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过同蒲路
共集合了二十六七人的队伍，从陕北的葭县（现改称佳县）渡黄河，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的临县地界。我开始了一生中最艰苦的长征，计行程七百多公里，横跨三个省（山西、河北、山东），翻过两大山脉（吕梁山与太行山）；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起程至十一月到达鲁中，历时五个月。我们所经过的地区，都是最贫瘠的山区，有点像进入原始社会那样，除了女人出门穿裤子，讲究点则着裙子，其他的大人小孩全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只是在出民工的时候至多围一条麻布遮羞，因为八路军有女的，我估计这几片麻布还是八路军赏给的。
老百姓连小米也吃不上，而是吃的油面（莜麦的俗称），这种粮食没有粘性，不能下锅煮，只能搓成短棍似的蒸熟，吃的时候一定要喝醋，不配合吃醋就不能消化，吐皮会膨胀起来；因此养成山西人好吃醋的习惯，他们个个都有灰黄的牙齿作为山西人的一种标记。我们来到晋东南地区，这地方比晋西北稍富足，女人有上衣穿了，只因我们路过的时候，正是遭遇日寇大扫荡之后，农民自己都断了粮，他们没法负担八路军的口粮，部队后勤部的同志把我们领到山岩下的一片枣林里开饭。这时枣树刚刚结果，我们就在这儿摘枣子饱餐一顿，实因枣子还没成熟，我们的肚皮承受不了，结果未能果腹，反而闹得个个腹泻，有几个同志泻得头昏眼花，以致无力爬回居住的农家。往后的开饭仍是吃枣子充饥，部队里的同志介绍经验，枣子煮熟了吃不会拉稀，我们照样做了，果然不再腹泻、但又出现了新情况，吃多了熟枣子会倒胃口，嘴唇上又起疱，真不是滋味！因此说我们这次长征，在物质上还不如叫化子行乞四方的条件。如果不是为着革命任务和党的使命，我的脚一步也不想走。
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集合了各个单位派往八路军总部的干部（八路军总部设在晋东南太行山的辽县）。跟我一同到山东去的有两人：周保昌原是上海生活书店的店员，在杨浦区办工人夜校就与李明认识；另一人叫王二哥，他是济南铁路局的司机，在训练班里与我一同受训，因城工训练班里不许喊名字，至今我只知道他叫王二哥。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四位女同志，一位是八路军参谋长的夫人，姓林，上级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警卫员（兼做饲养员）给她。这位林同志难得骑马，一路上都是驮着累坏的或是病号的行李背包，跟我们一起吃油面，吃半生的枣子。她很谦虚随和，连她丈夫是什么官，叫啥名字部不泄露半点。还有一位名刘群，也是到前方跟丈夫团聚的，她的丈夫是文学家。
我们来到文水县边缘的一个村庄，这里往东二十里，便是日军占领的一马平川，同蒲铁路就在下面经过。带队的队长传下话来：两天以后就要通过同蒲路了，要求大家在两天之内做好强行军的准备，保证吃饱睡足，身上带有累赘东西，能丢就丢，因为这个晚上一口气要走一百二十多华里，才能到达同蒲路东的安全地带。
我们吃饱了，带的干粮也是充足的，干粮袋里塞进去的只是玉米饼子，至于“睡足”，就不易做得到，要从日寇的眼皮底下通过铁路，想象中的恐惧往往超过身临其境的冒险，再加之在一夜之间行走一百余里，对每个人来说，这样的高纪录都是从未经历过的经验。我们的心情紧张而又恐惧、冒险而又担忧，这—切思绪的交织，怎么能安然睡去？
据行家的经验：长途行军只带干粮，不带饮水，不仅难以下咽，而且难以持久。而我们二三十人中，只有三个人备有军用水壶。农民老大爷出来给我们解决困难了：不如身上捎带几个生鸡蛋，既能解渴，又能充饥。这倒是好主意，关键在于如何携带不致碰破。研究的结果，利用军装上衣两只小口袋，每只袋里装一只，鸡蛋外头还可包一层棉絮，则更为安全，如要多装几个，那么，在原有小口袋下边再缝上两三个小布装。于是，我的准备工作就是向村民收购鸡蛋，我们所在的村子是两面应付的阴阳界（即名义上由敌伪政府管辖，暗地里支持八路军的），这里不使用边币，农民还是欢迎中央票，我就将多余的中央票支持去山东两个伙伴，还有多余我支援了三位女同志。我在沙岗子做买卖成为巨富，其名不彰，想不到来到这阴阳界倒成了公认的财神爷了。
第二天黄昏，我们整队准备出发了，上面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我们，在出发之前，连长挨个儿检阅每个人穿的鞋子，也检查负重，当他发现好几位队员男扮女装，胸前隆起的乳房，他忍住了笑，而他的土兵却在一边窃笑。
连长队前讲话了，他说：一切服从听指挥，一个紧跟一个，发现距离拉远了，要拚命跟上，行车中禁止抽烟，见到碉堡里射出探照灯，大家马上蹲下，不要怕，等到探照灯的光柱挪开之后，然后再走，过铁路时两边有壕沟，爬坡时要一个搀扶一个爬上去……
连长又安慰我们说：我们这个突击营专门护送大干部过铁路，少说也有四五十个来回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诸位今天行军辛苦点，不过用不着紧张。夜晚，就是我们的世界！
开头走了二十多里路，就下坡走向平原，这里已是敌占区，天开始黑下来了，我们都屏住呼吸赶路，后面是护送我们的连队。果然从敌人碉堡射出耀眼的强光，我们不约而同地匍匐在地，照明灯的光柱是从后面射过来，表明敌人的碉堡区正在身后不远的地方。回头看去，那匹马庞然大物行若无事般的兀立在光柱里，令人吃惊而紧张起来。要是敌伪军从碉堡里冲出来，或是对准那匹马开机关枪，这—帮躺在地上的伙伴们就凶多吉少了。侥幸那可怕的光柱并没有在马身上停下来，一刹那间就转向另一片黑暗了。第二回又碰上突然袭来的光柱，我们经历过有惊无险的头一次，大家的隐蔽动作就显得迟缓和漫不在乎的样子，我自己也懒得爬下身子，唉，唉！人们是多么容易麻痹大意呀！
离同蒲路还有十多里路，连长让我们在一个树林中休息，这时我的腿觉得有千百个针刺那样酸疼，差一点我就要掉队，是王二哥扶着我勉强跟上队伍。听说下令休息了，我像获救那般高兴，一坐下来就拚命槌打揉搓几乎不属于自己的腿，然后抓紧时间吃干粮，可怜我们的玉米饼子在干粮袋里早就变成粉末。这时我才发现：胸前人造的乳房干瘪了，只给我留下一只完整的鸡蛋，另外三只，装在上夹的小口袋里，我没注意两根背包带子穿过腋下，正好把小口袋里的鸡蛋挤破了。大概由于我一路上注意敌情和两只疼痛难忍的脚，连鸡蛋的软饮料湿透了衣裤我都没感觉，以致蛋黄蛋白凝聚在束腰带的上面，被我身上的体温将生蛋几乎烤成了熟蛋，唉，唉！可惜没法吃下肚。同伴中男扮女装，有人造乳房者，跟我的损失差不多；只有三位女同志想的办法好，她们把鸡蛋塞在干粮袋里，玉米饼的碎粒恰好形成自然的保护层，所有鸡蛋无一破损。
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一点没有恢复疲劳，当两只脚启动时，非常恼火的是我的脚竟抬不起来了，由于吞下干粮没有饮料，反而使喉咙干喝得冒烟，更增加了对鸡蛋的怀念和懊恼情绪。队伍就要出发，我还是挣扎着爬不起来，王二哥和周保昌两人就挟持着我上路。这时又升起了一股羞愧的心情。后来，我才知道：像我这样寸步难行的伙伴不止我一个，包括三个女同志在内，队长临时组织了互助组去扶持她们。好容易被拖到接近同蒲路的地段，突击连的战土已经奔到前方为我们开路，并在铁道两侧布置警戒线。同蒲路是日军重兵把守的交通大动脉，平均一里之内就有三四座炮楼，使它的火力网没有空白之处；每隔一刻钟就有巡道车在铁路线上警戒，以防抗日游击队破坏铁路，在铁路两侧，则设有三道防御工事，头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鹿砦，然后是一条壕沟，壕沟宽三公尺，好在沿线山区缺水，铁路两侧的深沟里没有水。
日寇有令，沿铁路线不得栽种高杆作物，这一措施也是为了防范八路军游击队藏身于高梁、玉米地里。我们离铁路不到百步之遥，连长传口令让我们就地隐蔽。这时正值五、六月间，糜子地里已长出齐膝高的庄稼，我们马上蜷伏在糜子地里，而那匹碍事的马则拉至较远的一棵孤立的大树下，如果巡道车打这里经过，大树下的一匹马恐怕逃不脱光柱的照射，那就坏事了。
没大一会儿功夫，巡道车打着照明灯从远处驶近身边，那照明灯的强光足以使我认得出藏身在糜子地里我周围的同伴，它的最大特点是照直不照横，巡道车是专门检查铁轨是否正常的，所以它没往横里照射，当巡道车刚在我们面前驶过，一切归平静，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宽松下来，上边传下紧急口令：“用快速度前进！”
原来护送我们的突击队已经摸熟了敌寇巡道的规律，一班车驶过，等于给我们一个信号：一刻钟之内平安无事，在大树下隐蔽那匹庞然大物，不至于出纰漏，也是因为摸透了巡道车照直不照横的脾气。
大概是巡道车上的强光从我头顶掠过，给了我一股新的活力，新的剌激，我觉得顿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我一跃而起，紧跟上队伍，甚至不用别人搀扶，两只脚也变得好使唤了，我安然通过了并无铁丝的铁丝网，并无铁蒺藜的鹿砦。再跨出几步，就是一条深沟横在前面，学着前面同志的样儿，我是背着背包滚下去的（背包在后面，滑下去可保脑袋瓜不受伤）。从沟底往上爬，陡坡没法攀登，完全靠部队同志解下绑腿一个一个拉了上去。跨上两条铁轨之间，我竟然有闲情逸致对王二哥说：“呀！我们胜利了！什么时候我们坐上火车开到山东呢？”王二哥催着我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带，低低地说：“看你美的！你别让我像拖一只死狗似的拉你就更美啦！”我知道他为了挟着我奔了几十里地，他可要花两个人的力气拉巴我，他也被我弄得疲惫不堪了。
我们又翻过路东的三道防线，一切都顺利，我本以为越过铁丝网不外乎用一把大剪刀把铁丝剪断了，而我们过第一、第二道防线，过的是无铁丝的铁丝网，无铁蒺藜的鹿砦，原来这里成了输送干部的交通要道，人来人往很频繁，八路军突击营把日寇的两道障碍物改制成可以移动的伪装，我们的人通过就把铁丝网和鹿砦移开，人走后又恢复原状，藉以蒙骗日本鬼子的巡逻队。这样，穿越同蒲路两侧共有六道防线，大队人马通过前后不超过一刻钟。正当我们离开铁路两百多公尺，果然传来巡道车的马达声和闪耀着强光的照明灯。这时，前头传下口令：可以原地休息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休息了很久，村民为我们烧了开水，还供给小米稀饭，这个村子离火车站二十五里，已经是边缘区，即八路军经常在这一带明去暗来地出没的地方。吃罢稀饭，我就歪在自己背包上睡着了。
在这个村子休息够了，我的疲劳几乎恢复了，是那匹半路失踪的马给了我这个充分休息的机会。原来那匹马跃过路西头一道壕沟，接着又要跳过第二道壕沟，马可泄了气，没能一跃而过，不幸失足跌下沟底里了。这真是万事如意中唯一不如意事，马跌在沟里挣扎着，警卫员和八路军战士没法使马跳出深沟，林夫人和警卫员不得不作出牺牲它的决定。但突击连的战士有信心把马弄上来，这时下一班的巡道车已快驶近，他们连人带马隐蔽在沟底里，正是巡道车照明灯照不到的死角。俟巡道车掠过，突击班一名战土和警卫员就牵着马在沟底走
向敌军炮楼附近的缺口——也就是铁路旁壕沟中断的地方，突击连战土对这一带地方了如指掌，马和人索性从炮楼下经过，那里的探照灯反而照不着，只要不发出枪声惊动敌人，就可以安然过关。我们在这个村子躭搁了一些时候，就是等待这匹马的归来。
这次旅途中多了一匹马，给我们增加了许多麻烦，也制造了许冬惊险场面，又应验了我们的战土的胸有成竹，敢于藐视敌人的胆略和智慧。当他们终于胜利归来时，全队如释重负，林夫人则欣喜若狂，大家都啧啧称道突击连的同志是神兵！
在黎明之前，突击连把我们护送至晋东南根据地的头一个兵站，就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等天明以后，吃了一顿有荤菜的早饭，又步行了三十华里，来到另一处兵站。这儿离八路军总部还有两天的路程。队长要我们在这儿休息一天，然后起程到八路军总部去。
二 九死一生
在走三十里路的途中，我开始发热、呕吐，又回到抬不起脚来的苦恼境地，林夫人慷慨地把她的马让我骑，我真感到不好意思。这时，我再不愿像一只死狗似的拖累王二哥和周保昌了，我只得骑上马走完这三十里地。当第二天大家上路，我不能随行了，因为我的热度没退，而我的感觉却是冷得发抖。
兵站有个卫生员，断定我是发疟疾，吃了两天药，还不见好，兵站卫生员医疗水平没把握，他安排送我到第二军分区直属医院。
这个医院设在一个庙宇里，一大间房子里躺着四十多号伤病员，不分内外科，也不分传染病和机能性疾病。我躺着的病床是用树段拼凑起来上面铺的一块门板，与两个宠大的张牙舞爪的金刚菩萨为邻。这儿医生的水平比兵站卫生员高明得多，医生与护士轮流观察和测体温，四天以后便得出科学的结论，确定我得的是称作回归热的传染病，它的症状是周期性发热，每天下午发高烧至三十九度，太阳下山时热度就退了，胃口不好，吃东西呕吐。连续几天不吃东西，吃下去就吐掉，几天下来瘦得不成人形。医院里想办法劝我喝羊乳，喝下去有时也吐掉。在病中我强烈地思念我的李明，并且测算着我妻子已经分娩了。——我相信起四大金刚或许会战胜欺凌我的虱子，战胜虱子传给我的病菌（医生说：回归热多是虱子传染的）。我又怀念起安吴堡和延河边的两次浪漫的灭虱战役来。
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光景，回归热终于被我战胜了。我可以起床行动，端午那天我还吃了老乡慰问伤病员的稷子，我给慰问团的大姐大嫂们唱了一段抗战歌曲作为答谢。
谁能料到：祸不单行，刚刚战胜了虱子传染的回归热病毒，我又被苍蝇传染的阿米巴病菌击倒，旧病尚未康复，没几天又转为下痢。阿米巴痢比回归热病毒更凶险，开头几天，每天上厕所六、七次，晚间也闹肚子，上毛坑的两只脚都蹲不住了，而是爬在地坪上等死，有时床上、衣裤上也沾着污秽不堪的排泄物，用手揉揉自己的皮肉，瘦得只剩一张皮了。医生对这个病束手无策，医院里没有治痢疾的药，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灌肠，医院连个灌肠的设备都没有，而是用一只白铁的洒水壶来灌肠，水壶嘴也没法消毒，只有搽一点凡土林做滑润剂，每灌一次肠，活受罪一次。在我以前，已有两个下痢的病号呜呼哀哉，我想，我一定是第三个了。
医院本是苍蝇荟萃之地，得了痢疾以后，苍蝇更是嚣张不堪，挥之不去还只罢了，甚至公开站立在我的嘴巴上，眼皮上，我已无力去驱赶它们。我头脑还保持着清醒，我想：我的寿限到了，不出几天就要告别中国大地钻入泥上中，我很遗憾地不能与李明和刚出生的孩子临终见一面而死去，我爸为我起的名字：寿华，证明他的儿子是短命鬼！你们白费心了！我的爸爸妈妈！
对于分派我到山东，妻离子散，长途跋涉，临终前我一点不曾抱怨；对这儿名叫医院，其实是不医少药，“华陀无奈小虫何”的诗用在这儿非常恰当，我只能听天由命。我感谢这里的护土和医生，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来救我，我活该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医院里死去。
这个医院是营一级编制，它的最高负责人是教导员，他知道我是延安派出的干部，在我生回归热病的时期，跟我作过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当我的病升级，变成痢疾，他开头为了觅得治痢疾的中药苦楝树，还派了医院的一名护土四处去找寻。后来他来到我的床前，替我躯赶麕集在头部的苍蝇。我已没力气说话，只是微微睁开眼睛，作出生命即将完结的表示。
我看到他不胜伤感的神情，用嘴贴近我的耳朵说：“你延安还有亲人吗？要不要捎几句话回去？”
在这以前，教导员也是这样在我耳边低语，讲的都是鼓励的话，有指望的话，如今他这两句话，分明是没有指望，为我准备后事了。我马上热泪盈眶，我没有回话，忽然有一股力量翻了一个身，示意向他讨纸笔，我伏在枕上写了以下两句发抖的字：
“李明，途中得了不治之症，向你永别了。我们的孩子养大……”写完“养大”，再也写不下去了。教导员提醒我：“这就行了，写下你的名字吧。”我又抖颤着写下此生中最后一次签名。
但是，我内在的生命力还在抗争，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我拼出仅有的一点能量向他喊出：“难道真的没救了吗？”
教导员被我大声的回光返照的呼唤吃了一惊，连忙说：“当然，有救，有救，我们的大夫正在采取措施……”
教导员帮我挥去扑面而来的苍蝇，一面帮我翻了身，我一口气又讲了：
“我身上带着组织关系……在断气以后，请通知延安的城工部，我不能完成任务去了”
“好哇，那么你的组织关系呢？”教导员说。
我无力寻找衬衣上的口袋，我用眼睛示意，他在我上衣小口袋里摸出了用几层纸包着的组织介绍信，另外他又摸出了一张纸包裹的黑色的东西。他试着撕开外层的纸，闻到了一股异香扑鼻的气味，他不胜诧异地问：
“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呀？”
唔！我想起来了，这里头是一粒蚕虫那样大的鸦片，是从延安出发时，周保昌分了一点给我，说是能止痛和治愈疑难杂症，这是他动身到延安时，家族里的长辈送给他的宝贵礼物，我把它与党的介绍信放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早就把它忘怀了。
他把一粒鸦片烟上交给了内科大夫，大夫把它揑在手里，喜出望外，说：“也许这个鸦片能救活他。”他关照要我一次服下。想不到这一粒鸦片果然止住了腹泻，当天晚上吃得下一碗新鲜的羊奶。我肚子里早就空无所有，连续三天不想大便，这时院长、医生、护士、教导员等围着我欢天喜地地祝贺我：起死回生了！病室里的伙伴们也一齐为我高兴，有的问我讨一点烟土，希望也能把他的病治好。教导员把我的介绍信还了我，他当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说：“这位王若望同志是副部长，他若是死在我们这里，责任可大了。”然后对我说：“你是真正的死里逃生，已经死过一次，临死之前你还没忘了给延安党中央发电报！”
非常奇怪的是，当死神未能征服我的时刻，那些挥之不去的苍蝇再也不敢放肆地在我的鼻子和嘴巴上停歇或跳舞了！用我国古老的生理学解释：大概是活人的旺盛的阳气把瘟神无常鬼苍蝇虱子全都吓退了！
