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跌入深谷
我被带到三科的一间办公室格局的房间里，审问我的家伙是个白净面皮的知识分子，他那问话里带出若干革命术语，猜得出此人是个不久前叛变了的叛徒。我按照预先跟小周统一的口供讲了我是跟他一起到浦东收书款的，我是一家书店的学徒，收书款的人里头，就有顾××。我们上阁楼问他算钱，想不到楼下来了两名警察。……后头这几句回话，是临时凑合的。自己知道漏洞百出，没料到审讯官一开头就夸奖我一番：“你比那个姓周的老实多了，你就没逃跑；他逃跑了，白吃一顿揍！你说说吧，这个姓周的担任什么工作？”
“我只知道他是书店的练习生。什么书店我也记不住了。”我说。“我不是问这个，问他在党内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怎么知道呢？”
这时，从隔壁屋里响起一阵鞭打犯人的声音，起初，挨打的没作声，打了十多下以后，才听到“鸣唉……呜哇，再打，我还是不晓得。”分明是小周在受刑，这句从咬紧牙关的疼痛里迸出来的话，就好象是专门讲给我听的，我全身的筋肉在收缩。
打的人一边在打，一面嘴里嚷着：“你跑，你跑得掉吗？”鞭打仍然在继续。
审问我的特务利用隔壁的凄厉的声音威吓我，说：“你这些话，只能骗鬼去！你不说实话，也一样把你拉到隔壁去，不怕你不说。”
“不能说，说什么呢？”我心里打定主意，准备挨一顿鞭子，不过从隔壁传来的忍受极度肉体痛苦的“唉，呜哇”的凄厉声音像尖刀一样钻进我的心窝里，比自己挨鞭打还要痛苦。
我还是重复着原来的回话，准备着到隔壁的“刑讯室”去受刑。结果，出乎意外地，审讯我的叛徒并没有拉我到隔壁去，而是叫来了一个押解我们的警察。警察一进门，搞下了那顶老虎军帽，打着立正，报告说：“不错的，这是个小共产党，铐上手铐，还骂告发他的是‘工贼，是出卖罢工的走狗’。那人告发他们两个在阁楼上宣传赤化，宣传朱毛红军，煽动罢工……”
审讯官挥一下手，叫警察退出，然后对我说：“我今天不必多问，刚才这位警官报告的一切就足够了。我看你年轻，你不是共产党，是在团的，我们对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总是宽容的，只要你承认你是青年团的，明天我就放你出去。”
对敌人的这一手，——软的伪善的一手，我竟相信了，我以为他真能放我出去呢，这是我被捕第一天铸下的大错。我沉吟半晌，承认了我是参加过青年团的，这一下糟了，审讯官接着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谁叫你到浦东的？你在书店做学徒，是谁介绍你入团的；谁领导你……等等。这时我又变得清醒了。知道刚才上了他的当，我之所以上当，不能完全归之于软弱和动摇，当时还有一个幼稚的想法，以为对方既然有叛徒和警察作证，我再赖得光光还有什么用？审讯官问到我跟团组织具体同志的关系，在我脑幕上就映出我认识的同志的声音笑貌，我难道可以出卖他们吗？是他们把我领上革命之路的。我对姓顾的叛徒恨不得咬下他的肉来，难道我也要步其后尘让受害者永远诅咒我吗？所以，对审讯官深入一步的提问我是守口如瓶的。至于我的住处在哪儿，我更不能供出来，我怎能忍心出卖方德和秦老师呢？长城书店的小孙还掏腰包给我五块钱救了急，我能叫他到这儿来吃皮鞭吗？只是在讲到谁介绍我入团，我编造了一个虚无飘缈的故事，我说在外滩的外洋轮上，有一个海员，把一叠传单塞在我的手里，我看传单上写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话，我想这个海员一定是好人，我就跟定了他，要他带我到外洋轮上去玩，他真把我带到大轮船里，他跟我讲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事。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严肃地摇摇头，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拉下脸来说：“好吧，不要跟我要滑头！回去好好想想，下回我还要提审的。”他又关照做记录的文书说：“把他跟同案的一道收监。”
我被文书领到楼梯下的长廊出口处，看到缩成一团的小周半个身子横在地上，文书用脚轻蔑地踢踢他，骂了声：“装死。”接着，一个看守兵应命前来，文书把这两名政治犯交给他押送去监房。看守跟文书一样没人心，同样用脚踢小周，粗声粗气地说：“快起来！去监房有你躺的。”小周艰难地撑起自己的身子，我连忙上去搀扶他站立起来，小周强忍着疼痛，缓慢地移动步子。看守走在前头，离我们远一点时，小周轻声地问我：“你没有挨打？”我说：“还好，我没有。”他听出我的口气不够理直气壮，又问：“你讲了我吗？”我说：“没有，”
“那么。你讲了谁呢？”
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但我还是看到了他对我不信任的逼视的眼光，正是他的严厉的目光，使我必须主动讲明今晚我走错了一步的实情，我低低地对他说：“我只是承认了青年团，别的啥也没说。”
这句话给予小周的刺激，使我终身难忘，他猛地推开了我，拒绝我搀扶他，他用鄙视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就仿佛瞪着眼看待叛徒一样。他没说一句话，但他的突变的面色和利剑一般的眼光使我惊讶，使我羞愧，使我无地自容！我甚至想以哭泣来表白我的心意，但我又哭下出。
好容易走完长廊，又走过一个天井，看守把我们两人关进了一个木栅栏的监房里。
这是我生命史上头一天来到剥夺了任何自由的监狱里，这个监房还维持着动物园的格局，前面不是砖砌的墙，而是排列着一排圆木，上下有两根铁条把木栅栏串连起来，两根圆木之间只够半个人头的空隙。牢房里不装电灯，电灯装在门外的过道里，所以射进牢房里的光也是排列整齐的长方块格子，而且是“借”来的幽暗的光。
小周几乎是爬进那扇木栅门的，在里头已有三个老犯人睡在里头；当木栅门打开以后，他们都靠墙坐起来了。我俯下身托着小周的腰，是想帮他平稳地躺下来，谁知小周又给了我极度的难堪，他咂一咂嘴，同时用左手推开我的手，他自己屁股朝天无力地倒在地板上，嘴里嘘着粗气，这是背上的疼痛压得他只有用吐气来消散他的痛苦。由于他两次对我的“反目”，我憋气离他远远的，一个人孤独而又委屈地坐在木栅栏边。
只见老犯人里的一位矮胡子（后来知道他名张一凡，三十四、五岁，由于胡子长得茂盛，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样子）用膝盖移步到小周跟前，低低地亲切地问道：“受了刑了吗？是伤着哪里？”我代他说：“背上打的！”矮胡子的眼睛向我这边瞄了一下，问我：“你们是同案吗？”我说：“是的。”
矮胡子动手脱下小周的已经扯破了的上衣和汗衫，露出了极可怕的变了色的背脊，那伤势使我马上联想到半个月前连弟背上被打的血印子。不同之处，我看见连弟的伤痕已是挨打好几天以后，紫色的鞭痕多于血红色的，而小周背上的伤痕比连弟的还要多，有几处叠印的两度三度伤，已揭破了一层表皮，露出了像成熟了的红草莓似的肉，毛细管的血正在渗出，我又一次看到这凄惨的景象，就觉着这鞭子仿佛打在我的身上，不禁使我一阵寒颤，一股凉气掠过我的背部。
另外一位讲广东口音的难友（名字已忘，这里只得用“老广东”称之）说：“擦点万金油吧。”他也来到小周跟前，掏出一瓶红壳子的万金油，用手指往他额角和背上的伤处轻轻地涂抹。一面说：“这是很能（”灵“的广东音）的……”他觉得这句话有点夸大；后来又改口说：“擦着总比不擦强。”
小周不再嘘粗气，说了一句：“太谢谢你们了。”
“我们都上过刑的，这是政治犯来到此地的第一堂课。能熬过这一关就好了。这班野兽，就只有这点本西（”本事“的广东音）。”
小周回话说：“你的话对我，比万金油还灵。”
矮胡子和老广东要抬着小周到后墙根的毯子上，那里还有一个老犯人，他一直不讲话，独自坐在灯光照不着的死角里，我看不清他的脸，我看着他腾出了身底下的毯子，这一条军毯大概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被褥。
小周说：“不用抬吧，我自己能动弹。”他自己吃力地爬了过去。在黑影里，三位政治犯围着他，询问他：“你们是怎么被捕的？三科的特务是怎么审问的？”小周简单地讲了他今天的逃跑又未逃成的经过以及在审讯时回答的口供。对于他的同案，只说了一句：“我们才认识了两天。”
栅栏里三个老犯人都围着小周转，他们对小周倾注了全部的温情和体贴。当小周讲了“我什么也没承认”，老广东和张一凡同时朝我瞄了瞄，即使在幽暗的灯光下，我也能读出他们的眼光里表示的是什么：两个人是同案，一个挨了打，一个平安无事，一个是振作的，虽然他是爬进来的，一个则是面有惧色，一副委屈又略带畏葸的样子。这几位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政治犯，在如此鲜明对照之下，得出一致的判断，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们射过来的眼光是鄙视的、怀疑的。我简直感到受着莫大的侮辱！我孤零地像木头人似地背靠着木栅栏坐在亮处，离他们只有三、四步距离，我没有勇气靠近他们，可是他们对小周的爱抚和关怀却又令人羡慕，简直使我嫉妒，觉着在这栅栏里享受他们的爱和温暖是最最珍贵的。这个对比这样鲜明，我再也不能忍受同志们对我的冷漠和轻蔑，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猜得出他们为什么不信任我，我有必要表白一下自己还是坚贞不屈的！我没有供出损害组织陷害别人的口供，我对小周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法官问我外面的组织关系，我什么也没说，我连自己的住处都没讲，请你相信我吧！”谁知小周气咻咻地抢白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软弱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
他对我的不满很使我生气，想直接顶撞他，质问他我什么地方软弱？因考虑他背上被打成红一条紫一条的趴在地铺上呻吟，我不能跟他顶嘴。但还是说出了心头的委屈：“我决不会出卖朋友。”小周还是不饶人，责备我不该承认自己是团员，这个缺口一打开，敌人就会抓住这一点，认为你是软弱……当我挣脱警察跑到法租界，你为什么不跑？
我承认小周说得有理，一时找不出话来为自己解释，我懊恨自己被捕后的第一步就表现得不够坚定。
这一个夜晚我通宵末眠，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迎接下一个回合的审讯，如何打消小周对我的不信任，我下定决心克服自身的软弱，要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通过这第一堂课。然后又回想起那个姓顾的叛徒，组织上交下的名单，怎么里头会有叛徒呢？会不会是我到茶馆里叫错了人？正在罢工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一个革命者怎么有闲功夫到茶馆里赌牌九呢？
当小周问起码头上工人掉下江里，他怎么会不晓得，而且说是“跳黄浦”，这跟国民党宣传的“自行失足落水”有什么两样？这就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来了。那时就该怀疑这个家伙。小周那么有经验，怎么会跟着他上了阁楼？他那心情跟我一样，一定是昨日碰了钉子，急于求成，以为小顾一定是自己人了。这个坏蛋到烟纸店买香烟，大概就抽身到那里通报了警察局吧！
我又怀念起秦老师来，当她告诉我小姚被捕，组织上没一处破坏，她那欣慰和满意的情绪，这说明因为自己的丈夫在狱中表现的坚定，她更爱他了，如果小姚真的成了叛徒呢？她会坚决抛弃他，就像抛弃一堆狗屎，我可不能成为一堆狗屎哪！
我又怀念起连弟来，那次我去看她，一道围墙使我没能最后见她一面，唉，唉，为什么住在一个屋檐下，没有接受她的爱呢？现在，我可真地来到这个最黑暗最冷酷的地方，吉凶未卜，我们幸而没有草率同居，不至于使她为失去我而痛苦，免得害她一辈子！
二 爱的熔炉
监房里的早晨来得特别早，天亮了，我才注意到夜间在阴暗的角落不吭声的那位难友，脸上有稀落的麻子，四十岁光景，他是这里面年龄最大的长者。他在两天前刚刚上过刑，唯一的一条毯子，让给了小周，原来是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的。这位长者名叫陆在渊，大夏大学的教授，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他被移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时我才知道的。
起床（这里没有床的）以后，有人拎一桶冷水搁在每一间牢房外面，每一间牢房有一只拴着链条的木盆，这是给犯人擦身洗脸用的。老广东把自己的毛巾绞干了水，给小周揩面，不让他起来舀水；矮胡子是用他的一块手帕洗脸；我什么也没有，我想，不洗脸也罢。不过，他们两人的脸上，对我的歧视和冷漠较之昨天夜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了，这一定是由于小周讲了我的软弱表现的情况，我未作任何辩白，为此我感到格外伤心。
这时，陆同志利用磨尖了的鞋钉把他的毛巾撕成两片，拿一片给我洗脸用，我感激不尽地谢谢他，一面替他舀了一盆水，端到他跟前。他很客气地说：“你先洗吧。”
我发觉他的脚成罗圈状的弓形，不能移动一步，想动一动腿，必得皱起眉头。倒吸半口冷气，我问道：“你的脚怎么啦？”
他说：“吃过老虎凳。”我不懂“老虎凳”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上海的一种大众化糕点，跟“老虎脚爪”差不多吧，产生这种误会多半是因他说时前面用了个“吃”字的缘故。
陆同志做手势拍拍他的创伤未愈的大腿，强忍着痛楚现身说法地给我做形象教育，仍然是大学讲坛上的教授的风度，经他所做的示范表演，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极野蛮的原始的酷刑。
上帝设计一个人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是只能向里弯的，其中还安装了一条富有弹性的韧带，使人跃起并能自动拉回来。野蛮的酷吏，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颠倒的反动的，他们忽发奇想，要试验一下一个人的膝关节能不能向反方向弯曲，测试一下作为那根橡皮筋的韧带的弹性和张力如何。这样就设计出“老虎凳”来，让你坐在长凳上，用绳子紧缚住腿的上部，然后在脚根垫几块砖头，利用杠杆原理把膝盖往上抬起，试一试韧带的张力和膝关节的反叛能达到多大的限度。
当我看着陆同志的两只腿就是被老虎凳咬过、扭曲过，我简直不敢看、不敢碰他的脚，我的膝盖受了他的感应，似乎也在格格作响，隐隐作痛，我问道：“你的腿是不是扭断了？”
“你不要害怕，也用不着难过，只要韧带不断，上下关节还是连在一起的。自从我立志参加革命那天起，这一切苦难，甚至给我吃枪子儿，我也作了思想准备的，如果需要流血，这样的流血还是值得的。我是重犯，所以才给我吃重刑，敌人运用杠杆原理压断我的腿，是想利用腿的反作用力钳开另一端的嘴巴呀，让这张嘴供出自己的同志来！刚才我讲的大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共产党人偏要从政治斗争的观点抵抗这个反作用力，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住自己的嘴，使天经地义的力学原理在共产党人的身上失灵！”他又加重语气说：“只要我们管住自己的嘴巴，任何刑罚都无能为力！这是可以战胜力学规律的精神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对自己信仰的真理深信不疑。所以说，我虽则损坏了两只腿，但保全了我的嘴，我的大脑里的信仰，保住了一个人的名节，”
讲到这里，陆教授的语调不再是冷静的了，说着说着便抑制不住感情上的激动，他用手指指在他身后的墙壁，就像一位教师让学生看他在黑板上写的习题似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上面，不知是谁用碎玻璃刻下的一首诗。”
我上前辨认黑墙上划出来的几行白色的字迹：
／劝告新朋友，／切勿去自首！／如有此行为，／丢尽人间丑，／就是自首后，／也不会长久，／既不能做人，／又不能做狗！／
我看完第一遍，觉着这首诗又通俗、又深刻，句句打中了我的心坎；第二遍我是轻轻地念出声来。小周也听着了，他同样被这首诗吸引，艰辛地爬到这边墙下，想看得更真切些。他看完以后，用一种教训的口吻说：“这诗讲得多好哇！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光念不行，主要的看行动。”
不知怎么的，我又表现了一次“软弱”，忽然我抑制不住眼泪直流，我像一个丢失了妈妈的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孩子般地哭了出来。这一股热泪，本来在昨天夜间就要发泄的，后来我强压了下去，如今被小周的这几句话刺激得再也控制不住了，我一面哭，一面断断续续地说了下面的话：“不曾挨鞭子……你是把我当作[狗]吗？我不知道对面就是法租界，我没想到逃跑……也是做狗？……我是承认自己入了团的……但要我讲出人来，我一个也没说，这是纪律，也是常识……我还是有的。难道这也是投降了敌人？这首诗要我更坚定，……我不会背叛它。”
我这么一哭，心里的无限委屈全都倒出来了，陆同志安慰我说：“这里谁也不会把你当作[狗] ，用不着难过和多心。你还年轻，没有斗争经验，你在三科既然承认了自己的政治身分，这就给敌人一种幻想，认为你是软弱可欺的，很有可能一步一步逼你走到出卖党、出卖同志的路上去。如果到了那个阶段，那就是百分之百变成不齿于人类的叛徒走狗了。”
小周连忙声明道：“是的，我批评你软弱，我并没有说你叛变，你何必这样敏感呢？”
老广东插话道：“今日是你们被捕的第三天，随时随刻三科会提审你们，首先要团结心，研究好如何对付敌人的口供，先不要自己人闹意见。”
我不哭了，我觉得老陆和老广东是有水平的，他们的讲话是公正的，就像亲人一样了解我并且帮助我，我向他们诉说了昨天特务审判我的全过程，并且强调这样的理由：叛徒姓顾的已经知道我的政治身分，再否认也没用，好在除此以外，姓顾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可以编瞎话应付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上了敌人的当，相信了叛徒说的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放我的话。不过这一点我没有讲，陆同志说：“你有这个想法，说明你没有经验，在敌人眼里，抓到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你身上获得新的线索，破坏我们的组织。他们决不会满足于知道你是共青团员的。他（指小周）的口供是什么也不承认，这样反而干净利索。至于他责备你没有跟他一同逃跑，这不能说你软弱，如果你们事先约定好的，到这时候，他跑，你不跑，那么，这就是你的软弱和动摇。”讲到这里，他把目光射向小周那边，问道：“你说是不是？”
小周坦率地承认了昨夜说话冲撞了我，为的是他跑过了法租界，没有逃成，一肚皮晦气和怨气没处发泄，便埋怨到小王的身上来了。我得到了他的谅解，心里感到轻松和愉快，我意识到自己终于站到了“同志”的行列里。
接着，牢房里五个人就共同协商如何准备下一次的刑讯，大家认为矮胡子出的主意是可取的。矮胡子建议，要我在下次审讯中推翻原供，就说自己害怕上刑才瞎说一气，其实什么政治什么党派也全不懂，如果特务用刑，咬咬牙还是这么说，而且利用我年轻这个优点，不妨装成啥事也不懂的孩子口吻。“你顶多准备挨一顿皮鞭，这个刑罚伤皮肉不伤筋骨，你不要害怕，刚刚老陆不是讲了吗？为了保持名节，守牢你的嘴巴，就看你对革命的理想是不是坚定，有了这个，上刀山，下油锅，也顶得住！使得敌人在你身上一无所获，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老广东和小周还为我设想了敌人的几种威吓和欺人的话，准备着如何回答。
老陆又安慰我说：“你不会像我一样上老虎凳的，这一点你不要怕。”
当我坚定地表示，我一定照这个主意办，填补我在口供上的漏洞，保证不损害党和团的荣誉！从这时候起，所有的同志才把我当作亲兄弟一样，小周尤其热烈，他无比兴奋地对我说：“你推翻了原供，我的口供才能跟你一致。这才是我的好同志，请不要把我前天的话记在心上吧！”
一个人没有了思想包袱，在动物园笼子里的日子便变得舒畅多了，带有诗意的语句也会自动涌流出来，我高兴地说了这样的话：“老广东讲过，每个被捕的人都得上好第一堂课，对我来说，今天你们对我的教育，还有刻在这墙上的诗句，才是我的必修的第一堂课。请看我的行动吧，我这个学生决不会给老师丢脸就是了！”
三 刑讯的洗礼
人是群体的动物，我是人，我最受不了孤独，特别是受不了众人的歧视，不把我当人！当我哭过一场以后，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哭，才认识到它的根源正在这里。同时，我也深深地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在回答口供上面是不是表现出软弱？与我的同案对比之下，我不能不承认，我是软弱的，我并不是一硬到底的英雄，小周说敌人从我的口供里打开了一个缺口，这话并不过分。当我垂暮之年，讲述我的历史，让后代子孙知道我的生命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个污点，我不会后悔，也不应该掩饰，虽则我至今为此还感到羞傀！
我以一级战备的紧张状态准备着下一次的提审，我像个即将送进外科手术台开大刀的病人，准备受苦、流血，但是我的大脑不允许上麻药，必须保持清醒，这是一次不上麻醉的大开刀咧。
懦怯的人是害怕提审的，因为审讯室隔壁就是刑讯室；而我在上了这一堂必修课以后，我却焦急地盼望提审早一点来到，这里也多少有一点英雄主义赌气的成分，小周讲的，“光念不行，主要的看行动。”好吧，我将以自己的行动作出回答！
第三天没有提审我，第四天又没有叫到我。陆同志宽解地说：“红五月里，特务们一定忙于破坏我们的组织，大概没空找你这个小巴拉子。”
到了第十天上，果然把我叫到了三科的侯审室，问案的掉换了一个人，这变换对我的“翻供”更有利。我照着准备好的推翻原供的答词对他讲了，我说：“青年团是圆的扁的我也不知道，是上一回审问我的法官说的，你只要承认了是青年团，明天就放你出去。我想出去。我就照他的话说了，可第二天他并没有放我，我等了他十天也不放我。他这个法官为什么今天不敢见面，难道法官讲话不算数吗？……”往下，我以一个孩子撒野的动作拉住审判官的手，哭着喊道：“我要回家，你把那个法官叫来，他骗人！”
问案的人楞了，也许他从来不曾碰着这样一个幼小的政治犯，他打发站在一边的小爪子，说：“这孩子太放肆，把他拉走，”他用了“孩子”的字眼称呼我，这就证明我的表演是成功的。
我被小爪子反缚了手，拉在后边，我嘴里还是哭嚷着：“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要妈妈！我要回家！”我一边嚷，一边跳着脚。
这个审讯官忽然消失了，没过一会儿功夫，他又出现在案桌的那边，他对小爪子说：把他放开，要他坐下来好好讲。
小爪子一松手，我就像调皮的孩子，学着小周刚踏上十六铺码头猛奔的动作。连忙冲到审讯室外头去。在这个时候，忽然一种侥幸的心理鼓励我，何妨学学小周在十六铺码头逃跑出去的行动呢？促使我这么干的，是学一回小周的英雄行为，心里觉着小周责怪我上回没有跟他一起逃跑，看我在这儿的逃跑比他更惊险！小爪子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一把把我揪住，狠狠地打了我几记耳光。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用嘶哑的哭声说：“刚才法官不是叫你放了我吗？为什么你不让我跑呢？他是好人，你是坏人！……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小爪子把我按倒在椅子上，问案的气咻咻地说：“你怎么这样不老实？你想逃跑就让你逃得了吗？”
我抽咽着说：“你刚才说，放开我，你真是大好人！”
问案的板着面孔说：“你不要调皮，这里有两个人证明，你是正正式式参加过青年团的。你耍赖也没有用，前天审问你的法官讲可以放你，这话今天我也是这么说，并不是骗人话，不过你得给我讲了你的团组织里是什么人，你讲完之后，我可以马上放你，这哪里是骗人的话呢？”
“书店里有两个老板，一个老头，一个年轻……”“不，不是要你讲这个。”“要我讲什么呢？”“要你讲青年团，是谁领导的，是谁介绍的？”“这个我不知道，老师没有教给我。”
问案的脸上露出了苦笑，马上又沉下脸来，对小爪子说：“看来，不给他吃点苦头，他是不肯讲的。”然后又辱骂我：“你在耍滑头，不讲实话不放你过门，”
于是，小爪子奉命拉我到了隔壁的刑讯室，我注意到墙上挂着皮的、藤的各种鞭子，还有说不出名字的种种刑具，我也注意了“老虎凳”是什么样子，我只看到一条长凳的半当中凿了两个铜板大的眼儿，大概这就是陆同志讲的老虎凳罢，虽然那上面没雕刻成“老虎”的样子，我一见这个长凳，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小爪子把我的手套进两个橡皮圈子，把我按倒在地，屁股朝上，他收紧了橡皮圈子上的绳索，用脚踩住了绳索，这是为的节省一个劳力，准备打我皮鞭的架势。小周已经把他挨皮鞭的细节告诉了我，所以我胸有成竹，不过有一点，我比小周占了点便宜，小爪子没有褪下我的上衣和裤子，这个恩惠是不是跟我刚才的撒野装傻有关？不得而知。这时我的心境是宁静的，似乎是心甘情愿的，一点不着慌，就像从姓顾家的阁楼走下扶梯，明知山有虎、偏往山里行那样的气概。
皮鞭开始抽打在我的背上、屁股上，痛是痛的，但我可以咬住牙不哼不叫。小时侯医生，给我打针，我就不哭，妈妈夸赞我勇敢，还奖励我一颗糖吃。所以从小我就受过这样的锻炼。不过我想着不哼不叫和我刚才的表演不统一，我必须像孩子挨爸爸打的时候那样拚命地喊叫，我记得大前天小周挨打时也喊叫的，喊叫是对国民党暴政的一种抗议，于是我的喊叫声震撼了整个的[三科].
