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元旦

在新大陆生活了三个多月,我感觉,只要有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存在,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就存在,这种国民劣根性密密麻麻分布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的每一根经纬线上,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的整体功能之一,这种国民劣根性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双重人格下的伪善奸诈、卑劣无耻、贪婪狠毒。

专制制度特有的人与人依附关系下的国民劣根性,如果要说差别,恐怕是新大陆没有黄土地超经济政治特权下特有的豪夺。比如,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事情——为了抓教学质量,文学院要我上交教案,我捍卫我的知识产权拒绝上交教案,文学院就扣钱2000元。再比如,媒体上经常报道的钉子户强拆之类新闻。但是,专制制度依附关系下特有的双重人格——皮笑肉不笑的肌肉运动、桌上握手桌下踢脚之伪善、奸诈巧取之心机、名利场上之贪婪与狠毒,新大陆似乎丝毫不比黄土地逊色。

新大陆的中国人大都有很大的能量,其中,特别优秀的现代中国人,他们犹如鲁滨逊,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勤劳、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创造出有尊严、有生活品质、有个人生活兴趣与目标、有的还有超越物质世界精神生活的个人生活空间,他们活得自由自在充实丰富精彩。但是,新大陆中国人鱼龙混杂,有德之士在新大陆中国人的社群中也属于稀罕物。民运人士整体上的让人失望,道德的缺失确实是原因之一。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更喜欢与美国人打交道,感觉美国人更诚信、善良,可靠……

其实,早在1990年我在前苏联留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与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打交道,似乎比同宗同族同文化传统的同胞打交道更可靠。同胞似乎更没有诚信!中国人的做人准则似乎是外在强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内在心性、良知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人一旦跨出国门,自由了,没有外在强制力量了,内心深处潘多拉盒子就完全打开了,贪婪狡诈狠毒背信弃义等等都毫无任何掩饰地赤裸裸地呈现,在整体上中国人就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靠、不可信的社会群体。“不是中国制造”,甚至在商家打广告的时候成为了不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是一个让至今还保有廉耻之心的中国人心酸心痛欲哭无泪的生活经验!没有想到快三十年了,这种生活经验居然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似乎更强烈!这绝不仅仅是超经济政治强力干预下权钱交易的产物,它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相关,权贵资本不过加剧了中国人的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恶性扩散。

难道是黄皮肤的同胞在人种上天生就具有伪善?难道白皮肤的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天生就不具有伪善?否!中世纪后期但丁的《神曲》就把伪善者放进了地狱接受惩罚。法国路易十四绝对王权专制时期,莫里哀《伪君子》创造了伪善、狡诈、狠毒的答尔丢夫形象。19世纪俄罗斯沙皇专制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了俄国的双重人格。任何超经济政治专制社会,不管是神权专制还是世俗王权专制,都制造伪善人格,或者说,伪善人格是专制社会的特产、是专制制度的土壤。哈维尔呼吁说真话,提出说真话是无权者的权利。

没有超越历史的生命个体,任何种族,当处于专制政治制度下,都会出现伪善人格。当下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大多是喝狼奶长大的,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大多是思想专制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因此,整体上说都是狼崽子,当下中国人的道德缺失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恐怕比很多国家、很多民族的政治专制时期都更甚、比中国传统社会更甚,或许可以冠以“前无古人”之称誉!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现代转型,文化观念的转型非常重要,文化观念上摆脱政治专制制度下特有的双重人格,说真话、认真做事、干净做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非常重要!它既是专制制度下无权者的权利,也是专制制度下无权者的出路!这个问题涉及到从根本上动摇专制制度根基的重大问题。而文化观念的现代转型,个人以为,文化人本身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完善更为重要!因为文化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风向标。一个文化人观念的现代转型,可能带来一群人的观念现代转型。