我能自己起来洗脸刷牙了，我在洗脸盆里才有机会欣赏我的面影，我几乎不认识从阴间回来的自己了，连我的头发都是稀稀落落的。但我确实召回了生命，一天比一天壮实，饭量也大量增加，由农家供应的羊奶每天喝三大碗。养息了半个月，医生才准许我上路，二军分区特地派了个参谋护送我到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重视。后来才知道，教导员看到了我的组织介绍信，才知道我是派往山东分局任城工部副部长的级别，才派一位参谋护送前往。临行前，我含着感激的泪与教导员和院长告别，说：“要不是掏我的小口袋，也许我成了野鬼一名了。”
教导员把一张团皱的小纸条给我，对我说：“这里是你的临终遗言，这上面你如何挂念着可爱的妻子，还有一个孩子，你应该感谢我终于没把这个条子寄出去，现在还给你，你留著作个纪念吧！”
我把写纸条的事都忘了，如今看到了它，简直有隔世之感，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阴间的王若望的手笔。
从二军分区跑到太行山的辽县，我们整整跑了三天。实因我连续害了两场大病，大伤了元气，体力大不如前。当我气喘吁吁地走不动了，护送我的参谋可以使唤沿路的村长，派一头毛驴骑着。他真不愧是一名参谋，三十多岁，参军不到两年的军事干部（他是晋东南的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毕业）。一路上给我讲了我在垂死状态中发生在周围的军事行动。他说：
“你这个病呀，生得也好，生得又巧，正是在端午节前，日本板垣师团集中了华北所有的日军大举偷袭八路军的总指挥部，你要是不生这场病呀，你刚好进入敌寇的包围圈里，那就是凶多吉少了。你在病床上，你不知道敌人的这次大扫荡来得多么凶猛，我军损失不小，连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同志都牺牲在里面。所以我说你命硬，你有福气，应上中国的一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还对我说：他被派来护送我去太行山，是组织上对他的照顾，因他的妻子在华北局机要部门工作，遇上这次大扫荡，她肯定也在里面（按：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有中共华北局的领导机关），可一直没来信，他为此寝食不安，政治部领导允许他亲自去华北局看望。他坦白地说：“这次上级分派我这个差使，对我来说不是主要的，我一心挂念的是我的爱人。没想到交结了一个真心朋友，这是我的一大收获。”我用好言安慰他，说女同志是在后方机关，大概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我这个安慰之词却是无效的，反而增加了他的哀愁，他说：“这次日军是一百四五十里长距离的夜间奔袭，我们这边事前毫不觉察，直至敌人已将我们四面包围，整个司令部和警卫团、华北局机关都在包围圈内，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重炮、机关枪和掷弹筒一齐开火，日寇哪管你是前方与后方，是部队还是平民？恐怕我的爱人逃不脱这一劫，要不，为什么不给我一封信呢？”
我未免惊慌地问他：“说不定在我头里赶往华北局的同伴，刚巧也进了敌军的包围圈啦？”他不安地说：“那就很难说了。”
我们行至辽县的麻田，为我赶驴的一位青年农民还跟我们描述了二十多天前在这里发生的日军追杀八路军官兵的悲惨景象。当我骑着他的小毛驴走下山岗的时候，他指着山后边的一片树林，说：“敌人打这儿山头的炮火特别猛，你看，许多树梢都被炮弹削去了。”
我下了驴背，跟参谋（姓名已忘）一同走近那片森林，环顾周围的山岗却都是光秃秃的，可以想象，这片足有四五十亩面积的林区恰好是掩蔽自身、躲避炮火的天然屏障，而敌寇把这个目标看作是八路军官兵的藏身之地，集中大力把它夷平也是不可免的。我们怀着吊古战场的悲痛而气愤的心情，看到许多高大的树的树冠被炮弹打飞了，有的则打断了主干，像伤残的巨人，依然兀立在那里。参谋同志还要往树林深处走，他忽然看见树杆上还保留着血肉横飞的血迹，撕碎的衣服，挂在树丫上的女同志的头发。他忽然伏在地上哭出声来，我吃力地走近他，原来那里还有几具已腐烂的尸体，其中只凭一双女鞋，才能判定她是一具女尸。他起初把这个女尸错认作自己的妻子了，我连走近尸体的勇气都没有，我发现他顾不得腐臭，想从女尸的衣裳口袋里发现什么，我只是站得远远地阻止他：“你冷静点！绝不会有这种事。…… 你别犯傻了！”他遗憾地回头看看我，哭着说：“很像咧！”我催促说：“马上就要到军部了，好消息在等着你，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他把我带到华北局的组织部，便匆匆去打听妻子的下落了，分别时，我要求他把寻找爱人的结果告诉我。
快到黄昏时候，他把自己的爱人带来了。他喜上眉梢，拍拍我的肩膀，把我介绍给这位女发报员：“他是王铁嘴，他在路上就告诉我，好消息在等着我咧。果然灵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连皮肉都没伤着。”
我跟女报务员紧紧握手，激动地说：
“你们是在炮火下最幸福的一对，我死过一次，你呀，应该说，也死过一次了。”
小姑娘不能领会我的幽默，参谋羞答答地讲了他错认女尸的经历，姑娘打了他一记，噘着嘴嗔怪他：“你的眼睛怎么生的？连我的死活都分不清，我的命硬着咧！”
男的抱歉说：“还不是太想你，害苦了我！”他本该说“太爱你”，只因有个陌生人在场，才改了口。不过这一对恋人相爱的热乎劲、甜蜜劲，已暴露无遗矣！
我向华北局交出组织介绍信以后，就被领到招待所住下，原来从延安一同出发的同伴有好几位还住在这儿。他们讲起从二军分区起程去太行山，刚巧碰上板垣师团的大扫荡，而且与一小股日军遭遇，队里有两位干部牺牲，一人被俘，被俘的郑同志后来还是被枪杀在日军撤退的途中。全队大多数人逃出性命，应该感谢罗瑞卿将军率领的直属警卫团，他带领大伙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又翻过两重山，回过头去打乱了日军的第二道包围圈，他们才得以突出重围。
“林夫人安全吗？”我问一位队里的同伴。
“林夫人不仅安全到达，她丈夫原来是罗瑞卿部下的政治部主任，他跟随罗一同突围，这一对夫妻历尽艰险，总算在前方团圆了。”讲到这里，他沉下脸来，说：“刘群没能活下来，其实她的男人离她只隔三个山头，终于没能见着面，她的丈夫四处寻觅她的尸体，至今没有影儿。”
在麻田的山林那双女鞋的尸体的可怕景象突然重现在我的眼前，差一点我就会脱口而出：
“我在行军途中看到过一具女尸，她恐怕就是刘群！”
我没出声，只怪我当时没有走近女尸跟前细细辨认，我怕重蹈参谋的覆辙，弄错了人，终于遏制了自己。
晚间，我庆幸生了一场救出自己的怪病，被参谋同志说对了，我这场病生得巧、生得好，使我逃脱敌寇的大扫荡。本节的标题“九死一生”，应作如是解：人们在山洼里原野上遇上了“九”个死，只有我一人躲进医院保住了老命。
睡着了我还做了许多恶梦，梦里出现的女鬼有刘群、有美丽的女报务员，还有我的声明。
三 做了一任审判官
周保昌和王二哥早巳动身去了山东，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从八路军总部至山东，还有一半的路程，而且还要通过平汉路。组织上安排由地下交通线像接力赛似的，一站一站递送。如果说从晋西北文水县至辽县是武装行军（按：辽县在解放后已改左权县，因左权牺牲于此），那么，从太行山过平汉路到达鲁中根据地，改为化装旅行了。化装旅行远比武装行军惬意得多，用不着夜行军，常常在敌伪据点里过夜。有时候伪军头目在他公馆里设宴款待，吃的是大鱼大肉、美酒佳肴，还请吃大西瓜。伪车头目在我跟前表白他如何抗日，如何敬佩八路军，表明他是白皮红心的两面派，临行还要送一条香烟，说是给王同志路上解闷；我虽不会吸烟，又不便拒绝，便带在身边转交护送我的同志抽。我自己吸烟上了瘾，也是在这个时候。
过平汉路时，一点用不着紧张，顺便我还观察了铁路两侧的三道防线，那规格与同浦路边的深沟高堑差不多，回想不久前过同蒲路时我那么狼狈，如今过平汉路则是大模大样，我有一种自豪和从容不迫的感觉。
从平汉路向津蒲路进发，路过河北，然后进入鲁西的庄平、聊城一线，在西城附近穿越津蒲路，前后走了半个多月。
刚来到鲁中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当地的干部告诉我，日本鬼子正在滨海、鲁中进行大扫荡，我们村子里都坚壁清野搞备战，你怎么还往东跑？
我问道：“我的目的地是中央山东分局，你能告诉我这个机关在哪里吗？”他坚定地摇摇头说：“这是个军事机密，谁也不知道。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说，他们没有一定的地方，分散到四下里去了。你最好别往那边走。”
一九四二年正是敌后根据地最艰苦，战斗最频繁的一年，也是我劫难最多，到哪儿哪儿就烽烟四起的一年。我只有听从当地干部的忠告，暂时在这个村子里等待敌军大扫荡的结束。
说实在的，我的长征路程已有七百多公里（中间一个多月躺在病床上），从初夏动身来到这里，已是地净场光的深秋了。我对长途跋涉已感到厌倦和疲惫不堪，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给我美美地安静地休息几天，在这个村子里安顿下来正合孤意。
我是大病初愈，嘴巴特别馋，而村里优待我的伙食，比晋西北的还差，吃的是掺了糠的煎饼，名叫“煎饼”，其实不用油，是在鏊子上烙的，吃的菜这顿是煎饼卷大葱，下一顿还是大葱夹煎饼。我还要说这是对我的“优待”，我观察庄稼人连大葱也没有，而是卷的咸菜帮子。
在这个村子里休息了两三天，我的好运来了：刚巧山东《大众日报》社的全体人员在反扫荡中转栘到我所在的村子来了。该社适应战争需要，是什么机关对外是保密的，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大众日报》的人呢？巧就巧在我在村头碰见了中途分手的周保昌了。他已先我半个月，也是由地下交通一站一站护送他来到山东，他被分配在大众日报任发行科长，他把我拉到村头的石碾子上坐下，跟我谈了山东十月大扫荡的形势：
“这次敌军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是我军从未有过的大失败，损失惨重，要不是我跟印刷厂的辎重提前两天过沂河，我的脑袋瓜怕早就报销了。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卓如就牺牲在大包围圈里，比我提前从延安来此的青委书记钟效培同志也牺牲了，他做新郎还不到四十天（按：‘青委’即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简称，钟是《轻骑队》的发起人之一，本卷《轻骑队事件》一节中谈到他）。我们报社社长陈沂还是幸运的，不过他的妻子马楠被日军俘虏去了，现在陈沂跟我们一起行动。”
保昌也谈到这次反扫荡的战略失误，他说：
“在十月中旬敌寇就作出准备扫荡山东滨海区的姿态，而且真的调兵遣将增加了滨海区周围据点的兵力，滨海区是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委’，实际上即省政府）的首脑机关的驻防地，敌人处心积虑就是要消灭中共的指挥机关。日本鬼子鬼得很，他们以前几次扫荡扑了空，日军未开火以前，首脑机关早就逃之夭夭，跨过沂河跑到鲁中沂水、蒙阴的深山老林里去了。敌人摸着了我们的规律，这一回他们派出一部兵力佯攻滨海区，而将重兵一万余人在沂蒙山北部张上网，山东军区不知其中有诈，按老经验果然率领党政军首脑机关数千人过沂河往这个网里钻，很多同志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就做了俘虏。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认识日本鬼子的狡猾，结果上了大当！”
这位保昌便是送我一粒蚕豆般大小的鸦片救我一命的恩人，我特别要感谢他。保昌淡淡地说：“我只是预备给你治腹泻或止痛的，没想到派了大用场。你是病后余生，我是劫后余生，我经历了太行山的大扫荡和山东十月大扫荡，更感到能够活下来，是多么珍贵、多么幸运！”
当天保昌就把我介绍给陈沂，看来，失去妻子的悲痛并没有把他压垮，他还是热诚而且友好地接待了我。我把我要找中共山东分局的意图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说：“分局的李林同志正住在离此不远的村子里，你不是要找山东分局的负责人吗？李林是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你去找他正对路。”
我辞别周保昌，马上去找李林所在的村子。
我把启封过一次的密封介绍信交给了李林部长，他见到我很高兴，说：“你来得正好，即使你到了滨海区，同样找的是组织部，你就参加我们的巡视团吧。你跟我们一起，先熟悉一下山东根据地的情况也好。”
他看我穿的还是一套夏季的便衣，时令已届旧历九月，我冷得蜷缩萎顿，他马上通知当地县大队供给我一套军装和一件棉袄，我成了山东分局巡视团中的一员了。
巡视团的组成，由分局组织部李林部长任团长，战工会的公安处长刘居英（又兼分局的社会部长）任副团长，巡视团是适应反扫荡趁机下基层视察工作的临时组织，前往视察的地区是渤海区和胶东区。
这样，在刚刚休息了三天之后，我又随山东分局巡视团开始了第二轮的长征。（七个月之内总计行军一千余公里。）
我们过了小清河，往北至惠民、阳信一带，渤海区党委和专区政府设在这里，巡视团的成员分人民武装、学校教育、工、农、青、妇、农村党的建设等七、八个门类，分头下去作调查研究。我们在渤海区先后考察了三个月，春节过年是在惠民县蔡家堡过的。这三个月内无战事，多半因日寇大举进攻鲁中地区，在它北面的渤海区总算过了一个太平年。
开春以后，巡视团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胶东区党委的所在地——海阳县。首先听取区党委书记林浩和专员曹漫之的工作汇报，然后又按不同条条分头下去做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民兵的反映。我在渤海区巡视的阶段，哪项工作是重点，就让我参加那—种门类，实际是打杂，说得好听等于“无任所大臣”。自来到胶东区，刘居英部长看中了我（是由于我跟他在途中相处得很好，很谈得来。他是北大学生，在一九三五年冬北平学潮中是领导骨干之一。其兄陆平，也是北大的，解放后曾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他向巡视团长李林建议，让我参加他直接领导的一个项目组。在渤海区时并无专案组，为什么到了胶东新设了这个组呢？
刘居英找了我跟另一名团员宋惠到他的住处，刘对我们俩有一番交代，他说：
“党中央来电，对审干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我们检查胶东肃托一案怕是做过头了。他们已经枪毙了两批人，在这次反扫荡以前，胶东区党委又报告上来，准备再镇压五、六人。我们覆电先别执行，等分局社会部慎重复查以后再作判决。我这次来胶东，就有弄清肃托一案的任务。我挑选你们两位做我的助手，一同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我不便直接找在押犯谈话，我想由你们先去摸情况，一个一个的分别核实供词，把材料带上来我们一同研究。……”
胶东军区锄奸部把肃托案的卷宗全部送交刘居英部长处，我与宋惠用三天时间看了四十二人的托派供词，其中八人已执行枪决。
其中李大维是大众日报的记者，执行死刑时还只有二十四岁；薛峨，任八路军五支队的锄奸科长；王明光系平度县民政科长兼公安局长；徐允一任胶东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褚秋风，青联干部，死时二十岁；不知姓名的尚有三人，其中一人姓崔，县级干部；另有一人系文化人，进入根据地时身上带了石英编译的《托洛茨基传》，因罪证确实，第一批枪决中就有他。
我面对这一迭和着泪和血的书面供词，就好似经历一场神经上的磨难和煎熬，尤其是看了身首异处的托派分子的供词，似乎一个个化为寃魂厉鬼，向我哭诉，向我悲啼。即以首恶分子李大维的材料来看，马上就可以看出其荒诞和漏洞来。在判决书里称被告对他的罪行已直认不讳，他承认了什么呢？供词上写着曾印发传单，在墙上写过为托派宣传的标语云云。
这分明是吃刑不起或是在心理战的攻势下编造出来的口供，这个无辜的小青年根本不知“托派”为何物。他一定听说过地下共产党进行秘密活动不外是墙上写标语和散发传单，于是从他的知识库里挖掘出诸如此类牛头不对马嘴的口供来，而我军的锄奸官员的知识水平跟被告也差不多，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托派既不写标语，也不散传单，所以他们便信以为真了。我还注意到，山东军区报上来准备执行死刑的五人的卷宗，他们的供词上开头都称托派或托派分子，遵照上级统一的叫法，要称“托匪”（这个称号来自延安的康生，康生又是从斯大林那里引进的）。我在被告的供词上多次看到自称“我是托匪”，办案的就认为“被告直认不讳”。谁会愿意承认自己是托匪呢？（“托匪”与土匪谐音）这又是挥舞棍棒所达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结果。
其它在押的三十四名托匪分子，供词中有许多疑点，问题的性质也跟上述李大维相同，我的记忆不可能一一详述了。共同的特征是完全没有人证物证，全凭逼供株连无辜（读过一本《托洛茨基传》，这能成为犯罪的证据吗？）受害人全都是愿意献身于革命的热血爱国青年，而且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半以上是平津流亡同学，回乡发动农民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当敌寇今年在晋东南，接着在鲁中进行空前的大扫荡，用惨无人道的战争屠杀我们许多优秀干部和民兵，而我们在后方却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杀害自己的革命干部，干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丧心病狂的罪行。联想起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想起囚禁了王实味、屠廷容等人，如今我面对一大堆被害人的罪状，我的心不由得在流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栗！