刑讯室里走进刚才那个问案的家伙，大概是我的哭叫声惊动了他，他站在小爪子身后，说：“你说，你把关系一个一个讲出来，就不打你。不讲，还要打。”
我用手撑着想爬起来，一面哭着说：“大人欺侮小人，你们不讲理。……我晓得的，早就讲了，还用你打鞭子？我告诉爸爸去，爸爸还不知道我在上海是受你们当官的欺侮呢！”
小爪子终终于把我手上的橡皮圈松开了，叫我起来。
我两只手摸着发烫的热辣辣的屁股，艰辛地挣扎着站立起来。问案的家伙说：“把他带走。好好想想，指给你大路你不走。下次提审再耍滑头就再用刑。你是孩子，我们不是孩子！”
这就宣告刑讯已经结束。我走下楼梯，走一级磨蹭好大一会功夫。小爪子不耐烦地说：“快走，今天我看你小，没往狠处打，你装什么死！”
我是遍体鳞伤，但却像一个全胜归来的将军似的，走进了木笼子，四位同志热情地接应我躺下，他们看出了我的眉开眼笑、神采飞扬，对我已经作出了相应的判断。我快快乐乐地向他们报告：“一切照我准备好的做了，果然他们打了我一顿，这没有什么。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咬咬牙就过来了。”那语气好象我刚刚参加了游泳比赛爬上了岸的样子。
他们对我的抚爱似乎超过了小周，首先把我抬上那条唯一的毯子，然后脱下我的上衣，他们给我敷上的不是万金油，而是剖开的四办黄瓜，这真是灵丹妙药，那黄瓜的切开一面，贴在皮肉上，感到一阵凉意，也许那里面的水份有吸收疼痛的功能，慢慢地，疼痛果然减轻了许多。把黄瓜敷在伤处，还可以防止空气里的细菌感染。我在苦难中获得黄瓜的援救，我将永远赞美它。
这两根黄瓜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三位老难友早就为我的提审做了充分的准备，很遗憾的是，他们备用的万金油在给小周敷伤时已经用光了。老广东想起了他在老家有个用黄瓜治伤的土方；恰好这一天的值班看守是个善心的老头，老广东跟他商量，说小周的背部，打开了皮肉，眼看要出脓腐烂，问他讨两根黄瓜，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老看守不费事地弄来了三根黄瓜。在我没回来以前，对于这三根黄瓜的使用，还讨论出几条使用原则，如果我是言行一致，像个小布尔什维克那样受了伤，就给他敷上；要是小王辜负了大家的希望，走向敌人那边，就把黄瓜分四份吃掉（不过留一根给小周敷在背上），连黄瓜皮也不给小王吃。
我完全模仿头一天小周到这里来的姿势：背脊梁朝天，让两只手扒在地上。我背后以及屁股上的疼痛像针刺一般刺激我的神经，非常遗憾的是，我看不见那里的创伤是什么样子。幸好在最近十五天之内，我接连看到了两个人背部的可怕的鞭痕，凭着那两次血肉模栏的印象，我想象出我的脊背一定也是累累鞭痕，微血管里徐徐渗出血来。在我的体验里，看不见的伤痕比看得见的创伤更叫人揪心，更痛苦。
其实我挨的打没有连弟和小周严重，我获得难友的温情和体贴是双倍的，为着获得天地间如此珍贵的同志爱和温暖，真的，敌人再打我一百鞭我也愿意。只有在这时候，我从头到脚才成为他们的同志，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特别是小周，他自己的伤还没有好，他坚持要替我舀水在木盆里，替我绞干陆教授扯给我的半拉毛巾。甚至要为我擦脸，就像大哥哥服侍动了大手术一点动弹不得的小弟弟那样。
我头一次感觉到，在世界上，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没有温暖，那是多么无聊而孤独，有的人甚至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旦生活在大家的信任之下，就能心甘情愿承受最可怕的折磨和逆境，要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不过，取得众人的信任是多么困难，而决定的因素还是靠自己呢！
四 第一封家书
我跟小周合戴一副手铐，告别了木栅栏里的老战友，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我们进入恐怖的阎王殿、屠场的入口处。经过这里的军事法庭审判，枪杀了不知多少革命志士。龙华，龙华，这个多么美好的名字，它是黄浦江畔的佛教圣地，如今被国民党挑选来做杀戮“共党”的屠场，变成了充满血腥气的人人闻之毛骨悚然的地方。中共建党初期的一大批骨干，有罗登贤、赵世炎、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他们一进入这个阎王殿的大门，就有去无回，共产党人的鲜血正如古语所说的“血流漂杵”呀！
我们俩一人伸出一只手钳在手镯似的铁箍里，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就被一根发亮的键条连结在一起了。囚在这个鬼门关，两个人都不言语，心里的想法却是一样的：一定是凶多吉少，龙华将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站吧！
我们押往军法处的看守所，松了手铐。我被独自关进一条监房的黑屋子，小周关在另一间囚室里，我们两个分开了。
一进屋，里面有五、六个犯人，这一回，我简直像个老政治犯似的主动地跟同室的囚徒们打招呼。论年龄，算我最小，当他们知道我在警察局那一关，没有供出任何同志，便对我格外亲热。不必去问他们的底细，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政治犯，我又生活在充满着信任的爱的熔炉之中。
原来这里关押的都是未决犯，每个人准备着迟早免不了脖子上挨一刀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将死未死、吉凶未卜的两可之间，他们一点不像躺着等死的样子。一个个都像没事儿似的，送进来的饭盒子照样吃得空空如也，晚上睡觉照样鼾声如雷。留给我们的空间和时间越来越少，我怜惜自己的年轻。内心摆脱不了死亡的恐惧。
同号子的政治犯首先关切的是我的父母、我的家庭、念了几年书等等。只因我们被关在监房里，是不许给外界通信的，解到了警备司令部，倒允许给家里通信了。这儿的老犯人首先告诉我：“你们可以往家里通信了。你好好准备吧，明天就可以要求看守开你出去写家信。”
我一直是与家庭完全隔绝的孤儿。现在一下子开了禁，我的血管、我的神经马上伸展，一直伸展到我的心萦绕思念的地方。怎样来写第一封信呢？这就使我颇费踌躇了。我要写给父母吧，他们在两年前，全家都迁到青岛去了，那是个离上海很遥远的城市，我真不愿意让这个坏消息伤父母的心，何况在我离家来到上海之前，爸爸向我严厉地警告过：“若是你再被工厂开除，就永远不要踏进家门。”如今，我不是被工厂里开除的问题，而是成了“危害民国”的囚犯，我是堂堂正正为救国救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这条路的。我的父亲能理解我吗？在这以前我一直瞒着家里，在爸爸跟前我将怎么说呢？在监房里写信，又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写三言两语的家信，又如何说得清楚呢？一想起我再也没脸踏上老家的门，也不想再见到父亲严厉的面孔，我就鼓不起勇气给父母写信。
于是我想起最怀念的秦老师，她的通讯处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最最迫切需要通信的就只有她了。我能想象得出，在她得知我和小周一同被捕的消息，她又会四处奔走，通知我所领导的基层团组织，催促他们赶快隐蔽，为我的可能叛变准备后事，在没有得到小王在里头的确实消息，她必然把小王当作“准叛徒”看待，就像小姚被捕以后她的惊恐、耽心和失魂落魄一样，她得处处提防某个时候小王会领着特务巡警去捉人……这对我是多么大的耻辱呢！重新树立她对我的信任，只有赶快在信中言明心迹。忽又意识到，写这封信，这件事本身就是破坏组织、陷害同志的叛党行为，女青年会是小秦赖以作掩护的宗教团体，与她非亲非故，这封信岂不是等于向敌人告密的材料吗？这么一想，就打消了给她写信的念头。
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关闭在牢里的生活太无聊，还由于想念父母的思绪在扩大，一个被禁锢的人，只要有一点自由的空隙，就不会斩断与社会与家庭的感情联系，当我想到，给家中去了一封信，这封信也许成了小王临死前的最后的绝笔，我总算没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我终于给父亲投寄了第一封信，寄的地点是青岛港务局。信里的话极简单，只是说因牵涉到政治案件，不幸被拘在此侯审，请合家放心，一旦审案做出宣判，不孝儿将立即函告家中，切勿为儿之一时受坏人诬陷而难过，我相信此处执法公允，一定能水落石出的。最后还写了一句，接信后不必来信。我在此处并不缺少什么。
过了若干年以后，在山东根据地，父亲从沦陷区带了三个弟弟来寻我，他谈及家中收到寄自龙华的军法处看守所的这封信，他说：“你妈妈当场就昏厥了过去。你的信又说得不明不白，但我知道国共两党分家之后，龙华那个地方是专门枪毙共产党的地方，你娘可勿晓得这一点，我只能瞒着她。而在我心中，一看到那封信，就料定你到了那个鬼地方，不死也得脱层皮。你在信中讲得轻描淡写，还说军法处的法官执法公允，我知道你是说假话，为了应付检查的。这一点你妈妈并不知道，我只能抓住这几句轻松的话一再地宽慰她，宽解她，使她慢慢放下心来。你可不知道，我的绝望和难过比你娘不知要沉重多少倍咧。但我只能把我心头的痛苦和悲伤埋得深深的，不让你妈晓得。我对你妈说：”你想开点吧，这孩子从小就不务正业，不肯好好读书，王家门里出了这么个不学好的东西，我出门也抬不起头啊！“谁知我这么一讲，反而惹得你妈妈抱头大哭，因为在她心中，只有你，她觉得是最可靠的，她理解她的大儿子并不像我所说的那样没出息……要她完全把你忘记，做母亲的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就好比剜掉她心头的一块肉啊！”
果然不出所料，我在龙华发出的那封信，就好比投给我家一个灾难性的炸弹，使我的全家一直被不幸的阴影笼罩，并且害得妈妈得了个痰厥病。当她昏倒过去，由爸爸或是我的妹妹轻声地在她耳边呼唤几遍“寿大回来了”，她竟会慢慢地睁开眼睛，这是通晓精神分析学的“说假话疗法”，这个疗法真灵，真的将我母亲好几次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
回顾我的一生中，我在龙华写了这封家书实是我永远不能饶恕的大错误！
同室的难友对我的“下场”还发生过一场争论。
一位年长的政治犯，他对我的前程作了如下的“预审”，“你放心，你没有死罪，你还不到法定年龄。”他是想安慰我，帮助我驱散那“死刑”的恐惧。
另一位是广东口音，嘴里少了一个门牙的（是给国民党特务打掉的），他也认为我不会处死，他说：“至多会把你送反省院，到那里蹲上六个月，你只要不言不语，不问政治，就会放你回家的。”
坐在角落里的湖北同志对上面两位乐观的“预审”不以为然，他插上话来：“国民党的法律，你别信他那一套，法律条文订得头头是道，完完全全是场面上写给人们看的，实行起来可不是那回事了。比如蒋介石去年颁布的那个专门镇压共产党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上面写得很清楚，[危害民国]罪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所有的法律条文当成一堆废纸，一脚踢开了。这里军法处四个监房，关得满满的，都扣上个统一的罪名，叫做[危害民国]，试问：究竟是蒋介石危害民国，还是共产党[危害民国]呢？由谁来解释这个[危害民国]包含什么意思？可见”危害民国“这一条法，本身倒是严重地危害了人民又危害了国家哩！”
他转身向着我，似乎跟我辩论似地说：“你还年幼，就抓了你进来，这就违反了法律，又把你押送到军法处，更属野蛮与荒唐了，这是对法律的嘲弄，也是对号称[中华民国]的嘲弄，视法律当儿戏，法律还不如一张大便草纸咧！”他心头的愤激，一下子像火山爆发般，火竦竦的语言全都倾泻出来，最后，他还举出一个例证，一九三一年前一夜间枪决了二十三名共产党人，里头就有一个欧阳立安不足法定年龄哪！你们看，国民党蒋政权杀人如麻，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按：关于欧阳立安，可参考陶承着《我的一家》，夏衍改编为电影，改名《革命家庭》）
他在讲到欧阳立安不足法定年龄，也同遭杀害，广东同志连忙眨眨眼暗示他，想阻止他说下去。湖北同志明白过来，但这话已出口，不好收回，便改口说：“我不一定记得清，这孩子过了十八岁也说不定，而且那是几年前的一场大屠杀……”他跟广东同志一样，都乐意安慰我，哄着我，但严酷的血淋淋的现实，还是没管住他的舌头。不经意地讲出了真相。不过，我没有被吓倒，应该感谢在拘留所里的那位陆教授，他视死如归的那番话给了我勇气。湖北同志刚才那番激昂慷慨的演说，给我精神上的鼓励，压倒了死亡给我的威胁。
从来不参加政治犯之间辩论的，还有一位广东佬，他是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里的一位团长，他说了这样的话：“可不是吗？真正危害中国的，可不就是这个最高领袖吗？他出卖了东北四省，又断送了二一八抗战，这个王八羔子内战内行，把枪头专对着抗日军民。只要给我再活一次的机会，我手里的驳壳枪先毙了这个龟孙儿子！”
五 刘刚之死
最后发言的广东人，名叫刘刚，他关在这里是军事犯，在国民党军队里违反军纪军法的军官，押解到这儿受军事法庭审判的，称作“军事犯”，刘刚便是同号子里唯一的军事犯。
我关进这间囚室的开头两天，不知道他的底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把他也看成是共产党员了。不过他在这里面很有点特殊，所有政治犯都是两手空空抓进来的，穿的衣裳一律都是囚衣，盖的毯子都是狱中发的灰色军毯。而刘刚却保有全套军官服装，还有一条血红的俄国毛毯以及两只热水瓶和一只搪瓷面盆。
我进入监房的第三天，吃罢第二顿饭，犯人轮流在一只木盆里倒水抹身，刘刚对我特别喜爱吧，他将热水瓶里的热水给我倒一些在小木盆里，说：“可怜的孩子，别着凉。”我很感激地谢谢他。对其它难友他可没有这么慷慨咧。
往下，轮到他抹身了，他向我提出替他擦擦背，我是乐意为他效劳的，为了报答他倒给我热水，我以擦背来换工，也是应该的。我替他擦好背，他又要我为他洗脚，但我迟疑了，我有我的自尊，难道他给我一点热水，还得多加一份劳务？我又不是他的勤务兵！我不回话，不响应，不情愿地闪开了，他觉得没脸面，生气地用手在盆子里溅出水，洒在我身上，恨恨地说：“小家伙，我差你你怎么不听？”我打算端起他的木盆，索性把水打翻报复他，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回话道：“我给你搓背还不行吗？凭什么我要替你洗脚？”
他觉着小王这个“小家伙”不是好欺的，只得没趣地自己洗脚了。
这时，打掉了门牙的广东佬悄悄对我说：“他要你帮忙洗什么，你就洗吧，你知道吗，他在世上没几天好活了。”
我惊异而又紧张地问：“他判了死罪了吗？”广东同志点点头。
原来，判了死刑的军事犯就在我身边，我开始有点儿怕他，这个“怕”的感情很复杂，一个想法是，他要去挨子弹了，那颗子弹也许会伤着我吧。这一层“怕”很快就被排除了，真正的可怕，是怕一个快要去死的人，会野性大发作，不顾一切地毁灭一切，首先毁灭他的仇人和看不顺眼的人。我刚才不听他的使唤，他一怒之下，会把我卡死也说不定咧。想到这里，我倒为刚才顶撞了他而后悔。
后来才发现，这个“怕”不是我独有的，同室的政治犯都让他三分，他的同乡是个老共产党员，劝我乖乖地听从他的吩咐，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在我关进这个号子以后，谁都不说出“死”和与死有关的语言，作为一种忌讳和禁区，也是怕刺激他。连这儿的看守和管理当局，给他某些特殊待遇，给他送来军装和毛毯以及热水瓶等等，同样是怕死刑犯自知命在旦夕，会在临死前伸伸腿，干出同归于尽的大破坏来。我知道西牢里的死刑犯，不是一个人关在一个牢房里，就是只让一同判了死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这么说来，这里的管理当局将一个死刑犯跟共产党政治犯关在一起，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就好比让一只垂死的老虎随时随刻可以吞噬我们一样。与害怕的感情搅在一起的是一种好奇，我想知道此人是犯了什么案被判死罪的。还想了解：既然判了死刑，为什么又迟迟不执行？是不是还有减刑免死的希望？人性是共同的，不仅自己乐生而怕死，也希望周围的人平平安安活下去。特别是，这么一个曾经活蹦鲜跳、血气方刚的军人，这么一个在二一八淞沪抗战中指挥打日本鬼子，立下汗马功劳的十九路军的团长，没有死在淞沪的沙场上，而将倒在龙华宝塔下的血泊中，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愤懑和悲凉，这样的情绪超过了对他的惧怕。
一个抗日英雄，怎么会有了杀头之罪呢？
一九三二年底，在上海北站发生了一起政治凶杀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乘车回南京，遭到一伙暴徒狙击，宋侥幸未被击中，而他的一名随员作了替死鬼，暴徒们行凶后在逃，四个月以后，蒋介石特务机关在苏北泰兴一带抓获了行刺宋子文的凶手。一同被捕的有四、五人（注三），主犯便是十九路军炮兵团团长刘刚。同案里有一名是宋的司机，刘刚便是依靠这位司机的内线，布置这一次谋杀的。这一次暗杀宋子文，一切筹划十分周全，想不到关键的一枪未中目标，就像荆轲剌秦王，挑了一个秦舞阳做助手，在紧急关头他惊惶失措，误了大事，刘刚挑选的伙伴也是一位没经验的小家伙，此人临阵慌乱，没看准目标就匆忙开枪，只是打死了宋的秘书。刘刚在口供里把开枪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才坐实了他刺杀宋子文的主凶的罪名，判了他死罪。刘的助手也被抓了进来，判刑五年，司机李乐安，则判了无期徒刑。
当时我还不知道此案的内幕，并不认识宋子文遇刺案是两广实力派与蒋宋孔陈中央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我那时的政治水平，只认为敢于刺杀国民党要人就是反蒋的好汉。
过一天又轮到打水擦身了，我主动地替他擦背，我把他的青铜似的背脊用半干的毛巾擦得透出红晕，心里油然而生出不忍瞩目的伤感；如此虎背熊腰，足够挑得起千斤重担的，这快要溢出微血管里的沸腾的血，将随着倒下去的脊梁一同变冷凝结，与泥土融成一片……我的天呀，我还能为这个血肉之躯擦几次背呢？恐怕屈指可数了。这么想着，我自己的手掌好似也变凉了，我的血一同凝结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如此残酷，不断地相互残杀呢？有朝一日我也会跟他一样倒在龙华塔下的血泊中吧？从此以后，我的想象力总是朝“刘刚将成为死人”上面联系，活人，又是死人搅和在一起。子弹会打穿他的什么部位呢？他一旦倒在地上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种生与死混合在一起的梦魇在脑海中一直驱逐不掉。这就在“怕”字上面又添了一层无名的焦急。
擦完了背，我又替他洗脚，这一回我是自愿的，而且怀有弥合昨日的裂痕、言归于好之意。刘刚却粗鲁地推开了我，说：“去，去！不用你相帮。”这话有接受和解，又有尊重对方意愿意思，虽然还带着昨晚的愠怒。
当号子里的几位老同志为我的前程预卜吉凶，湖北同志的发言使他很激动，令他钦佩不已，他忍不住把自己的观点以军人特有的爽直倾泻了出来：“我是杀了人的，杀人偿命，我替失意的[老大]卖命，到阴曹地府去，我没有话说。小王你年幼，又没犯伤人杀人罪，你准定是不会死的。我要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们，羡慕小王的年龄……一定跟了诸位一同投奔朱毛去，我真羡慕。”
原来，同室里政治犯的谈话，研讨政治、介绍苏联、介绍江西苏维埃工农兵地区，也讲了共产党的纲领等等，这个已决犯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默默地记着。不过他刚才讲的“失意的老大”没有讲明是谁，屋子里谁也没有去问明白。只是在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老大”是洪帮弟兄对他们的首领的尊称，十九路军里，参加致公党的相当多，致公党就是洪门改组的。（建国后成为“政协”里的一个民主党派。）
他开始跟我们学唱《国际歌》、唱《少年先锋队歌》。教的人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这个学生却放开嗓门哇哇地唱起来，广东同志劝他把歌声压低一点，给门外值班看守听到了不好，刘刚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怕他们呢。我唱我的，他管不着！”他更放肆地唱起来：[……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他的高亢的歌声果然引来了看守，那看守在小门洞口张望了一下，见到是刘刚，不敢训斥他，又把小洞上的一块挡板拉上了。
我把这位军事犯当作前年二一八战役中的抗日英雄，我要求他给我讲讲亲临前线打胜仗的故事，在监牢里，听大人讲故事是最好的消遣。他说：“我们这个团在杨行、浏河一线阻击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我们密集的炮弹要给步兵开路，又不能炸毁民房，只看见对方阵地上打死打伤的东洋兵，是用卡车一车一车拉跑的。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现在打到上海来了，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决心保卫大上海，把来犯的日本鬼子打得片甲不留。那时节呀，上海的慰劳队一批一批地送东西到前沿来，慰劳我们的有罐头、牛奶和奶粉，还有准备过年的年货，都送给我们，堆积如山……这一切，人人都相信，日本鬼子是完全可以打败的。正在我们打得很顺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委会下了一道命令，就像当年宋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岳飞一样，硬要十九路军往后撤。蒋介石帮了日本军阀的大忙，连溥仪和殷汝耕都做不到的事，他都干得出来！他派了郭泰祺跟日本的重光葵在吴淞口一只英国兵舰上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议，出卖了十九路军，也断送了淞沪战争快要到手的胜利！我可把蒋介石看穿了！我们军人自上而下都不肯撤下来，是蒋介石派了张治中的部队来换防。什么换防呀！就是用武力逼迫我们撤离上海，无数慰劳品都留下来扔给张治中的五路军。战士们都是哭着离开坚守了二十天的战壕。”
讲到这里，他那丧权辱国之痛竟使一个英雄红了眼圈，并且流出了热泪。他接着说：“结果蒋光头硬是命令蒋光鼐、蔡廷锴把部队开到福建去剿匪，唔，不就是打你们共产党吗？这种把枪口对内的做法，又使十九路军的将士增添了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和愤怒，谁也不肯打红军。反蒋抗日的情绪，原是蒋介石卖国投降煽动起来的，要求反蒋抗日的呼声，就像一点就着的一堆干柴和火药包。我们的首领蒋光鼐和蔡廷错将军在陈铭枢、李济深的支持下，终于点燃了这堆干柴，企图把抗日反蒋的大火烧到全国去，就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宣布福建独立，脱离国民党中央，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说也奇怪，福建人民政府一独立，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马上士气大振，同仇敌忾，那种消极悲观、含垢忍辱的精神一扫而光，一个个都眉飞色舞，好似重见天日那样欢欣鼓舞，都准备重上反蒋抗日前线！朱毛红军派了人来跟蔡军长商议联合反蒋的消息，又使我们全军处在兴奋和欢呼之中，不过对于南京派来军部的政治教官——实际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对他们是封锁消息保密的。那几天部队里的连级以上军官都悄悄地打听红军里的情形，他们连朱毛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也不知道，苏维埃是不是俄国人更不清楚。包括我在内，心里都是高兴的欢迎的，而且认为，我们要是能跟红军联合在一起，说不定就能在全国打开一个新局面，而十九路军经过二一八抗战的锻炼，国际国内的名声大振，许多报纸称赞我们是铁军，跟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我们的代表是陈公培，还有高参罗稷南（注四）、王礼锡。我知道共产党方面同意在战略上配合，一同进攻中央军，还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议，协议的内容谈妥，如果蒋介石嫡系部队南下打十九路军，红军愿意抽出一支部队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他们还是保留苏维埃不变。这种联合不够圆满，不过红军同意和我们配合作战，不致使我们孤立无援，谈判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调动三路大军，开进我们的战区，十九路军面临大军压境的紧张形势。红军在福建只是派了少量的游击队骚扰一番，并没有派出部队配合我们，听说江西方面还把主力部队开到鄂西北地区，离福建更远了。这样，十九路军和刚刚诞生的福建人民政府，在中央军的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只好听任中央军吞并、消灭。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看着大势已去，连夜撇下部队逃到广东，我们的铁军作为反蒋的叛军，被军事委员会改编，连十九路军光辉的名字也取消了。我的许多同事和广东的老乡，有的战死，有的接受军事审判，有的逃亡回家。我在这个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带了六、七个人连夜逃进山区丛林。……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刘刚回忆的这段经历，是中国现代史中极重要的一页，从他沉痛的不堪回首的叙述中，看出他的政治眼光是敏锐而正确的。由于他的讲述有许多广东口音，所说的地名和人名我可能听错，但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离福建事变失败还不到一年，我相信他说的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也是可贵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难忘的。
