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功第三次踏上某某局的楼梯,第三次走进科长王滇淮的办公室。王滇淮一看见他,很客气地说:“请坐。”而且还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王科长招呼了一声:“你坐一坐。”然后集中精力处理他的公事,让赵建功坐在对面不远的凳子上。赵建功漫不经心地看看旁边有一只上下几十个抽屉的立橱,看看墙壁和挂在那儿的日历,最后抬头望着天花板,一直看到他脖子发酸为止。

赵建功很魁梧,眉毛很粗,嘴唇很厚,那身胚似乎有王科长两个大。穿着一套灰蓝色的制服,裤子比较新,特大号的橡皮鞋是才买的,看样子还没有穿几天。他没戴帽子,和尚头,眉毛上面有一圈发白的印子,那是长期戴鸭舌帽子留下的痕迹。上衣的右面口袋里给一条毛巾塞满了,那是他的手帕,偶尔拉出来抹抹额角上的汗。他看完了天花板,又开始挨着次序看大立橱,看墙上的日历,他偏偏不往王科长身上看,因为多看他两眼,自己就禁不住要不耐烦,生气。他已经到这里来过两次,头一次是把复员军人的证件和乡政府的证明信交给这位人事科长。王滇淮对他说:“你下一个礼拜再来吧!”过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王滇淮皱皱眉头,表现得那么冷淡,对他说:“你在乡下,也一样有工作,上海现在正在动员过多的人口到内地去。唉,你来的正不是时候。”赵建功手里捏着那条毛巾,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有技术,我想搞工业建设。我是一个党员,在我的证明书和鉴定表上都写著有。”

王滇淮从对方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是颇为骄傲的,又要介绍自己的光荣历史了。看他那个名字,就充满着居功自傲的味道,使他感到心烦。最好是想法把这个同志转到别的机关去。可是部队上下来的同志比较难缠,当他刚刚找到最充足的根据的时侯,却又被对方顶了回来,赵建功又重复地说:“我不是普通的战士,我在部对里是做政治工作的。”

王滇淮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部队每个党员都担负着政治工作的责任,好,好,我们对于转业军人当然是欢迎的,中央专门有过指示的。至于你分配做什么具体工作,等下一个星期五来听回音吧。”

今天正是星期五,赵建功穿了这套在他来说是比较出色的衣服和那双刚买的鞋,充满着希望到这里来听回音。可是他面前的这位科长却只管坐在桌子上埋头搞他的工作,似乎把坐在他面前的身躯魁伟的人忘了。其实他没有忘,他感到分配他的工作是十分为难的。根据他的经验,机关里吸收的转业军人或是复员军人,他们都是难得的。从部队上下来的,他们总喜欢夸耀自己的汗马功劳,头上好像上了角,总是感到这里不如意,那里不满意,意见很多,模范作用不够,还弄得政治影向不好。他过去在另外一个局里当人事科长的时侯,不知在这些人身上费了多少唇舌,结果有一次民政局通知召开转业军人座谈会,他们一集中起来,就劈里啪啦提了许多意见,民政局还发出通报,指出这个局对转业军人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他们的意见不够重视。为此,凡遇到复员军人或转业单人,他一方面存着戒心,老实说有点怕他们;一方面尽可能地给他们更多的尊重,多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安慰。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亲自处理赵建功的事情,而且特地倒杯开水给他喝的缘故。至于分配什么工作呢,那就此较棘手了,没文化就没法安插在机关里。至于派他到下边的企业单位去,那更是不放心了。刚合营的工厂,局里派去的人就是代表国家的,要独当一面,部队里的同志头脑单纯,处理公私关系上如果采取部队的做法,那是只会把关系弄僵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必须十分周到地估计到可能发生的偏差和后果。他埋头在处理公文的时候,心里盘算的就是上面这些想头。经过三次的会面,他到如今还没有决定下来。看样子是不能再拖了,这一次必须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而赵建功果然显得不耐烦了,他打破了沉默,提醒他一句:

“科长,快点分配我吧,做什么都行,我已经在上海闲住了一个月了。”

王科长抬起头来,好像有谁在他背上捶了一记,他很窘地回答:“喔,喔,”他拿起电话来,一面对赵建功说:“你等一等,我马上去问。”