接着，我跟宋惠分别找在押犯作个别谈话。三十余人关的地方很分散，因机关和部队是流动的，根据地又经常反扫荡，关押犯人并无牢监的建筑物，不得不占用民房：大都是地主庄院的仓屋或后院，差一点的则关在加固了门窗的牲畜棚里；一间囚房关六至七人或十余人不等，屋前屋后八路军设有岗哨。耐人寻味的是：锄奸部的简易监狱，无一个监犯是汉奸或敌探，全部是同一罪名：托匪分子。
我找在押犯个别谈话，先找军区锄奸部已内定执行死刑的谈话，地点就在关押犯人的地方庄院的一间厢屋里，站在我面前的是剃光了头即将命赴阴曹的托匪。气氛是庄严肃穆的，我尽量装作像个审判官的样子，刘部长关照过：问案的时候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我竭力做到面无表情地问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他回说：“我是托匪。”我接着问：“你参加过托匪组织吗？”对方回答：“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我只参加过‘青抗’（同年抗敌救国会的简称，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体）。”我诧异地问：“那么，你这个托匪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我的同班同学吕某说那就是托匪组织，我们一同反对斯大林，也反对党中央。他说有这回事，我想大概有这么回事。”（按：吕某是三十四人之一，他口供里株连他的同学了。）我又问：“那么，在参加青抗的时侯，吕某就跟你一同反对斯大林吗？”他回答：“是抓进来以后才知道的。”我问：“是吕某跟你讲的吗？”被告迟疑了一回儿说：“不，是你们问案的同志告诉我的。”
把抗日救国团体，说成托派组织，这案情似乎太荒唐了，被告得知吕某招供的内容，是由办案人员串供告知他的，则更显得荒唐了。我严肃地对他说：“你对我要讲实话，没有的就说没有，否则对你不利。”
被告哭丧着脸说：“我不承认不行哪！每次问案的都说，你一承认了就可以放你了，我整整关了快两年了，至今我还在这里活受罪。我不知道还要我承认什么？我讲的可全是实话呀！”
他还在梦想着放出去，他还不知道死神临头了，我再也抑制不住面无表情的冷静，我向他说明：“我是上级派来处理你们这个案件的，你对我尽管说实话，没有关系，我会把你的真实情况向上反映的。”
我的话没讲完，被告就伏地大哭，一肚子的委屈像决了堤的潮水化作泪水奔泻出来，他拽着我的裤子求我：“你好同志救救我吧，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托派是方的还是扁的我压根儿没听说过。…… 他们用刑逼我，用种种骇人听闻的话恐吓我，我不说行吗？”
下午，我就提审吕某，此人是黄县文教科长，北平学运中他是辅仁大学的民先队中队长。我查实吕某被迫招供在先，上午提审的大学生招供在后，两个人口供的内容如出一辙。
我介绍自己是上级派来复查的，他开头不相信，我又进一步向他摊牌，说：你跟你同案所陈述的托匪，还有不少疑问。这句话鼓舞了他求生的希望，唤醒了他的人性的尊严，他没有哭泣，而是面有愧色地承认自己的软弱，被迫无奈只得乱说一通。我放下架子请他坐下，并且给他一支烟抽，他才说出锄奸部的判官是用封建时代酷吏的种种刑罚对付犯人，如针扎手指、假枪毙等很野蛮的做法（即将把人五花大绑拉至坟山，作执行枪毙状，逼他招认，看来，革命派在学习历史传统中残害良民的种种刑罚，倒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了。）
在问案中，罗竹风夫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罗是北大学生，任平度县长，托派案中有两名女犯，一名便是罗竹风的妻子，名张秀珩，北大女子文学院的学生，也是民先队员。她与罗竹风于一九四一年二月被逮捕，男的吃刑不住，承认是托匪，妻子怀孕在身，她的口供却是一片空白。锄奸部获悉她怀了孩子，总算没对她用刑，单用心理战术，就是借丈夫的供词来压她，吓唬她，她一百个不信（四十二人中，只有七人拒绝招供）。我与她对话时，她没有心理负担，也用不着我介绍来历，她便大胆地骂锄奸部瞎了眼了，甚至批评“锄奸部”的名称就不通之至。她说：抓了嫌疑犯就得“锄”掉，“除”掉（按：胶东地区往往讹写成“除奸部”故有此说）。这就在审案时必然先入为主，势必陷害好人，她怒气冲天地说：“我跟竹风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你看，我们是该‘锄’该杀的土匪吗？”她还给我讲了她在行军途中生下一个女孩的情景：
“部队转移，被关押的人犯也要转移，出发前给我们四十多人的头颈上套上披头盖脸的头套，就像美国三K党作案时的模样。我怀着个大肚子，要求丈夫跟我同行，好搀扶我过沟爬坡，上级不准许，说是给你们戴上头盔，就是怕你们搞串供，相互说反动话。他们指派另一个女犯一路上照顾我，而她的男人也关在里头，双方都成了蒙面大盗的样子，走一路夫妻不得照面。锄奸部动脑筋就是这般‘恶阴’！（胶东土语，有阴狠、促狭、恶作剧之意。）我们是在晚间行军，路上行人稀少，要不，给村子里的大人小孩看到了这么一帮装神弄鬼的队伍，真会把人吓煞！那时候，我倒巴望真能遇上日本兵，我宁愿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也比不明不白死在锄奸部的手里更光采。
“去年九月里的夜晚（一九四二年），大概敌情紧张吧，天下着雨也要夜行军，我的脚是肿的，又拖着身孕，一脚高一脚低地跟着队伍走，头上还套着吓人的鬼脸壳。走着走着我掉队了，肚子疼得没法走了，照顾我的女伴去报告押解我们的长官。这个长官大概是个不懂人事的大老粗，他恨恨地说：‘真是个臭娘们，早不生晚不生，偏偏挑在这个时候生娃子！那么，你就陪着她到附近村子随便哪家老百姓家把娃子生下来，生下之后把孩子送给房东，马上撵上我们的队伍。我另派两个看守兵跟你—同去照看，别让她跑罗！’女伴为难地说：‘她是产妇，刚生下孩子叫她如何赶得上队伍？’那个长官说：‘我们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路上也有娘儿们生娃子的，都是这么办的嘛，托匪还能比女红军更优待吗？’女伴好说歹说，说得长官最后同意动员村子里的毛驴驮着产妇赶上队伍，我那初生的女儿没人敢要，就由赶驴的老乡放在背篓里背着上路。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样冷酷劫难的日子里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早产的孩子总算活下来了，现年不到周岁，而我和我的孩子还是共产党牢狱中的囚徒，孩子的爸爸至今不能见她一面！……”
我跟宋惠每天把提审的情况向刘居英汇报，在汇报中发现一个问题，头两天宋惠提审的人疑点和漏洞不少，但案犯大多招认自己是托匪，不肯推翻前供；而我问案的对象最后皆否定前供，而且痛哭流涕地大喊冤枉。刘部长发现了宋惠与王若望之间的差距，只因我公开向案犯摊牌，暴露自己是上级机关派来的，刘居英同志不但没有批评我违反了他谆谆嘱咐的戒律，反而肯定了：“可以向在押人表态，我们是代表山东分局的，用不着躲躲闪闪，因为我们的复查是根据确实可靠的事实，而不是审问者的。”两天后宋惠在提审在押犯时，果然这样做了，结果没一人是真正的托派。
刘部长还亲自擦了最先落入陷阱的两名受害人并且和罗竹风夫妇分别谈了话，非常蹊跷的是：罗竹风与刘部长原是北大同学，并且是一同参加北平学生运动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今天却是在公安部长与死刑犯之间戏剧性的场面下相遇了。
第五天我们汇报提审犯人的案情，末了，刘居英感情相当激动，毅然决然地做了结论：
“胶东肃托一案完全是无中生有，所有被逮捕的同志原来都是好同志。我们锄奸部把这么多好同志关押了一年多，而且有八位同志已经平白无辜的被镇压了，这个错误是严重的。但我要指出，胶东区党委所以办了这件错案，忠奸不分，敌我混淆，是受了湖西肃托事件（注七）的影响，所谓无风不起浪。我这次来胶东就要翻这个案，非翻不可！不过，对于执行者一方，要他们转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还要在区党委里和胶东军区一级做说服工作，需要你们俩分头去陈述利害，摆出事实，辨明是非，我相信正义必定胜利！”
（注七）“湖西事件”指山东微山湖西之几个县的中共湖西区党委，在肃托中大杀共产党员之惨案。时在一九四O年原中共区党委副书记王鸣发向敌方“投诚”，当地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又将这个叛徒俘获。他在刑讯中乱咬一通，说区党委书记王升是托派首领，已有二三百人党羽，该区党委锄奸部即将其所供之人抓起来，使用了最残酷的肉刑，如三上吊，烙铁逼供，甚至用了电刑，后来即依据酷刑所得口供，分几批将在押犯全部枪杀于坟山，整个区党委并株连金乡、鱼台等县委的领导骨干，大部被杀，敌方参谋部的灭共剿共战役，想做都做不到的，我们的锄奸部却做到了、据张正隆着《血红雪白》中，曾讲到“湖西肃托事件”：“据陈世勋老人说：一九三七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三百多人。（时间有误——作者注）哪来那么多的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在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供，招着谁就谁，大多是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内部清理’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人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引自一八五页，原书《血红雪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九O年出版，上市不久即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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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他要宋惠和我合作赶写一份致山东分局的书面报告，我跟宋开了一个夜车，马上把报告的草稿写妥，刘部长只是稍加修改，便电告山东分局。等山东分局来了覆电，胶东区党委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四十二人肃托案，李林、刘居英代表山东分局，会议由区党委书记林浩主持，军区司令许世友，专员曹漫之，锄奸部长，还有区党委副书记林一山等都参加。林浩肯定了被抓被杀的四十二人都是好同志，应该给予平反昭雪，被拘留的全部释放，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林浩把犯这个重大错误的责任归罪于自己抓人不仔细，听了风就是雨，不应追究锄奸部的责任……锄奸部长还想申辩几句，听说山东分局来了电报，又不追究锄奸部的责任，也就作了沉痛的检讨。他有两句话讲得很中肯，至今不忘，他说：“我们锄奸部不抓坏人抓好人，可以说不务正业。”
平反昭雪的工作，除了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同志，还以山东军区的名义办了六、七桌酒席，邀请刚刚获得自由的政治犯和死难者家属赴宴，李林、刘居英、我和宋惠坐了首席，区党委书记和几位部长都出席了。只有锄奸部长没有到，大概是由于深感羞愧，没脸面会见在座的受其虐待的同志。
酒席上的人坐定，由林浩代表军区、区党委向受了寃枉的好同志敬酒，表示亲切的慰问赔礼道歉。当场就有好几个政治犯激动得哭出声来，其中有一位对于如此大转折不能适应，再加上关押了一年多体质已衰弱不堪，他举起第一杯酒时就晕倒了。
罗竹风的妻子把她呀呀学语的女孩子抱来赴宴，当她把孩子抱给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一直没见过面的父亲，竹风几乎是狂热地用拉撒胡子猛亲孩子的脸，惹得孩子哇哇地哭，夫妻二人在此重逢皆泣不成声。刘居英觉着聚餐的气氛应该是无比欢乐的，他出来企图调剂一下过份感伤的空气，他对全体宾客说：“我们一齐来祝贺罗竹风夫妇养育了一个革命后代！他们的收获最大。”于是宴会厅的气氛稍有好转。
林一山询问张秀珩：“生孩子在什么地方生的，我给她起个名字吧。”张秀琳说：“我也不知道在啥地方，只知道是在一片荒凉的大山下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外面还下着雨。”
林一山面有得意之色，大声地说：“这宝宝就叫大山，那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刘部长插话说：“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林一山同志给她起了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而且大山跟一山又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有树林，一个还是光郎头，一山更加爱护大山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大山的妈妈果然把孩子抱给了林一山。引得全场一片欢笑。
刘接着就给释放出来的政治犯敬酒，而每个政治犯都集中到刘居英的桌上回敬他，并异口同声地赞美刘部长：“是刘部长亲自前来救了我们！”
“我终身不会忘记你为我们主持正义！”
死难者的家属也来给刘部长敬酒，说：“刘青天你要是早来俺们胶东两个月，我们那个死鬼今日也能跟首长一同饮酒了。”说罢，唏嘘不止。
三十多人的舆论一致推崇刘部长，简直把他唤作当代的包青天，这个场面顿使刘居英尴尬。因为在共产党的时代风习里，一切好事部得归功于党的领导，绝不能归功于个人，个人突出是犯忌的。刘部长在这一片推崇声中，只能连连声明：“请别这么说，这是区党委发现得早。”
四 “山东王实味”之由来
在我所作的文革纪实小说《饥饿三部曲》里，有两个警句为世人所认同，这两句话即是：“国民党问案要的是真口供，共产党间案要的是假口供。”
这两句话并不自十年文革开始酝酿，在上一节“我做了一任审判官”中已窥其端倪了。
巡视团在胶东视察了两个月，我们就束装南下，经潍坊一带越过胶济路，就回到沂河以东的滨海区根据地，已是一九四三年的春节了。
山东分局把我分派至城市工作部工作，部长系王见欣同志。开头了解了敌占城市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已开始建立一些地下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我也曾想应该给延安的李明写一封信，向她报告近况，使她放心。不过在战争环境下，不能通邮，通过党的交通渠道，信是可以送达的，但党组织并无为个人传递信件的任务，因此几年之内我跟妻子互不通音信，天各一方，只有望断秋水了。
在这期间，行军途中有一面之缘的陈沂，通过我的老朋友周保昌向我约稿，能否为《大众日报》写些文章。在我的创作冲动里，觉着将胶东肃托案如实报导出来，肯定会引起震动，也好教各条战线从中吸取血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但这个题材是不能发表的，在胶东的时候用大办筵席的方式以求得内部解决，就是怕向外张扬，更不用说公开发表了。而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阐明的论点就是报喜不报忧，只许说好，不可暴露革命队伍的黑暗。有这两重制约的压力，我只好压下这一题材，而去歌颂革命领袖，这一选择万无一失，而且很易博得领导人的青睐。于是我就给《大众日报》写了《毛泽东故事》连载，其中的事实材料大多是在延安小砭沟窑洞里，听胡乔木闲聊所提供的，当时胡已被毛看中兼任他的政治秘书。《毛泽东故事》在报纸连载后，各个根据地都翻印出书了。（那时候不付稿费，也无所谓作家的著作权益，各地广泛印行不认为是侵权，作者本人反而引以为荣咧，这或许是“共”知识分子的“产”的共产主义成分吧。）
这一年五月，党中央指示各个根据地开始整风运动。去年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我在枣园后沟的“防空洞”受秘密训练，侥幸逃过了那一劫，想不到来到山东，还是没躲开这阵狂浪。
开头由分局宣传部长舒同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指定学习毛的整风文件，学习了一个时期，舒同又宣布召开大规模的民主座谈会，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党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舒同又兼分局的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是民主座谈会的主持人，参加座谈会有分局各部委的部长和科室干部，人数约有七十多人。
我在这个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发言，事先我作了充分的准备，我写的提纲还与一同参加巡视团的同志讨论过（参加巡视团的原来就是抽调各部委的精英人物）。我的发言集中批评分局书记黎玉同志写的党内流传的一本小册子，我根据近半年来周游列国考察所得的实际材料，批评他的论点是保守的、偏狭的，一方面他又把工作成绩讲得天花乱坠，莺歌燕舞。唯有关于锄奸工作，我的发言认为山东分局抓住纠偏是及时的。关于胶东肃托一案的处理我没有谈，因为刘居英特别关照，这件寃案不得外传，属于党的机密。