同室的政治犯对他所说的前半段无有疑义，并赞赏他对蒋介石卖国嘴脸的刻划，只是对他讲到红军派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共党方面似乎带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听任十九路军被中央军吃掉，这才导致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对这一段的叙述，大大伤了同室难友的感情，当政治犯争着提出质问和抗议，刘刚才认识到自己失言了，冲撞了在座的共产党人了。
同室的老邓首先发难，纠正刘刚所说的“朱毛红军”的不当，他批评这是国民党报纸这么称呼“朱毛”，这是对红军领袖的轻蔑叫法。刘刚马上申辩说他去了福建，才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国民党骂你们是共匪、赤匪，我不同意这样骂，不过我还不明白称呼你们红军首领”朱毛“，错在哪里？”
湖北的同志是这么批评刘刚的：“吞并改编十九路军的是国民党中央，打击福建人民政府的也是它。把十九路军起义失败的原因说成是红军不肯合作，这是不公正的，这是共产党没有积极配合，没有参加联合政府，刘团长讲的，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肯定：蒋光鼐、蔡廷锴与蒋介石分裂，竖起反蒋抗日的大旗，这是干了一件好事。但要知道，他们是代表地方军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革命是绝不会成功的，你们的军长和司令发动的这场起义是一场军事冒险，开到福建山区，没有农民支持，没有群众基础，这就注定了要失败。共产党表示支持和同情，这就是共产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只能给你们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支持，却不能挽救你们必然失败的命运。所以在军事行动上只能作有限的声援。这还不清楚吗？你们不是果然失败了吗？你作为十九路军的军官，当然是难过的，痛心的。你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但我要说，这是你缺乏革命观点，或者说是缺乏无产阶级观点的缘故。”
湖北同志的精辟入理的分析使我折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一员，我当然是同意他的意见，我是站在湖北同志一边的。
没料到，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是那位年长的老广东，他又把湖北佬的发言拔高了一级，他说：“我们还要估计到，你们的军长并不是真抗日，而是想搞割据，才跟蒋介石对着干的。”他这么说却刺激了刘团长的神经，刘的觉悟还只能到达“不该给老大卖命”，还没有认识他的上司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或是军阀。刘刚恼火了，他涨红着脸，几乎要动武的样子，毫不留情地辩驳道：“你这说法就太丢那妈了，他们是抗日将领，名闻天下，难道也是假的？难道也是争地盘？”他打算从座位上站起来，挨近他坐着的湖北同志面色发青，连忙按住他说：“好好说，有话好讲。你的老乡的看法当然不对，我们可以讨论嘛。”他真怕这位死刑犯一怒之下干出不可思议的行动来。那位年长的广东同志发现自己刚才的发言无意中触犯了虎威，懊悔不迭，赶快退避在墙角里，幸而他还没指名蔡廷锴、蒋光鼐两将军是军阀，否则刘刚真的会用手头的热水瓶砸过去，广东老乡连忙认错，说：“蔡廷锴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人们称他是广东的马占山，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是我冲撞他老人家了。”其实他并没有修正自己的论点。
这样，刘刚的怒气顿消，不过还是瞪着眼向着这位老广东，大声地说：“你在共产党里，当然你有卫护你们领袖的权利，我称呼朱毛可有一点轻蔑的意思？时下老百姓都把朱德、毛泽东叫”朱毛“，你就气成这个样子！我在十九路军里干了五年，我也有卫护我的领袖的权利，不许你诬蔑他！”
这场论争，是我请他讲故事引起的。挑起号子里的争斗和相互敌视，我有一定责任，往后，我再也不敢要他给我讲故事了。
政治上的分歧是很容易伤感情的。从此，两个广东人在同一屋里再也不说话，对头寃家似的，直到刘刚押赴刑场也没有和解。他心目中的马列主义者就只有湖北佬和我两个，当他与老广东一触即发的时候，幸而有湖北同志拦住他，他对湖北同志还是信服的。至于对我，因我从头至尾是用感兴趣的同情态度听他所讲的故事，还因为所有政治犯在言谈中一致夸赞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多么坚决，并说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在号子里只有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他对我充满了信心。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请你放心，我不会死。只要我活着出去，我就找你们的朱毛去。”
我听了很开心，又感到意外，我问道：“判了死刑，难道还有救吗？我多么希望你能活下来呀！”
他压低了嗓子说：“我的老大在外头替我运动，我的这条命，就指望老大的运动能不能见效了。”
我暗暗替他高兴，暗暗为他祈祷。但我始终不知道他说的“老大”是谁。这时我才理解了，他在监房里何以认真地学唱《国际歌》，并打听“共产国际”在什么地方等等，他是为他的投奔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作准备呀！
那位老广东背着他对我这么说：“这个姓刘的是个亡命之徒，你没听他说吗，你们有你们的领袖，他有他的领袖，我们跟他的领袖就不一样嘛！这种人能革命吗？在这号人的身上，表现着十足的流氓无产者的性格和世界观哩！”
小姚以前告诉我“流氓无产者”这个政治术语，这一回我把这位老难友所说的“流氓无产者”来联系这个刘团长，觉得对不上号，我开始觉得老广东的马列主义跟小姚的是一路的，是喜欢随便给人扣帽子的一种马列主义。
这一天，吃罢早饭，广东同志给我们讲巴黎公社的故事打发时间，忽然，我们号子的门开了，门口站着的不是看守，而是一个军官，他手里拿着一张贴了半身照片的纸头，对号子里吆喝一声：“军事犯刘刚，出来。”
刘刚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兴冲冲地说：“是不是复审呢，还是解往南京？”他还以为老大在外头运动有了指望咧。
那个军官说：“你出来再说吧。”
刘刚眼睛亮，他一眼看到门口那个人手里拿着的那张纸，又从他嘴里所说“出来再说吧”里带着虚假的淡漠的口吻，很快悟出今日他的死期到了，站在门口的是个催命判官。他定了定神，用一种揶揄的语调说：“要是执行原判，你就实话实说吧，不必吞吞吐吐。要是去死，让我好准备准备。”
门口的催命判官说：“那就准备吧，给你五分钟。”这时候就有两个持枪的士兵堵在牢门口。以防他疯狂挣扎。
我看见这个团长行若无事地收拾他的积蓄和行囊，那么从容镇定，脸上没有一点紧张恐惧的神色，这一点使我惊讶，也使我终生受用。我亲自看到了一个真正视死如归的英雄。他把洗脸盆留下来给我作纪念，还关照把两只热水瓶分送给两名关押在这里的同案犯。他穿上当年在淞沪打仗时穿的那套军装，这是他早作了准备的。门口的催命判官看着他穿着全副戎装，大概以为这一名军事犯临死以前还要显示他的官阶去见阎王吧！谁知刘刚没有来得及挎上武装带《连长以上的军官特有的装饰品》，还没戴上那顶威严的军帽，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脱下那件军装上衣，并且用脚使劲踩那只军帽，嘴里骂着：“去你那妈，我为你打败了东洋鬼子，如今又得流血，死在卖国贼手里，见你妈的鬼去吧！同志们，永别了！”然后，拉着那条血红的毛毯，披在肩上，用广东腔国语对门外的法警说：“死的时候，请允许我裹着这条俄国毯子倒下吧！”
“五分钟早过了，不要磨时间了。”催命判官还这么催促他。
刘刚的思维还是敏捷而清晰，他对号子里的难友说：“他们会贪污我的毛毯咧，龟儿子的贪官污吏。”他非常巧妙地利用武装带把红毯子紧紧裹在身上，他走出牢门就像一团燃烧的火，又像一面不倒的红旗。当两个枪兵一边一个挟持着他走出弄堂，他忽然用全部生命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团结起来，到明天，”他真地像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去迎接死亡！
当催命判官讲了“那你就准备吧”，我浑身冷得发抖，害怕得发抖，当刘刚裹着血红的毛毯高唱《国际歌》时，我的身子变热了、我的血回暖了。他刚刚押出牢房，整个看守所像凝冻的坟场那么死寂；两声连发的枪声，我好似亲眼目睹刘刚裹着红毛毯在最后挣扎，他终于倒下了，连同他的声音笑貌，连同他的古铜色的背脊和每一根血管，都一同被毁灭了！
刘刚死了，而牢房里发生的那场争论，却没有完结、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我的反思历程逐渐走向成熟，可见认识一件历史事件的是非，须要经历多么漫长的道路呵！（注五）
六 浴室脱险
我在号子里只关了十来天，就被看守看中，派我出去做外役。同号的人都羡慕我，并为我祝贺：“这是个好兆头，为的你年幼、罪轻，说不定干一阵会放了你。”
这些同难的都没有做过外役，只是由于一直关在一个小囚室里，很羡慕可以到外头走动的那么一点自由。我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也就喜滋滋地走马上任了。当我干了头一天下来，便感到这是个苦差使，干什么事都有看守领着，监视着，活动地盘只限于这个狭窄的监房的过道里，就好比拉磨的牲口只能围着磨道转圈子一样，这样的自由度是极可怜的。
外役的工作，就是一天两次给各个号子发饭罐头，一天发两次开水，并且打扫牢房外边的过道。最吃重的活就是每天清晨跟另一位外役，给号子里倒马桶。两个犯人抬着马桶走出牢房弄堂，倒入不远的大粪池。每倾倒一次马桶，冲鼻子的臭气任谁都受不了，这儿聚集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苍蝇，而且这种抬粪方式实在太愚笨太原始了。头一天我就向另一位姓杨的外役建议道：“为什么不用担挑呢？一个人挑两只马桶，效率提高一倍，难道这里的看守不知道[一个和尚挑水吃]的道理？”
杨同志苦笑着回话道：“这就叫做[劳役]呀，你勿晓得，当初犯人出去倒马桶，原是用扁担挑出去的。后来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才取消了那种劳动方式，非得用现在这样两个人拎着马桶鼻子的笨办法。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呢！”
我问他：“出了怎样的人命案呢？”
“这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做外役的政治犯，过堂并没判他死罪，有一早他挑完粪桶回到监房，他忽然抡起挑马桶的扁担，遇见看守兵或看守长就打，他用扁担作武器，把一个看守的头砸飞了，又打伤了两个，其中一个被打死。从那以后，上边便作出了一项严格的规定，牢房里不得再使用扁担挑粪。”
我不胜感慨地说：“看来，这种原始的拎马桶的方法，今后还会代代相传呢！”
小杨马上回答道：“这个故事，也会代代相传下去的。”他的回话思路敏捷，态度鲜明，就凭这一句话，我们俩结成了知心朋友。外役还享受一种优待，在下午五点关进号子以前，我们可以洗个澡。洗澡的地方只是一间水泥地的房间，既没有淋浴设备，更没有水池，只有一个放冷水的水龙头，不过另外可以提一桶热水进去。
这儿的看守兵没有给他们预备一个考究的浴室，他们在下班以后，也是在同一个洗澡间洗澡。不过要用热水的话，便使唤外役拎热水进去，只是在供应热水上才分出等次来。
这一天傍晚，是一个麻子脸的看守兵在里头洗澡，他在门缝里吆喝外役给他提一桶热水，他并不叫我们的番号，只是叫“外役”的职称，一条弄堂做外役的只有我和小杨两人，我看小杨刚好没在，我义不容辞地就拎一桶热水进去。我踏进小间屋里，刚刚把水桶放下，在这一刹那间，这个看守兵就把门反拴上了。屋里墙壁间嵌着一盏幽暗的电灯。当我看见高高大大的一个赤裸裸的人体，想要吞噬我的样子，他的下部突起一个棒槌似的家伙，把我吓坏了。他转了个身用裸体挡住那扇门。我不知这家伙要干什么，他平时当班的时候总是铁板着面孔，狠三狠四的，这时他竟露出甜滋滋的面孔——在我看来是野兽一样狰狞。他声音颤抖着，以迫不及待的口吻，请求我似地说：“玩屁股真好玩呢！我来教你。”
我还是弄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不过我似乎感到他这句话来意不善。我决定夺门而出，挣脱这个兽性大发作的野兽，他的背堵住了门，我就没法开门，我只有大声呼喊救命，叫了两声，门外没有动静。他并不显得惊慌，一副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轻松而又甜嘻嘻地说：“你喊吧，这儿谁也不会来。”他一面说，一面动手拉下我的裤子。我用手挡他，他的语气变得更甜蜜了，呼吸更急促了，说：“小鬼头，我是看得起你，不要不识抬举。”说罢又动手扒我的裤子。这一回他使足了蛮劲，比头一回更野蛮更强有力，我这个弱小的孩子如何抵挡得住？就像饿虎扑向一只小羊，势在必得！这时好象隐隐中有神明在保护我，他看到了我的下半身裸体，忽然畏缩了，楞在那里了。我索性把上衣撩起，让他看我脊背上没有平复的累累鞭痕，说：“你看到了吗？你们的狗长官就是这样毒打我的。”他的那个突起的棒槌一下子变成烘山芋了。这时我抽空马上占领那扇门，在幽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的脸显得十分沮丧，他的兽性消失，又回复了人性，十分遗憾地说：“龟儿子，你是好样的，可不要对谁说起我。”我猛地拉开插梢，冲出这个洗澡间。
我还是给小杨讲了浴室里的这一幕惊险遭遇。不过在讲述这段经历，把撩起上衣给看守兵看我身上的伤痕，说是情急智生，采取主动的行为，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因为我的知识面中一点也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种泄欲的方式。就像老怡和纱厂的小刘不懂得妓院是干什么的那样无知。小杨看了我的背部，说：“这个家伙不是东西，我忘了预先关照你了，幸而他没有得手。实告诉你吧，有一次我给他提热水进去，他也跟我动手动脚，猛力扯我的裤子，……”我还懵懂着咧，便问道：“他这是干什么呢？难道男人跟男人也有那个意思吗？”小杨才把话挑明了：“强奸男人。这就叫做鸡奸呀！这是最下流最无耻的勾当。有的男人寻不着女子，就找男人来解决问题，你是凭你屁股上打烂的伤痕，才免了这场侮辱。我那天被他反锁在浴室里，可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帮我的忙，不过我还是狠狠地惩治了这个狗日的。”
“你是怎么制服这个野兽的？”我急切地问道。
“你注意到了没有？你给他拎去的那桶热水，恰好是对付他的最佳武器呀！我拎起那个水桶，就把热水浇在他赤身裸体的身上，铅桶里的水够烫的，浇在他身上简直好比滚水烫猪猡，烫得他哇哇乱叫，马上蹲在地上，算是让他尝到了欺侮政治犯的味道。这还是受了那个利用扁担作武器的共产党人的启示。他是揭竿而起，我是就地取水。什么东西都可以作我们斗争的武器。这个家伙被烫伤了，在家歇了十来天才来上班。见了我他只能瞪瞪眼。吃了哑巴亏，他是有苦说不出。我可不怕他，主动警告他：”我下个月就要释放，你往后再要胡来，我出去以后，只要给你们军法处写信告你一状，保管你做个军事犯叫你吃官司。“想不到这家伙在我身上碰了钉子，又打你的主意，真是贼性不改哪！”
七 戴镣之苦
我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个多月，做外役二十多天。被叫出去过堂，法庭上的盘问完全依据市特别党部三科提供的诉状，根本不让被告申辩。好在没有用刑，只是简单地复核一遍，最后叫我在口供上画押盖手印。但最后并没有宣布军法处的判决，又把我放回笼子。在一同押回监房的途中，小周悄悄地对我说：“大概要宣判了。]
“会判得重吗？”我问他。他宽心地说：“死刑不会，我看得出法官的眼神。估计判刑不会太重的。”小周跟我的看法相同，我更放心了。
押回监房，看守长关照，不让我做外役了。白天又送进牢房里，这时才觉得在过道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动，对一个人的生命何等宝贵。一关进去就觉得狭窄、憋得慌。我能理解，一直拴在槽头的牲口为什么乐意去拉磨，怪不得它在磨道里兜圈子是那么驯服老实。
四天以后，看守兵忽然打开我的囚房，喊着我的名字，他可不宣布是放出去还是押往监狱。我迟疑地问：“是放我，还是把我解走？”
看守冷冰冰地回话道：“没这么便宜，准备好行李，换个地方。”
他的头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幻想和希望，我的心变凉了。我光身一个，有什么东西要准备呢？我又没有红毯子和武装带，只剩下一个脸盆是属于我的，我决定不把它送人了。
同号难友相逢与别离是不能自己作主的，但现在一旦要离开他们，便格外地依依不舍。这里不仅有老大哥对小兄弟的那种感情，而且还因经过了一番筛选，到这儿来的都是政治上坚定不移的同志，我们之间没有猜疑，没有嫌隙，而各人的生命都是站在生死存亡的阴阳界边。门口看守兵宣布的话，同样使他们失望和震动。他们不言语，在我最后一瞥中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这一点。我抑制不住惜别之情，冒出了一句：“只要不枪毙，总有再见面的日子，再见了！”
我被押上一辆囚车，发现小周早就蹲在囚车车厢的角落里，另外还有四、五个犯人，都不认识。
囚车没驶多远，便在漕河泾第二模范监狱的高墙里停下，先让我们聚集在监狱的一科听候宣读各人的判决书。关于我的是这么几句：
王寿华，武进人，十六岁，业已查实被告参加共党反动组织、煽动罢工、图谋骚扰社会安宁，本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予惩处，姑念其年幼，判有期徒刑十年……
小周的判决书与我的大同小异，就是少了一句“姑念其年幼”的词句。要不是小周在我身边，我一定会大声哭出来的。多半是由于小周也判十年监禁，他将陪伴我一同受罪。我们两人可算是同年同月同日进，同年同月同日出，我总算不是孤苦伶仃的。
接着，我跟小周被领到一处铁匠铺，同车的另外五位政治犯可没有跟我们一同去。铁匠铺的墙上挂着两排由两个圆周中间加一条线的几何图形。原来这个监狱利用犯人的劳动，自产自销野蛮时代的“工艺”品。铁匠为了夸耀他们的成绩卓着吧，整齐划一地在墙壁上陈列他们的制成品——镣铐。
新来的两名年轻犯人，来到铁匠铺。铁匠师傅就像眼镜店里的伙计，负责把眼镜戴到近视眼的鼻梁上，当我坐在小板凳上，让脚镣的蟹钳套进我的稚嫩的腿，铁箍衔接处垫在铁砧上，铁匠师傅用锄头敲击铆钉，那敲击的声音一锤一锤好似敲击我的心房。这时我才懂得，铆钉是永久性的紧固件，不像戴眼镜那样可以随时取下来。它将永远缚住我的双腿，直至放我出去的那一天。这个打击是给活的生物最残酷的刑罚。我不由得把一只脚猛力缩回来，放声大哭，连同刚才在科里强忍下的眼泪，一齐奔涌出来。
“哭的啥？我砸痛了你的脚吗？”铁匠被我突发的哭声怔住了，停止了敲击。
我收住了眼泪，简直是跪下来请求他：“求求你吧，不要给我钉这个镣，难道怕我逃跑吗？”
铁匠毫不让步地说：“怎么能不钉镣呢？这儿的规矩，判十年以上的都得钉镣，倒不是怕你逃跑，而是便于管理，让看守一看你就是个重犯。不瞒你说。我们也是犯人哪，我可没有这个权哇。”
我连忙补充说：“我才十六岁，实足年龄只有十五岁，你替我请求上级吧，能不能免了这个。”这时我的一只脚已经牢牢地钉上铁箍了，我痛得直想挣脱它。
铁匠毕竟是犯人，一听说我还是孩子般的年龄，他的手软了，开始在铁砧上用凿子凿断那只铆钉。我又流下眼泪——感激不尽的眼泪，说：“太谢谢你了！”他涨红着脸轻轻地说：“我给你换一副轻一点的，比这个轻八两。你还是个孩子呀！]他没有从挂在墙上的展览品中挑选，而是从一堆废料中挖出来。这时我心甘情愿地让他钉上少掉八两重的铁环，我还是对他说了感激不尽的话。他虽然没有免于钉镣的权，他却有悄悄选择重镣轻镣的权呢，这里竟”开后门“做好事来了，他开的是人道主义的后门呀！
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小周，他年龄比我大三岁，他也沾了我几滴眼泪的光。铁匠师傅今天大发慈悲，也给他钉了一副跟我一样重的铁链。后来我们才知道：戴铁链也有不同的规格。重的有九斤的，还有五斤的，至少也是三斤重的。铁匠师傅把不同规格的挂在墙上，私下却打做了好多副不合规格的薄形脚镣。我们脚上戴的就是这种分量不足偷工减料的薄型脚镣，我们从这里仿佛触摸到这个铁匠的金子般的心！
看守兵还没有把我们带进监房以前，这个铁匠还给我们一人一根破布条，教我们走出去时用布条拉着镣上的链条，这样好走路。从这儿走到弄堂要走好长的路呢，如果不用绳子拉着链条，头一次戴镣的就会给铁圈咬破脚踝骨的算盘子。
小周无限感激地问道：“你是我们的同志吧？”
“不，我是刑事犯，你们可是政治犯？我这个不够分量的货色是专给政治犯预备的。”小周说：“你这个人真好！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政治犯呢？”铁匠说：“我看出你们是念书人，为国为民的。年纪轻轻，要在这儿混十年呢，造孽呀，”我听得此人是绍兴口音。这个绍兴铁匠又悄悄地关照：“这个脚上的镣，不会戴足十年的，你们可以给二科打报告，请求开镣，要是脚脖子肿了，或是生了脚气病，只要二科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了[照准]二字，我就会给你们开的。我管钉镣。也管开镣，我见得多了。”
我们头一次戴上脚镣行走，我一只手拿着洗脸盆，一只手提溜着那条布带子，就像骑马的拉着一根缰绳。不过两只脚不是拴在踏镫里。虽然铁镣和踏镫是一个模样，但两只脚伸进脚镣却叫人举步维艰，每走一步就像二十年前裹足的姑娘。是哪个聪明人发明出这类戕害自身、折磨生命的东西？
走路时专心注意着不让铁镯子磨损我的脚踝，直至我被看守领进一个囚室，才发现小周不知在什么地方和我分手了。
我闯进了一间密闭的小屋，里面黑洞洞的。渐渐地才看清两边放着四张双层木板床，从暗影中看得出四、五个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一个陌生的新犯人进来，打破了号子里的平静和沉寂，他们热情地接待我，并从我手里接过面盆，我不小心放开了手里的带子，我往前移动两步，拖在地上的链子发出金属铿锵声，这个声音惊动了全号子的难友，三个人几乎同时喊出：“你还带镣吗？”所有的眼睛同时向我脚下看。是的，戴镣的声音就是判刑十年的标志，当他们中有人问了句“你多大了”，我回答了自己的年龄，马上有四个人团绕着我脚上的铁家伙忙碌起来。他们中有一位难友主动贡献了一件褪了色的衣裳，把它撕成条条，把两个铁环缠起来。他们那种认真的乐于助人的样子，就像几个外科医生为我的腿动大手术的情景。我乖乖地伸直了脚，任凭他们摆布。十年徒刑的判决给我心上加压的重量在他们给铁环缠布条的时候顿时减轻了许多。一位姓萧的，脚上也有一副铁镣，他给我“欣赏”套在他脚上的经过加工的铁环，也是用布条缠着。我趁机捏了一下他的镣的厚阔度，我发现他戴的这副同样也是薄型的；我又去摸了摸另一位叫黄以琳的脚上的镣，就明显地重了许多。这种测定的差距和铁匠铺做镣的秘密，我不能说出来。如果说了出来，黄以琳平时不会感觉到的重量差异，就会陡然增加他心头的不平和苦恼。