电话里他问过对方一个什么人。打过电话以后,他变得活跃多了,不过他觉得要这位头上生角的复员军人接受这个决定,是有极大的困难的,他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于是他移着椅子贴近赵建功坐过去,显得那么亲切和十分抱歉的态度:“这样吧,我们这个管理局刚建立才两个月,干部很乱,很多。我们也没有精力建立伙房,暂时只能叫大家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吃,有的就回家吃;因为饭馆里花钱贵,又要排队,所以急需自己建立大厨房。我看你是合适的,就好像开辟根据地那样,负责把我们厨房建立起来。真正是从无到有,这需要有大胆负责的精神,只有像你这样的党员才能担当。”王滇淮的特长就是善于对每一个被分配工作的重要性和神圣的意义说得非常彻底,非常动人。关于强调炊事员的重要性,在他来说是无须思考,脱口而出。所以他说出了上面这段话以后,他觉着还需要补充几点:“要是没有炊事员,你想想,我们的吃饭就成问题。”

他发现对方点了头,这就表明对方已经接受了。他感到很高兴,于是他又说下去,这是他的民主习惯,只有征得对方同意和首肯的时候,他才继续解释他的理由。而且,对方的点头次数越多,他要补充的理由也曾特别多起来。

“所以说,炊事房比人事科还重要,因为它是生活中必需的。]

赵建功没有再点头,而是带着吃惊的样子把毛巾团在手中,他抽空插进一句话去,想提醒科长一下:“我是做政治工作的……”

王科长发觉对方明明是思想不通,他不免着急,于是又想出了更充份的理由:“是呀,厨房可以说是机关的要害部门,你是老同志,不是不知道,那真的政治工作必须加强。现在好了,我们有领导骨干了,你去是完全合适的。”

拙嘴笨舌的赵建功在这位口若悬河的科长面前,实在是没有发言的权利。他苦笑着站了起来,把毛巾往衣裳口袋里塞,差一点把口袋的底都要撑开。

王科长疑惑地问:“你愿意去吗?”

赵建功说:“就这样罢.既然组织上需要,我服从!”

王科长又惊又喜,喜的是对方果然接受了;惊的是这个复员军人竟会同意做炊事员,他又追问了一句:“真的?”

赵建功说:“我去好了。”虽然口音里带着委屈。

照王科长的工作程序,在对方已经接受分配的时侯,还需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即使他的工作多么忙,为了对干部负责起见,这一步骤是万万不可忽略的。于是,他把左手抬了起来,扶在赵建功的肩胛上,又说了下面一段话:“像你这样服从组织的复员军人,确乎是难得碰到,这是很宝贵的。我是说,你在品质方面表现出党性不错,今后就要看你在工作上继续发挥你的高度组织性和党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对于老同志,对于参加过南征北战的军人,期望是很高的。好吧,你去吧。”

赵建功被他表扬得不知道怎么说好。他在部队里干了这么些年,还从来没受到过首长这样的赞扬,虽然感到这表扬带这酸溜溜的味道,但他是很高兴的,他决定要把炊事房的工作做好。他现在想的是如何去建立根据地,赶快把伙房成立起来。他又提出了请求:“你总得给我几个助手,要买菜,要做饭淘米的。”

“我马上关照总务科,让他们帮助你安排。炊事员没有,可以通过劳动局招几个失业人员来,很容易!你记住,你去就是领导骨干呀。”

赵建功出去了,王科长快活地松了一口气。

(二)

总务科长把赵建功带到一幢大楼的第一层,那里原来是三个写字间,旁边是一小间盥洗室,里面有浴缸,有抽水马桶。三个写字间中间有一间比较大,可以放四张写字枱。上面有电风扇,不过翅膀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棍子,奶黄色的墙壁上,有一盏壁灯;壁灯下面是漆了银白色的暖气设备,上面蒙了一指厚的灰尘。除此而外,房间里空空的。

总务科长说:“我们预备把这三大间房子改做厨房,连那个洗澡间在内,够用的了吧?”