整风领导小组为着鼓励大家大胆提意见，还办了一个《民主墙报》，我并没参加编辑工作。我从延安创办《轻骑队》的经验里，发现《民主墙报》大可以利用，改造成为《轻骑队》风格的大型墙报。首先我积极为它写文章，每期皆有我的杂文和评论文学，有的文字还配上漫画，做到图文并茂，原《民主墙报》三日出一小张，我在下边发动更多的同志为它写稿，未到三日作者就将本人的原稿住墙上贴，把个原有墙报面积扩大了好几倍。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群众性办墙报的方法使墙上贴得琳琅满目，丰富多采，聚在墙报下的看客类似延安小砭沟里那么拥挤、热闹。
我的发言是直言不讳的敢于指名道姓批评最高当局，我在会上提出一个命题：下面同志的唯唯诺诺助长了上层领导的独断专行加架子十足（后来我修正了这一论点，上述的提法倒因为果了，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上层领导的专制独裁和架子十足助长了下面同志的唯唯诺诺的奴性）。
科室干部认为我参加了延安整风刚到山东，肯定领会党中央的精神和行情；我的批评都有事实根据，讲出了他们同样感觉到的症结所在，颇有说服力和鼓动性。加之前不久在《大众日报》上连载若望作的《毛泽东故事》，大家误以为我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就使我的发言和刊出的墙报具有不同凡响的分量，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我发言以后，继续发言的往往引用王某怎么说的，“我是受了王某的启发……”等语句。
十天以后，风头开始变了，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整风领导小组讨论你的发言是违反整风文件的。一定要把王若望散布的坏影响扭转过来。
隔一天，另一位姓褚的背地里给我一个信息，他说：“整风文件的学习将转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阶段，下一步就是拎出王若望来，他们为筹划批斗你的会议而忙碌，正在物色反戈一击者到会上向你开火。我就是他们选中的一员，不过我不会出卖朋友，你尽管放心！”
我非常感谢他，他对真理的忠贞不渝使我十分感动。有了他的及早预报，我不至于临阵慌乱，充分作好临危不惧的思想准备。
斗争会的言词激烈，攻势猛烈是可想而知的，从开了三个小时的气氛紧张的会议中，我摸着两个新动向：一个是，会上好几个人发言拿我与延安的王实味相提并论，甚至喊出了“打倒山东的王实味！”的口号。另一点是有人指责王若望是延安《轻骑队》的发起人，并且说：延安整风中已经揪出了王若望的尾巴，他为人狡猾，给他溜走了，溜到这里还是贩卖他的轻骑队的反动货色。党中央把《轻骑队》查禁了，因为它是公开反党的墙报，就像我们这里的民主墙报同样是反党性质的墙报一样。
这两条意见非同小可，对我的震动很大，这里面提醒我：这次揪我出来首先开刀，是得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并通报了王某在延安的“罪行”吧。我感到这是将对我严惩的不祥预兆。
配合著开我的批斗会，会场人口处还布置了连篇累赎攻击王某的《民主墙报》，同时挂出了粘贴在旧报纸上刊于《民主墙报》上我的系列作品，包括我所作的漫画在内。上海有一位陈沂，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大批判文章攻击王若望，其中有一段讲到他奉命前往观看有关王若望的小字报的情景：
“忽然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战工会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件新闻。王若望的小字报，张贴在一间老乡的房子里，除门窗外，几乎到处都贴满了，有大张，也有小张，字迹有钢笔写的蝇头小楷，也有毛笔草书，有的在炕下就可以看到，有的要上炕去才能看见。这本身就是耸人听闻的事件，而这又是在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整风期间出现的。据王若望说：他这是帮助山东党整风，特别是帮助当时战工会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整风。”（参看附录二：陈沂：《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小标题为《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此文正好为本节所述提供了历史回忆的旁证材料，如他所回忆的看小字报还是符合事实的，他在这里不提《民主墙报》，代之以“小字报”，一是讳言“民主”这个发烫的词汇；二是把“小字报”的发明权送给我，为了坐实王某老早就是文革的造反派了。这位解放军前文化部长和上海宣传部长整人有术，可谓用心良苦矣！
从陈沂的这段回忆里，说明整风领导小组为了树立反面典型，还发动了山东军区、战工会和大众日报等等的机关人员都来观看王若望在民主墙报上的文章，可见其影响深远，确实耸人听闻，于是，“山东王实味”的外号扬名于山东焉。
那位姓褚的胶东人，没有在会上向王某开炮，连两次批斗会他部不参加，他瞅空找我发泄他的愤懑：“前线日本鬼子在杀人放火，后方却在这儿打击自己的忠实同志，这一点我看不惯，要我在会上听那些昧着良心充当打手的批判，我怕压不住站出来与他争辩的脾气，所以我还是不参加的好。”他压低嗓子十分沉痛地说：“我有个哥哥在抗战前就参加革命了，一年前胶东锄奸部抓走了他，既不审案也不放他，还不准家属出面为他打官司。我对党的心已经冷了半截，为了在小组学习会上替你说了几句话，我又拒绝反戈一击，我成了学习小组检查的重点，上头正要进一步追查反革命小集团活动，所以学习会上人心惶惶，人人都想撇清自己，我决定跑回我的胶东老家，不想再与虎谋皮了。”
我好言劝说他，不能开小差，这会影响你的前程的，有没有小集团，让他们调查好了，没有就是没有，用不着害怕。会议还是应该参加，只要不随波逐流就行了。最后，我特别关照他：今后，我们还是少来往，说不定有人看着了会打小报告，反而坐实了小集团的罪名。
他终于接受了我的忠告，没有开小差，而是照常参加整风学习会了。
入夜久不成眠，由于首当其冲身受强大的无情的政治压力，神经处于极度苦闷和混乱之中，唯有褚同志给予我一些安慰和温暖，证实了自我感觉更好的“吾道不孤”。可是褚同志也要付出遭党歧视或唾弃的代价。我猛然想起，白天他讲他哥哥在胶东遇难的情形，他所说的哥哥的遭遇是不是与胶冻肃托案有联系呢？当我起床重新翻看巡视团的旧笔记本，发现四十二个肃托案中果然有一人姓褚，不幸的是，这位褚秋风正是被镇压的八人之一。我非常遗感地想，此人虽蒙昭雪，但已魂归西天了。估计他的弟弟至今还不知道褚秋风已遭枪决，明天倒要设法找褚同志问个明白。我是瞪着眼等待天明的。
第二天没机会与褚同志个别谈话，第三天寻着一个短暂的机会与他见了面，我低低地问：“你讲到你哥哥的事，先问你一下，你哥哥叫啥名字？”他说出的名字正是挨枪决的那个褚秋风，本来我思想中基本上作了肯定，当得到他的证实，我的神经仍然大为震撼。我的困惑还在于我该不该把他哥哥的噩耗告诉他，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话到嘴边留不住，当我说出了他哥哥已不在人间，并说此案是我亲自参与平反昭雪的时候，他两眼发直，像喷出血来哇的哭了一声，就发狂地喊出：
“人都死了，昭雪有屁用！……秋哥呀，你死得好苦呀！一定是家里人瞒住我，不让我知道秋哥早在两个月前被镇压，我参加革命还是我哥领上路的啊！”我立刻劝止他别哭出声来！
几天以后，整风领导小组舒同找我谈话，通知我当天下午三点到三界首去见罗荣桓政委，他要求我在罗政委跟前好好检查错误思想。出发以前，王力同志告诉我：罗政委找你谈话，你必须虚心，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大概有个好下场了。（按：王力在文革初期曾红极一时，一九六八年后被江青打下去，坐了十年秦城监狱。）褚同志也得知了这个消息，特地来到我的住处，他的估计是凶多吉少。他愿陪同我前往，如果很晚不出来，或是被枪兵押了出去，他宁愿豁上一条命，学习《水浒传》里的好汉劫法场或是劫狱，一定把我救出来。他说出了支持他这么做的理由：“自从得知秋哥被害，我对个人的生死也看淡了。我哥哥是老革命，却死在共产党的枪下，他死得太寃.我为营救你而死总要比他的死更光采更有价值吧！”
他这个想法太天真，虽然很义气，肯定受了《水浒传》的影响。我坚决阻止了他，我说：这样做，不值得，而且未免太冒失。你的赤胆忠心我是感激的，不过，不能感情用事，你的做法有时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其实我对形势的估计是倾向他的，甚至认为通知我去三界首，可能是诱我进牢笼的骗局，三界首不但是罗政委的驻地，政治部的组织部锄奸部也设在那里。
出发时并没有派兵押送我，我的心情却带有英雄赴义、自投罗网的复杂而又悲壮的气概。
一一五师的司令部门口有两名警卫，我走上前去说明来意，不听话的两只脚会发软，当传令兵把我领到罗政委跟前，他还歪着身子躺在竹榻上。我听说他近来得了一种古怪的病，药石无效，他勉强坐起来，从眼镜架里看了我几眼，便伸出手来叫我坐下。这时我的绷得太紧的心方始松弛下来。
“听说你在民主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没讲几句，我就抢著作自我批评，说自己领会毛主席整风文件的精神不够啦，脱离实际啦，听了毛主席所说的“下车伊始，就夸夸其谈”的毛病啦等等。当时主要考虑的已不是“言者无罪”的人权问题，而是自动调整为本人的生存权问题了。他严正地指出：“你的发言不是批评分局某项工作的错误，你是把矛头针对中央分局的领导，这样你就把‘民主座谈会’引向攻击山东整个党的领导，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今天我叫你来，就是要你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好回去学习整风文件，好好改造你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罗政委把我的错误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既没戴“王实味思想”的帽子，也没划到资产阶级路线上去，我就放心了，证明王力的预测是正确的。“狂热性”的帽子确实符合王某的实际，满坑满谷写了那么多小字报，还得加上两个半天的长篇演说，夙夜匪懈，不狂热如何做得到？那个时代是我的生命力最旺盛、发表欲最热烈、向往民主前程的积极性最高的年月！
当我从三界首往回走，走出没一段路，忽见褚同志跟踪赶上我，高高兴兴地说：“我一直守在这条必经之路等待你的踪影，看看天快黑下来，你还没走出来，我替你着急，及至你走出来了，没军人押着，我才踏实了。”我把罗政委的谈话要点讲给他听，他很高兴地说：
“有罗政委这样的人在位，共产党还有点儿希望。”我讥讽地说：“你大概做不成劫法场的李达了！”两个人在夏日黄昏的田野中有说有笑地赶回分局的驻地。
民主座谈会一结束，我被调往分局党校学习，一场骇人的整人风波才告平息，进党校即意味着保住了党籍，连党纪处分也免了。
直至罗荣桓去苏联治病以后，王力同志才把他凭什么作出乐观预言的底牌告诉我（王力原在《大众日报》任职，临时被调至整风领导小组任秘书，所以他知道一些内情）：巡视团尚在胶东的时节，延安城工部即发来一份关于王若望情况的电报，内称：
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有人告发王若望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此人在中央青委参与了反党墙报《轻骑队》的编委，不宜参与党的机要和秘密工作。
“你在此地民主座谈会上的发言，胆敢批评分局书记，言词激烈，还冲撞了好几个部长。整风领导小组讨论你的问题，就把你犯错的性质升了级，肯定你是钻进党内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有目共睹的行动，更加证明党中央来电的正确性。
“会上决定由舒同起草一份报告给山东军区，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额外还添加了你的某些形迹可疑的罪行，比如说，从小报告的来源，说你有投敌的企图，因城工部订有好几种济南、天津的日伪报纸，你对这一类敌区报纸有浓厚兴趣；还有一个事实材料说你准备逃跑开小差，因为有一次会议中间休息，大家聚在天井里，发现围墙上长着一株草，有人提议谁能跃起将那棵草拔下来就是好汉，你是挨批的对象，但是你跟大伙儿一样，跳起来去拔那棵车，打小报告的同志头脑太发达，说你是为了训练越过墙垣的本领，准备外逃。这些罪证写上去真能笑掉牙，毕竟无中生有，编造也编不像。当时我想把这份报告写得软弱无力，测验一下，我们的首长是否具有正常人的嗅觉，结果首长并未删去这一类细节。他们搜集你的反动言行，几乎是罗掘俱穷，多多益善，这个报告指出你是山东的王实味，因延安的王实味被关入大牢，便援例提出将王若望移交军区锄奸部处理，这就顺理成章了。”
王力说：“下笔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我真为你揑把汗。但我是秘书呀，我能抗命不写吗？我晓得你到锄奸部去八成是死罪，因敌后没有固定的牢监，不像延安那么安定，干脆只有死刑一项，判有期徒刑是没法执行的。要么就只有放人，分局书记和委员一致同意把你往锄奸部送，我以为你的死刑已成定局了。……”
不过自胶东肃托案平反以后，中央来电，凡判死罪的，必须经当地军区政委亲自复查才算终审判决。这份报告还须送呈罗荣桓审阅，方能执行（罗系一一五师政委，又兼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他在病中看了这份报告，不以为然，就把舒同、李林、朱则民、刘居英等召集到病榻前，作了以下的指示：
“我看哪，王若望的问题只是个思想问题，说他是国民党特务，不像嘛。他既然坐过国民党的牢狱，放出来已是国共合作的形势，他会甘心充当蒋介石的特务吗？道理上说不过去呀！”
“中央来电，只是说有人揭发他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没有做结论嘛，中央只是要求我们掌握使用，没有说可采取镇压手段。人头落地的事一定要慎而又慎，去年胶东枉杀了八个好同志，是刘居英同志亲自下去弄清白，可惜脑袋壳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就是教训嘛。”
“我们当初在江西苏区，也搞了肃清改组派、AB团的肃反，及至退出苏区，才知道我们杀错了人，那个后果—直影响了红军的壮大，我们不可再轻易镇压自己的同志了。至于提出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一开头就怀疑它的正确性，如果照着这句口号行事，那么谁都可以受到怀疑，等于日本军队再来一次玉石俱焚的大扫荡！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罗政委的这番话说得分局的几个部长口服心服，同意扭转对王若望的看法。王力这时也心花怒放，庆幸王若望从死亡线上得救了，幸而碰上一个好政委。当罗政委提出，愿意与王若望谈一次话，王力迫不及待地就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给王若望，但他受到保密条例的约束，他怕我得知这个好消息，我会得意忘形，沉不住气，使整风小组起了疑心，所以他不能冒失地告诉我，只是在舒同部长亲自通知我去三界首与罗政委谈话，王力又怕王若望在罗政委面前倨傲无礼，坏了大事，他才冒险地给我一点暗示，并提出一个极宝贵的忠告。
据王力的看法：罗政委召见你，必须声色俱厉把你骂一顿，这是为了平息黎玉和部长们对你的愤懑；使他们得做过火之处好有个转弯的台阶，这是做领导人的一种艺术。
不妨对照读陈沂对王若望的那篇大批判文章（参看附录二）讲到罗荣桓如何批判王若望一节，他根本不提罗纠正了整风领导小组的错误做法，只是强调了罗荣桓如何批判王若望。
（陈沂胡说罗是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报告批判王若望的，当时罗卧病床笫，没法出席会议，两个月后，罗的训词摘要发表在党内刊物上，陈沂才得知其一鳞半爪。）
本人只要指出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个知名于世的“左王”如何掩饰历史真相，他的这篇文章未能达到诬蔑王若望之目的，反而大大损坏了罗荣桓的形象（其中如说王若望在分局宣专部和战工会工作过，也非事实，此处就不一一辩证了。）
最后还须补充一点，罗荣桓主持正义，大喝一声刀下留人，不仅施恩于王若望一个人而已，他还能由此及彼，举一反三，随后他还给党中央毛泽东电告了一份建议书，大意谓：敌后根据地战斗频繁，以为干部队伍中到处都有托派或敌特分子，因而在整风中揪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可疑分子，这么做对开展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极为不利。毛看了罗的报告，同意将此报告转发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事领导机关。正是这份党中央转发的仅供参考的文件，才避免了各地抓出第三，第四……个王实味来！
五 神医
进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毕业的同学是按哪儿来回到那里去的原则各有去处，而我却没有单位可去，就像不被社会承认的私生子那样，党校人事科长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地宣布：
“只因你的名气太响了，人家都不敢要，组织上只有考虑派你到一个农村去做群众工作。”
