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海特 著 吴万伟 译

   当今政治气候能给我们的国家和大学带来什么呢?

   美国和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似乎一切都要分崩离析了。要理解为什么,我发现想想被称为“微调宇宙”的宇宙学观念或许有点儿帮助。物理学中有大约20个基本常数—-如光速、牛顿的引力常数或电子电荷等。在宇宙的怪异世界,这些是我们宇宙中的常数,但是,正是依靠思想,我们才能让其中的某些东西在其他宇宙中拥有不同的价值。就像物理学家开始理解我们的宇宙一样,他们也注意到物理学中的这些常数有很多似乎处于允许物质浓缩和生命开始的位置。

   要看看这些常数,如果它们仅仅升高或降低一两个百分点,物质可能就不会在大爆炸之后发生浓缩。也就不会有恒星,有行星或者生命。正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说,“令人瞩目的事实是,这些常数的价值似乎被非常精准地校准,生命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有人已经暗示这种微调或许就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这是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美国很多开国之父等有神论者相信的上帝概念: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就像启动一个大钟,它恰好有适当的发条和齿轮使其运动起来。我本人并没有把微调当作上帝存在的证据。我不过是用它作为演讲的开场白而已。我想请各位抬头看一看宇宙,对我们的不可能性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各位拥有这种心态,并以这种心态理解我们国家不大可能的现状的存在。

   我想让各位考虑一下这个观念,即我说的“微调式自由民主。”它开始于回顾几百万年代以前人类祖先的历史,从居住在树上的猿猴到居住在地上的猿猴,再到直立行走的猿猴。他们的手因为使用工具而被解放出来,再到拥有更大大脑的原始人,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能制造武器,最后演化到智人,不仅能给洞穴的墙面粉刷颜料或者给自己的脸上涂抹颜料,而且能围绕篝火跳舞,能崇拜众神或大规模地相互残杀。

   当我们回顾祖先的生活方式时,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原始部落里的灵长类动物。生命的演化让我们设计和适应小群体的生活,拥有强烈的万物有灵宗教和部落之间争夺领地的激烈冲突。我们如此热爱部落的生活,以至于创造出体育运动、兄弟会、街头帮派、球迷俱乐部和图腾崇拜等。部落主义深藏在我们的心头和大脑之中。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但我们能将其影响最小化,因为人是在行为上具有极大灵活性的物种。我们能以很多种方式生活,从50人组成的追求平等的狩猎者或采集者群体到将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的封建等级体系。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庞大的、多种族的、世俗的、自由民主社会。非常清楚,这是可能的。不过,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究竟拥有犯下错误的多大空间呢?

   这里提出微调自由民主假设:作为原始部落里的灵长类动物,人类不适合生活在庞大的、多样化的、世俗的民主社会,除非你获得某些精准微调的条件,让稳定的政治生活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正是美国开国领袖们相信的观念。杰斐逊、麦迪逊以及18世纪的其他有神论者显然的确在思考,他们相信设计一个宪法就像设计一座大钟,如果选择了适当的发条和齿轮,这座大钟就可能永远走下去。

   幸运的是,美国开国领袖们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天使;他们知道我们是原始部落里的灵长类动物。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说,“党争的潜在原因,就这样深植于人性之中。”开国领袖们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很清楚柏拉图的信念,民主是第二种最糟糕的政府管理形式,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独裁专制政府。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提到纯粹的或直接的民主,他认为这种民主很快将被大多数人的激情所吞没,“因此,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此句借自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译注)

   那么,开国领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建立起防护措施如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一系列措施来制衡党争的无法无天。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训练未来年代的钟表机械师。因而,他们创造了一种新型共和国,要求公民要比国王或其他利维坦统治下的国家的国民更加成熟得多。

   这里是教育专家赫希(E.D. Hirsch)在论述美国创立时所说的话:

   部落和种族仇恨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和前历史。。。我们现在看来如此自然的美国实验其实是完全人工创造出来的设计,旨在抗衡族群怀疑和仇恨的天然冲动。。。这个庞大的、人为的、和跨越部落族群的构建就是美国开国领袖竭力实现的目标。他们明白,这个目标只能依靠智慧的学校教育才能有效地实现。(《美国人的塑造》)

   托马斯•杰斐逊在1789年时写到,“任何地方,只要人们拥有知情的信息,就可以放心地委托他们自治。”他通过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来支持这个主张,对此,他在1820年时写到,“大学将以人类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为基础。因为在这里,我们不惧怕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只要允许理性自由地去斗争,我们也不怕容忍任何错误的存在。”(此句译文借自李辉“以平实而致远”《读书》,1994年第4期—译注)

   那么,作为这个大钟的继承人,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维持其正常运转吗?如果麦迪逊今天来到华盛顿特区参观,他将发现美国政府已经被分成两大派别,它们吞噬了一切,硬生生地正好从政府三大分支的正中间切开,将三大红色分支统一起来对抗三大蓝色分支,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发挥他曾经设想的最初功能。

   我们培训钟表机械师的工作又做得如何呢?如果杰斐逊2017年来到最知名的美国大学走一遭,他会说些什么呢?面对安全空间、微型攻击、触发警告、偏见回应纠察队和恐怖、威胁等气候以及校园里盛行的冲突,他会怎么想呢?不过,首先让我们质问:我们怎么听任情况变得如此乱七八糟呢?

   我一直在研究2007年以来的政治两极化问题。盖洛普和皮尤调查公司的数据稳定地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极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论你问谁,都会发现人们多么不喜欢另外一方的人,多么认为其他一方是对国家的威胁,或者如果他们的孩子与来自另外一方的人的孩子结婚,他们会感到多么沮丧。

   如果和最近的情况如20世纪90年代相比,我们为什么如此相互仇恨和害怕对方呢?政治科学家萨姆•艾布拉姆斯(Sam Abrams)和我曾经在2015年写过一篇文章,列举了十大理由。我不重复描述所有这些理由,但我将给各位提供一个整体观点,来自物理学的另一个隐喻:让你的眼睛维持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平衡上。想象三个孩子用胳膊筑起一条锁链,一个孩子用自由的手握住中心旗杆。孩子们开始围绕这个中心点跑圈,而且越跑越快。离心力会越来越大。人的离心速度加快的时,朝向圈外的力量也加大。但与此同时,孩子们也相互抓得更紧了。而这是向心力,沿着胳膊的链条把他们拉向中心。最终,当离心力超过向心力时,他们的手就松开了,链条因而断开。我相信,这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本文将简要提到艾布拉姆斯和我辨认出的趋势中的其中五个,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作离心力的增强,或者向心力的削弱。

   1. 外部敌人: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随后是冷战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统一性影响。越南战争很不同,但总体上,战争是已知的最强大向心力。自从1989年后,我们已经没有统一的、共同的敌人了。

   2. 媒体:共和国初期的报纸是充斥党派偏见,常常糟糕之极。但是,随着20世纪中期电视的出现,美国人经历了某些不一样的东西:媒体是巨大的向心力。美国人从三大电视网获得大部分新闻,这些电视网受到良好的管理,且被要求显示出政治上的平衡性。但是,这种情况不能持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有线电视和小范围播放电视的出现,和20世纪90年代的因特网以及2000年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我们沉浸在令人愤怒的故事中,这些令人愤怒的故事制作质量非常高质量,常常得到令人恐怖的视频片段的支持。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离心力。

   3. 移民和多样化:这是复杂的政治争议话题。请允许我清楚说明我的意思,我认为移民和多样化在总体上是好事。经济学家似乎同意移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我们没有对移民开放的话,美国人在诺贝尔奖、音乐、艺术、和现在技术领域的绝对支配地位将不会发生。但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必须指出,移民和多样化产生很多社会学影响,其中有些是消极性的。主要的影响是他们减少社会资本—个人之间存在的信任纽带。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篇名为“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拉丁语,美国国徽上的格言—译注)的文章中发现这一点。其中,他遵循数据得出显然令他感到不安的结论:“从短期看,移民和民族多样性倾向于减少社会团结和社会资本。美国的新证据暗示,在种族多样性社区,所有种族的居民都往往‘放低姿态’。信任(甚至对自己的种族)感降低,利他主义和共同体合作更少见,朋友更少。”

