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15 文/ 阿信 阿信微言

后世中国,如果有人写本《历史长河中的孟子》,一定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儒家,所谓“孔孟”、“孔孟”,就是孔不离孟,孟不离孔。但在历史长河中哪里有这回事?从汉到唐安史之乱,把孟子当回事的人并不多。钱穆说“孟子发明性善之义,乃中国传统政治纲领,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所依寄”,此话也只能说明、清,而不能及于宋元之前。

孟子论“性善”,同是儒家的荀子就不买账,针锋相对地以“性恶”立论。汉儒不宗孟子,而宗子夏。所谓“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把《论语》一句一句拿来注释的是子夏,没孟子啥事。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夏去了魏国西河,做了魏文侯的国师,孔子一语成谶,子夏真做了“小人儒”。在魏国,子夏培养出李悝、吴起,儒家与实际政治合流,法家渐渐兴起。后法家纷纷由魏入秦,在秦始皇时终于统一六国。

汉室兴起,董仲舒之儒即子夏之儒。孟子的“性善”论为董仲舒所不取,董子的人性论是“未善”。正因“性未善”,所以需要王教:“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仲舒之后,扬雄说:“人性善恶混”。王充认为“性有三等”,其源在孔子“惟上智与下愚难移”。

时局入魏晋,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至隋唐初之文中子王通,虽然相信“性善”,相信“性善”可生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但他不排佛、道,曰“三教可一”,思想开放包容,没有孟子以辩士自居,勇排“杨、墨”的气势和偏狭,为后世儒者,尤其是二程、朱熹所大不喜。虽然李靖、魏征、房玄龄都出自文中子门下,虽然他的思想对盛唐开放的文明有大影响,但后世被二程、朱熹等驱除出儒家正脉。

安史之乱后,韩愈排佛最力,拿出孟子做后盾。孟子从此从儒家的屋角向正堂移动。但韩愈在“人性”问题上并不尊孟,而是步孔子后尘,提出“性有三品”说。韩愈弟子李翱在《复性书》中把人性分为“性”和“情”,开宋儒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先河。

宋代新儒学兴起,孟子先是登堂入室,然后经二程、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终于“孔孟”合璧,“圣”临天下。自那之后一个极奇怪的现象,大多数儒学大师都认为“孔孟没而圣人之学亡”,直到二程、朱熹,沦丧千年的圣学才得以赓续。

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唯一的标准答案。“圣贤之学”变成“场屋科举”、升官发财之道。不允许独立思考,天下读书人思想尽被禁锢,如马套上了嚼子,牛带上了笼头。

但其间也间或有人挣脱笼头,成开风气的人物。其中一人是清代戴震戴东原。10岁时,他读《大学》卷首,里面说,《大学》里面孔子所说的话是曾子及其门人记下来的。戴震提出问题让老师大为惊异:

“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老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

戴震根本不满意这个答案,继续问:“朱文公何时人?”

老师回答:“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

“周朝人。”

“周朝宋朝想去几何时矣?”

答:“几二千年矣。”

戴震又问:“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

《大学》这本书里面的话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记录,曾子的话是由他的门人记录,因此《大学》这本书的作者是曾子和他的门人。这是标准答案。然而这答案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只凭出生于距孔子、曾子2500年之后的朱熹的一句话,定为标准答案。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少有人敢质疑,我估计即使质疑也多半会被老师训一顿:“胡思乱想能拿高分?老老实实记住答案考试有用!”

戴震站出来怀疑,遂成清代儒学大师。

当时二程极力抬高孟子,苏轼就极力反对。当年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苏氏父子之蜀学三足鼎立。苏轼一生“疑经、辩孟、非韩”,与二程针锋相对。以至到朱熹时,对苏轼攻击不遗余力,连他的朋友吕祖谦都看不下去,劝勉朱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盼望朱熹在学问上能够包容些个。

朱子当时,有陆九渊心学、吕祖谦史学与他三足而立,当时还有陈亮的永康“功利学派”也异彩纷呈。“儒学”思想何时不统一为一,何时大师就如星空灿烂。

时局到了大明,虽然创始老板朱元璋不喜欢孟子,但因为朱熹一家独大,因此孟子也跟着光照天下。但他和告子辩论时,批评告子不懂在“心上集义”,徒在事上用工,说要“勿忘勿助”,王阳明就不买账。

王阳明说:

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

依阳明意见,学问要在事上磨,而不是悬空琢磨,方为真学问。纵观阳明学问,他是真尊重孟子,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独立思考。