我只有苦笑，我感谢人事科长跟我说了真话，那个民主墙报展览会已经起了作用，使“山东五实味”吓退了所有的机关单位，他们把我看成灾星和天罡星。在延安内定的城工部副部长当然做不成，我是千里迢迢两条腿走到山东，走马未上任，刚到山东就摔下马来了，如今是连个啖饭之地都没有了，唯一的出路是插队落户下农村。那时“插队落户”这个新名词还没有，王若望是得风气之先，大概成了党史上头一个插队落户的先驱者吧！（按：毛倡导的“插队落户、上山下乡”的做法于十年文革中兴起，当时动员知识青年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四五百万人之多。）
我上山下乡的地方在莒南县小坊前村。我是双手空空，一无所有，连“党票”也没带。人事科长为难地说：你的党籍没有转来，你到分局组织部去。我是被分局组织部撵出城工部的（那时我还没听说王力透露的内情），既然组织部不肯把党的关系转来，我又何必去分局自讨没趣呢？何况从党校到分局组织部，要走十多里路，这时我的心情是心灰意懒，甚至懒得为党的关系去奔走。我下乡时是以一名党外人土的身分插队落户的。除此以外，我连粮票柴票也没带，身上带了少许的钞票还是从延安出发时带的，到了山东省不通用，因此可以说，我到了乡下是个一无所有的赤贫户。好在我穿着一身八路军制服，村干部和农民把我看作是八路军自家人，村长派饭也不收我的粮票。
这样，我就在小坊前村成了个外来户的青年农民，很快我就安下心来。那时我不得不作退一步想，削职为民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理由：避开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战场，不必要看领导者的眼色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精神上松快而又解脱。古来士人不达则隐，正如王维的诗中听说：“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是也，这里的“空知”似可解释为两手空空，为官落实到头来一场空之谓也。下乡来还有一个心安理得之处，除了县委头头知道我的底牌，乡村干部不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山东王实味”，我跟八路军一般干部是平等的，这就使我远离开那个“名气太响”令人难堪的世界，容易忘却那场恶梦般的荒诞剧，便于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
小坊前是一个山区村庄，有一百多户人家，村中又都是姓王的，与大坊前村为邻。县文教干部孔祥林得知我系《毛泽东故事》的作者，他分派我做本村的小学教员，晚上则教姑娘们识字，即教妇女识字班。
农村里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只凭着学校里订一份《大众日报》获得外界的消息。我从报纸上看到：延安正在开展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连朱德都参加纺毛线的劳动，敌后根据地军民也一样搞大生产，并且号召农民组织互助组从事耕作。我从这里得到启发，就在小坊前首先建立了莒南县第一个生产互助组，推举我的房东老大爷的兄弟王思义担任组长。我在教学之际，还参加互助组的田间劳动，空闲时光我仿效父亲当年在罗家塘小学跟农民讲故事的传统，我也跟互助组成员讲故事。我不讲政治，而挑选《水浒传》里的武十回讲，因武松是山东人最喜爱的本乡本土的英推好汉，王思义互助组的日渐扩大，得力于我讲“武老二”的吸引力不小。
我在《大众日报》对王思义互助组作了连续的报导，报上注销有关小坊前互助组的记载，就请小学里王民之老师到田头读给农民听，读给妇女识字班上的姑娘们听。他读的时候少不了要介绍是谁写出去的，这样，王民之既宣传了王思义，也宣传了插队落户的王若望，农民在背地后议论老王一定是个通天的大干部。
精细的村干部和小学校长还看出了王某来历的大破绽：因为所有八路军下来的干部，大至首长，小至马夫炊事员，生活用品衣着鞋袜，粮票柴票都由公家供给，唯有王老师啥也没有，来乡下半年多，天已冷下来，也没见上级发给他棉衣、鞋袜。连县文教科的孔祥林同志为此都感到纳闷，前来问我：要不要派人到战工会去领取过冬的供给制物品，他要我写张便条给战工会就行了。他们对我的关怀却使我痛苦和羞愧，其实我并非是“通天的大干部”，他们不知道我是没有单位的散兵游勇，就像解放后没有户口的黑籍人一样。正如一个美国记者说得好：“我很快发现，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分证。一个中国人初到一个地方，人们会先问他的单位，而不是姓名。中国人打电话，头—句话：‘你哪个单位？’而不是‘你哪一位？’每个人从属一个单位，没有单位的人几乎没有一切。”（引自张久安译，弗克斯·巴特菲雨德着《苦海沈浮》四十九页）共产党立下的体制，供给制是以机关单位或连队所造的花名册为准，而我是个失去了单位的人，中央一个电报来，我不得参与机要工作，而城工部是个绝密单位，我原来的单位城工部不再有我的大名。是不是整风领导小组取消了我的供给制，要我下农村自食其力，我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这个处分等于剥夺了生存权，比开除党籍还严重得多，大概是某些领导人对罗政委的训词不服，才采取给你穿小鞋的一种报复，也末可知。
我不是不想解决过冬的棉衣和被褥，争取恢复供给制待遇，我怕的是去取东西的人，碰了钉子，还知道了“山东王实味”下放的来龙去脉，引起对我的猜疑和羞辱，我宁愿维持那个可笑的“通天大干部”的假像。这时，顾全面子的需要超过了物质供应的需要（实际是不愿自己的政治身分暴露）。
我对孔祥林推托说：“不用啦，过一阵我可能到战工会汇报工作，我自己去领回来得啦。”我说这两句假话的时候，眼泪只有往吐里咽。我又说：“好在病家送给的小棉袄和棉背心，够我穿了，比起供给制来，她们给我的温暖更多。”
事又奏巧，没过几天，村长告诉我说：
“俺村子里的王思义，连省里都出了名，全省召开劳动模范大会，俺村王思义当选上全省的劳模了。战工会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要到俺村来考察生产互助组怎么干的，思义当然要出面罗，不过他拙口笨舌的，见着大人物，怕讲不周全，还得请王老师出去答话才行，你本是最早领着八家子干互助组来的，由你去答话最合适不过了。”
本来这是一次光荣的任务，挑选上我，是胜任愉快的，不过我面有难色，不愿在民主人士面前曝光。村长进一步鼓励我道：“你衣裳单薄了，不好见客，我的一件棉大衣借你穿就是了。”
我还是没答应，我考虑到战工会、民主人士一定看过“民主座谈”陈列的小字报，他们中有人会认出我来，如果在这里碰头，双方都会很尴尬，那丢失面子也许比派人到省里领取供给物品的后果更糟。
两天以后，战工会的田佩之，姚尔觉等四五人果然来到小坊前学习生产互助组的先进经验，——他们很谦虚地这么说。我却寻个理由回避了。向省里来的大人物介绍互助组情况的除了王思义，还请了王民之老师。他们在小坊前考察了两天，说是“这次下乡收获很大”，就匆匆回省里去了，两天后报纸就刊登了党外民主人士下乡拜访王思义的消息。五天之后，山东分局派专人给我送来棉军装一套，大衣一件，并有毛巾鞋袜。我向来人打听，才知道姚尔觉从小坊前回去之后，很为我的遭际打抱不平，他向刘居英反映了我在农村穷愁潦倒，仍坚持组织农民搞大生产运动，成效卓着，为何上头连棉衣也不给？
我在胶东与刘居英一同受理肃托案，相处甚好，他对我仍保有良好的印象，我的冬装原来是刘居英部长亲自干预的结果。几乎在同一时候，《大众日报》的周保昌和最知心的年轻朋友褚同志寄给我同样的两份山东分局印发的“内参”，上面登了姚尔觉的一篇谈话，说他在下乡时发现小坊前的王若望如何发起组织互助组，王如何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有一细节写：“我在晚间忽看到一个人影头颈里蒙着一条小被褥，去到妇女识字班教课。我并不认识他，是小坊前农民指点给我看的，这位农民言下有无限同情和敬佩之情。”
读至此，我的热泪簌簌流下，喜不自胜，从此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光辉的名字。可怜此公晚景凄惨，他原是国民党驻鲁西北特派员，一贯倾向共产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追随我党数十年，解放后因言论罪被打成右派，全家放逐至西藏，死于眨所，留下一女名苏红，其女婿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吕复。
我住的房东人家，老大娘供应我一日三餐，后来，吃早饭还额外多做两只荷包蛋，只因她养着五六只母鸡，每天都收入三四个蛋，大概是王思义特地关照，我坚决不要这种优待也不行。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一场鸡瘟首先把她的好几只老母鸡打倒了，愁得老大娘唉声叹气，并且很抱歉地对我说：“往后你早上的点心只好取消了，”死掉一只母鸡，老大娘心疼得直想哭。这时我感到，对这场鸡瘟似乎不应袖手旁观，听天由命，我给尚未死的三只母鸡服下我在下乡前从机关医务所弄来的药片。我把它研成粉末，谁知一试就灵，鸡服了药经过一两天就药到病除了。这在鸡瘟流行中是闻所末闻的大喜事，左邻右舍的老大娘纷纷问我讨灵药，可惜我的灵药有限，勉强贡献了几片，灌了旁人家的病鸡，只只都成活了。这样一来，王老师能治鸡瘟的消息不胫而走，声名大噪。王民之前来打听我治鸡瘟是用的什么药。
我说：我手头没有了，但到敌占区城市也许可以买到。王民之就让大坊前跑敌区买卖的一个商贩跑到潍县城去买，我故作高深写了个日文的药名，让王民之以为我还通日语呢。不几天日本货的灵药买回来，一大瓶五百粒，鸡瘟巳接近尾声，又救活了剩下没死的最后一批瘟鸡。
本村有个害老烂脚的农民，各处求医无效，以致不能下田干活。他来求我，能不能用那个灵药治烂脚。我说：不妨试试。我只用了三粒药，分三次搽伤处，霍然而愈。
从这儿开始，我被人们称作“神医”，群众的口碑逼迫我不得不转业从事医疗卫生事业。这里不受党的约束，插队落户在此倒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本村有个中医师，系王民之的父亲，名王祥钧，他还开了一丬中药铺。我自知在医疗方面底子浅薄，既未求教于名师，又未进过专门学校，治病救人，人命关天，来不得一点虚假浮夸。我与这位中医师合作，拜他为师，他借给我一批中医图书，我不懂的就向他请教。他把药柜里的每一味中草药，结合《本草纲目》，一一作详尽的讲解，所以我给农民治病不是专靠一瓶日本产的灵药，还实行中西医结合。
本村的农民到集市上赶集，便把他们村里的“神医”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在缺医少药的敌后根据地，这种无字广告招徕了方圆几十里的病家，各种离奇古怪的病全有。比如说：有—天抬来一位离此十多里路的难产的妇女，我对助产是一窍不通，更何况是难产呢。
但产妇从这么远的路抬来，我若是耽误了时光，很易导致母子一齐报销，我还是接受下来，安排住进老大娘后屋。我派—名识字班女学生赶到大坊前去把收生婆请来，请来之后我要她用盐水洗手剪指甲，然后进产房助产，我跟产妇的丈夫站在门帘外焦急地听动静，只听得产妇疼痛发出的嚎叫声。收生婆嚷着：“羊水全跑光了。”不大一会功夫，婴儿哇的一声传出来，孩子他爹欢喜得搂住我的脖子不放。一场两条生命的搏斗胜利了。
事后我向收生婆道谢，说她手艺高强，还把我藏在床下的剩余物资，如腌鸡、红枣、桂圆等送给她。提起“剩余物资”这个词儿，实因我跟病家治好病痛，他们都要送礼物表示谢意和报酬。我穿的是八路军制服，还得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能收接，但病家送来的各种礼物又难以抗拒，于是我的屋里堆积了许多土特产和禽蛋，赠我鞋子和背心的，我活两辈于也穿不了，故称为“剩余物资”。后来我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送交前方部队。
在无字广告里，老乡们传言救出张各庄母子的接生成功，这功劳也挂在“神医”的名下，他们连祖传的山东老规矩，即丈夫不得进产房的规矩都忘记了。
另一例：快近黄昏，从四十里外，一家农户的全部男劳力（共三人）连推带拉地牵来一条黄牛，说这条牛不食不饮三天了，拉稀没法治。这头牛是他家中的唯一财富，要是死了，一家就给它败完了。老农恳求我，是不是把那神药救活牛的一条命。那条黄牛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下，我背着众人，将日本产的药片研成粉末，和在米汤里灌下，晚间老人和他两个儿子睡在牛身旁陪伴它。第二天我还未醒来，老农的儿子就破门而入找我报喜，说牛吃了你的灵药泻过一回肚子，天不明就自己站起来了。白天，由小坊前村的村长调剂一点饲料给牛吃，牛吃得香甜，爷儿三个高兴得闭不拢嘴，天还没黑父子三人就牵着黄牛安然回家，路上见一个伸一回大拇指，夸赞小坊前“神医”的灵药如何灵验。
观音菩萨生日那一天，牵回牛的父子三人又从四十里外挑着一挑子盖盒来到小坊前，盖盒盛的是鸡鸭鱼肉，说是到小坊前办两桌酒，谢谢神医王同志，我坚决拒绝了，但老农请了村长和王思义来说情。村长看见盖盒真装的丰盛的酒席，他动心了，就答应在村公所办两桌筵席，办酒席的大师傅和米饭烧柴皆由村长包了。请的人中有王祥钧父子、小学校长、村干部、县里的孔祥林等等，我则派了识字班的姑娘请大坊前的收生婆大嫂一同入席。村长很封建，咬我的耳朵说：“让破鞋跟文教科孔祥林同志坐在一起，这不象话！”我说：“她接生方面有办法，是我们医务互助组的一分子，不请她不好，现在要实行男女平等嘛。”村长只好留下她，不过还是不让她坐到桌面上来，只是在厨房里给她安排一副碗筷，而这位大嫂安之若素，觉着能坐在灶下吃酒席，已经是吃福不浅了。
自从在村公所大办筵席以后，小坊前医疗互助组又新添了一门新学科：兽医。我又开始钻研治牲畜病的门道。孔祥林打听得二十多里外什么村有一位老兽医闲散在家，便由孔出面请他参加我们的互助组，用目下时髦的话说，这个医疗互助组实际具有“莒南县医药卫生中心”的性质，而且是人兽不分的医疗中心。只因我们的党报只注重报导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而对小坊前于一九四四年出现的新事物却从未见报。（利用中草药治牲畜病，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一九四七年我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过一本《六畜平安书》，其中记载了用多种中草药治六畜的土方，此书的发行量超过我的小说集。
神医的声名远扬，竞把八路军里的医官也惊动了，医疗互助组有一天接受了由部队转来的重病号，此人还是连指导员，部队医师连他害了什么病都确定不下来，而病号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医师束手无策，才打听到莒南小坊前有个神医，乃抬了担架把重病号绕过几处碉堡，找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陪他一同来的卫生员看到这里一点医疗设备都没有，就叫喊着：“俺寻错地方了。”
村长听说是八路军的连指导员，就来给我商量，他言谈中带有挑战的意味，说：“八路军是慕名而来，不收留不好，若是收下吧，这样的重病号你们怕担待不起。”
我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再加之我在奔向山东的路上，也得过医生束手的不治之症，一服药就扳回来了。我充满信心地回答村长：“你收拾一间清爽些的病房，既来之，则安之，小坊前的名声不能砸罗。”
村长特地布置了一间讲究的屋子，让指导员住进来，我开始灌他日本产的灵药，不管用，我请王祥钧医师来会诊，他望、问、闻、切，看过病号的舌苔后就断定害的是伤寒，他对张仲景的《伤寒症》素有研究，接连服了几帖中药，高温即下降，十多天眠床以后即起来了。他的病情好转后，说话也多了，他认为这么高明的大夫，军队里找不着，王医师在这个小山村里行医，大大的屈才了，他病好了回部队，一定要建议军区卫生部把我调回部队去。我穿了一套八路军棉衣，他把我看作是军医，故有此议。我竭力向他说明“为人民眼务”的重要性，用假话哄骗他说：“我就是卫生部派我下来为山区农民治病救人的，干一阵我就要回部队的。”我说这种假话，心里可不是滋味。我们治愈了部队指导员，我和村长商量，把已经腾出的那间病房保留下来，为外地病号来此就医提供方便。随着形势的需要，医疗互助组拥有的病床扩充至三间屋，六个病床，请几个老大娘轮流护理，并且规定住下来治病要收一定的费用，已经具有了医院的雏形。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度种”的故事：
晚间，我仍旧给妇女识字班教课，上完课以后回到房东家中，后面尾随着一个妇女，我进屋后听到有人敲门方才知道。这个妇女是王老四的媳妇，我请她进来坐在炕头，问她有什么事？她吞吞吐吐讲了如下的话：
“俺婆婆近来总是恶很很地打我骂我，骂我是妖精，五牲鬼投胎，我有苦没处诉，连当家的也跟著作践我。”
讲到这里，她迟迟不肯讲下去，我以为她为了另有个相好的，我说：“你犯了什么差错吧，我不是外人，你尽管讲。”
她小心翼翼地将身子移近我，羞答答地说：
“正因为你不是外人，我才向你求救。只恨我时辰八字不济，命里犯灾星，我怀了孩子不足月，生下个怪胎，头是扁的，嘴巴鼻子连在一起，这怪胎把我婆婆和丈夫吓傻了，他们就此变了脸，几乎天天骂我，婆婆诅咒我，说俺老四家往后要绝子绝孙了，愁得她茶饭无心。如今我不好做人了，似乎真有妖孽附身，成天亦觉着天昏地暗的。我常常想到去死，连识字班我也懒得去。我哭着回了娘家，俺娘把我的苦楚跟奶奶说了，奶奶拿的主意，她说山东地面作兴用‘度种’好解这个邪的。俺娘来跟婆婆商量，婆婆也应承了，并且说：她小时候，也听说度种好冲邪气的，目下俺小坊前有个度种的好户头。俺娘问她是哪个？婆婆说：俺庄不是有个出了名的神医，如能借得你神医来安种，敢情是天官赐福了。我这遭是来求你，你别嫌乎俺乡下人，你算行行好，做个大善人，大恩人，快解解我身上的晦气和妖气吧！”
讲到这里，她眼泪汪汪，不像是痛苦的泪，而是沉溺在水下忽然有人把她捞起的深表感激和庆幸的热泪。我已经听得出度种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有点儿纳闷，便进一步问明请我如何度种呀？她低垂了头，怕羞地说：