这或许是一个得罪当下文化人群体整体的话题,但是,又是一个当下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提出的重大问题!当下中国的文化人,特别是持有自由主义主张的文化人,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超越历史,不要以为自己在呼吁自由平等,就具有自由平等现代观念。诚然,在自由主义文化人群体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群体总体上说确实在某个方面先知先觉,但是,从个体生命整体的基本观念上观察,恐怕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未必完成了观念上的现代转型。笔者在这里不是高高在上地审判他者,笔者觉得笔者自己就尚未完成观念上的现代转型,存在这种那种与现代观念不相容的地方,需要在生活中慢慢体悟,自我审视、自我批评、自我完善,确确实实在生活中观察体悟反省并知行合一地践行,一旦有同仁给我提出相关批评,我总是乐意道歉并改正自己的不足。在此意义上,本文呼吁中国当下文化人,特别是自由主义文化人,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审视自己、批判自己、完善自己,把自觉完成自己的观念现代转型提到议事日程,有志之士抱团取暖共同努力消解黄土地上的双重人格——这是笔者在2018年元旦阐释君子求诸己最基本的动机。

从符号结构看,个人,是人类社会最小单位。每个人的自我完善,是整个社会自我完善的基础。君子求诸己,是传统中国关于个人修身然后才齐家治国平天下独特政治智慧的精炼表达。由此出发,当下每个中国人的观念现代转型,是整个社会观念现代转型的基础。

没有中国人作为群体整体的观念现代转型,中国的现代转型似乎很难摆脱改朝换代的窠臼。君不见1949年夺取中国政治权力的一群人大多是以建立人民共和国为目标的,现在倒过头来回顾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历程,不管任何历史偶然或者必然原因,我们看到的是李自成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历史事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版而已。蒋中正的民国,虽然相对于共和国更大程度接近中国现代转型,但是,倒过头来回顾,我们不得不承认民国的现代转型仍然是不够的,否则,怎么还有蒋经国的废除党禁报禁的改革?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更体悟到孙中山同盟会最后回到传统方式聚集同仁共事以至于与黄兴发生分歧时内心深处的苦涩。三个中国人就成不了事,为什么?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中国人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潜在的观念存在阻碍中国人完成现代转型的因素,这个因素笔者以为就是中国人际关系中的双重人格。

先秦以来的中国人,有伯夷、叔齐、荆轲等大丈夫,有屈原九死不悔的君子风范、有孟子不忍之心浩然之气……司马迁以来,中国文化中出现了绕指柔的另外一种坚韧的大丈夫,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国人的坚韧,出现了《史记》这样的历史巨作,另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大丈夫观念其实存在一种专制强权下的双重人格,这种专制强权下的双重人格,在产生司马迁式的大丈夫的同时,也制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伪善,出现玩弄权术的奸诈小人,以及表面上逆来顺受的奴隶。这种小人,不是没有接受教化的野人,而是内心深处拒绝教化文明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没有真诚的精神生活,他们是名利场上的功利主义者,是专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与最大推手,他们内心冷酷狠毒,不惜我负天下人,绝对不容许天下人负我。而表面逆来顺受的奴隶,接受被他者主宰的现实是违背其基本人性的,因此,他们就以双重人格的伪善以欺诈与暴力还欺诈与暴力,他们面对主子是羊,面对他们的奴隶则是狼,而且,是比主子更凶狠的狼,因为他们要在他们的奴隶身上获得自己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承受的不公正掠夺与奇耻大辱的补偿。正是这些中国特色的小人、奴才、奴隶,在中国特色差序社会以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维系了专制制度的绝对超稳定!

这种汉代以来的双重人格,与先秦儒家圣贤的直、诚的人格,道家真人、至人真的人格,与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的具有原创性的先秦文化精神,背道而驰,或者说,汉代以来的双重人格,是戴上了镣铐枷锁的中国文化精神。因此,在镣铐枷锁下,中国文化潜在地滋生出双重人格及其伪善下面罕见的自私、贪婪、卑鄙、无耻。

秦始皇专制以来,在中国特色的差序社会中,除了天子,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身兼两种身份:既是奴才,同时,又有获得主子身份的机会,是一个准主子,因此都是羊-狼兼具的专制制度受害者、受益者。每个个体基本利益与专制制度相关,因此,每个中国人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专制制度的构成部分,他们都是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一旦失去了专制制度,他们似乎就失去了基本生活的能力。不管自觉不自觉,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既不满社会的不平等,又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维护这种不平等,他们的理想从来就不曾是消除不平等,而是用种种方式,在不平等的社会阶梯上自己登上更高等级。陈胜、吴广……李自成则直接以“均贫富”的方式登上最高等级,开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循环。在此意义上,做更高等级的“人上人”是每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梦。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普遍存在的“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的观念,直到今天还在激励无数中国人前赴后继刻苦努力。这种观念在文化沙漠的黄土地,一方面促成了名利场上的成功人士,另方面,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的美德被异化,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伪善、贪婪、狠毒、无耻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当下黄土地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数据,另方面是假冒伪劣风行。

