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赤柬,亦称红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专家。这篇著作对赤柬这个20世纪人类最邪恶残暴的政权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于赤柬与中共的关系。本刊付于连载。作者特别附言:本文开始部分概括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初步屠杀

死城金边

在撤空城市的同时,红高棉迫不及待地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最初的杀戮对象是与前政府有关的人(主要是士兵、员警及普通公务员)。红高棉中层干部朱占(Cho Chhan)说:在“整个国家被解放之后,安卡提出了一个政策,要消灭所有的(前政府)人员,从将军一直到副职官员,以及职工、员警、士兵和公务员。”一个已被揭露出来的事实是,300多名前军官被告之“西哈努克要接见他们”,结果他们被带到马德望的丛林,用机关枪集体屠杀;他们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也被杀死,显然这是为了不留下其亲属对红高棉的仇恨。前政府的成员都被处决,仅仅英丹和沙索萨康将军逃走。皇室也是红高棉的屠杀物件,记录表明,有21名皇室成员遭到红高棉的屠杀。在全国,至少有4万名军人、员警和公务员被集体处决,估计还有10万名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也被杀死。只有西北部马德望和暹粒省的少数军人,见势不妙,逃往泰国边界的森林,侥幸逃过了死亡。几天之后,红高棉大屠杀扩展到平民层次。全国大规模处决普通的教员、医生、护士、技术员、公司职员、小商人,业务员,连受过教育或略有文化的劳工都不放过。处决模式是用卡车将此类人员集体运至某个森林地点,用木棍打死或枪杀,就地扔在乱葬坑里。证人马利临说:“安卡公开号召职员和学生们自我报告,将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安排重要工作。于是,一些自称是三轮车夫的人向安卡报告他们是职员或教员,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我的家人(知识者)都保持了沉默。”柬埔寨霎时间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国度,然而这只是红高棉在夺取政权后的初步大屠杀。

证人马迪生(Mardi Seng)说: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员。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撤空了所有的城镇居民。公路上人群拥挤。我们饥饿又疲倦。我们想在道路旁的一幢小房子里短暂歇息。那是一幢白色小房子,窗户被打破,有4、5个家庭散坐在院子里歇息,都不进到房子里去。我们走进房子里,看到有一家人5口都被枪杀死在那里,血糊满了他们的脸和身体。我们非常恐惧,赶忙逃出房子。当我们朝另一幢小房子走去时,我们看见一个小男孩(大约10岁),他套着一件可能是捡来的朗诺士兵的绿色衬衫,很明显那件衬衫对小男孩来说是过于肥大。一个年轻的红高棉走向小男孩,抓住男孩的脖子,把手枪顶在男孩头上,没问一句话就开枪杀死了那男孩。周围的人民目睹这种残暴,没有人敢说句话。4月20日,红高棉的一个头目要求人群中的教员、技术员、工人、受过文化教育的男人和女人,自报身份,加入新政府以重建柬埔寨。因为被驱赶之苦和对国家的热爱,有几千人响应了红高棉的号召、坦率地自报身份,我的父亲也回应了。但是就在当天,1975年4月20日,这几千人被红高棉集中起来全部杀死,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另一证人说:所有的上过学、受过教育的人,银行职员,教师,医生们,都被红高棉处决了。幸存者只是妥善隐蔽了身份的人,他们假称自己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者三轮车夫。金边华人许先生原是“端华”中学的教员,他假称自己是一个搬运工,才逃过了死亡的命运。随后,由法国使馆从金边撤出的外国人,也都证实在金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大撤空和到处杀人的恐怖现象。对同胞的杀戮,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共产党的本质。金边华人江先生总结了他所能认识到的规律是:“世界各国无论什么政党上台,都忙着偷偷修改对人民的承诺,唯独共产党一上台就忙着杀人。”