“只要你愿意，你住到俺家去，或是我上你这儿来过夜，都行？”说到后面这句话，她用戴手镯的手拍打一下上炕上的枕头。
这个识字班女学员，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生得面目娟秀，不算漂亮，但略有姿色，她的美在乎身材苗条，在众姑娘之中，她属于比较活泼，学习上长进得快的一个，我有两年之久不近女色了，送上门来的现成姑娘，不禁怦然心动。但我跟她丈夫老四是熟朋友，在谈到度种时她可没提到他，若是我玩了她女人岂不缺德！我试探性地向她提出道：“你说的这个度种这才弄明白了，不过这一类事情为什么不是你男人向我提出？”
她连忙解释：“你是怕俺丈夫不许可吗？实对你说了吧，我丈夫他也肯的，求你开恩给‘度’了神仙般的大能人的‘种’，他有什么不乐意的？”接着她又说：“只要你肯拉我一把，说定了就在明天晚上，怎么样？你别嫌女人身上脏，俺娘说的，上床以前，还要熏香沐浴呢，你尽可放心。”
她越是讲得细腻具体，我的思想中意志与情欲的斗争便越来越激烈。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两条：这件事如果传出去，成为这一带农村的头条新闻，那就会将神医的美名和荣耀毁于一旦；另一条我考虑这次插队落户是党组织给我的一种变相惩罚，我的党票至今还挂在山东分局，如因我一时冲动，岂不是留给他们一个罪上加罪的把柄？这么一想，我咬咬牙拒绝了“度种”给我的诱惑，我婉言谢绝说：
“我不过是八路军的普通一兵，哪里是神仙呢，而我是有娘子的，再给你同房，心里有愧呀！我知道生下个不成人形的怪眙，这是常有的事，又不是你的差错。我可以保证：下一回你再生养娃子，不会再有怪胎了。你就把我这个话去回禀你的男人和他的娘，就说这话是神医说的。你回去跟你婆婆说，神仙要是跟凡界女子同房，仙气就跑掉了。你丈夫和婆婆打你骂你，由我去给你说去。”她眼里噙着泪，没精打采起走了。
日后我到民兵队里找到老四，搥了他一下肩头，悄悄地说：“你怎么肯让女人跟别人睡呢，你还像个男子汉吗？”老四涨红着脸说：“是俺娘的意思，听她老人家指点，将来有个好子息，我倒不在乎那个。”我骂他说：“别听那些个迷信话，还是好好疼爱你的媳妇要紧。”我跟他讲了怪胎出现的科学知识，并且说：“你回去传话给你娘，如果再打骂小媳妇，神医会给她个报应的。”一场家庭风波，最后言归于好结束。
近年看到上海的《青年一代》，那上面刊登了如今在山东农村还在暗中流行“度种”的报导，这说明孔孟的故乡，为了保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则，不惜违反孔夫子的另一条原理：“女子从一而终”的旧礼教。（注八）
（注八）参看一九八五年一期《青年一代》，作者系山东黄军，文中他写道：“我们家就我和哥哥两人，哥哥六年前与嫂子结了婚，至今没有生育，有人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弄得哥嫂俩神情抑郁。他俩曾四处求医，都说哥哥有病，精液中没有精子。我嫂嫂做梦也想有个小宝宝，最近嫂子突然提出要我‘帮忙’，哥哥由于缺乏生殖能力也就默认了。我真不愿看到他们的痛苦的争吵。我不清楚我真的把‘种’借给嫂子，是否违反道德，触犯法律？”这位君子在文中使用“借种”一词，他还不知道古已有之的“度种”，这个词比“借种”更文雅更贴切，“度”者，有“金针度人”而不求偿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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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成为“神医”，拆穿我的秘密，只是依靠—味药起家，那就是磺胺类消炎片，这种药片在敌后根据地还是稀罕药物。我在新亚药厂做过工，对当时刚刚引进的新药消治龙，早就熟悉它的性能和用法！我把这个秘密揭穿后，可以说是冒牌的医生，但又不是庸医杀人的江湖郎中。至于我用日文开药名，是为了保持神医的神秘性，这是由于城工部订有敌伪报纸，我比较留意日产新药广告的缘故：
从本节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我的医术虽然不高明，但我善于发掘人才，组成互助合作的医疗中心，并非贪天之功为己功也。
六 枕边夜谈恩仇录
一九四五年初上级把我调回城工部，正是医疗互助组的鼎盛时期，我真不愿意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事业。我离开的那天，全村的老乡都来送行，周围村庄的农民，也有赶来欢送的，这样感人的自发集合起来的场面，在偏僻的村子是罕见的，欢送的人群表现了感人的难舍难分的感情。
日本投降以后不久，我伤心地得知，小坊前的名医王祥钧，在一场土改复查的运动中，因他出身于地主，在群众斗争会上，他被活活打死，中药铺也查封了，大坊前的那个收生婆，农会说她是破鞋（破鞋指男女关系不正派的妇女），也被打得半死不活，成了残废，医疗互助组也就垮了。
我回到城工部，上上下下的同志皆用热情的语言欢迎我的归来。这时我才得知，山东分局的领导机构改组了，山东分局和华中局合并为华东局，由饶漱石、陈毅主其事，上海时期一同坐监狱的方毅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他为我的上调斡旋其间。当时黎玉又因犯了什么差错被调任他职，最大的阻力没有了，所以我的上调还是顺利的。不过我的归来，并未正式平反，因康生那里发来的那个“特务嫌疑”的电报并末明令撤销。因此对我还是不信任的。回到城工部只是担任青年队的教师，仍不能参与机要和领导层会议。当时我对此看得很淡，做不做副部长无所谓，背了四年“嫌疑”的包袱也没去计较，给我恢复了供给制，又承认了我的党籍，已有衣锦荣归之感，感到很满足了。
城工部的青年队是为了敌占城市的青年学生设立的，我在给学员讲课时，忽然联想到我自己也有兄弟妹妹在敌占区，何不写封信回去约请他们也来根据地上学呢！我利用城工部的有利条件，托经常来回于敌占区的交通人员，请他到敌区城市邮寄一封家书，信上言明：弟妹欲来我处就学，可乘火车至徐州，转乘陇海铁路至东段洪庄站下来，与该镇一家裁缝铺老板联系，他会护送你们至大山我的住处。上述这些联系地点，是城工部搞地下通讯的同志提供的。
不到一个月，我的父亲果然把两个弟弟，一个表弟，经过千辛万苦送到山东省战工会来了。
十二年前离家后，我一直没有见过父母和弟妹们（这次妹妹没带来，大概是爸爸重男轻女的缘故），爸爸还依稀认出他的长子，而三位兄弟则全不认识哥哥了。
阔别了十二年，在这敌后根据地的山洼洼里合家团聚，自有讲不完的动荡和波折，说不尽的欢乐和兴奋。父亲把兄弟们安全送到，使失学在家的孩子们跟哥哥一起干革命，总算放下了一件心事。不过爸爸批评我写的那封家信，在最关键的人名、地名上故弄玄虚，害得他一路上吃煞苦头。在地名方面，我不该写上一个没有确定地点，只写了“到大山便能找到我”。
他说：“我们从洪庄站下车，果然找到了那个裁缝铺老板，老板招待我们吃晚饭，第二天把我们送出二十里地，交给另一个村子的村长，又送到另一个村子，这样朝北走了五十多里地，最后送我们的老乡说：你们翻过大山去，山那边就是八路军地区了。我们花了两天过大山，以为你就在山下边了，谁知没人知道有个王寿华，遇着你们的队伍上人，只告诉我们往北走，谁也说不出你的确切地点。我问村子里的民兵，‘大山’在哪里？他们都笑了，说：你们走过的那个方圆四十里地的高山，这儿的农民都叫它大山，山上有狼有狐狸，连个鬼也没有，哪有你的儿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为什么你来信写得这么含糊呢？”
“你所写的名字，为什么不写明你在八路军里的名字，偏偏用你小时光的王寿华呢？由于进入根据地，不知道你现用的名字，我们四个人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甚至使我冷了心，差一点领着孩子往回转了。我们晚间就找村庄过夜，村长知道我是千里迢迢来寻儿子的，招待我们吃饭住宿都不收钱。每到一个村子，我就找到小学堂与老师攀谈，他们都不知道有个王寿华。有位老师说汪寿华是上海工人领袖，早就被蒋介石杀害了。这一晚上就住在小学校里，夜晚睡不着觉，起来点亮油灯翻开老师置于案上的图书和学生的练习簿，我看到其中有一本《毛泽东故事》，就着灯光翻看此书的作者‘若望’二字，我猛然想起，你的未婚妻吴庆华从南京寄过一封信至青岛，上面就提到你在监狱中向外投稿，就用的‘若望’的名字。开初我因愁闷和绝望而睡不着觉，这时我因这个新发现过变兴奋和得意而失眠了。天不亮我就把三个孩子叫醒，告诉他们，王寿华有了着落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师，老师把此书后面一页翻来看，上面印的‘大众日报社印’。他说：这就是你的目的地了，找《大众日报》就能找到它的作者。他也感到高兴，并说：你的儿子还是延安来的大干部吧。这本小书在所有学校里都有，县文教科指定这本书作为语文教材咧。”
全靠这本小册子，成为他们胜利完成长征的指路明灯，指引老少四人从走投无路的绝境走上光明大道。爸爸所以能发现这本书，并非偶然，实因他本人是小学教员，又有吴庆华曾报告了王寿华发表作品的名字。
我知道：造成这个不可原谅的疏忽，并不完全是我的马虎，只因我的那封家书要通过地下交通站至敌占区付邮，而秘密交通站有条规定：书信联络不得用真名字。至于不写明我的确切地点，一来我们机关的驻地经常迁移；二来，通知对方投奔根据地的路线，完全按城工部秘密交通的指点，而秘密交通带人进来，只要安全护送到根据地边缘，就算完成任务。
爸爸告诉我：“你母亲常常想你，痰厥病基本上好了，她还牵记着你跟吴庆华的婚事，总以为我们到了山东会看到你的小家庭。”我遗憾地说，吴庆华这段婚姻没能成功，她没变心，我也不变心，问题在于时局变了，两人远隔千里，是外力把我们拆散的。我并告诉爸爸，我在延安已结婚，而且有了小宝宝，可惜半路调我到山东，连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父亲同样以遗憾的伤感声调说：“我们这个家，应该说已是‘七零八落’了，在抗战初期，我在威海南航务局干个小职员，威海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跟你娘只得带着四个孩子回常州老家，你娘最心疼的大姑娘（名佩玉）嫁给了石岛的一个读书人；而将最小的丫头送给了威海卫的一个小康人家。连带你又远在延安，你娘总爱唠叨地说：啥时候能看到寿华呀，啥时侯能再见到佩玉呀……”
我猛然想到，既然妹妹佩玉还在山东，她和妹夫若要进入根据地，要比这三位兄弟近便得多，何不写信通知妹妹，要他们也到根据地来。我把这个主意跟父亲和兄弟们讲了，都表赞同，父亲当即写了一封信，加上我的信，同样交地下交通站达到敌占区付邮。
父亲在根据地逗留几天，他就急急回家了。出发之前，城工部办了一桌酒席热情欢送，李林部长、城工部长和战工会的刘居英等皆出席。我爸爸的答词讲的是山东话（他在青岛、石岛和威海卫的航务局工作先后七八年），他说：
“我来到山东这么一大片抗日根据地，大开了眼界，不但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使我看到了抗日必胜的前途，更加相信中国不会亡。我把一家大小付托给你们，这条路是走对了。从此，我也可以放心了。不久以后，至今还在山东的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写信去也叫他们来此参加革命，这样，山东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若是退回去十年，我也想参加这儿的八路军咧……”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
送了爸爸上路，我把三个弟弟皆分派至大众日报印刷厂做工人，当时我以为：让他们去城工部青年队或是抗大军分校学习，恐怕学不到真本领。从安排兄弟们进厂做工，并不说明我的无产阶级意识强，而是反映了我对根据地的教育并不欣赏，因那里大多讲的是教条。
一个月以后，在石岛的妹妹佩玉和她的丈夫，带了一个三岁的小孩来到了滨海区根据地，与她两个弟弟和一个表弟见了面，相见之下，三个兄弟把那次寻找“大山”落了空的历险记当作主要话题讲给大姐听，他们能够在山东重新聚首，感到分外的高兴。很不幸的是，我的妹夫被分配经管一个区的供销合作社，于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中弹牺牲，我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日本投降引起了了举国欢腾，根据地形势大变，很多分割的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联成一片，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为了迎接青岛解放，城工部决定在离青岛不远的高密县设联络站，我被派到高密。在这里的一段生活，后来写成一篇小说《吕站长》，全文发表于《大众日报》，占整版篇幅。在山东解放区出版我第一本小说集，即以《吕站长》作书名！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忽然接得华东局组织部电报，称“王若望妻子李明已来临沂，速来相见。”
这个突然到来的消息使我心花怒放，有点沉不住气地乐得坐不安、立不稳，赶回去与妻子团聚成了首要任务，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向临沂。算一算路程，如果行走回去至少五天，但我连五天都等不及了，我向交通组借了一辆公家的单飞自行车，争取两天就能赶到。
第三天已至黄昏，我骑车已精疲力竭，离临沂还有十多里路，我在叫独树头的村子的大树下休憩，准备使尽平生气力，完成最后十里的冲剌。只见一群娃娃乱嘈嘈地奔过来，在孩子后面出现一个短帽盖的着军装的保育员，我仔细端详，迎面来的女子竟是我心急如焚急于会见的李明！我大声地叫喊她的名字，她眯细了眼看了一下，就如梦初醒地狂喜地扑过来，十分诧异地叫道：“这不就是若望吗？你怎么在这里？”她没忘了她的本职，招呼我坐一下，她去把娃娃安顿好，再来迎我进屋。
一九四五年是我生命史上最欢快的也是大吉大利的年头，刚刚我父亲与弟妹欢聚一堂，又迎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现在又实现了盼望已久的夫妻团圆！
我们分别了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双方不能通信，一旦见面，我有许多委曲和折磨要向心爱的人倾诉，这些内情却不宜对爸爸和弟妹谈的，而李明也有许多离情别绪要跟我交流，因此，久别重逢头一个甜蜜的夜晚，差不离都是在枕边低语中度过。
我问起：“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带来？”她说：“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延安，一般干部很难养活孩子，一切物质条件都没有。养到四个月，我硬下心来只得送给老乡了。我生下的男孩可是结实白胖，取名小华，长相大部分是你的。我托了你同难的老同志张光天抱了孩子给安塞的一户人家。”她要求我谅解她的苦衷，并且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往后还会给你生个大胖娃娃。”她还用幽默的语调说：“我在传宗接代上有所失，可是在政治荣誉上倒是有所得呢。”我问：“那么，你得了个什么呢？”她说：“得了个劳动英雄的荣誉。在延安，要工作就得扔掉孩子，我干了工作才能作出成绩，做出成绩才会当选上劳动英雄。”
我想起在延安时，我们结婚以后共同搞了—桩小买卖，她可算是打毛线衣的快手，我说：“莫非你在打毛线衣上头得了个第一吧。”
她在我怀里笑了，她惯于用笑来表示否定，还带着点自豪，原来她是在西北公学任托儿所所长时，在解决孩子们的伙食方面作出了贡献。
西北公学不同于“陕北公学”，陕公是抗战初期招募天下义士好汉的学校，“西公”则是在招收来的革命青年中挖出来的特务嫌疑、反动分子、异己分子的“政审学校”，集中起来专门要他们交代自己的问题，该学校是抢救失足运动中的产物，来此就学的都是戴有敌性帽子的罪囚。他们关的地方也是在枣园，关押了四百多人，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在延安生了孩子，就有必要在“西公”内附设一个托儿所。那年头延安的伙食极差，托儿所娃娃还算是优待的，只供给一种山药蛋（即马铃薯，又称土豆）。农民通常在地窨子里贮藏山药蛋过冬，吃到第二年清明，就发芽了。李明是个有心人，她仔细研究了不同的农家挖地窨的方法，有的农户贮存期较长，她就把这家农民的经验在“西公”运用起来，自己动手挖地窨子，结果，“西公”的土豆储存期可延长半个月至二十天。
这件事惊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后勤部长，对李明的贮存土豆法广为介绍，李明成了延安的有名人物。李明说：“我的这个经验在报纸上推广了，但一字不提这个实验是在西北公学取得成功的。因为‘西北公学’名气不好听，延安人听说西北公学，就会起鸡皮疙瘩，因为这里是变相的集中营啊！”她还讲到托儿所也收容了若干名孤儿，他们不是烈士子女，而是“失足者”惨遭镇压的遗属。
她说：“党的七大召开后，康生在会上受到众多代表的批评，毛主席当众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西公’才宣布解散，我也失业了。”提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七次党代会，李明多次提列七大筹备处的蔡老（即蔡疾呼），对他老人家感激不尽，她说：“要是没有蔡老的照应，我生孩子没有那么顺利，小华也不会长得又白又胖又喜人，小华的靠山就是七大代表的食品仓库。”
当我谈起自己如何下放农村，连供给制也被取消，只因延安城工部发来一个陷害人的电报，李明说：
“我在中央社会部（按：‘西公’属康生为首的中央社会部领导）也曾听说延安发出一个对你很不利电报的事，那时我真为你担心，但我相信，你是工人，又是坐过国民党牢监的，你的老命不致于丢，所以我不相信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在我耳朵里吹的风。”