后来我研究出黄以琳何以戴重镣的缘故。原来他是安徽的一个农民，不像个读书人；二来他的脚膀粗，那位可敬的铁匠师傅才从墙上取下展览品里这么一副大号的给了他。
铁镣被包在白布条中，就不再磨疼我的皮肉了，把绳子拎在手中，就好比用一根绳子缚住了缠在脚上的一条白蛇。而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古典戏曲里，白蛇是一位多情美貌的女郎。我跟我脚上这条“白蛇”的强迫婚姻，却是用白布包裹着的无情和残酷。我还作过一首诗赞美这条“白蛇”。诗云：
剧恋自由反倒悬，／人生到此一泫然！／十年面壁非虚语，／幸有白蛇抵足眠。／
八 八卦大学
漕河泾监狱的结构很有特色，从飞机上朝下看的话，是呈矢车菊的一朵菊花状的建筑。中间有一个圆形的了望塔，八个花瓣呈放射形从了望塔向四处伸出去。监狱里有一种说法：原先设计者是想把青天白日旗照搬到图纸上，本有十二个花瓣，后因经费拮据，才减去四条监房，犯人进入里面，称之为“进了八卦阵”。区别不同监房，是以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八个序列命名，甲、庚两条监房是关押政治犯的，病监和女犯另有监房，不在菊花瓣中（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进攻上海时炸毁了这个监狱，现将其残余部分改为少年犯教养所）。八条监房关的已决犯三千多人。其中政治犯共有三、四百人，这儿集中了早期共产党的骨干和精英人物，因为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接二连三的中央机关被破坏，政治犯中不乏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们被捕时没暴露身分者，一条命方得保住。如恽代英关在此狱改名换姓，判刑五年，服刑三年余，党中央保卫部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恽代英以化名关在漕河泾监狱中，他转解南京被杀。
我关在甲监七号，对面一排监房是双号，小周则关在斜对面八号里，但正如咫尺天涯，我们却不得见面，只有在每周一次放风时，因我们两个都带着镣，行走不便，可以聚在一起低低地说话。我们相互交换谈了刚进监房的各自的心情，那就是烦躁、自怨自艾，怀念家人，思念爱过的情人，吃饭无味，睡眠不安，恶梦纠缠，时时萦绕在心头的是：如何度过这三千六百余天漫长的岁月。在监狱服刑的心情与拘留所里不同，在未判罪以前头脑里充塞着种种幻想和侥幸，就像是与敌方搏斗，谁胜谁负已成定局，而负的一方是否尚能躲避炸弹，或改换便衣瞅个机会突出重团还留有余地，这时的大脑活动还是活跃的，向上的，怀有一线希望的；直至判了刑，一汪活水一下子变成了死水，连最后一点希望都破灭了。进入这个“八卦阵”的每个人，开头十天至一个月总表现出狂躁式的反常，就像把刚捕获的小鸟关入笼子里，开头总有若干天的躁动期。有一类鸟，一进入笼子，不食不饮，只知道不疲倦地碰撞笼子的竹棒，直至撞死在上头为止。难道犯人初进笼子也得经历“躁动期”吗？
同号的黄以琳有一番话，说明了我的狂躁症。他说道：“才判十年，你从这里释放出去的年月，还比我小五岁咧。将来出去你还是三十郎当的小伙子，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呢！”对呀，美丽的希望虽然离得遥远点，但毕竟也是希望嘛。
在这里打发日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学文化。我把这十年看作是十年制义务教育，由于家贫，我只是在师范学校上学一年，正好在这个“八卦大学”里填补上这个空白。这儿的求学比自由世界的正规大学还具备两个优越性：这里不受外界的干扰，每个学生必须把七情六欲全部抛弃，与社会和家庭的一切牵挂一刀两断，做到完全的专心致志；二是这里的教师配备齐全，不请自来，有求必应。
“八卦大学]的书籍并不匮乏，文艺烦、经济学、哲学、中外历史、圣经、佛经……相当齐全。还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世界文库“和大学丛书等等。
使我不胜惊异的是，外边出版的马、恩著作和介绍苏联的出版物，这里都有。这一类外面都指为赤化的禁书。换上了《太上感应篇》、《因是子静坐法》、《黄帝内经》等的封面伪装。好在国民党不大重视监犯的思想改造工作，看守和看守长文化又不高，这一类禁书乃得在“八卦大学”里安然无恙，而且流通至甲、庚两监。
原来这里有一个地下图书网，每个号子里有一人专管到手的书，在规定时间里传递到别的号子，保证做到人人手头有书可读。
这个图书网与外面的申报图书馆不同之处，在外面借书是任我选择，有全部的书目；在“八卦大学”里，流通到自己号子的所有的书，在规定时间里我都可以拿来读，看不懂的我就问同室的难友，这就半强制的做到了无书不读的境界，一批书读完再换一批。何况我又是正当求知心切，记忆尤强的年龄，这一阶段的读书收获，远比上正规大学得益多。
如此众多的图书，是怎么进入政治犯的牢房呢？一是通过非法的渠道，给几块钱买通看守，秘密地从上海家属联系，带进剪报和禁书（监房中把剪报称为“牛肉]，是取news作为暗语）。二是外边邮寄。或是每月一次接见送进来的书籍，这些书须经教诲师审查方可放行。第三，地下图书网拥有历史上积汇的丰富书籍，所有从这里出去的难友都把书籍留下，成为”八卦大学“公有的精神财富，这样越积越多，世代相传。若是这儿有一天也发动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抄家，那么，所有书刊肯定会搜罗殆尽，一火焚之了。
在上述第二个合法渠道里，必须提到一名年轻教诲师，小铁匠铺里有个绍兴师傅，在上层建筑里也有像绍兴铁匠那样的人，他是瘦弱的书生，四川人，曾在沪一个大学里念书，毕业后不想回四川，就托了一个军界亲戚介绍至第二模范监狱做教诲师。这样的职业在知识分子眼里似乎太卑下了，一来没有升迁的希望，二来是在监狱里做芝麻绿豆官，讲出去不光采。教诲师的工作不外是检查犯人的来回书信，分发教会的佛教的宣扬教义和劝人为善的印刷品。教诲师的任务，顾名思义是要给犯人洗脑，但司法系统的监狱从来忽视这项工作（只有“反省院”是例外），三千多犯人，真要像共产党洗脑的做法，至少要配备三十名以上的庞大的政治工作人员才行。而这里的教诲师只有一兵一将两大员，领导教诲师的“将”是一位失意老官僚，此人是个冬烘先生，凡是外面邮寄进来的图书（包括白话翻译的书）他都不愿看一眼，检查图书的重任就落在年轻教诲师的身上。他在大学里跟地下党的同学有接触，并看了不少左翼的出版物，如今让他来做这一类红色的、粉红色的书籍的检查官，他就像蚕宝宝掉落在桑叶堆里，一本本过细的咬嚼，一看完就盖章放行。
年轻教诲师是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起初对这个职务是不得已而为之，把它看作是过渡的临时啖饭之地，只是在检查政治犯的图书上，他才意识到教诲师这个岗位的价值与意义，他倒不想跳槽了。
应该说，此人是“八卦大学”的头号功臣，在全国解放后，我才打听到这位使我怀念和尊敬的教诲师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范雨舟，当日军进攻上海，即随同从牢里获释的政治犯李干城、熊宇忠、陆维特等一同奔向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成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他才回到四川，任西南建筑工程学院教研组长，讲授马列主义，也许他讲的马列主义不合中共的标准，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我的自学成材经历了三个密集学习阶段：最早是在上海新亚药厂做练习生的“木箱夜读”，第二阶段进了漕河泾的“八卦大学”，还有第三阶段，那是在我被打成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两年后，调回作家协会图书馆做资料员，有六年时间读了图书馆有关哲学、美学、文字学、逻辑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名著等等。只有第三阶段，我专攻的方向比较抱有明确的目的，我所选读的书籍皆是文科知识方面的空白。
有一位记者问我：“听说你是自学成材，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是怎样学习的？”
我说：“我在倒霉坎坷时节，我就抓紧时机拚命读书，我就进过‘八卦大学’，刚好在那里学完四年毕业。这样的学习是全神贯注，天天手不释卷，我命名为‘密集型读书’区别于散乱的零碎的读书。”
记者不胜诧异地问道：“没听说有个‘八卦大学’，莫非那个大学是专攻《易经》的？”
我笑笑说：“此八卦非《易经》之八卦也。我是指八卦阵式的漕河泾监狱的建筑，这个‘大学’并不正轨，又不发毕业文凭，所以外人不知道它。我一生中填写过几十张‘干部履历表’，其中有一项”学历和文化程度“，我总是填的”高中毕业“，在全国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后悔为什么不如实填个”初中肄业“？这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直至若干年后，毕业文凭忽然身价百倍，我又埋怨起当年的‘八卦大学’没发下毕业文凭，否则大大有利于我的升迁、提干和加工钱吧。
九 发明豆腐印刷机
我还腾出相当多的时光学外语。我学外语的品种视同室的外语老师而定：同号政治犯有通晓俄文的，我就学俄语；会英文的，我就学英语；此外，我还学过日语、世界语等。
学的方法是老师在水泥地上用棉花蘸了无色透明快干墨水，写下字母，反复地念地上的水印子，直至快干墨水变干了，我也记住了，然后老师再写新的生字。所有的老师都把396号（我在牢里的编号）看作是高材生。因为记性好，发音流畅。
教我学外语的老师有丁冬放、徐玉书、匡亚明等。他们热心授徒，也有自己的需要，丁冬放就说过：“我教你学英文，也让我有机会重温英语。一种外文要是长期不用，就会逐渐忘记。”
按说有这么多高明的教师，我自己学习又很认真聪慧，可以通晓几国文字了。非常遗憾的是，至今连一种外语都没过关，更不要提“通晓”了。
这是因为学外文缺乏一贯到底的系统性，外语品种较多，转轨频繁所致。学外语的失败，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违反了“学而时习之”的古训，一种外国语要是长期不使用，就会忘得光光。在出狱后戎马倥偬的动荡岁月里，我根本没有闲心念外文，找本外文书也很难，四周接触的人，并无外国人，懂外文的中国同志又很稀罕，久而久之，在水泥地上学来的外文，也就像水迹印一样，化为气体飞向虚无了。
我学外语半途而废，还由于我忽然得了“拉丁化热”，兴趣一下子转移去学拉丁化新文字了。我从地下图书网中看到了天马书店出版的《汉字拉丁化方案》等书，就觉得汉字非改革不可，开始狂热地学起拉丁化新文字来。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出版物也掀起了拉丁化热，鲁迅还写了《门外文谈》等几篇文章推波助澜。
学了新文字，对纠正我的家乡土音大有好处。我渐渐会说北方话了。接着，我开始研究上海话，并草拟了一份《上海话新文字草案》。为了这份草稿能够被上海推行新文字协会采纳，牢房里一位难友愿意跟一位年老的看守打交道，请他把这份草案带出去刊登。这位难友也是拉丁化热心分子，他把写着洋字的纸头给窗洞上的老看守看看，老看守是文盲，不管汉字、洋文都看不懂，但他是个好心人，伸手抓了那一叠纸头就走开了。（注六）
我在运用拉丁化上头，倒是成功的，我的熟练程度，并不比使用方块字差，我写拉丁化的文章，比写方块字快。这样便生起了想以拉丁化进行文艺创作的念头。可是，在这个鬼地方，要实现这个目的又谈何容易！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纸笔，犯人一个月准许写家书一封，规定是到一间小屋去写，那里预备了文房四宝。监房里虽然允许读书，但写字却是违禁的。
我从“拉丁化热”又转到创造拉丁化印刷机热上来，拉丁化字母只有廿六个，这就可以模仿英文打字机，只消能制出廿六个铅字来，这台活字印刷机就告成功了。
我哪里去弄制铅字的材料呢？
在这有限的空间（十二平方米）极度贫困的小天地里寻觅可以做铅字的材料。当我抛弃了金属和竹、木之类，竟找到了适宜于做铅字的理想材料，那就是一星期供应犯人的一块豆腐干。这块豆腐干原是犯人进行绝食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是给我们增加的营养。我宁愿牺牲营养，把豆腐干放在窗口晒干，稍许收干一些，即用线代替刀子把豆腐干切割成几个狭长的条条，然后再晒干，直至干得坚硬，再用细铁丝将豆腐条锯成三截，略比铅字长一些，等再晾得更坚硬了，将其一面在水泥地上磨平，就像刻图章似地雕出拉丁字母的阳文。
刻成这一套豆腐铅字，别看它只是二十几个小玩意，在上述一系列工艺过程中，也遭到过挫折，正是在不断摸索和试制中，才达到了实用的胜利。比如说：分阶段多次晾干（不可在太阳下晒干）是为了这儿的切割工具只限棉线或细铁丝；二来为了防止大块豆腐在暴晒中容易变形，豆腐干体积越小，受热后变形的扭曲度越小；第三，在晾干过程中，还须注意防止霉变等等。
做成了拉丁字母的全套铅字，还得解决供印刷的墨水，在牢房里没有货源，只有闯到外面去引进。我想起了专给犯人写信的那个房间。我就乘着写家信的机会，请求看守开我出去写信，我进入这屋子后，大概防我乱动弹，看守还把小门反锁了。我在里头可以从容不迫地偷窃墨宝。
这儿的墨汁是用墨锭磨出来的。原来的计划是把墨绽折断一截盗走。没想到不到一指长的墨锭坚硬如玻璃棒，如何折得断？情急无奈，下决心只有将整个墨锭偷走。后来想到，这么做很容易败露，追查起来，嫌疑犯很难赖脱，如果查号子和搜身，就会因小失大，冒这样的风险没有必要。
我不甘心空手而回，终于想出了化固体为液体的法门，并充分利用人体结构的长处，我把墨锭磨出满砚台的液汁，用毛笔蘸饱了墨汁，然后接纳于嘴巴里，最后用纸片抹去嘴唇上的残迹，做到不露形迹，我无声地将写好的家信交给看守，他并未察觉我的略微鼓起的腮帮子和装哑吧的形象，终于平平安安得胜回朝。回到号子里，忙把嘴里的液汁吐在碗里，我把偷盗墨汁的经过向难友详细报告，他们赞叹不已，萧文光说：“这叫做三九六智取墨宝。”
解决纸张比较容易，多亏这儿常有佛教团体送进大量劝人为善宣扬佛法的印刷品，线装本是折叠的，反面可以写字（基督教会也给犯人赠书，两面皆印字故不能派用场）。我得感谢菩萨的法力无边，正是托庇他的慈悲与恩典，才得无偿地供应我这个小小印刷所需要的纸张。
原始的豆腐干打字机可以正式投入试用了。我记得头一件印刷物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操作起来很简单，手执所需某个拉丁化铅字，蘸一下墨汁印泥，印一个再换一个，印出来很清晰又整齐，只是排印速度太慢，好在这儿有的是光阴。
双手捧着第一份印出来的文字，我得意非凡。这是凝聚着我的智能和心血，凝聚着两个月的营养和克服一系列困难的意志力。我知道这个“发明”不过是继承了九百五十年前毕升创造的活字印刷机的设计思想，我所以在这儿设了专门一章，大书特书，为的是它是在一无所有被禁锢的牢房里制造出来的。
同号的政治犯都赞美我的创造的成功，在我第一步晾干豆腐干的初级阶段，只有一位是旁观者，其它的难友都捐献出豆腐干支持我。在试制过程中免不了失败，他们出谋献策，不断鼓励我。也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在捐献豆腐干的难友中，有一位方静吉，他恰巧是未来的国务院科学院长，出狱后他改名方毅知名于世，他可以作为这项土专家的伟大发明的历史见证人。
十 文艺复兴的高潮
我还在号子里用拉丁化进行扫盲工作，同室难友中文化低或是一字不识的政治犯，他们都认真在水门汀地上练习，来自安徽的农民黄以琳和外号黄包车的王金月，他们都会在水泥地上流畅地拼写出心里要表达的语言，他们就成了支持我制造打字机的最热心的赞助人，这种赞助还得牺牲一个星期一块豆腐干。当他们阅读了这个豆腐印刷机诞生第一张印刷品，那种欣喜之情甚至大大超过我自己。
于是，我们就开始在监房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让更多的工农半文盲和文盲都能分享我们的快乐和胜利果实。推广的做法就是利用我的印刷机打印了许多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先是在甲监流传，后来又分发至庚监。后来听说刑事犯中也有些人学会了新文字。这一拉丁化识字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学会了拼和读，没有拉丁化的读物，也就做不到“学而时习之”，因此，热了一阵，也就难以为继了。
当我的打印机第一阶段生产了许多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我开始用它来进行文艺创作。我想起草拟的《上海话拉丁化草案》曾委托一个老看守带出投邮筒，虽然不能验证那件印刷品是否发表了，我宁愿推想我的那个草案太不成熟而被倪先生抛在一边了。我觉得这位年老的宁波看守还是老实的可靠的，于是我挑选了自己的诗歌，用拉丁化写的《铁窗外》，投寄给我在新亚药厂里的同乡人许福兴，在《木箱夜读》一节里我曾提到他，他曾把自己私下抄录的，几种西药配方给了我。所以寄给他，还因为他不是党、团员，连雇员协会的会员也不是。一个月以后，我竟收到了登载这首诗的刊物：《北调》，刊名北调，因它系天津出版的，我是从拉丁化读物上看到介绍《北调》是国内少数登载新文字作品的期刊。这时我的高兴与得意之情简直难以形容。同室难友左洪涛（在狱中改名彭国定），是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共产党员，在欣喜之余忽然发现了一个大漏洞，使我情绪非常懊丧，他指出附在这诗后面的“尾巴”非常不妥，原来在《铁窗外》后面有“编者附白：这首诗的作者身陷囹圄，通讯地址可寄上海新亚药厂许福兴先生转交可也。”左洪涛说：“这两行尾巴很糟糕，正好给国民党特务发现一个线索，来破坏我们的组织。”我辩护道：“许福兴没参加我们的组织，我在给他信中，只是说明投寄天津的《北调》编辑部，没有提到公开他的通讯处。”另一位难友说：“是呀，正因为许先生没有参加过地下党活动，所以他不知道特务的厉害，只凭一腔热血，才刊出这个自投罗网的告白。”左洪涛说：“至少会破坏我们跟外界联系的秘密信道，危害到这位许先生也说不定。”他的这番推理使我后悔不已，心中长久不得安宁，快乐的喜报反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虽然这条尾巴大杀风景，好事变成了坏事，但从这件坏事提供的信息，证明宁波看守还是可靠的；第二：到外边发表文章还是行得通的。我还是使用打字机继续写作，我在地下读书网看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又从《生活知识》等刊物里看到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导，我又听了刘刚现身说法讲了淞沪抗战的故事，综合了上述中国同胞共赴国难的情况，便构思创作了《义勇军歌》，它与一年后聂耳、田汉作的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不同。《义勇军歌》共十二段，便于推广，纯用民歌形式，写好后，同室难友帮助推敲，直至他们也能唱得出来并感到满意为止。我有一种急切想让这首歌传遍全国的雄心，这一回可不能再寄给许福兴了，必须另辟蹊径，我想到了新华银行屠廷容的同事张志勤。
我认识张志勤是在法租界华龙路屠的宿舍里，我参与《雇员生活》的刻蜡纸工作，张是负责发行工作的，他不是党员，也未加入共青团，只是“雇员协会”的会员。他跟我非亲非故，当我被判刑押解至漕河泾这个“八卦阵”内，第一封信便是寄给张志勤的，通知他此间每个月可允准家属亲友接见一次，他接信后便带了许多食物和生活用品来探监，还简单的交谈几句，后来每隔两个月他便来探望我，直至调离漕河泾转解至苏州为止。张志勤同志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将《义勇军歌》的洋字码交给了宁波老看守，为了郑重起见，我要他将这个洋字码直接送往静安寺新华银行分行，我说：“这儿我没钱酬谢你，请你亲自把这封信交到他手里，他会给你钞票的。”这位老看守在下一个班次出现在牢门的小洞口，他带回张的一张便条，写明来件已收到，将照你所关照的去做，勿念，还有一行写明“我给来人一元路费。”
不善言谈的老看守在小洞口外面轻轻地说：“告诉你吧，张先生还是银行经理呢。他还请我到一间极讲究的房间里坐，给我敬烟、冲茶，满客气的，临走还送我路费呢！”他这一趟收获很大，感到荣耀，我看到了张的亲笔回条，一切我放心了。
张经理决定连夜学会拉丁化，马上到南京路书店买了一本北方话新文字课本。他有英文基础，开夜车一面学，一面破译我的洋码字。他在后来当面忆述那个夜晚的情景：“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正掀起拉丁化新文字热，我只是听说，觉得用拉丁文代替中国的方块字，恐怕很难做得到。所以我是个新文字热潮中的旁观者。你的那封信送上门来，倒逼得我非把拉丁化学会不可，想不到熬夜熬到下两点，我不仅掌握了拉丁化替代汉字的方法，而且正确无误地破译了你的十二段诗歌的密码。这是一次突击式的学习。译出来以后，我马上通知会作曲的朋友给你配上乐谱，周巍峙是给联华电影厂配音乐的，他配了个南方卖梨膏糖小调，我又誊写清楚亲自交给徐雪寒，徐是《生活知识》和《新知书店》的总经理，创办该书店的时候，我给了他们一笔投资的。”
一九三六年三卷一期的《读书生活》刊登了《义勇军歌》，在这本期刊出版后的一个星期，张志勤借着探监的机会，便把《读书生活》送进来。当然，它能顺利通过审查，又得力于教诲师范雨舟的方便。
发表这首抗战歌词开始用“若望”为笔名。我喜欢这两个字，因它包含有对未来永远抱有希望之意，另一层意思是我看了罗曼．罗兰作的《若望·克里斯托弗》长篇小说，对那个法国音乐家产生好感（三十年代高名凯翻译了这部巨著的上卷，书名为《若望·克里斯托弗》。也许是手笔之误，《读书生活》发表时将“若望”误排成“苦望”，这一笔之差，竟成了我一生落入苦海无边的谶语。艰苦奋斗希望实现的理想境界，没想到竟是苦不堪言的并无安全感的世界。我只有采纳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自我感觉良好”求得心灵上的平衡。
由于张志勤那里有了个可靠的“中转站”，我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此后，我以拉丁化写了《我们的歌手死了》，为悼念高尔基逝世而作：“一二。一六”，为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而作（这首长诗是与左洪涛合作的）；《沉痛的呼声》，系揭露监狱暴政的通讯报导等等。以上作品都经张志勤译成方块字发表在《生活知识》和《立报》上。
忙碌的打字机在印制过程中，又作了某些改进。为了提高效率，我把复合元音如ao ai、ou等合成在一枚豆腐干字模上；最重要的改进，必须多做一套字模，如果只有一套豆腐干字模，连续与含水的墨汁接触，硬件便变成了“软件”，如有两套字模，轮换使用就可以让软化的豆腐干“休耕”，置于窗口渐渐晾干。
由印制机之发明引发了我的创作高潮和发表欲，便于传播信息以及普及识字运动等等，这一过程，我把它比作是中国的印刷术流传西方，促进了那里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我的打字机是原始的、简陋的，我把它看作是在小小监房里进行了复制中世纪历史现象的一场仿真性实验。当然，在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十一 “情人节”与“开斋节”
可以不受检查地往外边写信和投寄稿件，我又托老看守为我带信往我的家中（其它难友有这类信件，也一同带出去，统一交给张经理转发。号子里开始称呼老看守为老看守同志了）。在家信中我可以把因何被捕的真实原因说个明白，争取爹娘对我的谅解。
我又想到，何不给我学生时代栖霞山乡村师范的同学写封信呢？向同学们说明我的被开除，是为的政治信仰，给我判的刑，另一方面还可顺便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我用豆腐干打字机印成了长长的一封信。