   总之,虽然有其他好处,但多样性是一种离心力,对此,美国开国领袖心知肚明。在《联邦党人文集》第2篇中,约翰•杰伊(John Jay)写到,我们应该将美国拥有“单一的、统一的民族—诞生于同样的祖先,使用同样的语言和信仰同样的宗教”视为一种恩赐。我想重申多样性也有很多好处的观点,我也非常感激美国接纳了我的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祖父母,而我妻子的父母来自朝鲜。但是,普特南的发现清楚说明,那些渴望更多多样性的人应该更多关注离心力增强的问题。

   我要提到的另外两个理由很可能引起最多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些是我指责具体政党和具体一边的内容。它们是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和校园中的左派。两者都强化了离心力,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团结。

   4. 越来越极端的共和党:在1995年之前的六十年中,当民主党人竞选众议院议员时,他们并没有特别好地对待共和党少数派。所以我能理解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1995年代人众议院议长时所拥有的复仇欲望。但是,他做出的很多改变让国会变得更加两极化,让两党合作变得更困难,把美国带入华盛顿仇恨和冲突的新时代。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来说,我发现一个变化非常突出。他改变了立法日历,以至于所有事情都在周二到周四之间完成,他鼓励刚进国会的新人不要搬进首都特区。他不想让他们与民主党人建立起个人友谊。他也不希望其同行成为慈善基金会的成员。但是,立法者及其在华盛顿的家人的个人关系一直是强大的向心力。金里奇却故意削弱这种向心力。

   这一切碰巧发生在福克斯新闻崛起的时期。很多政治学家已经注意到福克斯新闻和右翼媒体生态系统给共和党带来的影响,这与左派身上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该媒体鼓励更极端的声明、更哗众取宠的论调、更大的愤怒。很多人指出,媒体总体上倾向左派,民主党人也做了某些极端化之事,这的确很公平。不过,金里奇显然着手创造了一个更具党派偏见的实行零和游戏的国会,而且取得了成功。这种更多强调斗争的文化传递到参议院,进而影响到共和党中的其他人。

   5. 左派的新身份认同政治: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给出了身份认同政治的简单定义:“围绕诸如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等群体性特征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动员,这与政党、意识形态或者特殊的利益诉求等动员方式完全不同。”劳赫补充说,“在美国,这种动员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有些不寻常、非美国、不合法、很恶劣或特别具有左派特征。”这个定义让我们很容易辨认出身份认同政治的两个类型:一种是好的,从长远看是一种向心力。一种是坏的,从长远看,是一种离心力。

   不公平是一种离心力。它破坏信任,激发义愤。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将不公平变成制度,播下了最终爆发的愤怒种子。当奴隶制被写进宪法时,它就确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愤怒大爆发。这是必要的爆发,但我们没有管理好重建时代的疗伤治愈过程。当《黑人隔离法》(Jim Crow)写进南方法律时,它就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的另外一场必要爆发的阶段。

   民权斗争的确是身份认同政治,但它是纠正错误的努力,是让国家变得更美好和更强大的努力。马丁•路德•金的言论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场创造条件让国民和解的运动。他引用美国公民宗教的资源激发我们共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本票。”而且,“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当然,有人看到民权运动是带有分裂性的和离心力的运动。但是,金的演讲之所以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恰恰因为它以我们最大的道德缺陷作为获得向心力救赎机会的框架。这也是为什么我称这种身份认同政治是好身份认同政治的原因。