红高棉仅仅在金边留下了水厂、电厂、广播电台、波成东机场和几个工厂,以及寥寥千名工人。这些工厂都是用来服务于红高棉政权机构的。此时,不仅在金边,全国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没有了居民,成了一个个黑沉沉的死寂地方。金边的各条街路被红高棉用铁刺网封闭。居民家的冰箱、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等物具被红高棉乱糟糟地堆在街上,下水道里塞满了废除的纸币……。一个被暂留金边的证人说:“我被留置在金边一个月。红高棉指派给我的劳动,是进到每个居民房子里收集大米,从各种各样的药店收集药品。”另一个23岁技工劳邦泰(Lao Bun Thai)被暂留金边为红高棉工作,他说:“我亲眼看见,金边大教堂图书馆的大量书籍,都被堆在草坪上焚烧。法国人开办的远东图书馆,在5月5日的上午也遭到焚烧。”中共派往金边的一个中国联络员的描述是:“金边已是一座鬼城,昔日繁华的街区空无一人,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个街道还要寂静。一座座楼房空荡荡,杂草丛生,有的地方陈旧的血迹还可见。扔在院落中或马路旁打开的(居民的)皮箱,积满雨水。在红高棉通讯社附近,被红高棉炸毁的金边最大教堂,瓦砾成堆。朗诺时期的钱币被风一吹,在空中飞扬。穿着黑衣衫的红高棉兵,懒洋洋坐在十字路口的椅子或沙发上,枪放在一旁,用刺刀当作螺丝刀,摆弄着(从居民家搜来的)照相机。挂着中文招牌或贴着中文对联的住宅,房在人空。我所在(中国)使馆工作的一位老同学,陪我进入一座别墅看了看,大理石地面上血迹斑斑,它的主人是福建籍陈姓华人。一天,一位华裔翻译指着通讯社院内一片长得油亮的香蕉林,悄悄告诉我:金边刚解放时,红高棉要求柬埔寨通讯社的职工们在某日某时到这里报到,安排工作;信以为真的人来到这里,被统统打死,就埋在这片香蕉林下。而不相信红高棉的人躲过了这一劫,被驱赶到农村去了。”

1975年4月22日乔森潘通过金边广播电台,宣布柬埔寨新政权的建立。此时乔森潘被提升为红高棉“候补中央委员”。大撤空、废除货币、加上大屠杀,还不算是完整的红高棉“新政策”内容。

当红高棉把全部的外国人和外国记者都驱逐之后,一切有关柬埔寨的资讯都被切断。柬埔寨被严密的黑幕所覆盖,从此与世隔绝。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柬埔寨,任何人也不被准许离开柬埔寨,所有人民都被困在黑幕之内,与外界失掉了一切联系。红高棉只允许7个共产党国家派少数外交人员驻在空无一人的金边,有中国、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此时北越已占领了南越)、寮国(寮共政权)。但不允许这些外交人员走出各自的使馆,也不得使用电讯联络,各使馆由红高棉黑衣兵把守。据《零年》一书的资料说,那些外交人员的生活很苦闷:他们不能离开使馆,每天3次有一辆吉普车送米饭给他们;没有服务员,他们不得不自己做清洁工作;每两个星期,中国的一架小飞机载这些外交人员集体去北京休假两天。一份红高棉内部档显示,英萨利多次强调必须对这些使馆的监视。红高棉的金边电台(全国唯一的电台)宣布柬埔寨两千多年的古老历史完全作废,1975年就是柬埔寨的“零年”。同时,全国的寺庙都被关闭,商品被禁止流通。急速发生在柬埔寨的天翻地覆的“社会重构”,使红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常轨。基辛格说:“甚至红高棉的后台──中国当局,也失去了对柬埔寨状况的控制。”

