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比海耶克更加深刻，其效力亦更加恒久。
作者：卢安迪 香港信报专栏作家
随着世界越来越复杂、转变得越来越迅速，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本应比上世纪末苏联解体时更低。但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赋予了政府更强的统筹能力。企业家马云去年声称，大数据技术（big data）将令计划经济「在未来30年越来越大」。
为分析这一观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上世纪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问题的大辩论，并思考当时的论据在今天是否仍然使用。因篇幅所限，本文将省略一切政治因素的考虑（例如授权政府进行中央计划，或会增加滥权和贪腐的风险），而那些因素多会进一步削弱计划经济的吸引力。
反对计划经济最广为人知的论据出自海耶克（F.A.Hayek,1899-1992）。在著名的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和Economics and Knowledge两篇文章中〖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经济学和知识〗，他提出经济运作所需的信息，例如每个人的能力和喜好，是分布在不同人的脑袋之中，而非人所皆知。
在市场机制下，价格的作用就是对众多信息进行汇总和传递。例如当我看到食水价格上升，我不需要知道究竟是因为发生旱灾，供应减少，还是因为一种新医疗技术要用大量食水，需求增加；总之我就会减少在一些较次要事情上的食水使用，实际效果是节约资源，留给更迫切需要的人。反观在中央计划下，政府难以取得计划经济所需的无数信息，结果导致大量信息错配和浪费。
Mount和Reiter曾以博弈论证明，不存在任何有效率（Pareto optimal）的机制，使得每人需要知道和政府需要知道的信息比市场机制更少。Jordan则证明，如果我们同时要求每人都有参加这个机制（而非独善其身）的诱因，则除市场外任何机制的所需信息都会更多。此外，Hammond更证明，任何有效率而又能使人们诚实提供信息的计划机制，其结果必定等同市场机制！
企业家精神难替代
计划经济的新一代提倡者，应该是相信大数据可解决上述的信息问题。然而，除了海耶克之外，另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也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论点，而他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比海耶克更加深刻，其效力亦更加恒久。
作为整个经济计算辩论的发起人，米塞斯认为市场机制最独特的元素不是价格，而是企业家精神。由于一件财货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同时发生，而世界瞬息万变，故企业家必须尝试预测未来的消费者喜好（经常预测错误的企业家会被淘汰），据此制订生产计划。不同企业家的计划之间的张力则决定资源的价格。如果没有资源价格，即使我们知道要生产什么，也无从选择生产方法。
米塞斯关于「企业家估价」的论点，在他的一代是少有人想过的，就如由均衡分析主导的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家精神也往往不被强调。那么，大数据的出现，又能否取代企业家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其实可分拆为两个问题：第一，这在逻辑上是否可行？第二，这在实际的运算能力上是否可行？有些论者认为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也有人认为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我则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短期是，长期否」，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
人性远比数据复杂
就第一个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有大量观察数据和超强运算能力，对一名企业家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有足够了解，确是可以在新的情况下预测他会对资源作出什么估价，从而模拟整个市场机制的运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不知在新情况下应考虑哪些企业家的估价，而且一些新出生的人会进入经济，我们对他们作为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模式缺乏统计，因而无法重施故技。
至于第二个问题，简单来说，机器所能掌握的多是外在的「硬数据」，若要仔细拿捏人类复杂心理的「软数据」，现时的运算能力还远远不足。许成钢教授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为什么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去建立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以及张维迎教授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研讨会上的演讲，都详细剖析了「硬数据／硬知识」和「软数据／软知识」的分别，读者可于网上查阅。
再者，中央计划一旦增加，人们意识到其行为模式会被统计，或会故意做出不同的行为给政府看，企图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影响日后的政策。例如一个人可以装作非常需要一样东西，促使政府分配更多那样东西给他。如何设计既能收集数据，又不会扭曲行为诱因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后我想以最大的努力强调一点：「计划经济」作为与「市场经济」相对的名词，是有一定误导性的，因为「市场」与「计划」并非相反。事实上，正如海耶克所说：「从来无人质疑应否有计划。有争议的是：计划应由中央权威为整个经济作出，抑或由各人分别作出。」市场中每个消费者都有自己的消费计划，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而朝令夕改的政府政策，恰恰是打乱人们尝试互相协调的计划。
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