   让我们将金的身份认同政治与当今大学里讲授的身份认同政治对比一下。现在有一种在过去五年横扫美国学界的新变体,它被称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该术语和概念出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他提出了非常有道理的观点,黑人妇女在美国的体验并没有体现在黑人体验或者女性体验的总结中。她分析了一个法律案例,其中黑人妇女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歧视的受害者,虽然该公司能显示它聘用了很多黑人(在工厂里,男人占工作的大多数),也聘用了很多女性(办公室的工作,男人占大多数)。虽然通用汽车公司没有涉嫌歧视女性和黑人,但是,结果几乎很少聘用黑人妇女。这是一个精彩的论证。在分析复杂的体系时,我们必须看到交叉效果,而不仅仅是主要影响,学者们怎能反对这个主张?

   但是,当年轻人学习交叉性时,发生了什么?在有些专业,这个概念被编织进入很多课程中。学生记住了显示特权和压迫矩阵的图表,不仅白人特权造成对黑人的压迫,男人特权造成对女性的压迫;异性恋者特权对同性恋群体(LGBTQ)的压迫;还有健全人特权对残疾人的压迫;年轻人特权对老年人的压迫;有魅力者特权对相貌平平者的压迫;甚至有生育能力者特权对无生育能力者的压迫等。被认为好的或者有价值的群体的任何东西都被视为特权,都会产生对缺乏这个内容的群体的压迫。当你把年轻人纳入进来,其心智从部落争斗和我们/他们的思考演化而来,你就在他们心中填充了两分法的维度。出现荒唐可笑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你告诉他们,每个两分法的一方是好的,那另外一方就是坏的。你启动了他们古老的部落争斗按钮,让他们准备好开始战斗。很多学生发现这种斗争令人振奋;这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目的感。

   这是交叉性做出的巧妙战略步骤:有关压迫的所有两分法维度据说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和交叉重叠的。据说美国是庞大的压迫矩阵,其受害者不可能单独赢得斗争的胜利。他们必须团结起来与共同的敌人做斗争,而那个坐在压迫金字塔顶端的群体就是:异性恋、白人、顺性别者、身体健全者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或者运动员男性等。这就是为什么只要被认为反对一个受害者群体的行为都会引发所有受害者群体的抗议。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学校园里,这么多群体站在反对以色列一边。交叉性就像是社会正义积极分子的北约组织。

   这意味着在交叉性盛行的大学校园,冲突往往是永久性的,因为没有哪个校园能消除所有冒犯、所有微型攻击和所有误解。这就是为什么用大声呼喊要求演讲者下台、威胁甚至暴力行动来回应话语或者观点在美国最进步的大学和美国最进步的区域里司空见惯。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就出现在名牌大学如耶鲁、布朗、新英格兰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常春藤学校、西海岸的里德学院(Reed)等。它们是压迫最严重的地方吗?还是这种新思维方式最广泛和最普遍之地?

   请让我提醒各位美国开国领袖们的教育观,这是通过赫希的话说出的:“美国实验其实是完全人工创造出来的设计,旨在抗衡族群怀疑和仇恨的天然冲动。。。这个庞大的、人为的、和跨越部落族群的构建就是美国开国领袖竭力实现的目标。”交叉性旨在获得正好相反的东西:煽动部落性怀疑和仇恨的火焰,为的是激发学生的愤怒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的是招募他们成为教授们政治使命的打手。当今大学校园里讲授的身份认同政治完全不同于马丁•路德•金。它拒绝美国和美国人的价值观,也不谈及宽恕与和解。那是庞大的离心力,现在已经蔓延到中学尤其是进步的私立中学。

   今天的身份认同政治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它教导学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完全违背自由教育的使命。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耶鲁读书时,老师教给我很多理解世界的工具。等到我毕业时,我能以功利主义者或者康德主义者那样思考,或者以弗洛伊德派或者行为主义者思考,作为电脑科学家思考或者人文主义者思考。我能够用学到的很多棱镜观察任何一个场景。但是现在,在把社会正义看作比没有利益纠葛地探索真理更重要的院系求学的学生,则被告知要用他们的视角解释所有情景,一切都是权力问题。每个场景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分析,坏人旨在维持对好人的权力和特权。这根本就不是教育,而是一种思想灌输,是热衷崇拜的极端主义者宗教和让人们相互怀疑和分裂的偏执派世界观,它把人们引入异化、焦虑和思想无能之路。

