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冷评“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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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7大将于本月15日召开。在中宣部的操控下,党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全面启动喜迎17大宣传”工程,硬是要造出一个热气腾腾、莺歌燕舞的氛围,仿佛开完17大中国就会“旧貌换新颜”。无奈信者寥寥,民间反映相当冷淡。

真正有人关心的问题是,“17大”会启动政治改革吗?“17大”会在政策层面发生变化吗?团系大员的崛起有哪些意味?下面我就一一加以评论,供读者参考。

政改依然没有戏

据香港媒体报道,9月7、8日,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作为特邀嘉宾,陪同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著名理论家谢韬前来香港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杜导正在多个场合都会一字一句朗读温家宝的讲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首先得从制度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有关的制度……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杜老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共党内开明派人士,我能体会到他引证温总讲话的弦外之音。但如有人仅仅依据某位领导人的公开宣示就相信中共会在17大启动政治改革,则难免会大失所望。

中共对待政治改革历来是“只说不做”或“假戏假作”,也就是说得好听,做得不行。早在27年前,当时的中共“核心”邓小平就做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8·18讲话”。提出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以及官僚主义,“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

1982年召开的中共“12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出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

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改革,并要求在次年举行的中共“13大”上把政治改革的问题提出来。为此,专门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

在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鲍彤等党内改革派的积极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调研与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在1987年召开的“13大”的政治报告中。

赵紫阳在“13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首次提出了7项具体内容:(一)实行党政分开;(二)进一步下放权力;(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七项若能真正实行,中国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但“六四”一声枪响,政改从此被打入冷宫。邓小平在“六四”之后曾说“13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果然一个字也没有动,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此后的14大、15大、16大都重申要搞政治改革,但连象样一点的实际措施也未施行,不过是装潢一下门面而已。不用说,17大报告也少不了关于政治改革与“党内民主”的论述,但鉴往知今,仍然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

据《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8日报道,此前中共中央党校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8%左右的中共领导干部关注政治改革,而67.9%的官员认为“保持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多数领导干部对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热情并不奇怪,因为政改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步履蹒跚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中共理论有什么样的坚持,而是缺少当权者的拥护和推动。”

“缺少当权者的拥护和推动”,一语道出了今日中国政改遭遇困境、举步维艰的症结。大多数党国官员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揽权捞钱,然后还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旗号下,动用国家公器镇压民间维权力量,维护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秩序;纵使个别领导人良知尚存,“仰望星空”,意欲补天,安可得乎?

政策调整见端倪

关于政策变化,每次党代会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会通过发表讲话的方式披露“本朝新政”意向,以整合党内意见,“统一思想”。今朝也不例外。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披露了他的治国理念与政策要点,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17大进行的热身操练,主要内容将会进入17大报告。

6.25讲话的绝大多数内容是老调重弹,诸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小康社会”、“以人为本”、“三个代表”、“反腐倡廉”,反映出胡总书记一贯的四平八稳、兼顾左右、面面俱到、举轻若重的政治性格。

值得注意的倒是外传与胡总有瑜亮情结的曾庆红,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阐释胡总6.25讲话的微言大义。曾在演讲中一口气提出7个“深刻理解”:(一)关于“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定不移”;(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三)关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四)关于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六)关于总体布局的思想观点,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思想观点。

至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已然揭晓。就是以“四个坚定不移”来继承“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是纲,其它都是目。

从政治观察的角度看,胡锦涛主导下的政策会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微妙的调整,主要是:以“科学发展观”替代“片面发展观”(9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做出决议,17大修改党章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以“和谐社会论”缓和社会冲突;以“改善民生”的姿态赎买大众;以“和平发展”取代“韬光养晦”,争取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团系崛起存隐忧

团系又称团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团系是指曾在共青团系统任过职的。狭义团系则是指曾经在团中央或团省市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现在政坛担任要职的人。我数了一下,出身团系现担任省委书记的有10人,担任省长的有12人;担任副书记、副省长和省委常委就数不过来了;位列省部级者不下数百人。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详细介绍团派的书——《团徽照耀中国(胡锦涛的团队)》,书中说 “共青团派”中正部级到正局级的官员,数以千计,有人一言以蔽之为“五百罗汉”。“团派”中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和“四小名旦”,总之是“人才济济”,后继者如过江之鲫。可以预期,在17大(包括之后的1中全会)上会有一批团系大员进入中委会乃至政治局、书记处。团系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已是不争的现实。

笔者曾在团的机关任职多年,对共青团的情况略知一二。据我了解,团系出身的官员并非一无是外,他(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经受过较充分的政治历炼,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与组织能力,思想观念上较为开放,其中不少人怀抱理想。在知识界和民间享有很高声誉的胡耀邦先生就是团系的祖师,胡克实、胡启立、项南等开明领导人也是团系的前辈,刘宾雁、王蒙、张黎群、钟沛璋、朱厚泽、江平、王军涛、张炜、李大同、卢跃刚、潘岳等人均为团系出身。

团系出身的官员大多能说能写,务虚能力强,搞起意识形态来驾轻就熟;但相对而言,行政领导能力与经济管理能力则较为逊色。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团系出身的官员担任地方大员或部委领导普遍政绩平平的重要原因。有的人连乡镇长、县市长都没干过,一下就空降到地方做省长,许多事情都不懂,又喜欢夸夸其谈、发号施令,难免被当地百姓传为笑谈。

中国古代就讲究“宰相必起自州部,猛将必拔于卒伍”,没经过下层的艰苦历炼,缺乏实际办事经验的人,很难担当重任,也难以服众。这种关照安排还会令那些从基层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具有行政与经济专长的官员心生怨恨,离心离德。

从派系政治的角度看,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若某一派系权力过大,缺少竞争与制衡,则难免会缺乏改革动力并趋于保守;同时,强势派系很容易由于权力分配失衡而成为其他派系的众矢之的,最终自食其果。《易经》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极而衰,历史循环,其能得免乎?

原载《开放》10月号,发表时标题有改动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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