在实施了上述怪异措施之后,1975年4月24日波布等人进入空空荡荡的金边。红高棉执掌了政权,但继续隐瞒着共产党面目,它的组织仍然不公开。尤其是波布,绝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相貌。人民只知道神秘的“安卡”在控制一切,不知道“安卡”在哪里,哪些人是“安卡”。红高棉的中下层干部也不知道最上面的“高级兄弟”都是些什么人。国际社会更不清楚柬埔寨“新政权”落入什么人手里。直到1976年底“党中央”电贺越南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落款仍是含混的“柬埔寨革命组织”。反而泰国比较明白些,1975年4月18日曼谷政府的一份报告说柬埔寨“新政权”领导人排名依次是波布、英萨利、宋成、农谢、索平、温威。

诚然世上所有的共产党,普遍因其帮会性质而行为诡秘,但始终严密隐藏其政治旗帜和组织、个人面目的现象,至今还是红高棉所独具的奇观。“党中央”已经夺取政权,仍继续扮演“蒙面逃犯”形象。毛泽东帝王作派,颇不屑这种鬼祟,所以他当面“抬手指着英萨利乔森潘,要他们直说自己是共产党,不要躲躲闪闪”。但事后农谢辩驳道:“柬埔寨共产党以前不合法。我们开发出秘密策略,第一,保卫我们自己;第二,动员更多的力量。解放(夺取金边政权)后,秘密工作仍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只要有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存在,秘密工作就仍是我们的基本工作。秘密工作使我们是状态的主人,使敌人不能发现什么而我们能赢得胜利。这是我们从印尼共产党的血迹中学到的经验。”

对红高棉的胜利,毛泽东大概是世界上最为心花怒放的人。他有理由兴高采烈。毛泽东发贺电给“柬埔寨革命组织”:中国人民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并共同前进。1975年5月初中国当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十万人的盛大集会,热烈庆贺“柬埔寨革命组织”夺取金边政权的伟大胜利。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的名义元首却未被中国当局邀请出席这个集会。中国人民被瞒得严实,他们只是被当局含糊告知“柬埔寨革命”成功了。中国人至此还没听说过“红高棉”这个名称。1976年中国的新闻电影厂制作了一部高调赞扬柬埔寨“新政权”的纪录影片“柬埔寨革命”。那影片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在一个热带小国里的“革命者”个个都颈搭方格围巾。在该影片中多次出现过一个中等高、粗身板、嘴巴半开、颈搭方格围巾的无名中年人的镜头,视察稻田。这人是波布。没有一个中国民众能认出这个人。

在柬埔寨城市被撤空的同一时刻,越南战局也走向终结。南越政府斗志消弥,民怨沸腾,南越总统阮文绍仓皇下台。美国总统福特抢在西贡沦陷前夕派出大量飞机和船只,救出20多万南越难民。1975年4月30日北越“人民军”分五路占领了西贡市(1976年7月2日把西贡市改名“胡志明市”)。至此,越南战争结束。北越,兵燹南北十四年,终以军事侵略吞并了南越共和国,也开启了南越民众逃亡的日子。少语寡言的黎笋,他拥有主导越南共产党所需的钢铁意志、专注和管理技巧,在赢得越战的过程中,他始终是北越行动的设计师和总指挥。

北越人忙于建立共产党政权和清洗前政府人员。他们没有象红高棉那样杀戮前政府的公务员和士兵。令人惊讶的是,越共当局在此时的百忙中,派出不少军人到动乱中的柬埔寨,接回越南侨民。当时,在柬埔寨约有25万越侨,大部分越侨都被越共接收而返回了越南。因为种种原因来不及返越而遗留在柬埔寨的越侨还有2-3万人。对于越共当局对越侨的不分阶级的人道关怀,一个柬埔寨华侨说:“(红高棉)把城市居民驱逐出家门,把财产掠夺一空,令人发指。当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到柬埔寨接收自己的侨民时,唯独我们华人没有‘中国政府’来接收。内心的失望和悲哀使我们深感作为中国人的耻辱。我们这些当年投奔‘革命’的华人,对‘解放’柬埔寨、回家团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有资料估计1975年金边沦陷时的柬埔寨华人总数约55万。

