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明:杜鲁门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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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都不喜欢杜鲁门,因为他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作为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在当时,他是中国头号敌人。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杜鲁门的功过和是非,只想谈谈杜鲁门对于美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作出的贡献。

杜鲁门总统的前任罗斯福总统赶上了“好时候”。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引起经济大萧条,胡佛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在1932年竞选连任时败在他手下。他以他的“新政”把美国带出了经济萧条,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从而毫不费力地赢得了1936年的大选。在他的第二任任期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他领导战争有方,所以在1940年和1944年又连选连任。但是他的身体却很不争气,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使他只能以轮椅代步。第四任只搞了一年多,就在1945年4月12日病逝了。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副总统接任,于是杜鲁门就登上了总统宝座。在1948年的大选中,杜鲁门竞选获胜,得以连任,于是就成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头号敌人。

杜鲁门的上任经历使他认真地考虑了美国的最高权力应该如何转移。他觉得,美国宪法在两个方面需要改进。第一个方面是总统继位制的问题。在总统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副总统继位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总统和副总统是一起被选民选出的。但是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谁继位就有问题了。根据1886年国会通过的总统继位条例(The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将由内阁部长们继任总统,顺序是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杜鲁门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内阁部长们是总统任命的,他们没有经过民选,因此没有民意基础。他们没有权利接替总统的职位,代表人民管理国家。那么谁比较合适呢?杜鲁门认为,议员们是民选的,他们有民意基础。作为议员的领袖,议长具有最大的民意基础。鉴于参议院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那么众议院议长将是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时接替总统职位的最佳人选。于是,经他提议,国会在1947年通过了新的总统继位条例:在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由众议院议长接替总统职位。尽管总统和副总统同时不能行使权力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新条例确实派上了用场。1974年,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先后被国会弹劾下台以后,众议院议长福特根据此条例登上了总统宝座。

杜鲁门认为,美国宪法有待改进的第二个方面是总统任期问题。在罗斯福之前,美国总统们都遵循由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留传下来的最多只任两届(no third term)的惯例。罗斯福打破了这个惯例,那是因为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在非常时期里,这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后人竞相效犹,长期的权力垄断就可能滋生出独裁者来,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杜鲁门认为必须以法律形式把这一优良传统惯例固定下来。经他提议,美国国会在1951年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Twenty-second Amendment):总统任期最多为两届(No person shall be elected to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more than twice)。由于修正案是在杜鲁门的第二任任期即将到期时才通过,再加上他的第一任是继任病故的罗斯福总统,所以杜鲁门并不受这一修正案的约束。但是考虑到自己已经几乎当了整整两届总统,杜鲁门决定遵守这一修正案的规定,主动放弃了1952年的总统竞选。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看看人家杜鲁门,中国共产党党国领导人真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党国的最高权力转移何尝考虑过民意基础?党国最高领导人把国家当成了他可以私相授受的个人财物。前最高领导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变成了继位者的不可争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但是,林彪偏偏要“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从而闹出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亲自选定的法定接班人谋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空前绝后的最大政治笑话。在林彪“猖狂出逃、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又在生命危浅之际,仓促地选中了既无能力又无资历的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登上中共党国的权力顶峰的唯一依据。当年,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华主席年富力强,可以把中国稳定地带入下一个世纪。”但是,没过几年,邓小平就把华国锋挤下了台。如果说他当时上台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在国庆游行队伍中有大幅“小平你好”的标语牌)、有民意基础,那么他随后的所做所为却把民心丧尽了。而且,象毛泽东一样,他也亲自选定了接班人——第三代核心江泽民。而且,更为甚之,他还隔代选出了党国的第四代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封建帝王谁都没有这么做过。然而,它却成了胡锦涛当第四代最高领导人的合法性基础。当江泽民有意让曾庆红接班的时候,他遇到了诸多元老们的强烈反对,最大的理由就是“这是小平同志定下来的。”笔者在这里丝毫没有褒曾贬胡的意思。笔者对他们俩都缺乏了解,谈不上褒贬。笔者说的是,这种完全无视民意的最高权力转移是多么荒唐和可笑。

再说杜鲁门对宪法的第二项修正:任期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党国最高领导人都是终身制,根本没有任期限制。主席和总理都变成了专有名词。在那个年代,只要是中国人,哪怕是小学生都懂得,“主席”指的就是毛泽东。“总理”指的就是周恩来。到了邓小平时代,有了一些进步,党章、宪法都开始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了。但是还留下一个尾巴: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这是为邓小平垂帘听政预备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当了几年军委主席,搞了几年垂帘听政,懒得再当了。但是,还是继续搞他的垂帘听政。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央有过决定,重大问题还是要请教小平同志。”这叫做泄露了国家机密!邓小平机关算尽,没有想到的却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倒叫江泽民捡了一个便宜。江泽民现在又抱着军委主席的宝座不放,搞起垂帘听政来。叫党国领导人学学杜鲁门,自动放弃总统的竞选吗?休想!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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