没想到，由张志勤译成汉字的那封信在南京乡村师范却像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我在栖霞山同班的同乡，跟我很合得来的夏惠民，他收到这信后，在班里的同学之间传开了。他们重新认识了两年前失落的“小王”（夏惠民，后改名夏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曾任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我那信里有这么一段：“我虽则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后来不得不到上海谋生，但对昔日同窗好友，我还是常常怀念的。生当国亡家破的时代，我觉着只有献身革命，参加挽救国家危亡的革命事业，才是我辈青年最紧迫最光荣的使命，你们看，《新生》周刊上有一句话得罪了邻国的天皇，无耻的当局竟封闭了《新生》，并将其主编杜重远判刑，这事件充分暴露了对日奴颜婢膝，睦邻亲善，一方面则弹压爱国志士，枪口对内的真面目。如今我身陷囹圄，同样是因爱国有罪，才判我长期坐牢的呀，我只要一息尚存，也要跟这个倒行逆施的当局抗争到底。”班上有人把这封信油印出来，散发到其它班级去；许多同学看了这封信泣不成声。
秋天，而夏日的炎热还没有过去，某一天的下午，我被看守传唤出去，领我到“接待处”，这是家属会见犯人的地方，中间横着长条桌，两边安放相当多的凳子。那里已经有两个犯人隔着长条桌与家属面对面交谈；只有一个女性孤独地坐在对面。我进入接待室，根本没注意这位女子，因为以前来探望我的是张志勤。当接待室的值班看守指点我坐在那个女性对面的凳子上，我还迟疑了一下。我刚坐下，才认出了坐在那里的竟是栖霞山来的同班同学吴庆华。不免惊讶地喊了一声：“想不到，是你？”她楞在那里的时间比小王认出她来还慢一拍，在她面前的犯人已经不是她从前认识的面目吧，加之她的注意力被这个囚徒脚上拖曳的铁链吸引去了，直至听到了小王招呼她的话音，她才从紧张和疑惑中惊醒，定定神重新审视陌生的小王。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泪水却止不住淌下来。我又问了一句：“你是怎么来的？”她用手背揩一揩眼泪，说：“我是看了你的那封信，我哥哥也看了。”她的眼光瞄了一下站在不远的值班看守，便压低了嗓子：“我们决定马上来看望你，是张经理陪我们一同来的。我们终于见到了，现在我才真正认识了你。班上好多同学也要来，我也代表他们慰问你。你的苦难不是你个人的，也是大家的，也是我的。”她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激动和鼓舞，使我认识到我吃官司是光荣的，有价值的，它使我长久郁积在心头的委曲、苦难、愤怒化为泪水一下子喷涌出来。我呜咽着说：“你的话对我太重要了，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一定变得好过了。]
“我们来得匆忙，随便买了些食物，还有日用品，不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说吧，我一定想法给你送进来。”她讲的话那么亲切、温柔，胜过一切食物和用品。
这时我不哭了，说：“张经理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不需要什么，你跟你哥哥一同来看望我，这比什么慰问都好。”我过度的兴奋和激动使贫血的脑袋晕眩，并弄得满头大汗，我接着问：“你的哥哥还在外边吗？”
“门房间不许可，说是只能一个人接见犯人。不过张经理倒可以登记的，为了我从南京来，见面不容易，他把属于他的十分钟让给了我，我们可以多谈一歇。”
我大声地说，抑制不住我的愤怒：“你哥哥为什么不能进来？太遗憾了！真对不起你哥哥。”
在长条桌那边的两对探监的，限定的时间一到，值班看守便前来拆散他们，又换上了三对探监的。庆华注意到进进出出所有的犯人都不带镣，痛苦地发问道：“为什么偏偏给你带上这个？你觉着沉吗？”我只能淡淡地说：“戴长了也就习惯了，大概他们判的刑期轻一点。”庆华的脸色变得沉重、难堪，就好似这副炼戴在她的脚上，焦急地问：“你判几年呢？”看来，张志勤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她。我知道如实告诉她，更会增加她的痛苦，只因我说漏了嘴，我没法隐瞒了，我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决不懊恼，判我十年也决不后悔。干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吴庆华忍不住呜咽起来，两行泪水跌落在唇边，她顾不及擦，咬紧嘴唇，似乎下了决心，又悲痛到极点，我听到了她的很轻很轻的低语：“……那，等你十年。请你相信我！”
我连忙说：“我已经熬过了两年，只剩下八年不到了。”对这个突然到来的幸福，我有点承受不了，我又赶快声明：“这怎么好呢？……自从离开栖霞山，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我在你背后写了‘骄傲的公主’，还记得吧？”
“那时候你多么调皮！”她说这话时破涕为笑了。
她依然是两年前的短头发，庄严的脸上多了几分忧郁和沉重，不论是喜悦或是痛苦的时候，都是绝对的美丽！
值班看守走近我们跟前，轻轻敲敲桌子，说了一句“时间到了”。庆华看看自己的手表，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向我伸出手来。我总算有机会握住她娇嫩温柔的手，她捏我的手捏得那么有劲，使我马上联想到在栖霞山师范一同做集体游戏，大伙儿拉成一个圈，她也是这样紧握我的。如果没有值班看守在旁边，我甚至会扑向她的怀里，拥抱她。在牢狱里是我们第二次握手，我感觉到她的手发烫，手背上面还留着湿润的泪痕。
“我还会来看你的。”她最后说。
我手上提挈着“白蛇”慢慢走出接待室，还没走出后面的门，忽然听得一声呼唤：“我的寿华，保重哇！”我转过脸来，发现庆华离我身后两丈远，还伫立在那里望着我的背影如何消失。我的目光正与她的泪汪汪的眼睛相遇，这是最紧张最难忘的一瞥；又是撕裂人肺的最断肠的一瞥，当时，我的心里不知为什么那么慌乱竟没有回报她一个音符。她的最最亲密的呼喊使我不愿跨过接待室的门坎。
吴庆华的探监。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幸福的节日，正是我寄给夏惠民的那封信，引来了我的天使、我的女神，我把这一天称作是“情人节”（即圣瓦伦丁节）也未始不可。从这一天起，其实只有二十分钟，我似乎换了一个人，从一个忧郁的绝望的囚徒，变成一个乐观、快乐的小伙子，我不再为漫漫长夜数着未来八年的岁月，而是采用时钟倒数的减法，计算着与她自由欢聚的越来越近的日期，特别是她低声地许诺的“永远等你”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寄托和主宰。这时，连我狂热地推行的拉丁化以及活字印刷机，还有不肯罢休的文艺创作等等，都降为次要的了。
这一天还是我变成暴发户的日子。我一下子收到了吴庆华带给我的一大堆东西，她特意买了一只大号搪瓷面盆，盛满了各种食物，从杭州的小核桃，直至大头菜、花生米、牛肉干、新疆葡萄干……南货店里橱柜里的东西，几乎都有了。另外有一只硬纸板箱装的衣服，其中有毛绒裤、罗宋帽、内衣、毛巾等等，这两大类东西都经过监狱当局一一检查过。由吴庆华的手笔开列了一长串的物品清单，其中有三样东西盖上了“退回]二字的图章，我至今还记得是：刮胡子刀、茶叶、象棋。这些都是监狱当局规定的违禁品。我从这三样东西上面体味到吴庆华对我关怀备至的那颗心。这三样东西是治疗空虚寂寞，又能给囚犯面孔扫除晦气的用品，非常遗憾的是，监狱当局偏偏禁止这三样用品入内，但她在这份清单上留下的笔迹，却赋予我无比的慰藉和温暖。别的好吃的东西我会把它忘却，惠特曼的诗中有句名言：”失却的却是人生最宝贵的“，可不是吗？恰恰是没有到手的这三件东西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同号子的难友为摊开在两个床铺上的丰富多彩的物品而惊异不止，他们一致评价，这是他们进牢监以来从未见过的场面。加之我一边整理一边带点自豪地讲述接见室里的奇遇，就给这儿所有的礼物蒙上了传奇的罗曼蒂克的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政治犯里最大的富翁（包括精神上的），而且是一个暴发户。
按照以往的风俗，谁家中接济食物进来，除本人多留一些自己享用，大部分自愿奉献出来，分给左邻右舍的大集体。这儿实行的是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有大家有，虽然各人分到的食品不多，只因监犯众多，家属接见的人次也多，却是源源而来，享用不尽。轮到谁送进食品，一般都是请刑期长的老犯人从事分配。分东西也是一种艺术，要照顾到附近几个牢房。比如说吧，对面六号里的小周，是我的同案，给他一份就要多一些。他对各个号子里的成员的情形做到了然于胸。分配较丰盛的食物，大家都卷入了分类、点数、分成若干份之类，做得一丝不苟。各种食物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压下了墙角里终年发出来的阿摩尼亚的臭气，品评、清点，欢声笑语，每个人兴味十足。
平心而论，在监房里实行多年的这个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充分体现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革命情谊，我是受益者，衷心赞美和拥护它，并且想象着革命一旦成功，可以作为未来平等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新模式。直至建国若干年后，方始认识到：这种原始公社式的平均主义，简直跟“论秤分金银，论碗分酒肉”差不多，大概只适用于梁山泊的造反英雄和监狱里的囚徒，不过，我在漕河泾的大墙后面，确实尝到了“贫困的社会主义”的甜头。
我既然拥有足够的使用十年、八年的日用品和衣着，对于食品瓜分给左邻右舍，我是慷慨的，因为平日吃人家的多，给人家的少，怀有一种偿还旧欠的心愿，我甚至不肯为自己多留下一点。当时我还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心情，我是有意让其它监房的难友知道七号里的三九六突然交了桃花运了，这些东西与众不同，等于请大家吃我的喜糖。
多半是由于今天这个大喜日子，对我来说，“情人节”是属于我的，而大家好似穆斯林过“开斋节”；突然降临的幸福在我心中快要渗溢出来，有必要让大家分享我的快乐，我的财富。
这一天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离九一八国难纪念差两天，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充满着芬芳和温馨的节日！
十二 女神飞入铁窗中
牢狱对外部是严格封闭的，但在牢房之内，消息传递倒是灵通的。“小王最近有个未婚妻远道而来看望他。”这消息在枯燥乏味的牢房里很快传开了，并且有丰富的接济的食品分发到各个号子作为物证。一个平常的事件，任凭失去自由的男子汉编结各人想象的粉红色的梦，来装点无聊的和尚般的生活。在下一次放风的机会，许多难友悄悄地走近我，喜形于色地向我祝贺，并投射艳羡的目光，我真的成了监中最幸福的白马王子了。头一传他们就把我获得的幸福拔高了一个层次，把她说成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不作解释，而且我自己也认可了这种拔高，我同样为自己编结粉红色的梦，陶醉在自我设计的甜蜜与情爱的欲念里。
其实，我一点也不幸福，自从与吴庆华见面以后，堕入爱河给我带来的痛苦反而成倍地扩大了。心灵中有了爱的种子，不让它生长，不让它开花结果，她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梦里出现，但终于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摸不着、见不到，见到的时刻只有一刹那，这是什么滋味？它的痛苦不同于失恋，不同于中国特色的“两地分居”，不同于银河分割开的牛郎织女，也不同于一般的单相思。正如概括我的命运的“若望]二字一样，怀有多大希望，但总是若隐若现，若断若续，并且伴随着刻骨的痛苦。只要我作一天囚徒，这种痛苦只会与日俱增，它压迫着我的神经，简直使我飘飘然，惶惶然神魂颠倒，朝思暮想，但又无可奈何。
以后不久，她又从南京邮寄一件包里，里面是她亲手做的一双棉鞋，收到以后我穿上脚，大小刚合适。可惜我不能穿，她不会知道我脚上的“白蛇”会磨损棉鞋的灯芯绒面子，何况，这双鞋凝结着她的爱情、希冀和思念，我是把它当作爱情的信物抚摩它、拥抱它，唯恐损害了其中的半丝半缕，我怎么会舍得穿在脚上践踏它呢？
又过了若干天，老看守同志投入张志勤托他带交我的一封信，这信是吴庆华写的，这信写着：
我在志勤先生处学会了新文字，回到南京，便在我任职的学校（她在南京栅栏门小学任教）里和教育界大力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此我忙得不可开交。亲自见到你的那难忘的二十分钟，决定了我今后该走什么道路，我哥虽没能见到你，但他立誓也跟我一起。
你的瘦削苍白的脸和长毛头发，脚上的铁索鎯铛，以及漏风的开裆裤……，我还看到了你背后的衣服上缝有标着“396”号码的圆布片，你那个囚徒的样子使我心碎，使我肠断，我的心至今还未能宁静下来。唯一给我安慰和鼓舞的，是你坚强的精神状态。当我在志勤处看了你在狱中用豆腐干打印的拉丁化文稿，再看到巳发表在外界杂志上的你的诗歌和散文，宇宇句句都是救国救民的沉痛语，我再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张先生面前竟失声痛哭一场！因而使我追怀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惨死于风波亭的岳飞，低吟着“秋风秋雨愁煞人”而慷慨就羲的秋瑾。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真乐意为你分忧解愁，能减轻你的痛苦于万一，也是好的。像张先生那样，他比我幸福，因为他几乎就在你身边，他在我心中同样是个大写的人，一位可敬的老大哥。我们今后的联系全得依仗他。我从他那里抄下了你父母在山东青岛的地址，我准备以你的知心朋友的名义写信给他们，给老人家一点精神上的慰籍，我将晓以大义，让你的家庭认识到有这么一个不平凡的儿子该多么光荣。
我还能给你做些什么呢？那天我注意到你穿的一双鞋面破裂的鞋子，我可不能当场量量你的脚的尺寸，只凭我的眼力，估计你的脚不会比我哥的大。我决定自己做一双棉鞋给你过冬。我祈祷，这双鞋你能穿得合适。下次来信，你务必告诉我穿上新鞋是否合脚的答案。
小王，我的寿华，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把你作的《义勇军歌》油印了几百份，寄给南京各个中小学里栖霞山的老同学，让他们传授这支抗战歌曲，我还附寄了一份油印的关于歌词作者的生平介绍，我满意地告诉你，这支通俗易懂的歌曲巳在国府所在地流行起来了。让我唱着这支歌曲寄托我的思念，愿我的歌声飞向你的身边！
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千万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好好儿地活着出来，欢乐、幸福定将属于你！当今时局动荡，危机四伏，我决不相信丧权辱国之辈能维持长久的统治，下回来信尽管直率地告诉我，我还能为你做些甚赓，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做到就是了。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她的火热的一字一句对我来说是强信号系统。这封信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遍给我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联想。直至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出来。这并不值得惊讶，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丽娜不是同样背得出五十年前她丈夫临刑前留给下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件吗？
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情书，虽则里面没有一句表达爱情的语言，透过字里行间，她的心灵，她的歌声，还有那双千针万针密密缝的棉鞋中，是比任何谈情说爱更崇高更圣洁的爱呀！比方说，她会想到跟我的爹娘通信，她想得多么周到，又何等体贴，这一行为等于给我的父母打了个招呼，她是准备把爱心献给了寿华。
他在信中用了“小王，我的寿华”，这一亲呢的称呼，把姓名拆开，赋予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前面两个字保留着少年时期初次接触的天真无邪，后面的称呼则体现了新时期感情发展到成熟的难解难分，只有情爱热到沸点的少女才会这么呼唤她的情人。
从此，我真的发了热病，同号的人形容我的症状：忽然变得容光焕发、头戴庆华送进来的罗宋帽，身穿她特地给我编结的毛线衫——那双棉鞋没穿在脚上，而是做了我的枕头，如果她送进的剃须刀没被扣留，我这身打扮真的可以做新郎官了；我嘴里哼哼卖梨膏糖曲调，这不是我在唱，而是转达她从铁窗外飘进来的歌声。我把上面这封信给同号的难友们传阅，让大家分享我的幸福，我的喜悦。由于此信是从秘密渠道带进来的，在甜蜜和多情中，还带有某种冒险的神秘性，这薄薄的两张纸对我来说，其价值似乎胜过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牢狱里毕竟容不得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正当我的狂热不断升温，差一点要发神经病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冲刷了粉红色的情调，使我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回归到囚徒的现实斗争中来。同号子的难友，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劝戒我不要做感情的俘虏，自讨苦吃，帮助我跳出自作多情的苦海。
监房里正在酝酿一场罢饭斗争，为的是新上任的监狱长拚命克扣囚粮，犯人的伙食越来越糟，常常给我们吃“仓脚米”，也就是粮仓的底层储存很久的米，仓脚米已经变空了，几乎成了米渣，吃下肚已没有米饭的味道，而且引发了犯人普遍生脚气病。甲、庚两监的政治犯中脚脖子浮肿已蔓延开来，而一九三五年底的北京学生运动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这时，从丙监传来一名刑事犯李大洪子被工场管理员毒打至死的事件，成了爆发这场大罢饭的导火线。
这一回的罢饭斗争不但政治犯全部参加，连丙、丁诸监房也一齐罢了下来，一致向监狱当局提出四个要求：
一、要求换食大米，饭要煮熟煮干，不得克扣囚粮和菜金，小菜加油盐。小菜品种要常更换；二，改善医药治病水平，紧急救治脚气病患者；三、不得打骂犯人，要求法律保障；四、犯人带镣已满一年者，即予开镣。
除了这四条改善待遇的条件之外，这次大罢饭不同于过去的绝食斗争，我们还提出了一条政治要求：在一致救亡共赴国难的全民奋起中，要求速速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大罢饭指挥部知道我发明了豆腐干印刷机，并且打通了向外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指定我负责发布新闻、争取外援的光荣使命。本人连夜起草了新闻稿，经号子里左洪涛、方毅、陈学文等同志斟酌推敲一番，马上打印了出来，由宁波老看守同志送至新华银行静安分行张经理。
张志勤以“特急”的速度将汉字稿分寄给上海各大报和左翼期刊，《新闻报》刊登了一则短讯，《立报》刊出了呼吁书，《生活知识》一卷十二期辟了专栏。我寄出的是一篇新闻报导，题为《漕河泾甲、庚两监政治犯呼吁书》。
我们关在牢里，不知道外边的报纸是否刊登了漕河泾犯人集体绝食的消息。监狱当局当天就看到了。监狱长遇着这场几个监房联合起来的大罢饭，声势浩大，上海报纸又发布消息，明显站在政治犯一边，他慌了手脚。从来的反动统治者最害怕登他那里的黑暗内幕，任何当官的都把顾全面子看成是第一道防线，他没料到在严格封闭的八卦阵里，竟有人对他的权威和面子进行公开的挑战。
十三 救国会首脑开进漕河泾
我们绝食到第二天，看守突然打开七号的牢门，喊我的番号，要我出去，接着又喊安徽人黄以琳，看守并不说明要给我们开镣，我推说肚子饿走不动。这时我心虚，以为向外发布新闻的事被监狱当局知道了，心里有点儿发怵。我懒得移动腿，看守在后边推了我一把。我发现黄以琳也一同被拉出监房，我怀疑是不是他去告的密。他拖着一条比我重得多的“白蛇”，看守领我们来到八卦阵中心的看守长值班室。一进门，发现里面已经团坐着十来个相识和不相识的政治犯，每人脚上都带着镣，中间一只方桌上摆着奶油蛋糕和焦盐烘糕等食品。看了桌上堆积着这么多可口的糕点，止不住唾液直泛泡儿。这诱人场面真令人眼馋，不过谁都意识到，强盗发善心，不怀好意。
等我们刚刚坐定，一名看守长开言道：“监狱长答应了你们的要求，今天就给你们开镣。不过你们不要辜负监狱长的一番好意，给你们开镣，你们必须保证回去先吃饭，伙房里按照你们的要求，早把饭菜准备得好好的，你们不吃，就对不住监狱长了。这儿先准备了点心，你们可以随便充充饥，然后去开镣。”他的开场白使我宽了心，向外投稿的事总算没有出纰漏。要开镣，就要同意带头吃饭，带头吃饭，就背叛了集体罢饭的神圣同盟。这是两者不可得兼的矛盾，看你如何选择。
“白蛇”圆桌会议，没一个人吭声，也没一个人去拿桌上的点心吃。长时间的沉默。在座的有甲监的政治犯，也有庚监的，所有犯人很容易识破监狱当局的分化离间的诡计。太笨拙了，也太露骨了。
“吃呀？你们随便吃点……”仍然没有人响应他，圆桌会议的参加者相互用眼神示意：“别上当！别上当！”虽然自己的腹中已饥肠辘辘，桌上散发出的食品的香味正好给空肚肠增加胃酸和唾液。
头一个人开始说话了：“开镣，只是其中一个要求，我们有好几个条件，要求典狱长同时答复另外几个条件，我们就回去复食！”
看守长笑吟吟地说：“我不是说过吗？饭菜方面已经改善，完全照你们的要求办了。你们吃起来就知道了，不吃怎么知道呢？”
黄以琳陡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回话道：“我们不是到这儿来贪图吃一顿好的，也不是享受一顿好吃的，要改善伙食，监犯要一起改善，而且要一直保持我们要求的水平。既然典狱长发善心答应给我们开镣，请你转达给他：希望他早日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索性把好事做到底！不要再玩什么花招了。”在座的一致同意他的讲话，弄得看守长很尴尬，不知怎样收场。
庚监的一位政治犯大声补充道：“我宁愿不开这个镣，也一定要典狱长出来亲自答复。”这个看守长还是重复他的“带头吃饭便马上开镣”的所谓“答复”，那个政治犯激动地招呼大伙：“我们还是回监房去。”说罢，他就离开座位，后面有三四位难友拽着铁镣绳子一同往外走。
看守长发怒了，变着脸训斥大家：“你们不识好歹的东西。给你们好处你们不要，我有权永远不给你们开镣！”
黄以琳连忙招呼打算走出门的几条好汉，说：“来，来，来，不忙走。既然看守长待咱们一片诚心，他叫我们先吃饭，我们先坐下把这儿预备的糕点先吃掉算了，别难为我们的看守长了。”狡猾的黄以琳首先抓起一块蛋糕，塞进嘴里，接着，每人都从桌上各取所需，饿狠了的犯人，吞咽着上等的糕点，把桌上的两大盘子里的点心一扫而光。
我看到看守长的面部表情，在刚才的不知所措上面又增添了哭笑不得的狼狈，他气恼地无可奈何地瞪着黄以琳，挥着手说：“我算认识你，你一定是煽动罢饭的捣乱分子！”然后，他命令值班看守：“回去！把他们押回监房去！叫出来的是一群蝗虫！”
黄以琳蹒跚地像只鸭子走在后边，他满脸堆笑地走近看守长，用一种调侃的语言对看守长说：“我倒是一片好心，不领一点情也不好。”一面说，一面指着脚上的镣，说：“我是个山旮旯里老实庄户人，你看我像个捣乱分子吗？”
在囚室里的黄以琳，本是个文化不高沉默寡言的农民，没想到他在跟统治者交锋的场合，出色地表演了一幕坚定、机智、滑稽的小喜剧，他是在坚持了集体行动的纪律下，既得了实惠，又没有拿原则作交易。
我与黄以琳回到号子里，将刚才去了中央看守长值班室里的前前后后详细作了报告。只是在那里捞着美美吃了一顿西式糕点的事，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这事情虽小，却引起我对此作了一番心理方面的道德思考：监狱当局设计的先从带镣的犯人打开缺口，来破坏绝食斗争，面对这个阴谋我们必须遵循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而黄以琳提议吃掉桌子上的点心，这是可以谅解的，允许的，因为没有听从当局的劝告而拒绝开镣，并没损害集体利益和绝食的纪律，但在吃了点心的人心中，却又感到某种遗憾，虽然顾及了大原则，却违反了有福同享，有饭大家吃的平均主义的原则。我们两人很自然地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进入监房，都没有声张。