赵建功说:“够是够用的了。”

“那我们马上找人动起手来。”

赵建功再一次地环顾了这房子,说:“慢来。我觉得把这漾的房子拿来做伙房,太可惜了。”

“这幢楼整个是我们局里的,没有现成的伙房,我看把这里改建一下很合适。而且这几间房子离一楼的大厅很近,那边改做食堂,开起饭来也便当。”

赵建功觉得把这漂亮的墙壁拆掉,还是感到心疼。只是因为他刚从乡下来,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而且急于要“施工”,也就答应了。

第二天叫来了一帮修建工人,进到这漂亮的屋子里来拆地板。地板用硬木条精细地镶嵌出匀称的图案。还没有动手拆的时候,他就问那些忙忙碌碌的修建工人:

“为什么要拆掉它呢?”

“这里不是做厨房吗?铺地板的房子是不能用做伙房的,一来容易起火,二来容易渗水。”一个手臂上有出入证的修建工人这么说。

赵建功咬咬他的厚嘴唇,说:“这不能拆,你们知道当时建设这样的地板花了多少工人的心血,我们不能破坏它。因为现在不是打仗的时期。”

那修建工人向他眨眨眼睛,怀疑地说:“这是上头叫我们干的。什么打仗不打仗,你是什么人?”

赵建功感到为难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职务。要说是炊事员吧,王科长说他是“领导干部”;要说是领导干部吧,可又没有名义。他只能含糊地说:“我就是这里负责的。”

这就把工人弄得莫名其妙,便说:“那么,你叫我们上哪儿去改建伙房呢?我们的估价单,房地产管理处和你们这儿都盖了章的。”

赵建功坚决地说:“慢一步动手,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旁的地方没有。总而言之,这样漂亮的地方改做厨房是不适当的。”

他招呼这位领工一同到总务处长那里,要求慢一步动工。总务科长搓搓手,着急地说:“嘿,你不知道,你是刚从乡里来,难得见到好房子,所以这么心疼。要知道,这样的房子在上海很平常,有什么关系。不破坏怎么能建设?厨房也是很要紧的地方呀!”

赵建功问他:“我问你这大楼有没有水门汀地板的房子?”

总务科长说:“有是有的,在大楼底层,是水门汀地。不过那是我们的仓库,堆了许多东西在里头。”

“好,那么让我去看看再说。”赵建功就带着那位领工来到底层。底层的面积很大,就是潮湿一点,里面堆满了许多柴油筒和坏了的木器之类。连这位领工都说:“这里修厨房最合适,也不必砌瓷砖或是另铺水门汀,可以省一大笔钱。”

赵建功快乐地说:“赶快把这些东西腾出来,我们马上动手,就在这里建设我们的厨房吧!]

总务科长也同意了。他只怪自己当初没有想到利用这儿的地下室。因为改变了地点,还得把估价单修收一下,减去了七百多元的工料费。

伙房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从劳动局聘请的炊事员也到了。于是在九月九日正式开饭。开饭那天赵建功帮着到小菜场买菜,然后又亲自洗菜,也帮着切,从天不亮一直忙到十二点。机关里一打钟,好几百人喧喧嚷嚷跑进食堂,用筷子敲着铁皮碗,来庆祝自己的厨房开张。赵建功也感到快乐而兴奋。干一行像一行,他背上搭着那条当作手帕用的毛巾,真有大师傅的气概。他无目的地在这一桌和那一桌之间走来走去,想旁听到一些群众的评论。他那时侯的心境,就像回到两年以前的部队生活中,站在连队前面,检阅全连的人马,并且辨认每个熟悉的战友的面孔一般。

他碰到了那位王科长。王科长一看到他,便把右手的筷子换到左手去,很亲热地握握他的手,很满意地说:“你果然把工作搞得不错。在自己伙房里吃饭要比上馆子吃省一半钱咧,这是大众的福利。”他把嘴里的饭完全咽下去以后,又说:“不过,我有一个建议:我们还应该建立小灶。”

赵建功笑着说:“现在人手不够,建立小灶还要添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吃小灶的?”

