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只有翻墙,才能看到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报道。
最近,尊者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纽约等地掀起飓风般的欢迎热潮。发表演讲,接见民众,对话学者,慰问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等等。我和能翻墙的博巴(藏人),被这些报道吸引着。
5月5日,尊者在纽约与中国民运人士、异议作家、独立学者、中国留学生等百多人会面,从YOUTUBE上,听见尊者说中文,说的是“汉藏大团结”,“汉藏真正的团结”。不禁莞尔,“真正的”发音特别有博(西藏)的味道,我在拉萨的上师也是这样的发音。
从多维博客上,看见尊者与这些杰出的华裔人士会面的图片。当中有我的友人,而许多人虽然未曾见过,但因网络已经十分熟悉。如胡平先生、杨建利先生、康正果先生、苏晓康先生、吴弘达先生等,他们的文字、思想和事迹,让我为之钦佩,且学习。
只有一个遗憾,自然是由图片而来。在尊者步入会场,与众人握手、交谈时,有一张图片上,是吴弘达先生向尊者献哈达。而这一献哈达的方式,我必须得说,出错了。因为吴先生不是把哈达献到尊者的手上,而是把哈达挂在了尊者的脖子上。
也许这会被认为是小节,无关紧要,我却忍不住想要说说。
2、
哈达是藏语的音译。民国初期编撰的《西藏志》简介为“白绫一幅”。
而哈达的使用,可谓西藏独有的礼俗(蒙古亦有献哈达的礼俗,当是元朝时,从藏地传过去的)。藏人作家平措扎西在他的中文著作《世俗西藏》中,专门写过关于哈达的文章,其中写到:“哈达最能表现藏族人崇尚白色的民族心理,那洁白的颜色,表达如雪山白云般纯洁无暇的感情,因此,哈达也成为藏族人表达谢意,表达敬意的最高礼节。”
实际上,赠献哈达的礼节体现的是一种文明。故而在藏地,尤其在被视为“圣地”的拉萨,哈达成为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礼俗,并且在献法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讲究,人人须得按照各自身份行事而不得僭越。正如拉萨民间学者撰写的《老城史话》中介绍说:“向高僧献哈达时,横向展开献在桌子上;……献迎送的哈达时,下级或小辈对上级或长辈应献在手上;……俗人给僧人献哈达时献在僧人手上,不能献在脖子上。”
1940年代,派往拉萨的国民党驻藏代表沈希濂和柳陞祺,在《西藏与西藏人》一书中也介绍了献哈达的方式:“对于长者,应双手捧起哈达高至前额;对于同辈,应捧至肩高,并从对方换回一条哈达;而对于晚辈,就直接戴在对方的脖子上。”
3、
当然,尊者达赖喇嘛作为得大成就的大自在者,是毫不在意繁文缛节的。
在藏人的观念中,他是象征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对待所有众生都慈悲为怀。而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尊者大力推动流亡西藏社会的民主化,人人生而平等、保障人的权利等民主理念,与佛教的利他精神构成尊者的人生智慧。
所以尊者自己是不在意形式上的礼貌周全的。
而且,他天性自然,像孩子般的天真。我看过BBC拍的纪录片里,主持人因为在达兰萨拉的天文历算所被推算出前世是一头大象,很不解地咨询尊者,而尊者闻言顿时哈哈大笑,用手指比划出大象伸出长长的鼻子东闻西嗅的样子,说难怪你这一世成了记者。他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
4、
当然,我不能说吴弘达先生不懂礼貌。
而且,作为一位藏人和晚辈,我对吴弘达先生有着深深的敬意。长期以来,吴弘达先生为西藏发声,支持西藏事业,他所主持的劳改基金会为援救被迫害的藏人,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我听到过许多藏人都用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为“Harry Wu”。我也读到过在一位西藏良心犯班丹加措的传记《雪山下的火焰》(茨仁夏加记录),吴弘达先生为中文版作序说:“西藏地区的劳改营是1959年开始建造起来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监狱(劳改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下的历史记录。相应地,中共还有另一个历史记录是毁坏了无数的西藏宗教寺庙。”
而在这次与尊者达赖喇嘛的会面上,吴弘达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今天提出的自治,是一个策略,是在一个集权主义底下的自治而已,但我相信西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独立体。”
把哈达献在了尊者的脖子上,显然是吴先生并不了解西藏文化中复杂的习俗,不知者不为过。
5、
干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
说到底,这其实是与尊者身边的藏人有关的。
从这次会面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尊者和这些华裔人士的周围,也有藏人的专家学者和活动人士。其实,怎么献哈达,尤其是怎么给古修、喇嘛、仁波切献哈达,是一个最普通的藏人也知道的礼节。山野村夫,草原牧人,或许不知道这个那个规矩,不会说像拉萨人那么流利的、谦卑的敬语,但如何朝拜寺院、如何朝见高僧大德,却是生下来就会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是这个文化的外人不知道不为过,不了解这个文化的外人不知道不为过,而属于这个文化的人,在与其他文化的人相处的时候,理应让别人知道才是。不必顾虑太多,一味逢迎他人或者默然。
这应该不是冒昧不冒昧的问题。这也不是狭隘不狭隘的问题。这更不是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的问题。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文章,其中写到: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愚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藏人的精英,所有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僧侣乃至官员,都应该担当起表率的职责……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我自己也需要格外注意,从我做起。而昨天,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不错的事。在接受一位外媒记者的采访时,当记者随着她的中国翻译,称尊者达赖喇嘛是“达赖”时,我提出了异议(不过,这之前我也常常默然了,为此自责)。
我说,藏人视尊者达赖喇嘛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犹如基督徒对待上帝,犹如伊斯兰教徒对待真主。尊者达赖喇嘛是我们的佛,当你们跟藏人在一起的时候,务必请勿称“达赖”。否则,藏人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有了排斥,何必呢?而中国,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扫大街的,都可以口无遮拦地动辄称“达赖”,这让藏人听着真不是滋味。
记者与翻译恍悟的样子,之后,都改称“达赖喇嘛”了。
这很好。不是吗?
2009-5-8,北京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0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