回得监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王金月胆怯地对我说：“你的印刷机全报销了。”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的宣告。我忙问：“是不是抄号子发现的？”王金月的宣布是吞吞吐吐的，也未说明是谁毁了我的心肝宝贝，他看见我两眼突起，神情懊丧，再也不敢作辩白了。
陈学文心平气和地说：“看守开门把你叫出去，我们料想他们就要抄号子，而最犯忌的东西，唯一的就是这一大堆豆腐干。为了你的安全归来，也为了使敌人查不出与外边通信的证据，只有赶快把你的印刷机毁尸灭迹，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他们所想到的，正是我从这个门里被叫出去的时候所想到的一样：以为对外通信息的渠道出了纰漏。所以对王金月所说的毁灭性的抄家，我只有感激，而不能有一点怨言。方毅说：“扔了还可以再做副新的，我们的豆腐干都拿出来给你。”“那么，你们把它扔到哪儿去啦？”我无可奈何地问。“只有扔进马桶，因为那里最保险，”王金月说。
唉，我这几个月的心血，我的精神的寄托，我的传递爱情的二十六弦琴，终于埋没在恶臭的马桶里，真有一种割下心头肉的苦痛。
做一副新的谈何容易，仅仅晾干豆腐干，前前后后就得一个月。没有了它，这一个月我将怎么过呢？
大罢饭进入第三天，我跟黄以琳幸而在看守长那里塞饱了肚子，所以还撑得住，可是有几个号子喊叫医官去急救因长期不进食引起心力衰竭的犯人。就在这天的上午，提前开饭的饭盒子推进了监房，忽看到看守长穿得整齐笔挺的警官制服，手里捧着一大张由典狱长丁某具名的答复。看守长站在弄堂的中段，我在窗口能够看到他的姿态，他高声宣读：
……即日起调换大米品级，保证改善伙食；严饬看守管理人员善待服刑犯人；提倡慈悲为怀精神；关于监犯染病，责成医务处迅速治疗预防传染病危害健康。……
念完以后，看守长解释道：“典狱长已经全部答复你们的条件，希望大家保证身体，马上进食，犯不着自己糟踏身子了。”
我打算冲着他提出质问：“开镣，这一条为什么没有答复？”我没来得及开口，就有几个号子里同时向他提出这个条件。
看守长面有得意之色，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条不是大问题，前天典狱长早已允准给你们开镣，是你们不接受，不过这一条依然有效。”
他宣读典狱长的书面答复之后，给犯人开饭的小推车接踵而至，从门洞里看到菜盒上果然漂着一层油，是碧绿的扁豆做的小菜。指挥部果断地决定应该复食了，就以敲墙头几下，代表复食的信号，这个信号一个一个囚室挨次传递下去，各个号子行动完全一致，全体犯人开始复食。坚持了三天的大罢饭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医官和护士忙忙碌碌给每个犯人发了袋装的专治脚气病的特效药，打开来一看，却是烘烤过的麦麸糠屑。黄以琳的脚肿得厉害，我们把分得的一分全给了他。
第二天一清早，看守开门叫黄以琳、王金月和我一同出去，言明是去开镣的。在那个小铁匠铺门外，已聚集了一批等候开镣的，有几位是参加了前天的八卦阵圆桌会议的难友，我们在这里重逢，好似老朋友一样交换着胜利的微笑。我又看见了绍兴师傅，他穿着一件灰布囚衣，在忙活着砸断犯人脚上的铆钉，我不便前去招呼他。我跟他整整阔别两年了，他大概不认识我了，回想我在这里钉上铁链嚎啕大哭时，现在觉着多么幼稚可笑，就像一个遥远的恶梦，我真不能想象这一副铁家伙拴缚我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今天就要跟它永别了。我的惜别之情可不是给死缠牢我不放的“白蛇”，而是给予这位可尊敬的绍兴师傅的。
很快轮到我了，他忙得顾不及看我一眼，只晓得拉住别人的脚伸在垫高的铁砧上，我以一个老熟人的感激的语气引他跟我谈话，他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这才打开了话匣子：“我不是老早说过，你这个镣不会戴长的，嘿嘿，小家伙，你总算熬出头了。”
我无限感激地说：“我不忘记你给我跌了八两肉！你真是大好人哪！”
他呶一呶嘴，做了一个鬼脸，怕我泄漏了他的秘密，他在一面开镣一面对我说：“政治犯有办法，三天不吃饭就叫监狱长服了，这一下可把我忙坏了……”他在我脚上凿了两下，一只铁箍松开了，在另一只脚上又凿两下，已经在生锈的铁圈终于离开了我的肉体。轮到黄以琳了，当镣圈从他的腿上取下，发现两道铁箍已深深陷入腿肚子的皮肉里面，留下两道紫酱色的环形伤痕，只因他的腿是浮肿的，浮肿的隆起受着铁圈的挤压，这一带皮肉已经坏死。他曾打过几十张报告要求二科开镣，并且请求医官开个证明，医官不敢负责任，不肯写这个证明，推说他的脚肿是什么“镣风”，不是什么毛病。这个混账的医官就比不上那位绍兴师傅了。若不是这次大罢饭的胜利，这副铁链还会嵌入他的更深的肉里去吧。一年以后，在外边的同乡人的交涉之下，黄以琳被允准保外就医，但由于脚气病攻心和坏死的组织糜烂，出狱后没活几天，便不治身死，终年四十五岁！
这一次的大罢饭胜利是空前的，除了释放政治犯这一条没答复，其它几条都兑现了。而且由看守长郑重其事地当众宣读典狱长的书面承诺，这在过去几次的绝食斗争中，是从未有过的。
只是在若干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典狱长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忽然软化了：
原来，他本打算用各个击破，拉拢一部分人先复食来搅乱监犯大团结的阵势，没料到此计一出笼就碰了钉子。
第二天又传来一个紧急警报，不久前刚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准备组织司法考察团到漕河泾监狱视察，为首的有沪上著名律师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等。警备司令部来紧急指示，大意是速速作好准备，好好应付这帮沪上闻人，勿使他们抓到把柄。正是在形势逼人，内外夹攻的困境下，监狱当局被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结束绝食的第二天，沈钧儒、沙千里等人果然来到了第二模范监狱，他们视察的重点是进入甲、庚两监。典狱长和他幕僚已预备了如何应付的谋略，一是在犯人伙食和医疗卫生方面赶快弄虚作假，给犯人每人发一袋麸皮和糠层做的药品，以及在菜盒子上漂一层油等等，这就是切实的具体措施，洗澡间已经结了蜘蛛网，忽然领犯人去浴池子洗澡，也是锦上添花的一项行动。
至于救国会考察团一定要会见政治犯，这是最可怕的干扰，万万不可让他们进去，一定要婉言拒绝。
典狱长在司法考察团的强烈要求下，是怎么婉言拒绝呢？
“我们是归江苏省司法厅所辖，这儿关押一部分政治犯，是警备司令部将军事犯、政治犯寄押代管的性质，所以专门集中在甲、庚两监，跟刑事犯分开管理。他们是军事法庭审决的案犯，没有军法处的公函，我们无权让他们与社会人士接触，正好比律师公会不得受理军事案件一样。不是我们不让诸位与政治犯谈话，实在是本人不敢越权这样做。这一点请诸位多多包涵，实在抱歉。至于外间传播此处有虐待犯人情事，多半是谣传，我们对政治犯、军事犯向来是优待的。”
在上述花言巧语而又冠冕堂皇的托辞下，救国会司法考察团未能闯入戒备森严的禁区，他们只看到了临时漂在菜盒上的油星，看到了工场间的犯人换上了新的工装，还看到了医务处张贴在墙上病员疾病分类和病号人数下降统计表，如此等等。
这次以沈钧儒为首的司法考察团闯入第二监狱，可以说是毫无收获，失败而回。但从内在因果关系来看，这次大罢饭的胜利，便是在考察团到来之前夜，迫使监狱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有外界的舆论支持，而没有民主救国团体的直接干预，专制的顽固统治者仍旧可以装聋作哑，若无其事。
十四 一个最不幸的罪人
典狱长不甘心这一回的失败，必须防止监犯再来一次集体绝食，他对付政治犯的手段，下一步就是将各个号子里的犯人来个大调动，目的是使政治犯不易抱成一团。
这次大调动几乎把所有牢房里的犯人打散、重组，我被调往甲监弄堂深处的二十二号，我跟左洪涛、王金月、方静吉匆匆告别，也不知他们迁移到哪个房间。
我到了新房间，里面全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当我自我介绍“是政治犯中最年幼的，我印发拉丁化新文字课本给大家学习”，他们早就熟悉我了，并且亲切地我“小王”，有两位甚至讲得出那个天外飞来牢狱鸳鸯的浪漫故事，头一天进去，我就成了大家爱抚的安琪儿。
监狱长这一手又落空了，他不知道政治犯之间是最易融洽，最易“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从各个号子调到一处的难友，不出三天，就融洽无间，推心置腹了。共产党人好比是水分子，流到哪里还是水，而且能溶入每个枝叶，不论有多深的土壤。
我又开始作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师，号子里的难友踊跃参加速成班。只有一人没有参加。他名叫乔克仁，前额有点秃了，看上去大约有四十多岁，穿一件开襟的囚衣，代替钮扣的绳子懒得系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但那眼神是忧伤的、冷漠的，他对我在监狱中的艳遇一无所知。
当号子里各人叙谈这次绝食四天中是如何熬过难忍的饥饿的，或是达到相互了解热烈进行情绪的交流，他却一言不发，他似乎不愿介入这个集体，包括学习新文字在内。这样，他给我一种自甘寂寞的冷淡的印象。证明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志是他终日手不释卷，总是捧着像一块砖头那么厚的《英汉大辞典》，他一行一行啃那里面的英文词语。
在下周的放风中，重新组合的犯人抓住各个号子可以互通消息的机会，讲明自己调入某号子，介绍某人调入几号了，等等，这次放风对我最大的兴趣，却是不用拖着缠足的“白蛇”，试试自由地走路是什么滋味。非常使我惊讶的是，两只脚好似没有踏在地坪上，而有虚无飘渺难以保持平衡的感觉。
人啊！人！习惯了旧的传统，即使戴在脚上经历了七百天的镣铐，也还留下了舍不得完全丢开的后遗症。
放风完了回到监房里，同号的难友悄悄告诉我：“那个人原先关在五号里，他不是我们的同志，五号里的小张通知我，要特别提防他，他是留苏的学生，在那里参加过托派组织，被联共驱逐出境的，你晓得吗？他是托洛茨基派，你不要跟他讲话……别的号子里叫他乔托的就是这个家伙。”我认为“乔托”是“乔秃”的谐音，我还以为他额头上没长头发，才这么称呼他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挺新鲜，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犯了什么错，我只听说，他曾是十月革命的红军总司令。我问这位难友：“这个姓乔的是不是一同参加我们的罢饭斗争呢？”
“是的。他参加的，他若不参加，号子里的人能答应吗？”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当时在我的思想里，区别敌人和同志，看他是不是一同参加绝食为标准，既然他参加了罢饭，在我心目中，他就不会是敌人。
就在这一次放风以后，同号四位难友协同动作，开始向这个托派分子展开了无声的战斗。
首先，将他的晾在一根绳子上的毛巾拿下来，不让他的毛巾占有六分之一的空间，接着安排睡觉的地方，命令他搬至靠近臭气熏蒸的马桶边；乔托毫不介意地忍受了，他手里还是没放下《英汉大辞典》。幸而我怀有区分敌我的那个朴素的简单的标准，我保持了中立，没有参与欺侮老实人的行动。
再一次放风回来（在大罢饭以前，给犯人放风原是不经常的，往往一个月也不放一次，自“救国会”的沈钧儒、沙千里开进漕河泾以后才实行每星期放一次风的制度），别的号子里的难友又告诉我们更严重的信息，说姓乔的是内奸，他会告密的。我知道内奸是最坏的敌人，为了提高警惕性，为了避免自己孤立，更重要的一点，还由于我打算重振旗鼓，用豆腐干再做一副活字印模，恢复我的印刷业务，如今号子里多了个内奸，我未来的计划只得忍痛放弃了。这时我开始歧视这个阴险的书呆子，校正我的方向，我开始转入多数派的立场，来对付眼面前的这个凶恶的敌人。
我没有作弄他，只是在分配别的号子接济来的食品，一点也不分给他；或是分派一天两顿的饭罐子，我在龙华看守所培养出来的敏锐的鉴别力，有意挑一罐油水少的，饭量欠缺的分配给乔托。有一回他蹲马桶。忘了拿手纸了，他对我说：“请你在我的枕头下边取一张手纸。对不起。”我拒绝为他效劳。
由于监房里生活空虚，欧阳想出来的做法就近乎恶作剧了：乔托的两只鞋脱在欧阳的床跟前，那双鞋散发出异样的臭味，趁他睡着的时候，欧阳就把那双鞋扔开，一只扔在王连贵的床角里，另一只扔在马桶后边。第二天一早，他四处寻找失落的鞋，但并不开口询问房里的任何人，真正做到了不动气，不讲话，已醒过来的同志怀着戏弄人的趣味观赏他的焦急疑惑的神色，看他学着狗的样子匍匐在地探身到床下寻寻觅觅的狼狈相，当他好容易找着了其中的一只鞋，他大概累了，竟从容不迫地自言自语道：“只要有一只鞋，就能吸引另一只鞋的，我相信它早晚会配成双的。”他真的不再去寻那只鞋了，两只脚盘腿坐着又去啃他的辞典。这就使看客们很扫兴。
我看到了他的怨而不怒、雍容大度的庄严相，作为看客之一的我，忽然升起一种自责的羞傀的感情。经历一番思想观点、立场的斗争，我自告奋勇去把马桶后边的一只鞋掷还给他。他微笑着用那双锐厉的目光凝视我一下，怡然自得地说：“不是吗，这只鞋早晚会飞出来的。我相信，给我开这个玩笑的不是你。”他说这话倒使我更增添了悔恨，我重新审视他，我心里说：我同样相信耍阴谋做内奸的决不是你。
多数派方面对我的“圮桥拾履”不太高兴，出乎他们的意料，这场饶有趣味的恶作剧的最后结局，竟是如此大杀风景，不过没有指责我是叛徒，只是背后批评我“幼稚”。我的阶级斗争观念的薄弱早就种下了根子。
我在教大家学拉丁化拼音，还是采用地皮当黑板的教学法，当我蘸着水在地上画洋码字，乔克仁也在一旁观看，结果，因他有英语的底子，学起来最快，第二天就能在水泥地上写出长长的语句来。
在地上写拉丁字，有许多好处，我们可以使用无色透明的快干墨水，在地坪上作笔谈，第三者看不懂。年轻时我有强烈的求知欲，对一个陌生的外来词汇，出于好奇，也出于赶时髦的心理，喜欢寻根究柢，喜欢向各色人等提出疑难问题。特别是这个怪人出现在我的身边，他就给我带来一连串的问号，我必须跟他朝夕相处的乔托，是好人，还是坏人，首先就是个难解的谜；还由于监房里我学到了一连串的新名词，都是一知半解，听了一些皮毛，如托洛茨基啦，多数党（布尔什维克）、少数党（孟什维克）啦，还有什么杜马、杜林、纳粹党、棒喝党、机会主义等等。既然乔托熟读《英汉大辞典》，我何不向他请教呢？《英汉大辞典》可不是托洛茨基编的吧。
当我用水在地上写出我的提问时，他表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他也用棉花做的笔在地上一一作答。乔托写起拉丁新文字犹如笔走龙蛇，挥洒自如，并不比写汉字慢。“多数派”对他牢固的敌情观念也淡化了，多半是因为有一本《英汉大辞典》作幌子，他们对这一部外文工具书的评价还算公正的，认为这是一部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客观的词典。所以我们照样做到不说话，而能旁若无人地自由交谈。
以下根据回忆的断片，不妨介绍几条问答在此：
王：托洛茨基主义有什么主张呢？
乔：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什么“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纲领。因为他的主张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派才叫他“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也不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但他认为，党内对建国的方案有不同看法是允许的，是很正常的，在联共党内就展开广泛的自由讨论，并且在党组织内举行民意投票。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多数党员就投票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列宁生前对他有批评，但并没开除他的党籍。宣布托洛茨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奸细、阴谋家，是列宁去世、斯大林当政以后的事。
王：你是托洛茨基信徒吗？
乔：（他笑了，咬着嘴唇连连摇头）我什么信徒都不是，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信仰，我有信仰，当代水平的科学真理就是我的信仰，不妨说，我是真理的信徒。一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干吗要做一个主义、一个党派的信徒呢？“信徒”二字是借用宗教迷信的语词，宗教和帮会是靠严格的戒律和帮规来约束信徒们，谁若是触犯教规或怀疑上帝，或批评活着的首领，那就触犯了渎神罪和异端罪。这样的信徒。他的思想就被一种无形的框子封闭了。
另一种历史现象是世界名人之中，愈是自称为某某主义的信徒和捍卫者，恰恰是这种人反叛了他宣扬的那个主义，不妨说他不是信徒而是叛徒。比如：蒋介石自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他究竟实行了三个“民”里头的哪一个“民”呢？斯大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列宁的信徒，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斯大林，他的每一项决策都跟列宁的主张背离。至于别人说我是托派啦，是托洛茨基信徒啦，这是共产党强加给我的称呼，正像托洛茨基主义是别人给他的称呼一样。
当我怀着去俄国探求革命真理的一片热心在中山大学学习，碰上头一桩事件就使我失望，学校里乱扣反革命帽子是家常便饭，弄得中国去的留学生人人自危。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在一间宿舍里集合了六、七个同学在饮酒吃喝改善点生活，有一位学生（公社主任，相当于学生会主席）从窗下经过，听得里面笑语喧哗，听口音是江浙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玩笑话：“可以成立江浙同乡会啦？”这句话传入米夫、王明耳中，就认定那里面是“江浙同乡会反动集团”了。还调动苏联的K.G.B. 来校进行侦查。我是浙江台山人，并没参加吃吃喝喝，也连带定性为江浙同乡会反革命分子。（注七）
我对苏联的失望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当托洛茨基发表小册子起来攻击斯大林，我曾在党的学习会上支持他的一个论点。我听过托洛茨基的演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很善于鼓动，言词激烈，但都有事实根据。如果说斯大林是个铁腕式领袖，那么，托洛茨基则是以博学多识的个人魅力吸引公众的领袖。我发觉瞿秋白也与托洛茨基有若干相似之处，同样是才华横溢，博学多识，个人魅力非常吸引人，只是瞿秋白身上有着较多的书生气，比较单纯、天真。
就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红场上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检阅，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在游行的队伍里忽然扯起几面横幅标语，上写着“拥护托洛茨基”，另一幅写着“反对斯大林”。这一下糟了，在这以后，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党籍，驱逐回国，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百二十多位同学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活着回来。我不曾参加红场的游行，但因我有过支持托派的言论，又有江浙同乡会的牵连，我同样被放逐至西伯利亚。这就是我向往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待一个邻国革命党人的方式！
王：（他没有言明是怎样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王明、米夫是不是靠斯大林为后台？是斯大林的信徒吧，他们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坏人？
乔：正像斯大林不是马克思、列宁的信徒那样，王明、米夫之流也决不是斯大林的信徒。他们不一定是坏人，不过他们头脑里没有思想，没有起码的是非感，没有文化素养，只知道为一个头头效劳。他们虽然不一定是敌人，但这些人一定是愚人，一定是被人摆布的工具和木偶。当某个昏君统治的时期越长，这样的愚人和助纣为虐的帮凶就会像蚂蚁那样繁殖起来。至于米夫和王明这两个人如何评价，与其说他们是斯大林的信徒，不如说他们是往上爬的损人利己的猎狗！（写到这儿，他向同室内同伴呶呶嘴）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王明、米夫的影子呢，他们本来跟我无怨无仇，干吗跟我过不去呢？他们还以为在跟敌人斗争呢。首先，他们只相信别人指出的叛徒与反革命分子，而不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来核查，这不是可怜又可悲的一群吗？这样的人物我在中山大学里就看得多了，你们的总书记向忠发就是一个。在联共党内这样的人物一定更多。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最终是托洛茨基失败了，按照习惯，我们总是站在“为王”的一方，去痛骂被打败的一方，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是庸俗的历史观，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识好歹，谁上台就巴结谁的势利眼观点。当然，我们也要理解，跟着”为王“做帮凶，踏在别人的肩胛上欺凌”为寇“的人，与不明真相、上当受骗随大流的人又有区别。帮凶是坏人，被愚弄的则是愚人。
他的种种议论我是同意的。唯有他骂同号难友是“猎犬”，在这一点我不以为然。所有政治犯都是抛妻别子、不顾身家性命在这里坐班房。说他们是愚人是恰当的，说他们是“猎犬”，完全否定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了。不过我没有提出异议。我以为大家孤立他、捉弄他，他才产生愤懑和敌对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偏激。
上述记述下来的片断，只是至今记忆中不会磨灭的部分，其中有些精采的独到的思想，在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是受用不尽的，也可以说给我的做人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能够逐步从愚人圈子里抽身出来，不甘心做“猎犬”，正是乔托的警句给了我超越的力量。如今把它写在这儿，不得不用现在的语句连串起来，其中已很难分辨他的原话如何，我添加进去的又是什么。从他的地面答案，挥笔疾书，顺理成章，思路有层次，有说服力，我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华横溢，博学多识。我真愿同号难友也能够听一听他的这些答复，他们一定会跟我一样，从左倾幼稚病里觉醒过来，改变那种刻薄的仇视他的心态吧。这时我真为他们的没来由的“敌情观念”和“警惕性”感到羞愧，我发觉自己要扭转这种“化友为敌”的愚蠢，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与他在同一个号子里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又经历了一场大转移，监狱当局把大批政治犯转往苏州，他也一同去了。到了苏州的军人监狱，他与我分开了，直到一九三七年八二二以后，无条件释放我们，我在苏州水陆码头上又跟他相遇，看见他也在等侯开往上海的轮船。很多政治犯聚集在那里，东一堆，西一群，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阶沿石上，我走过去跟他热情而又无顾忌地打招呼，问他去上海以后打算做什么？上海有熟人吗？