王科长似乎在征求全桌上同志的意见:“我们机关里吃小灶的人是不会少的,起码可以开到三桌到四桌。”

在他右首坐的是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同志,他说:“如果处长级干部吃小灶的话,那么只有十来个人,不到两桌;要是工程师、技术人员也吃小灶的话,那就可以开四五桌了。”

王科长的脸不禁红了一阵,他又开始去夹菜。因为这位同志的谈话无意间触动了他的痛处。他从另外一个局调来,那时他是副科长,总以为调到这里升为“处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偏偏这个新成立的局编制特别,计划处、生产处、财务处等等都叫“处”,唯有人事处不吗“处”,而叫个“科”,这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可是明知不合理,机关的编制是局长审批的,人事科是直接掌握行政编制的,为了避免给人一个“个人主义”的印象,就不便直接提出.没料到在吃小灶问题上,又勾引起他的不快来。他觉得自己的待遇连工程师、技术员都跟不上,尤其生气。赵建功看到他的脸沉下来,一言不发,还以为王科长也许对饭菜不满意,便连忙问:“怎么样?小菜还过得去吗?”

王科长嘴里含着东西说:“可以,可以。”

部队上来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凡是首长交待的任务,他们总是能坚决完成它。王科长在第一次吃饭的时侯随便提了个建议,在赵建功看来,这就是首长的命令。时间,只过了一个礼拜,小灶伙食就开办起来了。这样,就得另外成立个小厨房,另外建立一本流水帐。赵建功担任的工作是采买,又管银钱出入,还要帮着淘米、洗菜,他自己会做一样炒牛肉片,炒出来又鲜又嫩。小灶开张的头一天,他兴致很高,还亲自动手切牛肉,炒牛肉片。根据部队的传统,首长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为首长服务得更好,他是很乐意的。

吃小灶的一共有五桌,单独开辟了个“小食堂”,那地点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预备收做厨房的三大间写字间。里面已经洗刷一新,桌子上也有了桌布,茶几上放看一盆含苞的菊花,真是非常高贵的雅座。王科长特别感到幸运的是,他也挤进了吃小灶的行列,这一点使他大为得意。他以一种优越感嗅了嗅盆子里的菊花,挑了一个靠墙角的不被人注意的位置坐下,头一次确认“人事科”要比别的“科”地位高得多,因为别的科长没有进入这间雅座。他很欣赏赵建功的“炒牛肉片”,乘此机会,他又在局长跟前夸奖了赵建功一番:这个人很有魄力,有军队里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他一来我就看中他的这种专长,他管理伙食有一套经验。我想到必须自己建立伙房,建立小灶,不能再拖了,这是关系到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的问题……“

局长点头笑了,表示对这位科长的赞许。接着,局长对周围坐看的几位处长和工程师说:“我们聚在这里吃饭,我看还有一个好处:我们的碰头会不妨改到这里来开,出席的人也整齐,有些紧要的问题,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在我们一边吃皈的时候就解决了,很方便。”

果然,这五张桌子上的人变得特别活跃起来了。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一面盛饭,一面还没忘了对同一桌的人展开争论;有的担任了中心发言人,而其它的就揑着筷子专心地听。

在一次吃饭的时侯,话题集中到干部不足的上面来了。有好几位处长向局长诉苦,说他那里的人员还没有配足,尤其是里面党员太少。局长一面端着碗,一面解释着:“我们是刚成立不久,向别的机关抽调干部,总有困难。这些情形,你们问王滇淮就知道了。问题是要会发现,要会培养新的人才。”

王滇淮连忙说:“现在到处闹干部恐慌,我一天打好几个报告给干部管理局,上面总是强调困难,我有什么办法。”

这样的碰头会从来没有间断过。

(三)

厨房里发展到有七个人。其中三个人曾经在饭馆里做过大师傅;另外四个人是失业店员和转业的三轮车工人。赵建功像对待新入伍的战士那样,给他们一人发了一条毛巾,并且把炊事员的重要性对每个人说了一遍。每天开完晚饭,他总要做一次队前讲话。他把七个人集合起来,指摘着一天的工作之中哪些地方没注意到卫生。哪些地方糟蹋了东西等等。头几天大家还觉得新鲜,日子长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一些,大家也就厌烦了。特别是指名叫姓的批评,使他们很起反感,背后说他尽挑刺。有一天,一吃完晚饭,有两个悄悄地溜了;有两个推说干了一天,骨头痛;有两位说是参加机关的晚会,急着回去换衣服。他只得丧气地对那一位还没走的工友说:“那么,今天不开会了。”一边又生气地对自己说:“唉,我宁愿带一连兵,不带这七个炊事员。这些人自由散漫惯了,真没有办法!”