我问道：“这个家伙吹了什么风呢？”
“这个家伙是康生跟前的红人，按理，关于党的机要电报，保密条例是不许可向外泄漏的。此人打起我的主意来了，他以关心我前途的口吻把这份密电的意思透露给我，说什么小王很可能掉脑袋啦，在敌后根据地要比在延安，处理更无情啦等等，无非是吓唬我，早点跟你脱离关系，另谋出路。他的话我不十分相信，但我知道你在山东一定倒霉了，日子一定不好过。当时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不至于这样混账，大慨不至于人头落地。这个家伙为了断了我的念头，故意加油添醋，夸大其词是可能的，不过我没当面戳穿他，我要他继续提供新的情况。没过几天，此人十分殷勤地来报告我：说是那份电报听根据的原始材料，是小王过去在西安介绍来延安的工人职员中，良莠不齐，其中有好几个检举揭发，说小王跟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的人有来往，也有的说他和陇海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关系密切……”讲到这里，我在李明的怀里笑了。
我笑了，我笑康生所发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多么愚蠢可笑，而构成愚蠢的笑话，就是凭这个检举揭发搞株连，而我党几十年来迷信检举揭发，陷害了多少好人好同志，简直乐此不疲，死不悔改，还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哩！
我笑了，我笑发生在李锐身上的故事又在我身上重演。不知何故，党内这一类卑劣的方巾丑如汤勤之流一直很吃香。我的结局与李锐不同之处，他是在延安受牢狱之苦，我是去山东，到乡下插队落一年有余，他碰上了胡耀邦，我则碰上了罗荣桓；说明党内并不是康生、邓力群之流的天下，我的妻子对我忠贞不渝，而李锐的妻子在邓力群的淫威下屈服了，演变了过去，造成了悲剧。应该说：我的妻子李明是经得起考验的，虽则在久别重逢的枕边絮语里，她没说一句“我爱你”，但在她千里寻夫、威武不能屈种种的事实面前，“我爱你”之类的亲热话巳显得陈旧和多余了。
我在独树头休息两天，与李明共享天伦之乐。第三天我驱车赶到临沂县城，这个城市是日本投降后的次日便落入解放军之手，成为华东局和山东军区的驻地。我到华东局组织部去报到，干部科长于一川看我回来了，很为我高兴，准备打电话通知独树头的托儿所所长。我笑着阻止他：“免了吧，我们已经团聚过了，也许是上帝安排，我跟那里的托儿所长中途相遇，不用你费心了。现在我们要求，今后我们能在一起工作，组建个象样的小家庭。”
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要求，把李明调回临沂，在组织部干部科任人事干事；我则调至华东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作为其中的一个委员，开展刚收复的淄博煤矿和枣庄煤矿的职工会工作。临沂城的原美国教会医院的一间房分配给我们做新房。李明在未去独树头之前，已打听出我的兄弟、妹妹也在临沂，她早就与我的家人见过面了。她在延安跟我做小买卖的积蓄，一直舍不得花，这次由她作东，在临沂一家小饭馆里办了一桌团圆酒，在华东局范围内传为美谈。我们还在附近一家照相馆摄影留念，我原在城工部搞秘密工作，发给我的是长棉袍和便帽，照片上的王若望形容消瘦，像个破落的商人，与飒爽英姿的李明站在一起颇不相配，不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康生来山东巡视，附带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说是要给王若望同志公开平反。到会的是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臣，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宣传部长舒同和方毅同志，王若望本人没有参加，开会的情况由方毅在会后告知了我。
康生一开始这么说：“你们这里的老党员王若望同志，其实是个好同志。一九四三年初由我签发的那份电报，对王若望作了不恰当的情况通报，伤害了一个好同志；山东分局在罗荣桓的直接干预下，没有给他任何党纪处分，这是做得非常正确的，使得由我造成对他的伤害大大减轻了。只是原来那个电报并没撤销，这个疏忽由我负责。现在我代表城工部，向华东局正式宣布撤销这份电报。”
华东局几个领导人讨论如何为王若望恢复名誉，一致认为：既然党内并未给王党纪处分，因此谈不上“平反”，只是当时他的“山东王实味”的名声很响，罗政委的谈话又在党刊上发表过，罗荣桓同志已带兵去了东北，挽回影响的办法，不如在报上公开刊出王若望新的工作任命较为妥善。于是，在《大众日报》某一天的头版右上角，公布了成立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王若望的大名排在前列，赫然在目。
上述这种不是平反的平反未免来得太迟了，老实说，把我的大名登在党报上，我并不领情，也不感到荣幸，要说恢复名誉，我早就以自己的行动和文章为王若望恢复了名誉（如小坊前创办了医疗互助组，以及在《大众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小说《吕站长》），对康生的伪善也不敢恭维，更无感激涕零的感情。我得知这个小型会议，发起人并非康生，而是山东城工部长王见欣同志，在向康生汇报工作时提醒他有关王若望那份电报的事，并把那份电报交到康生之手，他才承认是自己拆的烂污。
这次商讨如何给王某恢复名誉的会议，如果说还有一点历史意义的话，那就是在康生瘟神残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的罪行中，唯有王若望叨光听到了他讲出了上述的几句人话。
时隔一年，还是同一位康生，他从陕北杨家沟带了中央农村工作队来山东检查土改工作，他对王若望仍不能忘情，在沂南一片树林里，集合了各大军区、党委的高层干部听取他的传达报告，传达的是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在传达中忽然指名批评王若望道：“毛主席开头是这样讲的：‘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你们山东的王若望，他在《文化翻身》上对这个论点作了歪曲的解释，说什么：什么叫转折点呢？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已经恢复健康……难道说我们党以前是个病人吗？”讲到这里，博得了听众的笑声。接着他做结论：“这位王若望似乎比毛主席还高明，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写的文章势必流毒全党。”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惯于用这种牵强附会来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制造个人迷信，何况，该文的作者并不是王若望。在一九四七年我虽任《文化翻身》的主编，但后来借调出去参加以康生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队，已脱离了《文化翻身》的编辑工作，是另外一个同志写了那篇文章。此事与我无关。令人不胜诧异的，为什么大会上点名批判我，事先不找我谈一下呢？
闻听此言我大为恼火，乃写了一个报告给华东局，言明康生批评我未经调查研究，在公开场合伤害了我的名誉，请求华东局迅即给予澄清，以正视听。华东局研究了我的报告，由方毅通知我处理意见：我们已经了解到：《文化翻身》那篇‘解说’与你无关，华东局将真实情况告知康生同志，由他在适当场合加以说明。山东的党组织对你是了解的，你也不必介意。从这个口头答复中可以看出，华东局还是以照顾中央要人的权威为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个瘟神的横行不法并末到此为止，一九四八年初，渤海区宣传部执行康生的指示，干脆把《文化翻身》半月刊查禁了。
在三五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康生难得说了几句人话，而在高干云集的大庭之前，却说了张冠李戴的—通混帐话，目的是搞臭王若望，证明去年他在小会上要为我恢复名誉，是十足的伪君子，
这里，对我的改行编刊物一事作个补叙：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又调去创办以农民为对象的《文化翻身》半月刊，每期都有我写的一至两篇文章。这个刊物团结了一批山东的青年作家，如王希坚、苗得雨、罗竹风等。我承包了两个专栏：一是谈天下大事；一是《字字通》，实际是按形、声、意的相通重新编排识字程序。《字字通》可以速成认字，大受农村识字班的欢迎。擅长写鼓词的宋镜蓉，又通晓文字学，我拜他为师，学习了《说文解字》。这刊物发行量达三万份，高峰期发行至五万份，流行于山东、河北两省。
我在任杂志主编期间，利用印刷厂的方便，“以权谋私”，编印出版了我的小说和报告文学的集子《吕站长》，又把我在农村搜集的民谣民谚汇集成书《民谣集》，另外出版了治牲畜病的《六畜平安书》，至于《字字通》因康生扼杀了《文化翻身》，半途而废。原著搜集的汉字不算完备，故未能付印。
七 病危通知
我改行去干《文化翻身》的主编，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因为我生了一场一脚踏进棺材的古怪的病。
上一节讲到我跟弟妹和李明一同在临沂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家欢的照片，从照片上辨认自己，觉着与李明站在一起很不相配，其实，面容憔悴才产生对比的反差。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已有一种不知名的病菌在吞噬我的生命，只因连续迎来团圆的喜事，精神上感觉良好未加注意。我照常在淄博和枣庄之间奔波，忙了一阵，终于病倒了。这个病的症状是低热不退，肚皮胀饱却吃不下食物，四肢无力，有时有轻微咳嗽！医官起初诊断为感冒，吃了些治感冒的中西药皆不见效，我的医药知识对此也无能为力；另一处军医诊断为肺结核（敌后根据地又无X光透视设备），当年宣布为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日子拖长了，头发变成一团枯萎的茅草，两只手伸出去几乎是透明的。李明在我身旁照料我，这时她已怀孕，见我瘦成鬼样，只能在暗中落泪。我计算着自己的寿命，大概屈指可数，大限已到了。我想在死前完成一两件夙愿，无奈浑身乏力不听使唤，也只能徒呼“上苍待我何其刻薄”耶！
我在病中还怀念当年在晋东南二军分区病危时给延安的李明写遗书的往事，那一场病由于发现一粒烟土而得救，目下我得的病却是肺结核，再用鸦片也无济于事了，不过这一次，生病有妻子待奉在侧，但我不相信爱情的力量能够战胜病魔，反而给病者增加了生离死别的凄怆，增加死魂灵的精神负担。
还是那位军医，有一天背着我轻轻地告诉李明：“看来，小王的病已到晚期，尽量弄点好吃的东西喂喂他吧！”李明早知我的病不会好，但还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如今连医生都这么宣判死刑了，她难以接受这种绝望的判决，一下子晕过去了，被唤醒过来呜咽不止。她的异常表现和哭肿了眼圈没能瞒过我，但我仍装作不知情的若无其事，尽量强打起精神说些假话去安慰她。李明把军医关照的话报告了组织部，组织部恩准批下一个条子：额外给病者王若望每月供给一只老母鸡。把这种特殊优待与死联系在一起，每吃一只鸡，即意味着离死亡更加迫近了，我哪里吃得下去？另外，组织部还给垂死的王若望增派一名警卫员侍候病号，他名叫李贵，他来到我的床前，亲切地叫我一声“首长”。我感谢党对我的特殊优待，不过，我的反应却是冰冷的，我想的是：李贵是奉命来料理我后事的。
吉人自有天相，国共内战爆发，粟裕将军的部队在华中七战七捷打完仗以后，大部新四军退至陇海路以北的山东来了。有人建议：华中的军医院设备比山东先进，是不是找新四军的军医看一看，于是，我被两个民工抬着担架，在李贵的护送下找到了大店的新四军医院（那时李明大肚子，不能陪同前往）。我要求医生拍X光，医生说：“我们医院，本来有X光机的，可惜我们撤退前‘坚壁’了（‘坚壁清野’的简称，这里也可作隐蔽解）没带来。”一听此言，我的心凉了半截，连连叫苦。这位军医问了病情，化验了便溺（该院的小型显微镜还是带来了，而山东的医院连显微镜都没有）。当天医师便推翻了山东军医诊断为肺结核的判决，相当肯定地确定患的是“黑热病”，而新的军医师对黑熟病的治疗是有经验的，而且有特效药。
哈哈！我得救了，新四军的北撤却使王若望战胜病魔！时也，运也，我命不该绝也。
“黑热病”，也就是后来改称为日本吸血虫病，这种病在山东少见（一位医生判断，我的吸血虫病是去了高密一带染上的），而在华中地区则是常见病，故新四军医院熟悉的病例，对山东的医生是陌生的。他们误诊为肺结核，也是情有可原。
这样，我就在大店军医院住下了。医生不无遗憾地说：“治你这个病的特效药，我们手头没有，临撤退时也坚壁了。”
我问：“这种药到什么地可以买到呢？”
医生说：“在国统区的青岛济南药房可以买到。”
我就想到城工部经常有人去济南、青岛的，我说：“你把药名开给我，我派人赶快买得来。”
医生开了药方！交给我的警卫员赶到城工部，要他们速速派人到国统区买回救命药，这种药系锑剂注射针，日本药厂的产品。同时，我伏枕写了简短的信捎给李明，向她报告大有希望的消息！
大概等待了七天工夫，城工部派专人送来一大堆锑剂注射药，医生测完我的肥大的脾脏巳到二期，须注射四个疗程方能痊愈，在注射完第二个疗程，我的食欲大增，头发开始转色，已经能在病人之间走动了。我庆幸将失去的生命又回来了！这时，我也有精神提笔给李明写一封充满着朝气和欢呼生命复归的长信，带给分娩中的李明最大的喜悦！
某一个晴朗的夏日，太阳从东方升起，李贵奔到病号来喊我：“我看到李明同志了。”
我问道：“她在哪里？”
他说：“你快出去呀！”我奔至大店街口，远远看见李明骑着高头大马，头上披着给小孩兜头的斗篷，像一个女将军似的向四处了望，我情不自禁远远地喊一声她的名字，一面奔过去扶她下马。她拉住缰绳让马停步，我还没有走近那匹马，她惊喜地但又含着高兴的热泪，一骨碌侧身下马，动作很敏捷的样子，下得马来，她头一句话便是：“你果真活出来了，太好了！看到现在的你，简直像一场梦哩！我放心了。”我把马交给了李贵。
我首先把她领到主治医师和护士们那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护士让出她们的休息室，让我们在里头叙谈。她首先告诉我：一个月以前生下一个男孩，像头一个男孩一样，长得白胖又结实，一切都顺利，就是心里惦记着孩子的爹。她收到了第一封信，对我的乐观估计并不相信，总以为是她丈丈临死前留给她的宽慰之词。
“刚满月，我就放下孩子，让一个有喂奶孩子的大嫂抱去，一定要来看望你，这匹马是机关首长使唤的，一早走了三十多里地，今日终于看到你，差一点我不认得你了，看到你也和我的宝宝一样白嫩和结实，我才相信你得救了。”她一面说，一面抚摩我头上开始显示光泽的头发和红润的面颊，也用长长的无言的接吻来庆贺丈夫从死亡线上回归人间。生命、爱情、新生代、欢乐，今日一齐迎来了，我像小孩子那样快活，简直要手舞足蹈了。
吃罢中饭她就急着要回去，我说我一个人在此怪寂寞的，多陪我一回吧。她用手拍拍鼓起的乳房，说：“我得赶快回去，喂我们的小毛头，我的乳汁很多，不回去，我的奶胀得好疼！”
“那么，让我做你的小宝宝吮吸你的奶吧，对我来说还是一顿上好的营养呢。”我提出这个建议，李明倒也赞同，实因乳汁在她的乳房里太膨账了。我们这么做还有点难为情，两人躲在蚊帐里，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玉液琼浆。她感到轻松愉快了，我才罢休。她夸奖我说：
“你这个人头子真活络，（上海话：头脑灵活的意思），我喂了大娃娃做到了一举两得！”
李明感到如释重负，就不急着回去，话也多了，她告诉我在她四周发生的新闻：“自从你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至少有两个人在我身上打主意，提前到我这儿挂号登记。一个是教导团政委，红军干部。我坐月子的时候，他送了许多食品做见面礼。此人有一种攻无不克一厢情愿的军人气概，他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我们在人事科见过一面，我就被你的风度迷住了。你要不嫌我大老粗，其它方面总比你的前夫强吧，至于我的岁数比你大，我才四十岁，这是为了革命躭误了青春嘛，我又不嫌你二婚头，你的孩子，我都不嫌乎，你还能嫌我岁数大吗？今天只要你说一句话，等你前夫哪天命归西天，我们就给组织上打报告，你看怎么办？’我冷冷地回答他：‘你讲了这些简直叫我作呕，你这是一厢情愿：’他厚着脸皮说：‘你觉得我不合适吗？我哪一点比不上你那个王若望？’我只说了两句：‘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你不道德，你不配！’我把他带来的挂面、红枣之类扔出门外，说：‘我不希罕这些东西！’这个政委便灰溜溜地走了。”
讲到这儿，李明揑着鼻子直笑，又说：“还有一个家伙，他的方式比较文明些，这个人是人民政府的县长，他也属于闻风而来的一个。他到我这儿献过几次殷勤，也没引起我的警觉，最后一次他终于透露他的意图，他说：‘…… 我知道你惦记着王若望，不过他是早晚的问题，你思想上要作好准备，遇到挫折你就不至于太难过。你要想开点，在山东像王若望那样的人不是没有，只要你能将他的旧情一刀两断，你的苦恼都解脱了。……当然，我不会亏待你的孩子的，除此以外，你还考虑什么呢？’这也是个老面皮的家伙，他注意到我的脸色是厌恶和反感，他讲不下去了。我给了他个软钉子碰。你说，你这场半死半活的病给我带来多少麻烦，不过，谁也休想动摇我们之间的爱情！我永远是你的。”
我紧紧地拥抱她，十分激动地说：“你又打发了一批没头苍蝇！”