在中国的差序社会中,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奴仆,回到家中,仍然是老爷们,不平等社会奴仆身份强加给他的的所有痛苦都可以在老婆面前得到补偿,因此,获得某种心理补偿的奴隶,又调整心理重新去承受奴隶的不公正对待,并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夫权,不愿意放弃受害者与受益者这种特殊身份及其生活方式。不愿意放弃夫权的普通中国男人,与不愿意放弃君权的中国天子,体现了中国社会群体最基本心理取向:心安理得地做人上人。即使是中国的女性,千年的媳妇一旦熬成婆,也出人头地了,也从不平等制度的单纯受害者成为复杂身份的受害者-受益者。年轻女性以她们的青春与强韧支撑了庞大的差序社会最大不公正,并抱着“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的希望,指望有朝一日媳妇熬成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男女,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改变的,它不仅与每个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紧密相关,而且,每个中国人的双重身份导致每个中国人都是通过艰辛努力获得某种准主子特权,享受这种准主子特权,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负罪感,今日的奴隶也心安理得,因为只要吃得苦中苦今后他也会成为准主子。每个中国人,不论贵贱、贫富、愚智、性别、年龄……只要有点勤奋、有点能力的人,都有自己人上人的梦,通常都不愿意改变人际关系维系的差序社会格局,当他们面临改变的时候他们似乎宁愿受害也不愿意放弃他们享有的某种特权……因此黄土地上真正愿意改变现状者,只有一无所有的赤贫,或者是想登上龙椅的陈胜、吴广。差序社会的人际关系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以强大的能量维系着不公正的专制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整体在文化观念上所接受的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其实是差序社会“均贫富”观念的误读。民国、共和国,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均贫富”的烙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中国差序社会调整社会不公正的传统路径,其功能是调整严重不公正社会关系的基本平衡,均不是创造机会平等的现代社会,所以,中国老是走不出改朝换代的窠臼。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唱出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声;但是,如果说歌词改成“起来,不愿意做主子的人们”,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接受。就这样,西方文化中的天赋人权,既不做奴隶也不做主子的平等观念,在中国误读变形成为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现代口号。

在黄土地上,中国文化整体存在一种显在与潜在的双重性:一方面,显在的儒道君子形而上之道的追求之高风亮节;另方面,实际社会生活中围绕大大小小种种特权(特权总是与名利纠缠在一起的)潜在的形而下之器的物欲追求之贪婪、无耻、伪善、奸诈等国民劣根性。而儒家内圣外王观念中,也潜在着人上人的不平等观念。(人类社会是否应该主张平等、是否存在平等、什么是平等,以及内圣外王等,是另外的话题,笔者有机会另文专论)正是这种中国文化本身的双重性,批判传统文化者,捍卫传统文化者,横看成岭侧成峰,都有自己的理由。笔者2018年元旦撰文企图指出中国文化整体这种双重性、复杂性,并从中国文化精神中剥离出双重人格,指出正是这种双重人格是维系中国专制制度超稳定的隐秘因素之一,也正是这种双重人格成为阻挡中国当下现代转型的隐秘因素之一。

诚然,专制制度与双重人格,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在这个悖论意义上,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彻底废除专制制度;同时,也是在这个悖论意义上,铲除黄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双重人格就是铲除黄土地上专制制度的文化土壤,两者同样重要,不分伯仲。打开国门走出去,与西方人深入接触、交朋友,是改变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路径之一,赵小兰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但是,最终改变中国国民劣根性还是得靠每一个中国人自己。为此,作为不党不群有良知的独立文化人,首先审视自己、批判自己,完善自己,从自己做起,说真话、做老实事、做干净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018年元月波托马克河畔结庐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Monday,January 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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