从此,晚饭后的会就老是开不起来,一下了班,大伙儿就急急忙忙想着回家。赵建功认为只有像军队似的,让伙房里的人全部住进机关里来,这才能培养他们的集体生活的习惯。才能加强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于是他在自己住的地下室房间里,安排了七张木板床,他向七位同志提出,要他们都搬进机关里来住。

在小灶上做菜的王师傅第一个就表示不赞成。推说换了个地方他就睡不看;陆小毛说是家里抽不出被头铺盖来;李文友的理由是:家里女人做夜工,他回去要帮助照料孩子……每个人都说出了不能来住的理由,弄得赵建功自己也觉得没趣,只好打消了他原来的计划。

他感到在这里很难进行“政治工作”,苦闷了好几天。他把他的苦闷去告诉王滇淮,王滇淮笑笑说:“你实行的是部队的一套,用在这样的机关里,自然是行不通的。你应该根据具体的对象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思想工作,不一定要他们住进来。”

赵建功回顾了自己过去的那套做法,也不禁笑了。从前,他总是把厨房里的人当作部队的一个班排,他往往又以军队的严格要求大家,总觉得这一伙人自由散漫,处处看不顺眼。由于他对部队的生活留恋和熟悉,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希望一切都能照部对的样子安排得有条不紊,只有在这中间他生活得才愉快,舒服。经王科长这么一指点,他明白过来了,他必须找寻新的办法,新的安排。他很感激王科长。临出来的时候,王科长又拉住他提了一条建议:“我们机关里北方人多,是不是还能供应馒头呢?老是吃米饭,恐怕不习惯。”

赵建功说:“这可以办到。不过又得添一口大锅蒸馒头,还得添置一副蒸笼。”

王科长说:“只要给吃小灶的添一份面食就够了,这用不着添什么大锅的。”

赵建功眨眨眼,说:“我看,做馒头跟吃小菜不一样,要做馒头,下面也得吃馒头。吃大灶的北方人也不少吧。”

王科长说:“那当然更好了。”

赵建功和王科长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他回到伙房,看到大伙儿围坐在一起拣菜,他就坐下来帮着拣菜,而且开始讲起他的战斗故事来了。他在回忆这些战斗故事的时候,整个精神又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战场。这永远没有完的故事,不仅使七位同志着了迷,弄得他自己也陶醉在往日胜利的欢乐之中,他仿佛又扛起了枪在厮杀,在发出号令,在攻入敌人的碉堡中。当讲到消灭蒋介石儿子指挥的快速纵队,他兴奋地从小板櫈上站起来,把堆在地上的洋山芋比做敌人的坦克,把莴苣当做榴弹炮,手里拿着的切菜刀当做机关枪,竭力要把当年的战斗场景重新描述一番。接着,他讲到了自己的受伤,又顺手卷起裤腿,把深陷了一块肉的脚踝给大家看。

赵建功咬一咬他的厚嘴唇,把手掌抚摸着脚踝上的伤痕,沉默着不说话。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才冷淡地说:“那时侯我在一个连队里面……”好像有点害羞的样子,他说了半句又不说下去了。

从此,这几位同志对他格外地尊敬和亲密,他们像对老大哥那样爱他,看到他吃力地提着水桶,别人就马上抢过来,不让他做重活。从此,他在炊事房里说话的效力也就像首长的命令一样。赵建功讲完一段故事,便提出要和大家商量一件事:“听说北方同志对吃米饭有意见,我们能不能在不再添人不再添锅的条件下,再供应馒头?”

大伙儿几乎是一致地回答:“只要我们再加一把劲,多蒸一批馒头办得到。”

这一天轮着王科长出门开会,看见大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那三轮车上堆了一摞高高的蒸笼,那蒸笼又黑又脏,结满了蜘蛛网。他对这个本来不留心,是钻在蒸笼后面的大块头赵建功吸引了他的注意。赵建功从三轮车爬下来,看到王科长刚从他面前经过,便快活地招呼他:“明天,我们就可以供给馒头了,蒸笼我也买来了。”

王科长却并不是高兴的面孔,他看了一看那些脏得发黑的蒸笼,说:“为什么把这么龌龊的东西买了来?太不卫生了。”

“买一副新的要八十多块咧。我看到寄售行有这副旧的,只要十多块钱。把它好好洗洗,刮刮干净,不是一样出馒好头?”

