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近乎全票通过了21条修改宪法草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第79条），并把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由序言部分写入正文（第1条）。这一修改使习近平可以成为终身主席并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并且在宪法上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绝对统治。（无记名投票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
“这次修宪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破坏性，是历史的倒退。修宪并没有如官媒《人民日报》所宣传的那样‘为民族复兴提供有力宪法保障’，而是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危险的未来”，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取消任期限制，等于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的痛苦教训，让中国人民再次由于不受制约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遭受巨大的痛苦、摧残迫害和国家灾难。”
谭竞嫦指出：“随着中国积极试图输出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模式，并尝试用国内法律粉饰专制独裁的统治，企图将其合法化，这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构成了更加严峻的威胁。国际社会与中国开展政治合作不是是双赢的战略，如果不能有效地应对这种威胁，将会是双输的局面。”
两届任期限制与改革时代
20世纪70年代后期，毛泽东之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这场主要侧重经济领域的改革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增加了社会流动性，这种改变在城市地区尤其明显。改革同时使人民有了希望，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他们希望中国也许将很快真正开始政治自由化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六年后的1982年，两届任期限制写入中国宪法。此前，毛的专制独裁和绝对权力导致了重大的政策性失误，使国家饱尝了包括大饥荒（1959-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在内的巨大痛苦。在国家走出毛的灾难性统治后，中国领导人从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做出了关于任期限制的决定，从而使权力分享成为可能。
习近平时代：依“法”治国
2013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初，许多人都寄希望他将成为引领新时代的领导人。但习近平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内，通过法律手段、警察权力和强制思想统一加大了打压力度，严重压缩了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限制了国内独立团体接受外国资助并为社会进步做出具有建设性的贡献。当局不仅针对维权活动人士，而且针对知识分子律专业人士，以及任何主张权利以及提出社会正义和腐败问题的个人或组织，都成为了打压对象。
谭竞嫦表示：“这次修改宪法为独裁统治和全面的意识形态控制提供‘合法性’的包装，不仅戳穿了当局‘依法治国’的幌子，而且暴露了其赤裸裸地将法律作为其保持意识形态一致性和对党表示绝对忠诚的工具。”
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同时，习近平还试图扮演“人民”领袖的角色。在最近官方制作的视频中，习近平和一位老人在2018年2月18日进行了一次街头交流。老人说：“主席，你是我们的好领袖。”习近平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他首要的使命是“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换句话说，一切都属于党，而非人民和国家。
“中共要抓住权力不放，任何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当局在高科技和网络审查方面花费巨大，并且推行了全面的互联网监管制度，习近平和共产党或许正在把中国人民押在一场风险巨大的赌局上，认为这个拥有7.5亿网民的群体或将再次逆来顺受地屈从——成为独裁统治的受害者；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屈服，而是将继续问责政府。”
审查制度下的批评声音
在官方新华社2月25日宣布修宪后，网络披露了当局发布的删除数十个有关修宪的“敏感”词，其中包括“不同意”和英文字母“N”（网友通常用N表示多次）；当这些词都被禁止时，民众的反应变得很难评估。但网民们很快找到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许多人使用汽车开倒车的文字和视频作为他们不赞成修宪的隐喻。有一位用户在流行的社区问答平台知乎（Zhihu）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客车司机疲劳驾驶不换班，乘客能怎么做？”（当局为此在3月2日下令要求各应用商店下架知乎App七天）。
一些年轻人也找到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3月7日，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利用“女生节”悬挂标语，将对取消任期的揶揄伪装成对法学院女生们说的情话：“国无宪不立，吾离你不行”、“爱你没有期限，如果有，那就把它删掉”。许多身在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更是利用享有的网上言论自由，通过推特账号@stopxijinping发表他们关于“习近平不是我的主席”的观点。
知识分子中最先表示不同意见的有李大同。李作为已遭关闭的中国青年报著名栏目“冰点”前主编，在2月26日发表公开信，敦促55位北京代表全国人大否决宪法修改草案。他写道：“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是开历史倒车，将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中国媒体项目翻译）
威胁国际人权体系
随着中国积极寻求通过习近平的强人形象来扩张全球领导力，不管中国政府如何表述，在中国发生的事都不应仅仅被视为中国的内政。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力度输出与自由相悖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通过其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和与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国试图在包括国际人权体系在内的国际舞台上展示力量。
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俞建华最近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宣称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声称这是一个以发展为基础的体系。其发表的演讲呼吁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在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潜台词和真实意图却在中国大使馆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本中表达的更为明确：“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各国人权发展道路不能定于一尊。”这种说法直接挑战人权的普世性，并提出用新的“人权治理”体系取代国际人权体系，其实质是偷梁换柱，将重点从问责、遵守和履行国际义务偷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手段。
实际上，就在两天前，也就是3月9日，中国在人权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俞建华演讲中的说法遥相呼应。这篇题为“通过双赢合作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草案，呼吁通过对话和技术援助在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完全规避了国际人权条约义务所要求的、且按照国际标准应有的国家对保护人权应尽的职责。
“人权的普世性原则，将在不远的将来，被中国独裁领导人习近平作为世界强势领导人摧毁”，谭竞嫦表示：“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是袖手旁观，听之任之，还是采取行动捍卫保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人权原则。”
鉴于中国针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基本原则、体制进程和职能机构的攻击日益升级，中国人权促请国际社会坚守国际人权标准和普世价值观。具体而言，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开展以下工作：
在与中国的多边和双边对话中，各国政府必须强有力地明确支持为中国能拥有更开放的公民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国内维权人士，及其因为维权而遭拘留或监禁的家庭成员。
人权理事会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利用即将到来的对中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进行审查的机会——即下一次的“普遍定期审议”，坚定地表达对中国攻击普世人权价值、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关注并做出回应。
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必须抵制和拒绝中国政府通过转移视线的策略，逃避对其人权状况问责的企图，包括指控国际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对中国的各种偏见，同时抵制和拒绝其引入“中国特色人权”等新术语，以图取代现有的国际人权标准。
2018-03-13
《中国人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0期，2018年3月2日—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