   这是一个年轻的酷儿激进分子对崇拜的描述。该文的标题是“一切都有问题:我是如何进入黑暗的政治世界的核心,又是如何逃脱的。”作者辨认出这个问题的四大特征:教条主义、群体思考、圣战者心态和反智主义。与我们对党争的探索有最密切的相关关系,他写到:“快速思考这种方式很快将世界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教徒和异教徒;正义者和邪恶者。。。每个微小的异端行为都让你离这个群体更远一步。当我是群体的一部分时,人人都恰好在令人怀疑的庞大议题群中的同一页。内部分歧非常罕见。”

   你能想象一种文化竟然与大学的使命如此格格不入吗?你能相信很多大学为学生提供几十门课程,却都在推销这种思维方式吗?有些学校甚至要求所有学生都选修这样一门课程。

   让我们回到杰斐逊的见解上:“大学将以人类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为基础。因为在这里,我们不惧怕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只要允许理性自由地去斗争,我们也不怕容忍任何错误的存在。” 如果杰斐逊当今回到美国顶尖大学参观一圈,他可能对恐惧文化、不受挑战的错误猖獗盛行和强加在理性上的锁链感到震惊。

   既然我已经让各位彻底感到沮丧了,那就请让我最终用一丝希望和对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想法作为本次演讲的终结。演讲开始时,我讨论了微调式自由民主,那是一个假说,即除非我们对某些背景做些微调,否则人类并不适合生活在庞大的、多样化的、世俗的民主社会中。我认为这个假设是符合实际的,我已经尝试显示美国已经步入非常糟糕的场景中。我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但是让我清楚地表明,我对自己的悲观主义并没有抱有很大的信心。就美国的未来打赌总是错误的,现在这样说也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自由意志论者朋友常常提醒我意识到,民众是非常灵活多样和有本领的。当问题变得严重时,人们会有更大创造性,这或许已经发生了。如果你渴望看到希望,你只需要在洗澡间镜子上写上这个直接引语:“我们绝对无法证明那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告诉我们社会已经到了转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最好的日子。但是,在我们面前说这些话不是没有同样明显的理由。。。当我们看到过去总在进步,我们会期待未来衰落吗?这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呢?”

   那是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在1830年写的东西。在当今似乎仍然是真实的。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希望,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大学校园的情况会改善,至少从2018年秋天开始:因为随着校园情况越来越糟糕,更多的人可能会站出来,更多的人会寻找解决办法。有些大学校长已经站了出来。他们都知道他们坐在火药桶上,他们想拆除引信。而且,他们通常是拥有自由思想的学者,深刻反对思想专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校长卡洛•克里斯特(Carol Christ)显然对学校的声誉在去年春天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她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公开立场,她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支持言论自由,会花钱保护演讲者。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Robert Zimmer)一直非常卓越。我也与若干大学校长交谈过,他们愿意公开站出来,但仍然感觉到校园内的不自由派别仍然非常强大。不过,如果更多的大学校长站出来,如果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的申请者今年大幅增加,我认为我们将看到闸门将在明年秋季打开。

