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万庆良、徐才厚等这些高官一个一个倒下，让人觉得他们实在可恶，如此位高权重，却还贪赃法，置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于不顾，令人恨之入骨！但痛恨之余，也不免私下感叹，能升到这个位置，无疑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苏荣，已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万庆良，中国南方改革开放最大城市的一把手；徐才厚，更是达到了军人能够取得的最高职位，可转眼之间都沦为阶下囚。如果他们在监狱里写的悔过书能曝光的话，我们一定能看到悔不当初、痛不欲生、泪流满面的真实场景，同他们当权时在台上侃侃而谈做报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可恶又可怜的地步呢？制度赋予他们手中的权力过大又不受限制是主要原因。“为人民币服务”成了他们“为人民服务”唯一的动力也是重要原因，偏面强调一个是不客观的。
对于如何防止那些守不住道德底线，只为人民币服务的官员腐化堕落，步这些高官后尘，我想下面两个方面是很重要——这两个方面其实也是习总这届政府正在努力做的。
第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分配优势，更好（不是更多更大）发挥政府管理职能，把社会的还给社会。
从政府同社会的关系方面粗略地分，世界上的政府大体可以分为“积极政府”和“消极政府”。“小政府、大社会”自然是消极政府，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政府只是服务机构，社会做不到的，再来找政府。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积极政府”：本来应该是属于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家庭与个人思想领域的，政府都大包大揽。社会同政府比起来，显得不成比例的“小”，甚至成了政府的“附庸”，全社会为政府存在，为政府服务。
实事求是地说，“积极政府”不是没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民众的素质有一定局限性的国家，积极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领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们不妨拿相同社会制度的越南做比较，越南属于典型的“消极政府”：政府能不干的事，尽量不去做。所以这些年下来，越南的基础建设都搞不好——社会与私营企业没发展到这个程度，你政府不主动带头搞基础建设，不去扒人家的房子修路，谁来搞？但同时，不积极做事的越南党政领导也自然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拆迁的民众不会找他们讨公道，被强征地的农民也不会去围攻政府、讨伐政权……
拥有“积极政府”的中国呢，同越南情况正好相反，本来在发达国家由社会与企业甚至个人搞的各种建设项目与工程，到了中国都成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内的事儿，都打上了党和国家的烙印：招商引资、架桥修路自然不错，但同时他们还上房扒瓦、圈地抢钱啊。更有意思的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其它国家的政府官员到街上去宣传计划生育，恨不得手把手教民众如何使用避孕套？咱中国官员就干过这事。
原本“积极政府”应该发挥政府统筹作用，领导社会朝某个既定目标前进，但拥有过大权力的政府誓言向共富目标“前进”时，政府官员却偷偷向“钱进”了。更可恶的是，民众本来只是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保住眼前一点点的利益，却被上纲上线到反对国家和政府；而反对腐败官员的，甚至被划为敌对分子……
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之初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政府部门与公务员系统，现在在百姓中也逐渐沦为“利益集团”与贪污分子的代名词。难怪有些公务员朋友也很委屈，回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中国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大力介于与带头，中国经济能够如迅猛发展吗？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一口否认“积极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社会的扩大，私营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素质提高以及当家作主意识的增强，“积极政府”已越来越不合时宜，滥用权力严重，开始压制社会（扩大），对付公民（觉醒），发挥的作用不是引导、领导社会致富，而是同社会争富，与民众争权。
这个时候，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实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各国普遍实行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也就是十八大精神中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减少政府的干预与审批权力，发挥更好更优的作用！
只有政府转变了职能，我们才能谈第二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权力掌握在一个庞大无比的“积极政府”手里，谁有办法同他们抗衡，谁来把他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就是习总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是根本解决公权力贪污腐败的唯一最终办法。就是用制度反腐，发挥民主优势，完善体制的权力制衡，允许民众尤其是媒体的监督作用。
我相信，随着这届政府反腐的扩大与深入，官员们主动推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你想一下，官员不但也是人，有家庭、子女与亲戚朋友，而且原则上说，还是我们中最精英、最优秀的一批中国人，难道他们认识不到“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道理？难道他们看到一个一个人模狗样的同事与领导，前一小时还在台上大谈“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随即就被中纪委带走，瞬间成了全国人民唾弃、也注定遗臭万年的阶下囚，即便不会“良心发现”，也会感到不安与后怕吧？
反腐败就怕半途而废！目前雷厉风行的反腐进行到一定程度，“反腐逼官”就很可能发展到“官逼政改”，再加上民间不断增加的压力，官员们很可能再发挥一次改革开放之初那种积极作用，主动配合甚至要求把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确保他们不再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可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确保中国的健康发展。
杨恒均2014.7.2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