他仍是淡漠的答话：“有朋友，也许不在了。那也不要紧。住难民所也比在牢房里挨炸弹好。”他苦笑了一下，问我：“你打算去哪里呢？”我说：“我也去上海。我们同一只轮船就好了。”
他低低地说：“小王，请不要太接近我，我是为你好。今后各奔前程吧。”
我只得悻悻地走开了。不过心里还是纳闷，为什么在抗日炮火已逼近的时刻，我们还不能消除监狱中人为的隔阂呢？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才渐渐地理解他所说的“不要太接近我，我是为你好”这句话的分量，他的劝告对我来说又是多么重要！
苏州的内河码头一别，我没有能搭乘轮船去上海，而是回我的老家了，此后无缘重逢，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只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我在陕西安吴青年训练班做教员的时候，遇着一位领导人张琴秋同志（她在解放后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自沉于海），她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我悄悄地问她：“在中共旅莫支部里可有个台州人名叫乔克仁的？”
她在俄罗斯的记忆圈里努力搜索从中国去的共产党人，她终于搜寻到了，她疑惑地问我：“有一个姓乔的，名字已记不起了。不过姓乔的人很少，不错，他是浙江人，哪个县我不清楚。我记得这个姓乔的是被米夫和王明打下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当时苏共正在全党发起大清洗运动，托洛茨基派是头号敌人，各国共产党在大学中的党组织也有任务清除奸细、叛徒的托派分子。留苏的中国学生有一批押往西伯利亚劳动营，有的受不住K．G．B．的刑罚，乱咬一气，被放了出来宣布驱逐出境。姓乔的好象是被送往西伯利亚中的一个。去那里的人总是有去无回，这个人的白骨或许早就埋葬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了。”
我不胜诧异地纠正她：“不，他没死，他还活着！”
轮到张大姐大为惊愕，她连忙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
我给她叙述在上海狱中我见到他的经过，她相信姓乔的还活着，脸上露出一丝慰藉和喜悦。当我进一步问她：“托派是不是那么坏？难道苏联对中国留学生那样残忍？”
她的一丝笑容立即收敛了，语气沉重而转为痛苦，轻轻地说：“你千万不要瞎讲，这是个原则问题，没有联共党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就是原则哪。”
我们两人不再讲下去，好似有一股阴云在我们周围缭绕，警告我们：“赶快闭嘴，祸从口出！”
全国解放后我到上海总工会工作，我有幸遇见陈静大姐，年轻时她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我向她询问乔克仁的情况，她的记性比张琴秋好，她还能记起乔的原名：乔方舒。
“乔是个思想活跃、刻苦用功的青年，俄语学得很好。这样，他就有条件结识了电报局里的一个俄国姑娘，大概这个姑娘爱上了他，我曾经在街心花园见到他们很亲密的样子。乔的突然消失没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是在他失踪几天以后，我听说他也是托派，被捕并押往西伯利亚了。后来又从小道新闻知道，乔被一个俄国姑娘搭救，并且帮助他偷越国境，一条性命总算保住了。我猜想，援救他的大概就是区电报局的那个姑娘吧。”
陈静大姐的回忆，虽则是简单的、粗线条的，正好给张琴秋断了线的故事做了惊险的逢凶化吉的续篇，不过到此为止，这个故事还是不完整的。陈大姐可不知道乔方舒偷越国境投奔祖国，等侯他的却是国民党严密布下的特务网。最可悲的还在于国民党把一个共产党的“死敌”当作莫斯科委派的共产党要人对待。
当我给陈静讲了乔回国后又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幸而抗战爆发，提前出狱的情况，她叹息良久，说：“我们祝愿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下有个较好的命运。”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我在老战友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家中作客，他想用实物告诉我一个“禁区”中的信息：他在一堆译稿中抽出一份字迹工整的原稿给我看，他一面说：“上海提篮桥监狱长期关着一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中间几乎都是在俄国留过学的，我们委托监狱当局为出版社翻译一些俄文书刊和内部资料，按字数给他们一定的报酬，也可以给这批特殊的犯人改善一下伙食。”
我对这些译稿有了说不出的关切和好奇的兴趣，当他翻到译稿的最后一页空白处指给我看，有一行蝇头小字，我一下子楞了，我的心忽然紧缩，忽然狂跳起来，那上面写的是：
“请阅稿者行个方便，通知我的儿子，在我行将谢世之年，你代我写信告知他，在狱中的父亲现在还活着，赶快忘却吧！切勿告诉他我在哪里，切切。”
以下是他儿子的通讯处：浙江台山某乡……
他本人没写姓名，写了他儿子的名字，名叫“乔殷”，一个台山，一个是姓乔，我断定决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他！在这里终于寻到了乔方舒的下落了。本应当喜出望外地快乐一场，一想到他是和大汉奸的妻子陈璧君关在同一个监狱，而且都是终身监禁，我只有哭，只有眼泪，只有默默的痛彻心肺的悲哀。
副社长看着我泪下如注，他惊呆了，我向副社长坦白言道：“这个人我认识他，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身监禁，我能为他作证，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通知他儿子的事你交给我去办，我将鼓励他向党政部门申请平反，或是要求保外就医。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袖手旁观，对他的遭遇我不能漠不关心！”
副社长才知道给我看那一页“附言”捅出了乱子，他说：“他们译出了一本一本的书，从来不写上译者本人的姓名，都是无名氏，你看，他写在后边的这一行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写上，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后面两句：切勿告诉他我在这里，赶快忘却，这是他怕他自己的反动身分会连累下一代呀！你快别做这种儍事，你的好心完全是感情冲动，你想想吧，你的妻子刚死不久，她不是为了你吗？你自己都自身难保，还管得了人家的寃枉？在这种严重的谈【托】色变的气氛里，任何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只能是帮倒忙，于事无补，你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谁都不肯去捡这个发烫的煤饼。如果此事让监狱当局知道了，反而会使这个姓乔的遭受新的不幸，至少取消他参加翻译的资格。那就连一点生活补贴也取消了。我也要劝告你：切切，切勿轻举妄动哪！”
联想起我过去确实干过不少次帮倒忙不落好的事，我只有刹车了。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对于中、苏两党来说，托洛茨基问题，尽管他本人亡故几十年，仍然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梦魇和撒旦！
当然，在我执笔写这文章时，这个乔方舒早已进了骨灰盒了。
为了安全，这个故事我从来不敢往外讲，更不用说见诸文字了。不久前我开始给一帮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末了我添加了一段自我批评：
“回想起来，我在三十年代的牢狱中，就干过初级阶段的红卫兵了。我们把关在一起的托派分子当作牛鬼蛇神走资派对待，百般侮辱他，作弄他，给他扣上一顶比一顶更严重的反动帽子。我们并没有最高指示，也没有最高领袖挥手叫我们这样做。我们都是自觉自愿，各人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才能，就是发明出各种各样把敌人往死里整的方法和技巧！”
在追思这位一生遭遇劫难的最不幸的囚徒的时候，让我们再反思一下，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历史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呢？
十五 大转移
二十二号牢房只呆了两个月，忽然开牢门命令政治犯大集合，甲监各个监房都有人被开出来，有的号子是全部出清。关照各人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这就使我们犯了难，因为每人都有一些违禁品，例如利用破损的铁皮菜盒子的边角料做的刀子，用破衣衫搓的绳子，最伤脑筋的是分散保管的地下图书网的马列主义书籍，虽然伪装，只要有心人稍微翻看两页。就会败露。这时我倒要感谢七号里的“黄包车”，他将我的活字印刷件扔进马桶里，等于丢掉了我的包袱。大家猜测，这次大折腾，是典狱长对政治犯举行大罢饭的报复，叫我们在二道门外的场院去大集合，无非是进行抄号子和收缴所有的违禁物品和书刊。如此估计当前的形势，各人只有忍痛割爱，丢弃一切书刊、小刀片、绳子带子等等。我的行李只有一件长衫，刘刚送我的面盆一只，还有吴庆华亲手做的一双新棉鞋。当我们已经集合起来，看守长又命令我们脱下囚衣囚裤，可并没有搜身。但见庚监的一批政治犯也聚合到二道门的大院子里来，这是干什么呢？每人射出疑惑的莫测高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当几辆大警车在我们身后启动了引擎，很快就明白了，一定是将我们转解到什么地方。两个犯人合用一副手铐，宪兵就捉对儿把我们拉上警车。人间的巧事又给我碰上了，跟我戴一副手铐的是庚监的政治犯，他竟是住居在“美孚石油公司”洋房里的何同志。三年前的“水底捞砖”还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当时他是恒丰纱厂的组织委员，他的父亲是上海三次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提篮桥监狱坐牢的老共产党员，住的房子是利用亚细亚火油箱的铁皮搭建而成，我们戏称它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洋房。打从小足球队员集合在苏州河边捞砖，我与他偶然相遇，此后再也没见过他，没想到他也到了漕河泾，只因他关押在庚监，已经关了一年，也没机会重逢，今日偏偏把我们俩用一副铐子紧扣在一起了，这可算是“天作之合”了！他是怎样被捕的呢？他不是早就与青年团脱离了联系，并且跟一个三道头的小妾勾勾搭搭吗？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吗？
我们俩离得这么近，但不能讲话，每辆车上监视我们的警察和宪兵有好几个，心里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但只能眉目示意，用微笑和点头来表达巧遇的喜悦。
大警车开进了北站，停下了，看来是把我们转送到外地监狱去，不过仍不知道送往哪里。三辆大警车上的政治犯足有一百多人，押送我们的军警手拉着手守护在外围，刺刀上镗，木壳枪不是挂在腰间，而是握在手中，就像去执行军事演习或是执行集体大屠杀的场面。这样的恐怖气氛，并没有把站内站外众多的旅客吓退，相反，他们都好奇地围近来观看这个稀罕的威武雄壮的队列。犯人两个一排手挽手地徐徐走向站台，这中间有相当一段路。
“我们是爱国的政治犯！”开头有十几个人带头喊口号！
接着，我跟小何一起举起了手铐铐住的手，跟着大伙儿一起喊：
“要求释放政治犯！”
“要求收复东四省！”“救国无罪！”“打倒卖国投降的南京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所有政治犯把长久积压在心头的愤怒、寃屈，以他们整个生命的力量呼喊出来！这一阵响彻云霄的呐喊震撼了大上海，也震撼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堵住了我们前进的去路，他们看到了犯人高举的发亮的手铐，总算弄明白两人一行的手挽手原来是一副铐子连结的。这时，宪兵们怒气冲天地用手中的驳壳枪去驱散密密麻麻的看客。（这个场面，就是作者讲给巴金听后，巴金在电影剧本《英雄儿女》中安排王冬被捕递解去外地的镜头——羊子 2005-7-10 纽约）
我看到张恺帆和钟庆发又喊出了新的口号：“枪口对外！”“反对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大家又跟着喊了好几遍，一遍比一遍喊得更响亮，更激烈！有的人含着热泪，用迎接死亡那样的悲壮声调在呼唤！
最后，一百几十名政治犯被押上“专列车厢”，那群枪兵到列车厢里清点人数，稀稀落落走下火车，最后一个下火车的枪兵却停了下来，轻轻地对刘阿二（出狱后改名刘金兴）和熊宇忠说：“你们有种！佩服你们！]
刘问：“把我们开到哪儿呀？”那个枪兵急于下车，没来得及回答。
这两句话很快传遍到车厢里的免票乘客，这是一股来之不易、求之不得的暖流，给我们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它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时隔几十年后，我还能记住它。
车子是往北方行驶的，监守我们的警官只有车厢两头五、六个人，我跟小何可以从容地交谈了。他告诉我：“在苏州河边跟你分手以后，连互济会也遭到破坏，救济款也停了。我找小姚联系又不好找，（我插话：你不知道，小姚不久也被捕了。）碰巧在苏州河边遇着你，我很高兴，想跟你谈恢复团组织的事，你却敷衍我，不肯说实话，这使我非常纳闷，也非常痛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谢谢你分给小弟的砖头，不得不卖掉换几个钱花，现在还是住的那个铁皮洋房……”
我还关心着韬朋路上的小足球队，我问他：“后来你的兄弟还去踢皮球吗？”他说：“自从你长久不去做大队长，那些拾荒货的孩子们对你很有感情，想死你了。一定要小弟去浦东打听你的下落。并且说，他的阿哥是你的老朋友，这就难为了小弟，也难为了我。我到哪儿找你去？谁知道你已到铁笼子里做客来呢？”讲到这里，我心里涌上一股欢欣的满足和凄苦的难以割舍的阵痛！
我问他：“你是怎么被捕的？”
“团组织不找我了，恒丰厂的支部活动全停止了。我被同事拉去上夜校，是生活书店老板办的学校。（我插话：是邹韬奋先生呢。）是呀，这个夜校宣传抗日，也悄悄地传播我伲红军打胜仗的消息，我觉着这是我们的人办的学校，一位徐老师拿了一捆宣传品，我识字太少，没看懂那传单上印了什么话，我拿去给送煤饼的人家中暗暗散发，有一回被一个巡捕当场捉住，把我口袋里一大把宣传品全搜了去，这下糟了，有了证据，我被定的罪名是[危害民国罪]，坐牢五年，跟我爸爸坐西牢的罪名是一样的，父子两代人全出来吃囚粮了。爸爸晓得了我在这里陪伴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我们父子俩在里头没见着面。”
他讲到巡捕当场抓住了他散发传单，我很快联想起秦老师讲过他跟一个三道头的小老婆有私情，团组织听说有这个情况，才切断了他的组织关系。这个捉拿他的三道头，是不是因发觉小老婆偷汉才进行报复呢？看过张恨水的小说的人，产生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于是我问道：“你讲的那个巡捕，是不是你认识的三道头，他家里养着小老婆的？”他觉着诧异，焦急地声明道：“抓我的那个巡捕并不是三道头，也不是在租界上的，他是华界国民党的巡捕，你怎么知道他有小老婆呢？”
为了避免刺激他，也为了组织上对他的看法，不宜跟本人说明，（这是秘密工作的一条纪律），如今我们俩个都锁在这里，加之他自己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忠诚的同志，我不必跟他再保密了，更重要的还因我心里藏不了一点疙瘩。我只有摊牌把话挑明。他听了以后，捂着嘴好笑，他毫无愧色地说：“组织上传闻的那个笑话不是没有”影头“（沪语：又可写成[因头]，可作原因、来由、捕风捉影解），我想起来了，我是给煤球铺运煤球送各个用户的搬运工，两方面弄点进账，有一家是三道头巡捕屋里，东西两厢房养着两个老婆，至于谁大谁小，我也弄不清。我按老规矩把煤饼垒在正房太太房间过道的角落里，大概是大老婆争风吃醋吧，她有一日跑到街面上骂小老婆是狐狸精，还骂她专会使小心眼坑害她。其中竟把我这送煤饼的也带了进去。正房太太骂对门的女人道：”你是见男人就骚情，连煤灰黑子也不放过，总是叫他把煤饼垛在我的房门口，弄得我门里门外乌烟瘴气，你们说，她安的什么心？“”小何用那只没带铐的手轻轻拍打我的膝盖，说：“你想，一个三道头娇滴滴的小妾，怎么能看中我这号煤黑子的？不知这个荒唐透顶的故事是怎么传到组织上去的？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有这么个娘们会瞟上我！”
他说明了真相，也引得我苦笑。对各种信息没法进行内查外调，又加上疑神疑鬼的敌情观念特别敏感，这种由于只听传闻而怀疑自己同志的误解，在地下工作者是很难避免的。
让我在车厢里重新认识了一个好同志，解开了一件无头公案的迷雾，这是我在这次不平常的旅行中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收获。不过我自己也脸红了一阵，我曾经做过他一天的上级，后来有机会见着他，我却回避了谈这个问题，我同样把他当作坏人了。听了他这一席话，不免感到内疚，今后有机会再见到秦老师，我有责任首先为小何澄清事实，恢复一个好同志的名誉。
窗外，匆匆消失的树木和村镇，在河流中航行的大小船只，陆地上轻松自如地踏着自行车的人，还有在场院上嬉戏的孩子们，久别了的人间世界，金黄色的江南水乡，显得多么亲切，美丽！多么想飞到外面去亲一亲祖国的大地和温馨的村宅。
这列充满着苦难和屈辱的列车，轮子下面的响声，好似没完没了地唱着一首愤怒的激越的歌；车头的蒸汽拉响着绝望的嘶喊。两节包厢的政治犯难得有机会贪婪地享受窗外的江南的风光和清新的空气。
包厢里用铁链维系着的免票乘客，依然是窒息和烦躁，他们不知将开往何方，不知自己的命运是吉是凶。
包厢两头的出入口守卫着两三个枪兵，我周围的难友充分利用这有限的自由热烈地交谈起来，谈得最多的就是对这次的北上大迁移做出的解释和对去向的猜测。
“问题的起因还是两个月前的绝食斗争，”庚监的一位难友说：“这次罢饭，不同寻常，整个八卦阵里的犯人都乱起来了。更重要的我们有刚刚兴起的”各界救国会“的支持，他们喊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口号，这就使国民党统治者寝食不安，漕河泾监狱只要关押着政治犯，往后就会挑起更严重的事端，如今把我们从漕河泾撤离到一个不知去向的地方，就好比从蒋介石的家门口挖去了随时可能爆炸的炸药包。漕河泾监狱长也有理由这么做，说是司法系统的监狱不能收容军事犯，第二模范监狱只要迁出了政治犯，那里就可以安全无事了。
大家对他的解释感到可信，接着甲监的一位难友补充说：“如果说漕河泾的政治犯对国民党来说是个炸药包，那么，这儿两节车厢里的兄弟们就是引火索了。”
一个同志问道：“引火索是什么意思？”
甲监另一位同志说：“我们就是点燃这个火药包的引信，是这个意思吗？”
小何插话道：“可不是！监狱当局挑选我们出远门，就因为在座诸位都是捣乱分子哇！”
小何的这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于是每个人都用一种新的尺度去扫描周围的甲、乙、丙、丁，认同了合格的捣乱分子或罢饭中的先锋。甲、乙、丙、丁都相视而笑。
原来，这批免费乘客的被选中不是偶然的，他们对自己的被选中感到自豪。还有更值得自豪的呢，那就是在进入北站的时候，这批“捣乱分子”真正起了“引火索”的作用，他们向中华大地掷出了惊天动地的一枚炸弹，齐声喊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口号，是对反动的南京政府的一次直接冲击。我们有机会参与这次震惊中外的抗议行动，长期的监禁生活似乎得到了补偿。
从漕河泾撤离的“捣乱分子”的队伍，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他们的情绪却是异常活跃、昂扬，还有一种意外的满足。
十六 地狱十九层
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是上有天堂的苏州。两节火车在苏州站停下，有一个连的军队在站台上迎接我们。
我们早就知道，苏州有一个著名的“反省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人将押送至“反省院”改造脑袋。
装货的卡车把我们运往另一个所在，我们从卡车上下来，看到的建筑物是一处兵营。原来这儿是军政部管辖的“军人监狱”。地点在苏州近郊盘门外。
我们在火车里没有吃东西，连开水也不给，汽车把我们开到这个冷僻的地方，还花了好多时间点名报数，与押解的枪兵办妥交接手续，解除了我们手上的铐子。这时每个人又饥又渴，似乎还没有请我们开饭的动静。只见两个当兵的领我们来到一间小屋的门前，命令我们单行排队，挨次一个一个叫进小屋，他们走出来时，脚上却添加了一副沉重的铁镣。刚刚解放了手，现在又铐住了脚，所有从上海来的无一幸免。
轮到我进入这儿的小铁匠铺，我再也不能像在漕河泾给我头一次钉镣那样大哭一场了，那时节我还是小孩子，这第二次只是感到心酸，唉，我的可怜的腿呀！它获得自由只不过两个月，走起路来迈的步子像鸭子走路，还没来得及恢复正常，如今又重新戴上它，不幸的是：这里的铁匠铺再没有那个好心肠的绍兴师傅了。
等到一百三十多人钉镣完毕（这是迎接上海来的“捣乱分子”的一份厚礼），天已经黑了，我们被分散关入“改、过、自、新”命名的四条监房。共产党发明的一条政治术语，叫做“掺沙子”，苏州军人监狱大概也是用“掺沙子”的办法消化掉来自漕河泾的政治犯，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愚蠢的统治者恰恰掺进的是酵母，而不是沙子。我关在“自”字监十四号里，同室的共有九名，大半是“危害民国”的政治犯，两三人是军事犯，一屋子挤了满满的人，对于从上海来的新客人，他们以礼相待，表现出很热诚的欢迎，并不欺生，没有把我的铺位安排在马桶边，他们之中也没人带镣。一进牢房，我便扯破一件衬衫，赶快把腿上已生锈的铁圈包扎起来，装点得完全像漕河泾带镣的“白蛇”一样。
这里的伙食比第二模范监狱还要糟，最大的苦恼是吃的米饭有火油味，大概是军队运输部门把火油桶与囚粮混装在一起所致。吃这种饭不但引不起食欲，而且破坏胃口，吃了常常反胃或呕吐，小菜是这儿的外役在监狱空地上栽种的，种的只有两三种：冬瓜、白萝卜和甜菜之类，吃来吃去就是这几种。此外，一个星期每人有一片像耳朵那么大的猪肉。
这里的看守兵是驻防部队一个营的兵力轮换值勤，流动性很大，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可以沟通思想情感的人，没法知道外界政治军事方面的消息。对我最大的损失是与张志勤失去了联系，由此也就无法与南京的吴庆华互通信息了。
没有任何文化生活，也是构成军人监狱的苦闷、无聊和黑暗的根源之一。漕河泾监狱还有地下读书网，并拥有相当丰富的藏书，我在那里还有条件传播拉丁化新文字，而这里别说新文字了，就连传统的旧文字书籍都几乎绝迹。要说一本书没有也不尽然，由官方渠道发下来的书还有两三种，我记得的有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蒋委员长庐山训话录》，还有一种：《国民革命军军事条令汇编》，这类书没一个人愿意读，上述第三本书，它的优点是很厚，便作为我的枕头的填充物派了用场。若是与共产党统治下的牢狱作比，文革时期我蹲的监狱里的文化生活可称作“一本书主义”（即《毛主席语录》小红本是也），苏州军人监狱实行的是[一本书主义]，再往前与漕河泾监狱作比较的话，漕河泾监狱的文化生活简直可以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百花齐放”了。
关进军人监狱的第三天，我被看守兵叫了出去，指责我违反了监规，至于犯了什么差错，如今已记不起来，其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动手要打我的板子，我抗辩说：
“我初来乍到，究竟犯了啥规矩，请你指点，我也好改过自新嘛。”
看守兵强拉着我的手，凶相毕露地说：“我先打了你，再指点给你听。”于是，就拉着我的手掌狠狠地打了十板子。打得我手心红肿，疼痛难忍，打手微笑着说：“我就是打你这个上海人。”不大一会儿功夫，这个家伙又在对面号子里拉出个犯人，同样打了他十个手心，那位难友名叫陈展，也是前天一同从上海来的。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他是专打上海解来的，一定是上面有命令，给漕河泾新解来的“捣乱分子”打你个下马威，我们每人脚上钉一副镣也是贯彻的同一意图。
