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修宪前的呼吁

习仲勋

习仲勋

邓小平公开谈“废除终身制”与习仲勋平反,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星期内,也许就在同一天。宪法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是邓小平“废除终身制”思想的体现。

全国人大即将召开,我希望,这次全国人大,不要删除一九八二年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规定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宪法规定要遵循邓小平理论,同一宪法在逻辑上要前后一致,所以,新宪法必须保留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邓小平首提废除终身制日期

1980年2月23日至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赵紫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的2月2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习仲勋获得平反后四天,也就是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也获得平反。

就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就“废除终身制”第一次作了公开讲话。但在这次讲话前,邓小平就已经对胡乔木谈了“废除终身制”的想法。胡乔木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记得,是在1979年秋天,当时天气还不冷,胡乔木的司机到社科院医务室找到我妻子高皋,说胡乔木要找严家祺谈话,这样,就在社会科学院一号楼,胡乔木、胡绳和外交部国际法专家李浩培三人一起见了我。胡乔木告诉我,邓小平在前几天与他谈起“废除终身制”问题。

一九七九年二月初,在京西宾馆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提出要“废除党和国家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一发言刊登在2月4日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后来的《简报》上还有于浩成和黎澍赞同“废除终身制”的发言。当时,理论务虚会《简报》上还发表了《人民日报》记者有关西单民主墙的几万字的长篇报道。当时,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在会上也为民主墙叫好,我当时就认识民主墙刊物《北京之春》主编王军涛,油印的《北京之春》也刊登了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

在当时“真理标准”讨论中,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北京《光明日报》用三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写的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哲学幻想小说”《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因我在文革中反对康生支持的哲学所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而遭受批斗,后来又不参与整人,一九七八年十月,经哲学所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在理论务虚会后,我回到哲学所就遭到了审查。党支部书记梁存秀曾是右派分子,他十分友好地告诉我,“上面”要调查我与民主墙的联系,没有问题我的“预备党员”才能“转正”。就在胡乔木找我谈话后,对我的审查也就不了了之。在这这之后,我参加了几次张友渔领导的修宪会议,也参加了报刊的研讨会,并从哲学研究所转到筹备中的政治学研究所工作。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后,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至今流亡国外二十九年,中国政府不容我踏上祖国土地。

在网路上,鲍彤最近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干部、领导人痛定思痛以后,就觉得领导人权力没有时间限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想去限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一开始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我记得是一九七九年务虚会上严家祺(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提出的,当时党内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第一个肯定的,我记得当时是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二月,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主持“理论务虚会”,严家祺在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但却被邓小平当作打击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的工具。“

终身制使习仲勋十八年不得翻身

习仲勋是受康生陷害的,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只要毛泽东不死,习仲勋就不得翻身。

习仲勋与刘志丹、高岗、谢子长是陕北苏区创始人。一九三三年,习仲勋与刘志丹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六二年八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把习仲勋置于死地。

刘志丹

一九六二年,李建彤着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小说中一个政治部主任以习仲勋为原形。小说发表之后,康生称《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同时,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以便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指《刘志丹》是用作为高岗翻案。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康生在会议上,给毛泽东递了一条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毛泽东又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接着,由康生主持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查,《刘志丹》被定性为“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被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也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习仲勋被定性为反党分子时,习近平九岁。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0年习仲勋平反,十八年中,习近平的日子并不好过。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宇在最近香港《苹果日报》上说:“习老弟,我们都曾经是低端人口,你不少于二十年,我也有十年。”可以说,邓小平不提出废除终身制,就没有习仲勋的平反;没有习仲勋的平反,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

一百二十年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成果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年。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一百0三天,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当皇帝不可。袁世凯当上皇帝后八十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七十七天后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复辟帝制,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十三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十二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力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邓小平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他看到毛泽东终身在位的危害,顺应时代潮流和民众需要,在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同时,对中国政治体制作了局部改革。邓小平政治改革的最重要一项成果,体现在1982年中国宪法中。

1982年的宪法,有一点是在1949年以来的重大的突破,这就是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从1982年到今天2018年36年中,中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遵循宪法规定,没有一个人“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虽然这还谈不上真正实行了共和,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限任制”使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限任制的实行,也使当代中国政治,与大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都有所不同。

可以说,“废除终身制”是一百二十年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直到文化大革命,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成果。

邓小平的一生,“六四屠杀”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一九八二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都应受到充分肯定。

(2018-3-2 Washington DC,写于全国人大开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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