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一無所有 The Dispossessed 2008-10-11 23:31:55
据说，我们如今进入了“后现代”。确实，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种种骇人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等）之后，人们对于“理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饱受创伤的世界已经变得警觉，任何一种自称发现了历史的终极真相和通往至善境界道路的动人言论都开始显得可疑。“乌托邦”（utopia），作为对一个光明未来的蓝图式的规划，更被认为会导致极权主义、暴力、屠杀等种种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也就显得面目可憎了，这正如我们接连被几个面带笑容的陌生人深深伤害之后，便对所有微笑都发生了怀疑一样。与这种文化心理相对应的则是，文学中的乌托邦写作开始衰落，而一类可称之为“恶托邦”或“敌托邦”（dystopia）的作品则开始在文学领域里繁荣起来，其中以《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最为著名，这些作品中的未来不是好得不能再好，反而是糟得不能再糟，其对未来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不过，到了六十年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激发了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并造就了那场充满乌托邦色彩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六十年代的大浪一直奔流到70年代的前半段，那是充满了社会希望和政治斗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诸多反叛的、政治上激进的思想充满了活力，它们提出某种值得追求的、可以替代现存社会的东西，以此对整个现实的政治生活提出质疑。作为一个特殊文类的“乌托邦”，无疑成为这种社会思潮极为合适的试验田，因此一批美国科幻作家重又回到乌托邦写作，其中的代表作有克伦巴(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德拉尼（Samuel.R.Delany）的《海神》（Triton）和勒奎恩的这本《流放者》（The Dispossessed）。
《流放者》（台湾译为《一无所有》）出版于1974年，并获得当年的雨果奖（Hugo Awards）与星云奖（Nebula Awards）的最佳长篇小说奖，和之前《黑暗的左手》(1969)一样同属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中经典之作，是勒奎恩最负盛名的作品，为她科奠定了科幻大师的地位，并为主流文学界所瞩目。
勒奎恩说，她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研究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会在“现实”中怎样运作。在这本书的初版平装本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话：“暧昧乌托邦的宏伟史诗”（The magnificent epic of an ambiguous utopia），在后来的版本中，这句话成了书的副标题。考虑到它的时代背景，这样一部宏伟史诗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倒是它“暧昧”的一面。
阿瑞纳斯，这个悬在资产者世界上空的无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兄弟情谊，尽管如此理想，但我们仍能看到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物质生活匮乏、个人创造性受到压制、自发的奉献精神退化成对于道德观念的习惯性服从、普遍的思想僵化、盲从造就的官僚机构等等。这样一个世界究竟并不是人的最终解放，它已经背离了“奥多主义”的初衷。在这里，谢维克，一个让我们多少想起爱因斯坦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时空物理学家，“打心眼儿里向往能靠近那些友善的年轻人，那些跟他兄弟相称的人，”然而他却“无法靠近他们，他们也无法靠近他。他生来就是孤独的，”并且被认为是“一个糟糕的冷酷的知识分子，一个自我主义者。”在这个崇尚“分享”的社会里，他却无法和他的兄弟们分享他的智慧，因为他们不需要它，正如他的那位作曲家朋友无法和别人分享他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创作一样，“他们不想分享这首曲子”是因为“它吓着他们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成为榜样的社会的和平根本上却是由敌对方予以保证的，实际上，这是个脆弱的、耻辱的空中楼阁。因此谢维克要去“处处都是不平等的地方，” 不仅因为在那里他才“终于遇到了跟自己平等的人”，而且他意识到了奥多主义还远未完成，必须寻求沟通。