王科长急着去开会,所以也就不再言语。

小灶、大灶开始供应热馒头,又引起了北方同志的赞美。馒头蒸得又白又暄,连吃惯大米饭的南方人也要吃。不过王科长一看到这馒头,他不敢吃。也许是合上一句老话:“眼不见为净。”他看到馒头就联想起那些发黑的蒸笼。不禁引起一股恶心。虽然供应馒头是他出的主意,可是他却眼睁睁的不能享受。

为了供应馒头,赵建功每天要少睡一个钟头的觉,他半夜三更一定要起来检查一次,看看面发得怎样。

他看到每天总有很多的剩菜剩饭被倒在脏水桶里,糟蹋东西是最使他恼火的。为了减少剩菜,他研究出一种早一天定菜的办法。他在食堂的出入口挂上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明日的三四样菜单,谁要吃什么菜,就在这个菜名下添一笔“正”字(不要写名字)。他统计哪一种菜有几个“正”字,明早就买多少菜.这么一来,买菜的数量有了计划,而且可以使吃饭的人点菜,做到各取所需,这就使大家特别满意。不过一实行点菜制度,每到开饭的时候,领菜的地方人挤人。乱哄哄的不可收拾,厨房里人少,又忙不过来,有时还发生争吵。他就想了个办法,实行“自售”领菜。把不同的菜分成几行排在大案桌上,每样菜的前面安置一只有缝的小木箱,箱子上贴上纸条,标明一盘菜的价格,谁要吃什么菜,就把钱自动装进小箱子里,端了就走。这个办法又新鲜,又省事。剩菜几乎没有,伙食方面也就办得更廉价,更丰富了,掏一角钱可以吃两个菜,其中还有一份是肉或鱼。每天结账,没发现过短缺银钱的情形。

这个食堂的声誉之好,连报上都作了特别的介绍。于是,市府的各机关伙食单位都来参观学习,忙得赵建功难以应付。

(四)

他觉得管伙房也挺有意思,现在他穿着白洋布做的工作服,像医院里的医生那样。戴着一顶扁扁的没有鸭舌的白帽子,那样式也并不比解放军战士戴的船形帽难看。每开一次饭,在他看来就仿佛是组织一次战役,收拾饭堂的工作,就好比取得胜利以后的打扫战场。像镜子那样光亮的饭桌,给他一种甜蜜的熨贴的享受。人事科王科长给他分配工作时的官僚主义,他早就忘却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更进一步把这个食堂弄得更好。就在这时候,他乡下的妻子来找他了。他妻子第一眼看到赵建功的这副打扮,就惊疑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赵建功在这儿做什么,他在信上是一直没有明说的。如今是没法隐瞒了,他只好把油腻的手在工作服上擦来擦去,索性说穿了罢:“我是这里的大师傅。”

他老婆完全明白了,她那么难过,显得意外的灰心,说:“怎么叫你当伙夫?你出来的时候对我说,你到上海是来学技术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你犯了错误了吗?”

赵建功颇为自豪地说:“我没犯错误。我不是给你说过了:我是大师傅。”

“什么大师傅?”

赵建功故意给她开玩笑:“上海人叫炊事员做大师傅,又大又是师傅,连首长都得称我大师傅。你看我大不大?”

“你不要唬人了。你一定犯了错误了。你给我说,我是跟定了你的人,没关系。”他妻子的眼里已经含着泪水了。

赵建功拿她没有办法,苦笑了一下,又说:“我没犯什么错误,相反,我在这里的工作,报上还表扬了呢,你呀,一脑袋的升官发财思想,指望丈夫做官。快算了罢,你给我谈谈家里的庄稼怎么样,二妮子和小金怎么样?”

“都很好,这不用你操心。”他妻子温柔地说。

赵建功把她引到自己的宿舍里。宿舍就在地下室的一个靠窗的房子里。又阴暗,又潮湿。开亮了电灯,越发显得孤零零的肮脏。用两只火油箱支起来的木板床,枕头上满是油腻,枕头边上堆了两本厚厚的书,一本是联共党史,一本是《金星英雄》,书的封皮也和枕头套一样沾着油腻。床上有一条被子,她认得出还是领了复员费做的。床下面是一双木头拖鞋,别的啥也没有。

他妻子一看这场面,眼泪扑簌簌地掉下了。她呜咽着: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吗?”