   教授们也站出来了。在非正统学院组织(Heterodox Academy,这是一个由数百名教授组成的团体,他们在加入时承诺要支持大学和学院里的观点多样性。—译注),两年前,我们开始时只有25名成员,现在已经有1400多人,而且成员在左派和右派之间保持了大致的平衡。在明德学院暴力事件之后,我们的成员数量出现了暴增,因为那是临界点。教授们绝大多数是左派的,但他们基本上自由左派而非不自由左派。我的专业领域—社会心理学—是非常清醒的。自2011年以来,我一直在提高警惕,要求人们关注政治不平衡问题和正统思想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遭遇什么不测,一直没有遭到排斥。校园问题—严重的不自由—集中在少数热衷于政治积极行动主义的院系。当你看看谁举着申诉牌子谴责教授所写的东西,或者要求撤回报刊上的文章,你就会发现大部分教授来自人文学科和身份认同研究的七个院系。自2015年起,很少有教授敢于冒着引发不自由左派愤怒的风险,但是,随着每一次的新猎巫行动,每一次咄咄逼人地将演讲者嘘下台,更多自由左派成员就愿意站出来大声高呼:够了,够了。这与我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最重要的是,有些学生也开始站了出来。在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最正统的学校里德学院,社会正义积极分子一直在抗议和扰乱一年级的人文课程,持续了不止一年。他们说这个课程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行为,因为它集中讲授死去的白人作者的作品。他们说这个课程让非白人学生感受到创伤。他们每天带着标语牌和高呼口号进教室,让教授难以讲课或者学生没有办法学习。里德学院的很多学生和教授都反对,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因为担心自己被称指控为种族主义者。最后,今年秋季,若干亚裔学生站出来批评抗议者,要求他们停止干涉他们的教育。一旦有学生站出来,支持抗议者的联盟陡然崩塌。很多人的支持不够是出于恐惧,而非真正的信仰。

   在非正统学院组织,我们在密切追踪这些趋势,我们提供了能帮助人们站出来表达多样性和开放式探索的观点和工具。我们制作了大学指南,引导申请者选择提供多样性观点的大学。我们制作了在线调查表,供学校使用这个来评估校园内或教室里的正统思想和恐惧水平。最重要的是,我们创造了思想开放app。这是一种自助软件,教导学生多样性观点的价值,训练他们参与和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对话。我们还有很多计划在2018年启动的倡议。

   我也想提醒各位注意,其他人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作家莉诺•斯科纳兹(Lenore Skenazy)一直在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养育孩子时像小牛那样对她们呵护备至,包括情感伤害等一切都保护起来,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答案:他们也会要求在大学里得到保护。他们期待学院成为庞大的安全空间,要求总有安排好的成年人解决他们的冲突。莉诺有很多观点来教人们如何把童年还给孩子—给予他们独自玩耍不受监督的时间,使其成为有自主性的、会自我管理的成年人。由于得到基金经理丹尼尔•沙克曼(Daniel Shuchman)的种子基金支持,她已经开办了名为(LetGrow.org)的非营利性组织。我和波士顿学院的彼得•格雷(Peter Gray)都是理事会成员。该组织之所以重要,理由之一与我提出的理由吻合,那就是不受监督的自由玩耍是民主公民素质发展的关键。我只想读给各位听听格雷有关不受监督的自由玩耍的重要性的若干话语:

   与另外一个人玩耍,你必须关注其他人的需要,而不仅仅是自己的需要,否则别人就不和你一起玩了。你必须克服自恋情绪。你必须学会以尊重其他人观点的方式协商,而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观点。(格雷继续描述当大人不在场的时候,孩子们学习规则的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了解到规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让生活变得更好玩和更公平而想出的办法。这是重要的教训;也是民主的基石。

   所以,不要绝望。要警惕—情况变得真的令人警惕。但是,大部分美国人是体面的和有思想的人,他们不愿意对自己的国家和大学放弃希望。我们能做很多事情来减少党争,来让孩子们强大起来,来改造美国的大学。

   我们—这个房间里的婴儿潮时代和失落的一代—已经把美国大钟搞得一塌糊涂。左派和右派,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承认我们犯下了错误,改变我们对待孩子和对待大学生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弥补过错。我们或许能够培养一代关心这个大钟的孩子。

   作者简介: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种族领导力教授。本文是他在11月15日在曼哈顿学院发表的里斯顿讲座(Wriston Lecture)的修改稿。

   译自:The Age of Outrage by Jonathan Haidt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age-outrage-15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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