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4日,“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在凯迪“猫眼看人”论坛上发帖,声称即将前往巴东帮助邓玉娇。

闯入者屠夫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节点:2007年10月,中国股市到达历史最高点;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举办,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到国际,中国都焕发出盛世的流光溢彩。

而盛世之下,关于未来,已然隐藏着深深的鸿沟:

在中共及其支持者,盛世证明了既有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现行制度的生命力,需要的是已更加坚决的姿态,维持其存续运行。

在新兴社会群体,盛世却意味着改变的机遇。2008年四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激活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在市场化媒体、网路空间和各种讲座之中,关于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之类的 话语越发活跃,许多人开始展望公民社会的雏形。

几乎与屠夫前往巴东同时或前后,围绕刘晓波、许志永、艾未未,一些更为主动的,也更有影响力的事件也正在发生:

2009年6月23日,因《零八宪章》,刘晓波被正式批准逮捕;

2009年6月25日,福建网民案爆发,游精佑等多人被抓,7月15日,郭宝锋也因此被抓,推特网友明信片“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声援郭宝锋;

2009年7月28日,因“公盟税案”,许志永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

2009年8月12日,艾未未前往成都欲参与谭作人庭审,被破门带走,《老妈蹄花》问世。

此时的中国,一边是方兴未艾的民间脉动,从《零八宪章》、维权运动、公民社会到渐进改良,各种话语和活动都在酝酿之中,一边是依旧虎视眈眈的专政统治者,因盛世而更加自信,正日复一日地强化着控制和打压 ,两者之间的冲撞,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势必进一步地深入展开。无意中,屠夫前往巴东之举,不啻于一头扎进了两股潮流冲撞的漩涡之中。

屠夫的行为艺术

屠夫首先感受到的,是民间具有的温度。当时的民间,弥漫着相对乐观的气氛,自由派仍津津乐道所谓的“阳光维权”模式,尝试以网络为平台,用一种去政治化、低对抗和公开化的方式,通过个案与当局展开博弈。

如在同期,《亚洲周刊》就曾以“维权中国拒绝悲情”做过封面报道,在谭作人、许志永仍在狱中的情况下,仍不失乐观的语调:

“在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審理過程中,被警察毆打的艾未未和他的戰友們,展現新的維權風格。他們弱勢但非弱者、深情而不悲情,維權不再是低姿態爭取而是平等訴求、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當許志永被選為「時尚先生」、譚作人堅持「白色保城」的「行為藝術」;當「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明信片飛向關押良心犯的看守所”;“你會相信:黑暗的姿態只有一種,光明的樣子卻有千千萬萬。他們才是中國的未來。”

这一时期的屠夫,也符合这个模式,邓玉娇事件让屠夫名声大噪,接下来,屠夫又接连参与了昆明小学生卖淫案等事件的维权,不仅由此和许志永等维权人士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那时,很多人都能发现,屠夫也是艾未未的崇拜者,自觉不自觉地想在自己的维权活动中掺入“行为艺术”的因素。

自然的,屠夫也因此收获到了诸多的赞誉,“公民行为艺术”也成为了屠夫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的特点。在网络上,甚至在公开的报刊上,屠夫都出尽了风头。在2009年年末,屠夫出现在了许多媒体的年度总结中。“在网民在阳光下检验公权”,这是其中的一个标题,也是当时市场化媒体和民间社会的憧憬。

屠夫的观念转折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时代也降临了,推特成为了积极分子们的大本营,艾未未、许志永、王荔蕻……推特在这一时期不仅是观念冲撞和信息传播的平台,也成为了民间各种活动的策源地,其中最有规模和影响的,正是福建网民案。

通过王荔蕻等人的长期推动,2010年3月19日,福建三网友案原定开庭时间,各地网友前往围观,当局临时改期,现场并发生了小规模冲突。2010年4月16日,三网友案正式开庭,此前约一周,屠夫即奔赴福州市第一看守所门外,扎营露宿,并于网络上大量发布现场实况,为围观预热造势。

4月16日,福建网民案正式开庭,屠夫作为核心参与者,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上百人成功聚集在福州马尾法院门前现场示威,这堪称大陆当代抗争在规模和内容上的一次突破,也一举奠定了屠夫在中国民间抗争圈子里的地位。

416的突破,鼓舞了以推特为中心的积极分子:艾未未的巡回饭醉、 东华门声援倪玉兰、7.4推友节、北京欢迎游精佑大Party……各种活动联袂出现,高潮迭起,其中都少不了屠夫的身影,只是,没有人能想到,兴奋尚未散去,专政打压就将接踵而至: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屠夫因参与街头庆祝,与王荔蕻、赵常青一同被行政拘留8日;随后,数十人因与刘晓波相关,被强制软禁在家中或农家乐等地。

2011年2月,北非之春爆发,中共对人权活动人士展开扫荡,其中尤以推特活动人士为中心,屠夫本人也被波及,4.16核心组织者王荔蕻被逮捕,屠夫崇拜的艾未未,也被强制失踪81天……

