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学中心的杜永彬先生，所写的《西方社会对西藏存在五大误读》置于官方网站首页，获其青睐。五大误读包括西方社会对藏传佛教的误读，杜先生尤其着力于对尊者达赖喇嘛的评价，称尊者“不仅是大活佛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被奉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领袖，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和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他已将藏传佛教政治化，将藏传佛教的教义伦理道德化。”
听上去颇有学术腔，可是，需要提醒杜先生的是，尊者达赖喇嘛不仅仅只被奉为十多万流亡藏人的精神领袖，其影响力远远不止于此。事实上，尊者不但是境内近六百万藏人的精神领袖，还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信徒的精神领袖，而信徒不仅仅分布在西方，还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地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必须要说的是，在去年西藏事件中，有多少藏人呼喊着“祈愿达赖喇嘛长寿”、“让达赖喇嘛回家”，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请愿，却被当局的军警或抓或打或杀。身为中国主要涉藏机构的笔杆子，杜先生不会不知道吧？
而把藏传佛教政治化，恰是杜先生所倚赖的中共政权所为。一个无神论的专制政权野蛮干涉宗教，在07年发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措施”时，被当代思想家齐泽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嘲讽：“西方的自由派媒体都对此感到可笑，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一……重大举措，禁止佛教僧侣们在没有获得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死后重生：在中国境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影响转世过程；只有在中国的寺院才能申请许可。”诸如此类的干涉何其多也，杜先生又怎么一声不吭呢？
杜先生还说西方社会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存有误读。意思是，历史上，西藏从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实中，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而历史究竟怎样，正如藏人网友阿甚曾在我的博客上点评：“历史历来都是为了政治而服务的，这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集权化的国家更是如此。而中国的学术界的人多数只挖空心思的寻思着如何向统治集团献媚，纵有少量有着求真精神的学者也因为种种政策限制和长期以来被灌输的偏见，难以跳出多年被洗脑的漩涡”，以至于“在宗教民俗方面，大量的污蔑与曲解在汉地众多涉藏话题中比比皆是。这些还仅仅是中国政府官方和民间的看法而已。而在所谓学术界，很多正统的资料也存在着大量的对藏人的误解或者曲解。”
至于说到现实，事实上，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自治权。在美国，黑人都当了总统；而在藏地如西藏自治区，73个县有70个县的第一掌权者都不是藏人，西藏自治区历任区党委书记，从来没有一个是藏人。
我不否认西方社会对西藏存有“误读”，但那种神秘化的误读，无论如何，要比妖魔化的误读好太多。然而，无论神秘化还是妖魔化，任何一种去误读的工作都应该由被误读的一方自己来完成，而不是由误读者来取代自己，继续误读下去，那倒真的是“别有用心”了。杜先生早在05年就向官方献计献策说：“要遏止‘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势头，需要智力、权力和财力形成合力，要充分发挥藏学家和‘民间外交’的作用。……西藏外宣事业需要专家学者充当顾问，中国学者应当明确自身的定位……”。一个学者在依附权力的同时成了权力的辩手，这本是极权国家的特色，只是这样的学者，其真实身份已令人质疑。
2009-4-1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