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发生了“六四”大悲剧之后，我开始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起来，中国的革新与民主运动的受挫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力量对比上的不足、政治黑幕的险恶、组织上的缺失、策略上的幼稚、缺乏有威信的领袖人物等等。但我一直认为，革新运动的失败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就是革新者的失败。当然可以找出种种外部的原因，但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寻找一下自身的原因，也就是从革新者自身素质上找寻一下缺陷，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大陆的革新者普遍缺乏理论素养。对这个问题如不引起重视，再不设法加以弥补，我想失败的命运仍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大陆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一步一低头，蹒跚行进，本来是一种出于无奈的对策。因为经历了“文革”大劫难之后，不搞改革确实没有其它出路；但又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照（沿用毛泽东的“红宝书”显然是行不通了），只有先干起来再说。孰料发展到今天，这种“撞击反射式”的改革竟成为一种流行的范式，仿佛在中国进行改革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论。我常想，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进行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好比是一艘在惊涛骇浪中前行的巨船，焉能比作“摸着石头过河”？单凭个人的感觉和经验，怎么可能使古老的中华巨船驶过激流暗礁，到达光明的彼岸？缺乏理论思维能力、跟着感觉走散、以投机取巧为荣耀的民族决不可能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的“革新者”也决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由此醒悟到：要做一名清醒的自觉的革新者，实在有必要下一番功夫，通过深入的、切实的理性思考和理论研究，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进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与行动方式。
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无数英雄烈士与平民百姓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为何事？若把其放在世界文明演化的进程中来看，其实所奋勇争取的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不再受人侵略、欺侮、凌辱、压迫、剥削。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西潮东渐，各色各样的“主义”纷至沓来，从新实在论到尼采哲学、国家主义到柏格森、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的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等蜂拥而至中国（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其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最有影响的先后为三种主义：其一是资本主义。从林则徐、魏源、张之洞、李鸿章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大体上代表着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潮流。由于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强瓜分、国家分裂、朝政废驰、战乱不已、民族资本主义难以发育等），这条路没有办法走通。其二是三民主义。为孙中山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如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结合中国实际创立的学说。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也就是争取民族独立，推翻满清君主专制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实现人民自主的民主权利，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并用平均地权的方法，来防止传统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的社会对立。可惜中山先生英年早逝，三民主义未及在中国大陆施行，也就无法验证其利弊得失。不过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倒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之于台湾，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现象是很值得关心中国现代化的学人们认真比较研究的。其三是社会主义。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了古典社会主义）所创立，后经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等人发动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共产国际传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打下江山后，在中国大陆统一推行。其主要特点是实行国有制、一党专政、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与意识形态垄断。实行了30年后，经过十年文革，其弊端暴露无遗，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大拉开了与现代化主流文明的距离。之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有了很大进展（这是其历史贡献），但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依然如故，社会发展缺乏制度与法制的保证，腐败与丑恶现象愈演愈烈，深层矛盾愈积愈多，使人展望前途，常怀在劫难逃之深层忧思！
出路在哪里？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与整合力量何在？如何解决中央政府的权威流失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重构、价值重建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重新凝聚国民、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
通过一年来的群体研究、相互切磋、反复琢磨，在一些问题上已建立了共识（如肯定存在“现代主流文明”；认定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概念，要言之，即现代化不仅包含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指标，而且包含民主化、法治化的指标）；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较以前深化了，（如对“现代主流文明”的构成要素及其彼此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现代化史的分期及阶段特征；中国现代化与人类现代主流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畸形现代化”、“反现代化”、“反文明”等概念的界定等等）；在有的问题上至今仍然感到困惑无解（如民族问题、宗教信仰以及如何重建伦理道德）。
通过集体研究和深入思考，我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政治问题可以寻求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经济问题可以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可以有社会对策，教育、科技、人口、生态、环境等等问题均有办法解决，惟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与重建伦理道德问题，思来想去，苦无良策。在今日之中国大陆，显现出严重的信仰危机，无论马列主义，还是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真正信仰的人都不多（尤其是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人）。同时，在社会世俗化与功利化的进程中，唯权是依，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精神虚无，价值失落，意义迷失，伦理缺失，道德伦丧的现象日趋严重。那么，怎样建立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支点呢？出路是否在于建立在文化多元化之上的优化组合呢？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优化组合呢？如何能保证实现“优化”组合而非“劣化”组合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就是应该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超越姓社姓资、全对全错的主义之争和传统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努力创造出一种能够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否则，我们还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吾爱和平，吾爱进步，吾爱真理。吾忧战乱，吾忧落后，吾忧愚昧。吾深感吾辈书生肩上道义重逾千钧！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个人的力量虽然微薄，但如果我们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把众人的力量汇集起来，就可以使中国变得大有希望。
不管前面还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国将走向现代化的明天是必定无疑的。
衷心感谢所有为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作出贡献的人士！
1993年5月25日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来自大陆民间社会的报告》，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