赵建功“嗯”了一声,然后带点生气地说:“夫妻一年多没见,欢欢喜喜的,怎么你倒哭了。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了?”

她妻子揩揩眼睛,说:“没有出什么事。我真替你难过,你在部队上大小也是个干部呀。他们怎么这漾对待你的!”

赵建功把两只手亲切地搭在她的肩膀上,非常激动地说:“我们只要把自己贡献给革命就是了,至于担任什么工作,只有听从上级分配。我是从来不计较这个的,我又不想做官。何况,管理伙食也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我们的人事科长说,它还是要害部门咧!你把炊事员叫伙夫,我就得批评你,这是不允许的。你还是乡里的妇女委员,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知道罢,现在是和平了,不打仗了,我们部队上下来的人,就得分配做各种从来不会做的工作。我不许你再跟我讲这些不入调的话。”他像哄孩子一样把布袋里的那条手巾给她擦擦脸,然后说:“你在这里多住几天,帮我把这脏被子拆拆洗洗,我带你到”大世界“去玩玩,今天你来了,我炒一盘你喜欢的”炒牛肉“待承你。怎么样?妇女委员?”

妇女委员止不住笑了,这是没奈何的笑。她心里的疑团并没有消失。到了晚上,她忽然又提出一个古怪问题:“你从前在部队里比连长还大呀,难道这里的首长一点不知道?”

赵建功说:“我的材料是我亲自带来的,怎么会不知道,实在是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组织上要我来开辟根据地呀!”

他妻子很自信地说:“我一定要跟你们的首长说,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你参军十年来,腰眼上受过伤,脚上也受过伤,落了个三等残废,退伍下来,就叫你当火头军吗?”

赵建功瞪看两只发怒的眼,说:“我用不着你去说。我在炊事房并不是炊事员,我是班长,大家都尊敬我。你跟我打抱不平,那就是叫我犯错误了。首长一定以为我有地位观念,不安心工作,才让你去反映。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这一个晚上,夫妻团聚的快乐自不待言。可是到了半夜三更,赵建功悉悉索索地爬起来,拧亮了电灯。他妻子睁开眼,不安地问:“你这是做什么去呀?”

赵建功拖着他的木拖鞋,说:“我要去看看面发得怎样了,怕太热了会发酸的。”

赵建功料理好发面,没睡一会儿功夫,又悉悉索索地起了床。他妻子很不满意地质问他:“你又做什么呀,天还没亮咧,我们庄户人也没有这样起得早。”

赵建功说:“你不知道,厨房里的同志没有一个肯住在机关里,他们来上班的时侯,也该吃早饭了。我得先把炉子升着,先熬出一锅稀饭来。要是等他们来了再升炉子,不但早饭开不出来,恐怕连中饭也耽误了。”

他妻子在被窝里干叹气。忽地,她也起了床,非常体贴和怜恤地对丈夫说:“今日你就好好地睡个安稳觉吧,让我拾你生炉子。唉,我看你这工作真作孽!”

赵建功颇为得意地说:这煤炉你生不来的,你只会烧干柴。嘿,这里头也有技术呢,您好好睡下吧,一路上你也够累的了。“

妻子却挖苦了他一句:“你到上海来,说是学技术来的,原来就是学的这一门技术呀!”赵建功发怒地瞪了她一眼。

结果是,妻子陪着他,看他生煤炉,看他怎样把米下锅。当煤炉里的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赵建功借着火光看到了她的眼睛下面两滴晶莹的眼泪。

整个大楼安静得一点没有声息,而拂晓的曙光却慢慢儿渗透到这地下室的炊事房中来了。

他妻子在上海玩了两天,不过她情绪一直不好,似乎对这个上海也不大满意。她替他把那间阴暗的肮脏的小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被子、枕头套也洗过了,她就走了。她走了以后,赵建功也曾想过:“我革命了十来年,当初也没想到革命成功以后,会被派到这厨房里来。”可是这思想只在他脑袋里闪过一下,马上被他扑灭了:“该死的女人,把我的心搅乱了,让这个思想跟着她一起走开吧!”

