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瑟斯托姆《中国的美妙新世界》评介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今日中国

杰佛瑞·瓦瑟斯托姆(Jeffrey N.Wasserstrom)这本《中国的美妙新世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今日的中国?杰佛瑞。瓦瑟斯托姆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曾多次访问中国,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这本《中国的美妙新世界》,副标题是”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其他故事”(《China’s Brave New World—— And Other Tales for Global Times》),由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本书篇幅不大,正文祇有196页。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崛起。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的政治走向如何,将影响着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命运。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却仍然不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错,今日中国对外开放,外国人不难了解到中国的很多具体现象,但是他们常常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境,见木不见林,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瓦瑟斯托姆这本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作者又选用一个大概念,以便帮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中国。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虽然还保留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经更像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众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但是这两本书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1984年》里的极权社会主要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控制和严厉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是建立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娱乐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认为,从1989年之后,中共认真吸取了东欧共产国家垮台的教训,得出结论,要确保政权稳固,就必须发展更有活力的经济,给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娱乐。

应该说,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并不为错。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早在1989年之前,中共就大力推动经济改革,并开始引入消费文化。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一般人的物质生活都有显著改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第二、我们知道,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里,老百姓之所以沉湎于物质享受和娱乐,乃是生物工程的结果。那里的老百姓是统治者用现代高科技,用生物工程技术被制造成祇知道物质享受,不知道自由民主。中国的民众决不是天生没有自由民主的要求,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本身就证明了中国人民同样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所以变得更像”美妙新世界”,绝不是因为中共比东欧共产党更聪明,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娱乐;而是因为中共比东欧共产党更冷血,更残暴地镇压了人民的反抗运动。不是生物工程,而是高压下的恐惧,才使得很多中国人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争取。

不错,在书中,瓦瑟斯托姆教授也正确地指出1989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而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但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对六四事件的性质及影响予以深入的揭示和分析。这是此书的一大缺憾。在我看来,要理解今日的中国,六四是个关键。今日中国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和六四事件相关。

要理解今日中国,六四是关键

例如国人对政治的冷漠。作者注意到,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许多西方自由思想家的著作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再加上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获取不同的资讯和表达不同政见的空间多少是有一些的,但是多数民众——包括年轻人——却显得对此缺乏兴趣。以至于作者要提出”有了公共空间,没人来怎么办”的问题。我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在海外更明显。20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者数目剧增,留学生的人数也持续增长。然而,当这些人脱离中共政权的压迫,来到自由的海外后,同样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他们很少阅读异议人士主办的书刊和网站,也不参加有关的会议和活动。其实,这种政治冷漠正是恐惧的表现。因为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很多人对争取民主失去了信心。出于恐惧,他们不得不远离政治这一危险的禁区;而一旦他们远离禁区,自然也就可能不再感到压迫,从而也就不再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时候,你要是提醒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恐惧之下,很多人大概还会不承认呢。

为什么这些人不去阅读那些揭露中共罪错的文章呢?为什么很多六四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的真相都好像没有兴趣去了解呢?因为他们缺少面对真实的勇气。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面对这些资讯,必然会使得内心无法安宁。正义感会驱使他们起来反抗,这就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危险;如果不敢反抗,那又必然会使自己感到耻辱感到羞惭,所以倒不如干脆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假装不知道,眼不见心不烦。祇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轻松的心态继续苟且地生活下去。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时表现得很灵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灵活性也是来自六四。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到暴力的转变。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粉饰,也就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六四以后,中共可以表现得非常灵活,非常有弹性,祇要对维护自己权力有好处,它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根本不在乎和它自己口头上标榜的理论有多矛盾,也不在乎和它自己早先做过的事有多矛盾。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与此同时,社会上则弥满着犬儒主义。在客观上,这种犬儒主义迎合了暴政,至少是不再挑战暴政,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共政权被迫面临的压力。

《1984年》里的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在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20年后的今天,中共政权能够依然屹立不倒,就在于它不僵化,能”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同时又不软化,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决不手软,决不犹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今日中国还是更像奥维尔的《1984年》。

——《北京之春》 2009年2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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