另一方面，作为理想世界对立面的乌拉斯，同样有着值得肯定的方面：巨大的物质财富、先进的科技发展环境、尊重个人创造性等。等级社会那交织着富足和贫穷、繁华和破败的复杂性被充分暴露在我们面前。当然，通过那场意料之中的大屠杀，勒奎恩最终还是表明了她对阿瑞纳斯的情感倾向。尽管如此，乌拉斯仍然为谢维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空间，允许我们采取一个外在的视角，来反观奥多主义。就像谢维克半开玩笑地说的那样，“要了解这个世界有多美，方法就是像在远处看月亮一样看它。”同样地，要想了解一个世界有多不美，也要站在外面看它。因此，当谢维克站在乌拉斯的大地上，看见天空那轮明月时，他看到的并且从此将要看到的，决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故乡：当它向我们投射来莹莹的光芒时，我们也正向它投去深沉的目光。
一如他那来自乌拉斯的祖先一样，谢维克又一次选择了放逐的命运，用被放逐者的眼睛来审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审视着过去、当下与种种可能的未来。这种自省的态度构成了所谓的“暧昧”：在这样的审视中，现存的社会生活和那种蓝图式的乌托邦远景同时受到了质疑，正是因此，勒奎恩拒绝赋予她的阿瑞纳斯一种一切问题都得到最终解决的、凝固的、静态的因此也就终结了的状态。
与之对应的是故事结构的一种时态暧昧：故事从中年的谢维克离开阿瑞纳斯开始，奇数章讲述“现在－他乡”，偶数章讲述“过去－故乡”，交织展现了两种社会的优点与缺陷，同时展示着谢维克个人的成长。如今的“他乡”是更久远的、曾经的“故乡”，回忆中的“故乡”同时也是被曾经的“故乡”、也被谢维克自己放逐的“他乡”。谢维克仿佛在他那本“共时理论”下的宇宙之书中不断奔波，形象地演绎着他的时空理论：正是“过去”塑造了“现在”，“现在”则孕育着“未来”的一切可能，因此“除非过去和未来通过记忆和展望成为当下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就根本没有什么道路，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在故事的结尾，“过去”与“未来”在“现在”这里汇合了，之后的故事无从知晓，一切皆有可能。对于归来的游子来说，此时的阿瑞纳斯既是满载着全部过往的“故乡”，又是蕴藏着无尽的未来的“他乡”，它是饱满的、丰富的、开放的全新之地。这正诠释了奥多的墓碑上那句“远游即归程”：离开故乡之后，才能用全新的眼光发现故乡，才能抵达一个新的故乡，这与老子说的“逝曰远，远曰反”，大约是一个道理吧。
既然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都是不完满的，那么新的乌托邦在哪里呢？故事的结尾充满了希望，却没有给出确凿的答案。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一个实体的乌托邦，而是一种永远满怀希望地去追求更合理、更美好生活的乌托邦精神。也正是因此，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在这个困境重重的后现代社会里，我们或许更容易看清，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个阿瑞纳斯，而是谢维克那可贵的努力。没有人天生就是奥多主义者或者相反，因此，那些隔在我们中间的一堵堵墙都是我们自己筑就的。于是，我们的未来就在于这样一种努力：不断地去打破那些墙。如今，我们正生活在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在彼此碰撞，如何用理性的交往来为明天铺就一条希望的道路，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彼此的依存关系，进行诚挚的沟通。尽管存在着语言－文化这道“没有水的深渊”——例如，阿瑞纳斯人不懂“地狱”的意思，只能将其理解为“那个镇上的储粪站”或者“夏天被派去西南区”，因而完全的彼此理解或许永不可能，但正因此，努力沟通就更显可贵，我们更需不断努力下去，正如谢维克所说，“你们必须是革命的本身。革命就在你们的灵魂之中，否则革命就无所依存。” 正是这种沟通的需要，这种摧毁那些墙的愿望，带领着谢维克跨越了那道没有水的深渊来到乌拉斯，带领着那个海恩人来到了阿瑞纳斯，同样也带领着这个故事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实际上，如果把所有对一种更合理的人类生活的不断追求过程本身都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精神的话，那么，即便那些反对乌托邦的人也不过是广义上的乌托邦主义者——只不过他们追求着他们所认为的另一种“更合理”的社会，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追寻乌托邦的历史。王尔德曾经说过:“世界地图如果没有包含一块乌托邦,它甚至不值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但如果人性在那里降临,它就会展望,并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人类的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人类的苦难是那么深重，对于苦难的超越之心又是那么强烈，所以这是一条永远夜走不完的路。在这趟没有终点的旅途里，幻想就像一艘破冰船，它冲破现实的冰层，带领我们前往一个全新之地，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够如谢维克一样反观着自己出发的地方，看清出那个“现实的”的故乡的疆界和种种欠缺。而其中的乌托邦则如暗夜中的灯塔，朝着我们投射来一道希望之光，光芒烛照的那个美丽新世界诱惑着我们，我们知道永远也追不上它，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仍然要去追寻、去趋近它，于是我们开始扬帆起航。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