许多华人趁着越共接收越侨的机会,鱼目混珠,逃往越南。华人安金说:“当时越南刚刚解放,越共政府在5月份多次来到柬埔寨境内接越侨,有些华人也装扮成越侨跟着走。当时许多逃往越南的华人在过境时,冒充越侨,都临时取一个越南名,什么阮文牛、阮文马阮文龟阮文龙……,连越南边防队都感到可笑,奇怪这些人为什么尽用动物名。但不管怎样,这些(去了越南)华人总算逃过了浩劫。”

在柬埔寨西部北部和西南部,红高棉忙着秘密坑杀越侨。一个被驱赶到马德望省的金边居民说:“红高棉把(马德望地方的)要回越南的越侨集中起来,用卡车接走,说是送去越南,在半路上载到森林里统统杀掉。”茶胶省的华人的证词也说:“那时,红高棉的村干部来登记,问我是不是越侨?要不要去越南?本来,去越南是逃生的好机会,但一想到同来的不少人因为愿意去越南而被红高棉杀死的惨景,我立即答:我不是越侨也不去越南。”

北越的一位部长指出:1975年是红高棉与越南人之间关系的分水岭。在红高棉接管金边政权后,波布拒绝与河内发展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波布在金边声称:“我们赢得了全部的、决定性的、干净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或参与。”他不承认越共对红高棉的一切帮助。农谢甚至说:“越共破坏我们的革命。他们拒绝转运来自中国的武器弹药。我们不得不从敌人那里缴获弹药,我们没有从越南共产党那里收到任何东西。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党尽最大努力在1975年4月17日解放了金边。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指出越共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在整个柬埔寨革命时期,我们与苏联和越共之间有复杂的斗争,但是我们克服了困难并赢得胜利。”

1975年5月20日,红高棉在空荡荡的金边召开红高棉各区域和各部队的主要干部大会。这是红高棉干部与“高级兄弟”们的第一次见面,让他们终于目睹了神秘的“1号兄弟”波布。当时拍摄的胶片,纪录了波布等人入场的情景。这胶片可能是由中共摄影员为红高棉拍摄的,因为红高棉当时没有自己的摄影员,红高棉的首席摄影师尼恩(Nhem En)才15岁,他在这次大会几个月后被送往中国北京学习摄影技术,而红高棉绝不会允许前政体的摄影员拍摄。

“干部大会”在一处有大玻璃窗的会堂里举行,上千人在街上排成单行鱼贯进入会堂。这些人的装束一律是“毛式绿帽”,黑衣衫,“人造革”腰带,轮胎底的中国胶鞋。波布、农谢、宋成、克多恩、温威、索平、三巴特、塔莫等十几人,颈搭方格围巾,手放在胸前鼓掌,走进会堂。全场干部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喧哗,很多人好奇地踮脚伸脖见识他们的领导人。波布等人依次走上主席台,戴黑框眼镜的宋成高出众人一头,他原本走在第三位置,因不停地回身向干部们挥手致意而落在后面,以第五位置走上主席台。这些领导人排列在主席台上,波布在中间,依旧咀巴半张。温威站在农谢旁边兴奋鼓掌,笑容灿烂,风头十足。农谢则面目冷峻,还两次侧脸斜视温威。这些“高级兄弟”因为吸引了台下众多的目光和掌声而十分风光。主席台上自然是没有乔森潘。但英萨利也未出现在主席台上,现在已知:此刻他正在北京商议关于迫使西哈努克回国的阴谋。

这次大会首次向红高棉干部公布了“党中央”关于重构社会的各种政策。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注:迄今尚未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的回忆所拼凑,诸如韩桑林(此时是东部大区的团级指挥员)等人。政策的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禁止商品,废除文化教育,废除医疗系统,禁止交通和邮电,关闭寺院,把僧侣赶到农村劳动,处决所有的前政府人员,在全国建立农耕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把越侨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消灭市场和剥夺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把人民划分为不同阶级等级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农谢在讲话中还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要随时清除(杀掉)反对者和不满者,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开放
2018-02-0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