(五)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上海各机关评选先进工作者,全机关一致推选赵建功为本局的先进工作者,在大会上派王滇淮科长来介绍赵建功的先进事迹。他感到很荣幸,如像赵建功的获得光荣也有他的一份在内。可不是吗?是他看中了他,才把他分配去的,是他给了各种指示和鼓励的。

他介绍完了以后,最后的一个会议程序是“先进工作者”代表讲话。王科长事先指定由赵建功上去讲,而且那发言提纲也是由王科长替他起草的。赵建功就上台去讲了,手里总是把那条毛巾拿出来擦嘴,看样子他还很不习惯对大伙儿讲话,他站在那里姿势也很生硬,从膝盖到脖子,从头至脚都是笔直的。他的声音非常洪亮,不用扩音器,后排的人都能听到。王科长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完全照发言提纲讲,忽然半腰里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我曾经当过部队的连指导员,我诐分配到炊事房来,就犯了很多的主观主义,我把刚招来的炊事员也当做部队的战士那样,每天要做一次队前讲话,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所以我在工作中也有许多错误……”

在主席台上坐看局长、副局长,还有王科长,王滇淮是这个大会的执行主席。局长一听,就不安地掉过头来问副局长:

“怎么,这个人还是连指导员?”

副局长也坐不稳他的椅子了,一面孔惊讶的表情掉过头来问王滇准:“怎么搞的,把连指导员分配做炊事员?”

王滇准也纳闷,他从来没听说过赵建功是连指导员呀,他又惶恐,又紧张,不言不语地摇摇头。

散了会,他从自己的抽屉里寻出了赵建功的人事材料,他还从来没看过它。当他读下去的时候,额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他倒在圈身椅里边,懊丧地朝着赵建功那鉴定表上的二寸照片,以一种忏悔和自责的语调说:“该死,我怎么一点也没留心这个。果然是连指导员,你为什么不早给我说明?世界上竟有这样胡涂的老实人!党龄,十一年,参加革命的历史比我还久!真荒唐!叫我怎么在局长面前解释?”

这是他头一回发现了自己在工作上的缺点,他感到很难过。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侯,他走进小灶的食堂,偏偏又遇着了赵建功,他像碰到了一团火一样,往后倒退了一步。原来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谜一样的人物,这人的身材魁梧,那顶扁扁的白帽子似乎要碰着天花板,在这样的巨人面前,他觉得胆怯而羞涩。

局长刚好坐在他的斜对面,果然他没忘昨天大会上的事。当赵建功出去以后,局长关切地问:“究竟这个赵同志当过连指导员没有?”

王滇准手足无措地不知道怎样回答的好,一个肉丸子把他的食道堵住了。就在这一霎时之内,他想起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回答:“当是当过的,不过时间不长。”

在他对面坐看的是办公室主任,他怄气地对王滇淮说:

“你怎么弄的?把老同志分配做炊事员,而我们那里呢,连一个党员也没有。”

王科长还是不肯认输,他竭力辩护着:“你不知道,他文化太低。”不过他说话的时侯声音很低,很微弱。

办公室主任不放松对他的攻击:“是你昨天在会上介绍他的事迹的,你说他会记账。他还给炊事班里读报,教他们识字。……我看到他昨天发言,手里还有发言提纲,文化低,怕什么,你这是什么干部政策,把他分配到我们那里去好了。”

他这话由于气愤和焦急,声音很大,弄得周围几桌上的处长们都听到了。结果引出了一片热烈的反响:

“给我们好了,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

“这位同志完全可以领导一个三四百人的工厂,我提议派他去做公方代表。”

“不,我们生产处人员太少了,还是给我们,先充实机关要紧。”

每个人说话的时侯,都用质问和挑战的眼光朝王滇淮身上扫了一下。王滇淮一言不发,饭也吃不下,像一个被审判的被告那样把头俯在饭碗上,偶尔用眼睛瞧瞧斜对面的局长,想试探一下局长的态度。

局长最后说话了:“王滇淮同志,这件事让我来处理,请你把赵建功的全部材料交给我,我要看看。”

他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听到谁把一个“调羹”跌碎了,发出“哐郎”的一声。王滇淮失神落魄地弯下腰把它捡起来。

原刊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文艺月报》。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