到了清末,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他读《孟子》中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孟子主“性善”,告子主“性可善可恶”。章太炎得出结论说,真正有理的是告子,孟子是在徒呈机舌、强词夺理。

他说:

“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荀、孟都高一着。荀、孟是以所学定其主张,告子是超乎所学而主张的。”

很明显,这是在批评荀子、孟子对人性的看法太主观。

论语里住着的孔子

今日中国,与我亦师亦友的江苏泰州教研室何伟俊先生,作为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小学语文教研员,效法当年钱穆先生以小学教师研究中国儒学的榜样,不妄自菲薄。在工作之余,辛苦笔耕,研究中国传统。先是出版《论语里住着的孔子》,今日再写出《孟子的理想国——一位普通教师的<孟子>阅读笔记》。

《论语里住着的孔子》已经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文章以小学教师的实际教学实践为基础,探讨孔子的思想和教学特色,深入而浅出。我有幸在出版前就拜读《孟子的理想国》,感觉何老师和孟子当年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一样,他和他们一样是真尊敬孟子,佩服孟子发明“性善之理”,这从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我读孟子——唱响人性之歌》中完全看得出来。

但何老师不是一般亦步亦趋的庸俗学生,只会唱赞歌。在解释《孟子》时,每到孟子说得激扬处,他一方面说:“老师说得精彩、太精彩了!”然后突然话风一转:“老师,现在是21世纪。老师你这段话精彩当然精彩,气势如长江大河,但好像不合今日之逻辑学?”

书中这样的地方有几十处,每次看到我都笑出声来。在解读《孟子·万章第九》,学生万章追问“尧舜禹禅让天下”的历史史实时,何老师评论说:

除了“禅让”的主题外,这两章的另一个事实,引起我的思考。这个事实是,尧、舜两位大贤大圣的儿子都不肖。这样的事实说明,孟子常说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由条件的、有限度的。孟子说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充满信心,有夸大之嫌。他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尧舜肯定教育自己的子女,希望他们成为贤能之人。但是,事实上,尧舜的儿子都不像尧舜贤良。在本章,孟子没有理性地分析其原因,而是归因于天意。那么,尧舜的贤德也是天生的,不需要后天的努力。这就与他的自觉修为理论相矛盾。

我设想,如果孟子能从坟墓里走出来,我请他和他的今世弟子何伟俊先生喝茶辩论,一定非常出彩!孟子鼓吹“性善”,用齐宣王看见一头待杀的牛“不忍”证明自己“性善”的理论”。何老师反驳说:

问题是,人性转化为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直接的关系。齐宣王可以舍不得一头牛,但是,不一定舍不得老百姓上战场……

在政治上,孟子强调德治、人治,是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了,用于治理国家,只能是助力和补充。

我想问何老师一句话:既然孟子的“性善”理论,只能是治理的国家的助力和补充,那么,“主力”和“中坚”又是什么?

诚如王阳明所说:“此道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孟子和学生的关系正是平等辩驳、彼此问难的关系。如果没有万章、公孙丑等人的刺激,孟子的辩才就不可能展现的这么精彩,更不会有《孟子》这本书。

何老师读书独立思考,正符合陆九渊、王阳明所传之“心法”。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余虽晚辈,读书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也不能落后于何伟俊先生。孟子力排杨、墨,在兄弟我看来,也多半找错了对象。孟子时,齐、魏相争,魏国由盛而衰,法家纷纷去魏赴秦,专政的阴云,已在西方兴起。而孟子所辩驳者,“杨”乃“保护私权”、“墨”乃“民间自保”;他们所维护的,正是孟子所身体力行的私人讲学和言论自由赖以生存的土壤。

排杨、排墨之结果是“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挂的是“孟子”的羊头,卖的是“法家”的狗肉。而孟子“性善”学说登峰造极的明清两代,恰好是中国皇权专制最为凶残、黑暗的时代。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今日中国,我们正处在第三次中西交流的关键时刻。人类文明早已步入全球化的时代,诚如“亲近母语”徐冬梅老师所说,我们这代教师的使命是:“为未来培养完整而有智慧的人,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

以这种精神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我相信,我们的传统必会凤凰涅槃,有伟大的将来。

而中国传统如何破旧更新、继往开来?希腊先哲云:“人生何事为最难?认识人自己”。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何老师运用逻辑学独立思考,读经典,推陈出新,极为可贵,正是孔子所推崇的好老师。

我想,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国》在当下中国之意义。

阿信,2017年10月21日

2017年12月11日修订

附:该文已在2018年1月3日《中华读书报》刊出。转发该文的前5名读者,请与我联系,您将得到何伟俊老师亲笔签名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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