在往后几天里，[自]字监每个号子的上海人陆陆续续都挨了十板子，我看到从来不言不语的乔克仁也拉出去打了手心。
打手心的高峰期中，我从十四号门洞里看见王红磊（在监房中大家叫他“黄包车”）被看守兵拉出去后，他拒绝伸出手去，看守兵气咻咻地硬拽他的手，王身材高大，突然捏紧对方的手，利用自己的优势，竟把看守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拔离地面，吓得看守兵面如土色，大喊：“上海人造反了，”王哈哈大笑，教训他说：“让你晓得晓得，上海人不是好欺侮的！”一面说，一面把瘦小的看守放还原地。
反动统治者对我们上海来的施行了野蛮的报复，“黄包车”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的报复，他响当当的教训他的话，虽则带有江北口音，却震动了整个监房，也给我们所有挨过板子的上海人泄恨解气。他的笑声是胜利者爽朗的笑声，是对虐待和人身侮辱的抗议，是对暴政和权力的蔑视。后来听说王红磊被二科打了几十军棍，又给他加了一副大镣。
没过几天，不知何故我又被看守兵拉了出去，我的一只手的红肿还没有消失，我不是不想仿效“黄包车”的抵抗方式，但我没有他那种英雄气概，怕受到更重的处罚，我让另一只手去承担屈辱和痛苦。
生活在这个非人的恐怖的笼子里，迫使我处处与离别不久的第二模范监狱去作比较，如果说漕河泾监狱是十八层地狱，那么军人监狱就是地狱十九层了。我对那个失落的八卦阵甲监倒产生了一种怀念和好感，只要被赶到这暗无天日完全绝望的境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就变得卑微了。
我跟同室的难友也流露出怀念漕河泾八卦阵的“十八层意识”（这是我杜撰的哲学名词。）（注八）当然我也介绍漕河泾监狱的囚徒是经历不断的抗争才获得了较好的待遇（这里不说“政治犯”，而说“囚徒”，我的用意是把同室的军事犯看作自己人，以便今后团结他们一同起来抗争）。
我还用激将法向同室难友提出挑战，我说：“像这样猪狗不如、惨无人道的地方，三年五年你们是怎样过来的？为什么不想个办法组织一次绝食斗争呢？”
在此已关了四年的老犯人言道：“军人监狱不像漕河泾的司法监狱，这儿是密不通风的暗无天日的黑牢。任何小小的抗拒，二科会小题大做，像你看见的那位黄包车，为了出气，他吃的苦头远比打十下手心要难熬得多！军人监狱，就是不讲法不讲理的地方，我们不是有句成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吗？你看，凡是带‘军’字头的，一定带武器，带武器的喜欢用武器讲话，武器就是伤害人，吓唬人的东西嘛！像军人监狱，就是惩罚机关，此地打杀一个人就好比打死一个虫豸，只须花名册上划一个红杠，一条人命就勾销了。小阿弟你有所不知，打死了一个人，花名册上并不急于打红杠子，当官的还可以吃空名额好装腰包哩，我们不是不想反抗，只是估计到在敌人手掌心里，我们的任何反抗只会招来更惨重的打击。我们只要苦熬到刑满之日，出去之后留下一条性命还好再干它几年嘛！”
这位“老土地”没去过十八层，他就只能产生“十九层”的逆来顺受意识，所谓“不上高山，不知平地”就是这个意思。我比他高一截，就因为在我头脑中还有“十八层意识”的卑微的理想。
两个月以后，由“过”字监带头，四条监房还是爆发了首次的绝食斗争。“自”监是从倒马桶的军事犯那里传来的消息，马上采取统一行动，我像迎接胜利节日那样积极响应，我心里暗暗高兴：我所期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大概掺和进来的上海酵母菌在各个号子里发酵和开花了。“老土地”同志没有二话，兴奋地说：
“只要大家一齐干，”军“字头即使有枪也会傻了眼，不过，我们得准备着，有枪阶级还是要露出杀人武器的。]
果不出所料，罢饭头一天就把我和老土地拖了出去，看守兵威胁说：“你到底吃不吃？”我们俩不说话，坚定地摇摇头。十四号整个儿拒绝把饭罐头拿进去，让我们看得清楚，其它号子的饭罐子都静静地排列在门外过道里。
看守长把我们二人带到二科的门前天井里，那里已经集合了十多个犯人，后来陆续增加到三十余人，我认得出其中大都是戴镣的上海人，我们有机会到此大会师，明明知道几分钟内就有一场难堪的惩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彼此相视微笑，在他们的微笑里可以听得出不能说出口的共同的心声：“我们终于在这个黑牢里破天荒地发动了大罢饭！”
先是二科长出来训话，他咬牙切齿地骂我们一通，然后命令每人脚上加一副镣，并威吓说，如果明日早上仍不吃饭，还要用更严厉的手段惩处，对于犯人所提的要求，却一字不提。总算没有打军棍，这是出乎意料的，听说“过”字监的人是挨了军棍的，心里不免生出侥幸心来，唉，这岂不是“十八层意识”又在起作用吗？
三十多人戴镣的队伍浩浩荡荡拖着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老土地脚上加了一副镣，上海帮是双料），我们正可借着铁索鎯铛，悲壮的交响乐，相互串连，对下一步斗争达到了一致的认识：初战取得小胜即可收篷，如果火油味米饭换了品种，又答应给我们开镣，实行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复食，结束这次罢饭。
第二天上午继续绝食，我们等待着二科更残酷的迫害，不过久久不见上头有什么动静，第一天在恐怖的期待中安全地度过；第二天仍然是鸦雀无声，隔夜的饭盒子一直排列在各个号子的门外，没有搬动，也没有掉换。我们商定的获得小胜即收兵的方针只得束之高阁。
直坚持到第三天的中午，监狱长派二科科长来监房当众宣布：㈠保证改善伙食；㈡增加一次开水和生活用水；㈢今后不准打骂犯人，最重要的是第四条：开脱所有脚镣。
这样的答复大大出于我们的预料，其中第三条，这次罢饭并没提出过；简直是额外的恩赐。当我们狼吞虎咽吃着没有了火油味的米饭，菜里还添了两只油豆腐，囚徒们的得意与喜悦，就好比从十九层地狱一下子来到十七层那样快活和满足！
我们刚喂饱了肚子，铁匠师傅上门服务来了，他带着榔头和铁砧来到监房门口，给老土地同志开镣，他接着给我开镣；我脚上连大带小有两副镣，刚刚添上去的那一副足有五斤重，我还牺牲了一条蓝裤子，撕成条条把它裹缚起来，一条“青蛇”跟原来的“白蛇”纠结在一起，我正愁着两条芦苇般的腿怎么受得了两条铁链的重压和折磨，简直可以演出全本《白蛇以传》了，现在是碰上了慈悲为怀的法海和尚，是他把青蛇、白蛇一齐放生到金山寺下的长江里去了，
这场传奇性的巨大胜利与老土地同志的估计大相径庭，他在“十八层地狱”陶醉了，并且带有几分羞愧地批判自己有关“军”字头的论点是宿命论的。
须等两天以后，一个更大的喜讯才解答了我们的困惑，解开了疑团。
在复食的第二天，医务室的一个医官故意将一份《中央日报》摊在桌子上，让我们的病员看到了头版的一条特大消息！
西安张杨发动兵谏
蒋委员长被拘，下落不明
何总长声讨张学良、杨虎城二逆
哈哈！原来是远在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大气候的剧变改变了这里的小气候。
我们复食的日子正好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个特大喜讯很快传遍各个监房（“自”监得知这个信息晚了一天），我们这时忽然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情不自禁地放肆大喊：“万岁！”并哼唱起《国际歌》来。看守和看守长也不敢来管我们，他们蜷缩在墙根下，装做没听见。
从此以后，监房里的死气沉沉的压抑空气为之一变，刚刚赢得的生活改善的伟大胜利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犯人已不满足于“十八层意识”，我们想的是一跃冲出这个黑牢地狱，不论是十八还是十九层。老土地同志的苟安偷生、逆来顺受的哲学早就抛出九霄云外。
往后的日子，我们天天焦急地等待时局进一步变化的好消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完全寄托在大气候的转暖。
统治阶层为了适应这个气候，马上进行了角色调整，我们接触的看守兵、看守长以及二科三科的军官们，过去居高临下的蛮横专断的神气活现，一夜间变得友善慈祥，从攻势转为守势，从恶魔变成菩萨，曾经疯狂打过上海人板子的某看守长，甚至用谄媚的语言悄悄地安抚他的受害者。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倒是可以理解的，就像蜂群一旦失去了蜂皇，就会变得走投无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凡大权集于一身的专制国王，有朝一日濒临死亡，他治下的臣僚也像蜂群一样，如丧考妣，六神无主，似乎他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似的。
我们在“军人监狱”度过了春天，又迎来了夏天，有一日下午，忽听得附近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炸弹的气浪震得门窗都抖颤起来，但见看守兵吓得面无人色地奔逃，一瞬之间，看不见的天空却听得见一架飞机在盘旋，犯人立即蜷缩在墙角里挤成一团。
我们抓住日机轰炸为由，又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四个监房只提出一个共同的要求：
让我们开赴前线抗日！
立即释放全体在押犯人！
“改、过、自、新”四条监房一致行动，特别要提到的是，看守兵、看守长都乐意为我们效劳，暗地里传消息，甚至帮我们出主意。绝食了两顿，监狱长亲自答复：
一定负责将众位的爱国要求电告南京政府。
七月二十日，监狱当局果然放了第一批犯人，开始放刑期较短的。直至七月二十六日，我跟小周一起从“军人监狱”的铁门里来至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
注释
（注一）原文见第一一三页
全称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共在历史上也有保卫民权的光荣传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庆龄、蔡元培、邓演达、黎照寰、鲁迅、林语堂等，在中共领导下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邓演达任总干事，鲁迅任上海分部执行委员。胡适任北平分部执行委员，该组织成立后，曾为营救被国民党囚禁的陈赓、廖承志、应修人、丁玲、牛兰等呼吁、疏通，功勋卓着。该盟成立的宣言，第一条就是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宣言全文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申报》。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沪杭路的途中。杨杏佛和史量才亦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建国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存在至今。而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民权保障同盟”却无形取消了。保障人民基本人权，岂不是人民福利之本吗？为什么延续那种福利，不要延续人权的福利呢？如果说，保障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内容，必须作为“禁区”抛弃，那么，当年用无数烈士鲜血培植的保卫民权组织是不是也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团体呢？
（注二）原文见第一五六页
[二桃杀三士现象]原来的故事见《晏子春秋》：晏子设计陷害三勇士，先奖给三人两个桃子，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前两名方得食，三勇士因争功而斗殴，先杀了功最大者，另二勇士因惭愧又自刎，三士皆死。史学家则把这个故事引申为指为了争名夺利而相互残杀，或指君王设计陷害功臣。
（注三）原文见第三一五页
参看沈醉在《军统内幕》第七十一～七十二页中有关捕捉刺宋子文案的凶手一事，他写道：“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指军统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线眼（此人参与刘刚暗杀行动小组的，后投靠军统卖友求荣），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墟和瓜洲泰兴等地去侦察，最后分别在盐城和扬州将此案的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此凶手在刺宋未遂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沈醉的记忆怕是弄错了，时间应在一九三四年秋。
（注四）原文见第三一九页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一）云南人。翻译家，在孤岛时期一度为共产国际服务，被日本特务拘捕，入狱一年后营救获释。一九三二年罗参加十九路军并委为高级参议。他曾是我的邻居，他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升起了一个新的希望，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感鼓舞，曾吸引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王礼锡、胡秋原等，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文化人。”他对福建事变的评价竟与湖北同志和老广东差不多，他同样认为十九路军的起义昙花一现，因为是走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地方军阀割据闹独立的行动，觉着不大光彩。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注五）原文见第三三五页
查一查中共党史资料，便可看出极左思潮的错误决策的来龙去脉：
一九三四年初，在江西举行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有一位同志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有一点革命性，毛泽东狠狠地批判他的论点。说：“福建人民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府之间有一个[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什么呢？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为福建事变发表的宣言中说：“……一切事实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一切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一直到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民众的帮凶。”上述气势汹汹的分析（定性），原是依据唯我独“革”、排斥一切同盟军和改良主义者（即不主张诉诸武力企图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者的统称）的观点。宣言原文中列举了福建人民政府不够革命的若干事实，此处从略。
中共与十九路军互派代表进行了谈判，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停战协议”，当时有一个文件记载了中共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虚与委蛇的内容：
项英关于我军对公培谈判所取策略的指示（陈公培系十九路翠代表）
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撒退和集中时便带要一个滑头。
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停战协议。（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以上有关谈判的具体指示，时间距十九路军公开举起反蒋抗日义旗尚有两个月，那时中共早定了调子：“绝不能存大希望。”
再看“共产国际”的指示，便知上述对福建事变的“定性”，原是贯彻莫斯科的意旨。以下是《中央局通报共产国际对福建局势的估计与策略的意见》，意见共五点，这里只援引两条：一、目前是否由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一宣言告十九路军：你们的领袖出卖了你们，他们主张独自与日本的走狗蒋介石联合，你们是民主的战士，来到红军方面；（二、三从略）四、我们着重在鼓动中关于福建事变应不失时机地揭穿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托派真实作用及其道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述共产国际竟指示中共去分化瓦解正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的十九路军。而上述第三条在上引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发表的“宣言”中，几乎一字不少的照抄上去了。
以上这段史实在中共党史中是避而不谈的。
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主宰）和中共的决策错误（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凡走第三条道路者”不是帝国主义帮凶，便是叛徒特务反动派），这个“唯我独革”的思潮不仅孤立了自己，也葬送了十九路军福建起义，同时也使工农红军在农村根据地站不住脚，被称作两万五千里长征实质是四面楚歌下的大逃亡、大溃败，这时间恰恰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第五个月。这一思维模式后患无穷，例如：在文化上大力批判“第三种人”，在建国后则发展为不间断地打击迫害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胡适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叛徒特务及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只是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没有让这一有害的思维模式占上风。）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的《团结报》刊出陈漱渝所作《宋庆龄和鲁迅为什么谴责福建事变？》一文，该文中说“福建事变发生后没几天，宋庆龄和鲁迅皆公开表态说：福建事变不过是甲狗和乙狗抢骨头啃”（鲁迅语），宋庆龄则认为“南京与福建间，以及他们与国内其它任何一群军阀政客间，在政治上毫无不同的地方。他们间的问题，不论用什么招牌或口号，仅仅是争权与夺利的。”陈先生对宋庆龄和鲁迅的上述表态，认为：“都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他们也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又怎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苛求鲁迅和宋庆龄呢？”
我要说的是：这一传统在以后一直保留至今。不管知名人士是否真心拥护。
这件历史公案从未有人揭示其真相，在舆论一律的禁令下，谁也不敢触及共产党的痛处。敢于指出鲁迅和宋庆龄也犯过历史性错误，指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的历史功绩，这在国内史学界，陈漱渝先生还是第一人！
（注六）原文见第三五三页
在全国解放后，我遇见了未见过面的倪海曙，他还记得收到过一份用线装书背面书写的《上海话拉丁化草案》。倪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有关拉丁化、改革汉字的材料，总没忘了寄一份给我。
三十年代，最早刊行拉丁化新文字的书刊，作者大都是倪海曙，所以我把“草案”寄给他。（注七）原文见第三九0页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江浙同乡会反革命集团案”，后来据陈修良着《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中的回忆，方知当时参加吃喝的有左权、董亦湘、孙冶方、陈启礼等人，有两名并非江浙人，受株连的有一百五十余人。陈修良本人是浙江人，也受株连。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三批联合调查组，一贯支持王明等人的诬告，经瞿秋白竭力申辩，证明确系株连极广的寃案，此案才告一段落。因王明勾结了米夫为非作恶，此案一直没有做结论，瞿反被共产国际取消其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资格，限令其回国。从此，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成了王明、米夫的世袭领地。
（注八）原文见第四一一页
正文里未便给“十八层意识”作详尽的阐释，为了有助于读者举一反三，不妨在注释中略为申说：
历来指摘中国人之国民性弱点，有中庸之道，有三个和尚没水喝、酱缸文化、以及阿Q精神等等。我发现阻碍中国人拥抱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便是这个“十八层意识”。它的内涵：对个人价值的自卑和贬低，苟且偷生，逆来顺受，以为自己有个“地狱十八层”安身立命，总比“十九层”高一筹，以此来求得自满自足，甘心做奴才和奴隶，宁愿放弃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例如：苏联有个斯大林，是个著名的暴君和屠夫，杀人如麻。中国人闻之无不咋舌。但有一种人则认为我国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政治迫害者虽多，但含冤而死的多半是自杀而非他杀。更多的受害者只是发往“群岛”劳改若干年或戴上一顶帽子，总算留下脑袋，上级后来终于摘帽改正，于是感恩戴德，好了疮疤忘了疼。
再如，我们常常吹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能做到野无饿殍，人人有饭吃，就凭这一条，社会主义的成就太伟大了。
这个命题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我们要问：“野无饿殍”这一结论并未经过调查研究，你可知道边远省份或流落城市的游民，饥饿与半饥饿的数字有多少？我再问你：四十余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过两次人为制造的全国大饥荒，第一次死于饥饿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即有两千万以上；第二次死于政治迫害和饥饿者，肯定大大超过第一次的数字。这样的“伟大成就”人民怎么能忘记呢？
那么，吹嘘上述伟大成就的人为什么不觉得脸红呢？原来，他们的理由来自“十八层意识”，即中国比非洲大陆的干旱国家好一点。
[十八层意识“来自小农经济和能忍自安、知足常乐的儒家思想。我国意识形态领导不但没有触动它，反而用革命的商标大大加强它。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是奴才和奴隶，以及以做稳了奴隶的奴隶。”十八层意识“其实是做稳了奴隶的语言和哲学。这一思潮非常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只是做稳了奴隶的稳定。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