅速封锁了威海卫,清军想主动求战也不可能了。日军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后路包抄挨个攻占了岸基炮台。港口内的北洋水师彻底成了一锅等待打捞的饺子。

北洋水师损失大半,包括旗舰定远在内又有五艘铁甲舰沉没,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打起白旗投降。

次日,递交降书后的丁汝昌饮鸩自尽。

剩余10艘铁甲舰被日军接收,甲午战争尘埃落定。下一步李鸿章要做的,是如何面对朝中政敌们的围攻。他的招数有三:煽动邓世昌,丁汝昌的殉国悲情;甩锅,两次临阵脱逃的方伯谦成了扰乱军心的背锅侠被斩首;最厉害的一招是反击翁同龢:都是因为你不给我钱买买买,方有今日之败!

尾声

要对这场战争做出总结的话,恐怕再也没有日军两位司令——大山严和伊东祐亨——给丁汝昌的《劝降信》更合适的了。这封《劝降信》节选如下:

“贵国败至今日,非君臣一两人之罪过,实为从来墨守成规之制度所累。有史以来,贵国奉行学而优则仕之吏治,千年历史证明此制度并非完美。贵国如此一来孤立独往于世界,自然会永远失去完美之物。今日变化中之大千世界,夜郎自大、孤陋寡闻之国,焉能不败乎?”

“今贵国若也能图维新、思改革,乃将国家之幸,否则早晚不能逃脱灭亡之命运。此理数必致气数,这一奥理在本次战争中得以窥见,否定其理必至其厄运也。臣子虚伪之卑谦,乃为博得主子欢心所致,久而久之壮志便会颓而废之,当国家委以重任之时,即不堪大任亦无所作为。贵国拥有广大之疆域和最古的文化,如果旧帝国能改革一新,其基础则会永远稳固于不败之地。论理不易,其事在理,时间可明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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