观察那一段时间屠夫在网络上的发言,可以发现,经历这一连串的事情后,屠夫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当时的推特和微博的网络话语场中,占据主流的正是曾对屠夫赞许有加的渐进改良话语,尝试通过公开、日常、理性的方式,“日拱一卒”,以一种去政治、去对抗的方式,“围观改变中国”,然而,残酷的事实,让阳光维权、渐进改良的陈述变得越发可疑,这套话语曾经的宠儿屠夫本人,从自己和周遭人士的种种遭遇中,作出了自己的反思,日渐远离了这套话语。尽管在活动形式上仍保留了“行为艺术”的外壳,但在观念认知和政治立场上,屠夫逐步走出了去政治化、去对抗性的窠臼。

自2011年开始,在政治立场上,屠夫更认同政治反对和体制变革的主张,在推特、微博和后来的微信上,深入介入相关论战,自己也多所表达;另一方面,屠夫也将这些主张贯彻到行动的层面,如其《杀猪宝典》所显示的,屠夫并不回避抗争,恰恰相反,与此前主流的维权模式相反,屠夫主张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式,更倾向主动积极的抗争/推墙行动。

这一阶段的屠夫,先后活跃在推特、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被戏称为“屠博导”的他,行文个性鲜明,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吸引着越来越多渴望参与抗争行动的民间行动者和更为广泛的潜在支持者,構成了他繼續活躍並越來越成為核心节点的人際和資源基礎。我还记得,屠夫以草根的身份,居然在微博上拥有过近10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核心节点屠夫

2012年以来,大陆出现死磕律师,从程序上正面冲撞体制,以此推动法治进步,如王全璋律师,就曾在靖江采取过抗争行动,并因此被行政拘留,并因此引发了一波现场围观潮。律师群体与民间积极分子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在一些维权案件中,律师群体与民间积极分子配合密切,从网络传播,法律研讨、到现场围观,都少不了各种积极分子的参与。

屠夫所主张的抗争理念,与死磕律师一拍即合,屠夫也逐渐与维权律师互动乃至合作,介入相关案件,如与李和平律师一道介入湖南怀化拆迁案,江西乐平冤案等,更于2014年11月正式加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屠夫对反对和变革的支持,其带动和连接起来的民间人士,大多是具有反对立场的草根街头行动者,而屠夫对抗争的支持,又与死磕律师们找到了共同点,也因此,在2014年后更趋活跃的与法律案件相关的抗争活动,如黑龙江建三江,郑州第三看守所、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等诸多抗争事件中,屠夫都发挥了核心节点的关键作用,在当时,出于各种考虑,在一些事件中屠夫并没有冲在第一线,而是发挥了幕后推动、协调和筹集资源等等作用。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当局的眼睛。一方面,这些事件中,既有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网路动员特点,又都有鲜明的法律诉求,以及积极的律师参与。两者的结合,大有成为当代抗争主流模式的趋势。

另一方面,相比律师,民间积极分子具有更强的抗争性,在观念上也更具有政治反对立场。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抗争色彩和反对立场,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放大,也不可能不引起当局的重视。

2015年5月19日,屠夫被先期抓捕,随即,当局展开了数十年来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个人的抹黑宣传,中央政法委组织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以及人民法院报、人民公安报,甚至市场化媒体《新京报》的记者,对吴淦进行抹黑式的报道。

而这一切,又都成为了2015年7月9日,针对律师和公民群体的大规模打击的先导。而最终,当局用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抹黑宣传规模、两年半的长期关押、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八年有期徒刑,为屠夫加冕,将其送入了当代中国最具有号召力和道义形象的抗争者的行列。

平心而论,2014年以来屠夫及其同道们所推动的这一系列抗争行动,还只能称之为一种运动的雏形,并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更难以对现行秩序造成真实的危害,但是,仅仅是这样的雏形,却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以致必须通过这样的高压打击,预先拨除。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当局很明白,现有体制只是依靠暴力强制在维持,并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从而,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动员的可能就始终存在,熊熊燃烧的街头抗争运动也可能会不期而至。当局对屠夫的重判,显示了当局内在的虚弱,和对于这种威胁的深深恐惧,却也同时凸显出了屠夫及其努力的意义和潜力,如英国《金融时报》说:

历史中的大多数革命者,在一开始都是无人问津的边缘人,直到统治者重视他们,迫害他们。对吴淦的重判,显示了中共的内在虚弱,和面对潜在威胁的风声鹤唳,也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肯定了吴淦本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八年的刑期,只会进一步激发吴淦的雄心壮志,并且为之预备其真正得以施展手脚的舞台。

对于屠夫吴淦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回到2009年5月15日,正动身前往巴东的屠夫,可能从未曾想过,自己会走得如此之远,也没有谁会想到,这么一位行文粗鄙、相貌粗野,行事粗旷的无名网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3/2018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