李明来看望我的日子，正是我刚开始注射特效药的第四个疗程。我身在医院，哪里知道外面的时局紧张，国民党已集中了三十多万人马，准备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一场内战巳不可避免。我军决定退出临沂、十字路、大店一线，医院奉命随军转移，我这个病号已能自己行动，便打发我回到自己的单位。医生把药物让我带着，回到单位可找卫生员继续打完。好在我有个警卫员，由他陪同我行走了四十里地，找到了李明的所在——组织部人事科。
认识我的同志本以为王若望得了不治之症，必死无疑，如今看到王某生还，长得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简直判若两人，皆惊异地叹为奇迹，有的说王某洪福齐天！有人问我是哪位医生治好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又不便说山东的医生不高明，我只得把功劳归于党，我说：
“党组织对我关怀备至，批给我每个月吃一只老母鸡，大概是吃老母鸡治好的。”
我来到李明的住处，首先抱起正在酣睡中的婴儿，做父亲的粗暴地吻了他的腮，孩子哇地惊醒了，孩子他妈在一旁嗔怪我。我仔细端详孩子究竟像谁。李明说：“小宝宝还没定型，爸爸看他像爸爸，妈妈看他像母亲，你看他是不是像你呀！”妈妈从我怀里接过孩子，解开纽扣给他喂奶。
我说我的身体还是虚的，今日从医院出来，走四十多里路把我走伤了，两条腿还是软的，李明捧着她肥大的乳房，说：“我的奶水足，那回去看你给了我的启发，我每天挤出奶来给你喝一顿，它的营养比吃老母鸡或是人参远管用。”我坚决拒绝了：“这可不行，这是爸爸剥削儿子，你到医院看望我，那一次吸你的奶是一种功德，回得家来如果成为制度，那就是一种罪孽了。”
李明要我给新生的孩子起个名字，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名字，最后选定“东远”，包含有千里寻夫来到山东之谓也。
这时候华东局和山东军区首脑机关，在国民党以四十五万人重点进攻、扬言踏平山东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正准备大撤退、大转移。我还是病号，第四个疗程还没有完结，但我和李贵只得为长途行军作准备。
一声令下，我们就跟随部队，风尘仆仆于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为了避开敌人的锋锐，专挑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为着迷惑敌人，白天不能行动，只得在夜间行军。我们把小家庭的全部财产交给了李贵的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的安放宝宝的箩筐，一头挑的行李和干粮。我一个人空手走夜赂，都感到两条腿发软乏力；可以想象，李贵挑着重担翻山越岭该是多么艰苦和疲劳。李明觉着过意不去，她就去替换他，让李贵歇口气。我在黎明之前的晨光曦微中，看到了一个劳动英雄挺起胸瞠，昂首阔步挑起小生命的重担，从半山腰走向岗峦的峰顶，山上有一股强烈的风吹散她的头发，似乎要把她飘向天际，赋予她一种超人的神圣的美！
我是堂堂一个男儿汉，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下，不能不感到羞愧，有时也想凑合代替她挑一段路，李明竞说出这种话来：“你能跟上部队一起行军就算不错了，我看到你走路那副一颠一踬的样子，我想在扁担的一头，再加上—个篓筐咧。”
李明看我一天天消瘦下去，又怀疑我旧病复发了。一到宿营地，她就到处去找卫生员为我作锑剂注射。在我非常狠狈的时候，护送我们的教导团首长来看望李明和我，当他们知道我的黑热病尚未痊愈，政委当场许诺，由部队调剂一匹马来支持我，我表示十分感激，使我怀念当初从延安出发，有一位林夫人，她有一匹马在长途行军中帮了大队的往事。不料李明却义正辞严的加以拒绝，她说：“我们已经有一名警卫员了，这是组织上给予的特殊照顾。你们军队的军马，是有军事任务的，我们怎能动用军马呢？老王的病基本上好了，这些天他都捱过来了。谢谢首长的关心，照顾好他是我的责任。”首长走了以后，李明说：“那个手里揑着挂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没头苍蝇呀！（那时一般干部均无手表，只有军事首长有挂表）他对我们这般关心，还是不怀好心吧。所以我拒绝了，免得他再做断头梦！”
我觉着她未免多疑了，便说：“有我在此，他还能痴心妄想？”
李明说：“你不要把他看得太好，说不定还在等待你一命呜呼呢！”她对“没头苍蝇”的警惕比我还高，只怪我对那匹军马还有点恋恋不舍呀！
我军与国民党大兵团作战，用的是诱敌深入，跟敌军捉迷藏的战术。敌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及至钻进我们布置好的口袋，设伏的野战军与民兵，一举聚歼被围之敌，几乎无一漏网。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消灭李仙洲部七万人，生擒李仙洲；同年五月我军在鲁中孟良崮消灭张灵甫的三万人，张灵甫战死在岩谷；接着，蒋纬国率其机械化美式快速纵队进袭临沂、卞庄，同样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全部机械化装备奉献给华东军区。从此，山东省除开两条铁路线和几个孤立的城市以外，全省一片杠，国民党部队踏平山东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前方节节胜利，而我们后方机关人员只是付出了“跑破了几双鞋”的代价，我们的任务就是走、走、走，这批人在行军序列中，简直是一群流浪汉，而我们的小家庭就像流浪汉中的难民。
我们得悉莱芜大捷的喜报，正是难民们流浪到渤海区的时候。我对行军厌烦透了，主要是身体疲惫不堪，甚至懒散得一步都不想移动，这时我急于摆脱这种朝朝暮暮到处流泪的生活，也好叫初生的婴儿有个安顿之处。根据形势分析，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渤海区不在其内，这里正可以安置我的小家庭，碰巧山东省青委书记杨迪生打算办一个给农民青年阅读的通俗刊物，我就毛遂自荐，建议就在渤海区办起来。组织部李林部长为了照顾我这个老病号，同时也是为掼掉拖男带女的包袱，也就同意我离开这个到处流浪的队伍，在渤海区新华书店定居下来。我招募了两位画家：阿老与王文彬，另一位擅长写说唱韵的老先生宋镜蓉，就办起了《文化翻身》半月刊。而李明被分派至渤海区专署任人事处长，与新华书店相距十多里路，我们又恢复了过礼拜六制度，与延安不同的是：不是女方走上男方的窑洞，而是男方往女方的村子里集合。
关于《文化翻身》，上一节已作过交代，这里要说明一件事，是由《文化翻身》出版引出来的。此人是《文化翻身》的读者，他是新四军北撤的干部，姓孟，名字已不复记忆，当年与我同关在上海漕河泾甲字监，但没同住一间牢房，他与我的同案周心焕同住一室。孟同志在出狱后，参加了新四军的江南支队，又在那里与周心焕相遇。（《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卷，二七八—三0四页讲到我们一同去浦东英美烟厂，一同被捕，一同解住苏州军人监狱，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一天出狱，出狱后各奔东西，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在第一卷里写作“小周”也就是这里提到的周心焕同志。）
以下是孟同志的谈话要点：
小周出狱后被派到上海浦东发动游击战争。他在川沙一带组织了失业工人抗日游击队，这个部队是统一战线的，它得到上海的闻人和工商界老板的财政支持；除了惩治汉奸以外，它的任务之一便是输送工人同志到宜兴、溧阳和苏北的新四军里去。周是工人游击队队长，他是上海郊县沦陷区的一面旗帜。一九四O年，党组织调他回到江南新四车总部，他在那里遇见许多上上下下的干部，都是从浦东工人游击队调来的。总部任命小周做个营级干部，为此他对老部下不免发过牢骚，后来又正式向谭政委提出愿意去苏北党校学习一个时期（按：谭政委即谭震林，曾任新四军江南支队政委，华东局书记等职）。政委没有同意，反而处分他“停职反省”，小周更是不满，不接受这种处分，态度表现傲慢是有的，谭政委一怒之下，就把他关押在一家地主宅院里。小周在里头—度想寻短见，上面就增加岗哨百般防范他，过了一个时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有消息传来，敌伪要清乡扫荡，部队在仓促中决定转移，看管周心焕的警卫连请示上级如何处理在押犯，政委竟下令，在部队撤出前，就地镇压，为了节省子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就在自己同志的大砍刀之下人头落地！
周心唤的如此下场，在江南支队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据我所知，营级以下干部和党员，不辞而别开了小差的就有二十多人，军队的士气大受影响。政治部忙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周是阶级异己分子，曾经是托洛茨基派，党组织有证据证明周是钻进革命阵营的托派或两面派。这分明是“杀人有理”的凶手们给小周造的罪名。
挺有趣的是政治部主任在一次连队集合前讲的话，他为了稳住人心，对二十多人开小差作出阿Q式的辩解：
“这是一次很好的清党清队运动，他们一班人，用两条腿宣布自己不是我们忠诚的同志，而是革命的逃兵。”如果说，前面那段扣大帽子的话叫做“杀人有理论”，那么，政治部主任所说的叫做“减员有利论”了。
这事件使我感到非常沈痛：周心焕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党的负责人的大砍刀之下，日寇还没扫荡，却首先扫荡自己的同志。它对我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威胁，我时时得提防着，什么时候大砍刀或许会轮到我自己的头上。
八 一次奇特的采访
一九四七年，在解放区是一片大好形势，华北与华中的解放区基本上打成一片，各地农民在进行土地改革后，粮食大幅度增产：就在这一年，组织上把我从《文化翻身》编辑部借调至中央农村工作队，参与土改复查工作。中央工作队是从陕北杨家沟远征到山东渤海区，选择几个村子做复查的试点。该工作队员都是党内从事农民运动的老同志或学者，还有刚从苏联归来的毛的儿子毛岸英以及经济学家于光远和杂文家曾彦修（笔名严秀）等同志，工作队队长系康生。其实他是挂名队长，只是偶尔来听一次汇报。上一节里讲到他在鲁南丛林里召开华东局高层会议，在他的报告里没忘了点名批评王若望，就是在这个时候。
如何进行土改复查，大家照搬由康生总结的杨家沟的一套经验：第一步叫做访贫问苦，下农村找可依靠的贫雇农，总之越穷越革命。第二步：发动农民斗倒各村的地主、富农。第三步分浮财。复查的重要目标就是抄没地主家的所有财产，过去土改中仅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现在则证明土改不彻底，“复查”就是没收地主两代家族的房屋、农具、牲畜和细软首饰，农民叫做“分浮财”，又称分配胜利果实。第四步，组织由贫雇农当家的农会。这就算农民翻身，大功告成了。
土改复查的四部曲，在中央农村工作队的倡导下，很快在全省铺开，铺开的办法就是组成千百个工作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其中最残酷最可怕是批斗地主和他的家属，斗争会的高潮常常是把地主老财当场打死，有的村子一次斗争会开下来，打死两个三个斗争对象，说明这个村的贫雇农阶级斗争觉悟高。我询问过一个动手用乱棍打死老财的贫农，问他打杀人怎么下得了狠心，一个老大爷回答：“有党的号召，俺怕咋的！”（“怕什么”的意思）另一个农民回答道：“俺们端了他全家，分了他的浮财，要是留下他活着，肯给咱罢休吗？”
工作队下乡后，大庄子里有中、小地主，多数中、小村子里连一个地主都没有，找不着地主，还要背上“阶级立场有问题”的帽子，于是就把生活较富裕的富农，经商的，甚至上中农划到地主圈里去。为了响应号召，完成反封建的光荣任务，就这样人工制造出“地主”来。
我看到过一份内部统计材料，在一九四七年第三季度三个月中，在土改复查的斗争高潮中，被群众活活打死的地主和地主婆，为数二十余万人。另一点要说明者，上述统计的所谓地主和地主婆，其中的受害者约有三分之一是富农，上中农或小商贩，他们是扣上地主帽子丢了性命，不妨说，他们是地主替死鬼！有一些贫雇农同样被揪出来被打杀，他们被斗是扣的“地主狗腿子”的帽子（不在统计表内）。总而言之，由于土改复查掀起的杀人比赛，简直杀红了眼，表现了原始野性的疯狂和残酷，等到毛泽东下达党内指示：《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和《纠正土改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山东地区的地主几乎斩尽杀绝了。只有工作队未到之处的小地主幸免于难。（上述这两个指示只强调保护富农，对各个根据地的乱杀人成风却只字不提。）促成毛认识到杀人如麻的结局不佳，主要的信息来源不是从根据地的党组织提供，而是由于农村工作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地主富农子弟的恐慌，纷纷逃命，铤而走险，遂使各路的“还乡团”大为活跃，队伍日益壮大，对各个解放区已形成严重的威胁。
在我党的宣传上，特别强调“还乡团”的猖獗是由于反动的地主阶级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不错，逃亡在外的“地富分子”确实怀有刻骨仇恨，试问：促成并加深这种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谁呢？
对于斗地主的如此这般血淋淋的斗争场面，工作队员中如于光远、严秀等在背后议论，不以为然。恰好与土改复查运动平行进行的是在党内称作“三查三整运动”，即查阶级出身，查思想，查作风，整党员中敢于与党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党员随大流保证做党的驯服工具，在当时的热得疯狂的斗争高潮中，谁敢说一个“不”字！
我在工作队里是个临时工，是客串性质，组织上所以挑选我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队，本来是一份光荣的美差，是因为我在山东农村落户两年多，对本地农村情况比较熟悉的缘故。我加入这个工作队，可以说毫无贡献，至于学本领什么都没学到，对于斗地主的斗争方式，和分掉富农、中农的家财，使这些人家男女老少啼饥号寒，流离失所，流落为乞丐，实在不敢苟同。我没有发言权，真要“发言”也没人听，我只有消极地作壁上观，心里的另一个自我和随大流的自我经常在打架。
至于毛的儿子毛岸英对这一场土改复查斗争是怎么想的呢？我跟岸英接触较少，谈不到知心，只是有一次康生在大庭广众之前询问岸英：“你在工作队学到了什么东西呀？”
岸英胀红着脸回答道：“学习阶级斗争的实践知识是我的主课，也就是我父亲教导的必修课。这些天我学习了许多东西，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如今才知道，阶级斗争是无情的，是非常残酷的？”
他回答很得体，不过他刚回中国，父亲就安排他亲自观看“非常残酷”的杀人游戏，目的是培养子女在杀人面前不手软的“阶级斗争观念”，真可谓教子有方了。可惜毛的大公子似乎不能认同“非常残酷”的必修课。
我是从亲身经历记下了上述的历史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中共在推行农村土地改革中的业绩。从整个土改过程来说，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开始实行给贫雇农分土地的做法是英明的，也是正确的（即著名的“五四指示”）。这一段被称作“和平土改”。与此对应，自土改复查运动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即进入“流血土改”阶段。头一阶段是真正反封建的，流血土改类似历史上的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惜使用暴力肉体消灭地主，包括并非封建势力的富农与商人和一部分贫雇农。反封建反过了头，也就会发展为法西斯的反动。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一条重要的罪行就是肉体上消灭一个至几个民族；而土政复查却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至两个阶极。
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军攻克济南。我和李明在解放济南的第二天即进入这个山东省会，李明被派住济南铁路局任人事处长，我又回到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忙于筹备建立济南市产业工会。在挤南干了半个月，又调我到淮海前线司令部，我乘上汽车去兖川报到，我被委任为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在这里接触了一批我党的高层领导：陈毅、刘伯承、粟裕、邓小平、曹荻秋等。
兖州天主教的慈善设施很多，它有一所教会医院，设备齐全，没受到战事的破坏。我就在教会医院进行体格检查，查下来，吸血虫病已经根除，肺部正常，我那场大病的残余完全消失。
新华社的工作全都是案头工作，处理战报和军情的收发和总社的联系，属下的记者很少。我是个坐不住的官，再加之大病新愈，精力充沛，就自己下去充当记者。这时我写了《四十九面红旗哪里来？》的通讯（由新华总社转播），还有若干反映民工支持前方的短稿。十一月，我最早在电讯上知道我军在碾庄一带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消息，我沉不住气了，决定亲自到前方战场去采访，在这以前，我只是在后方找题材。我把跃跃欲试的主意向政治部副主任提出，他同意我迅速成行，并关照后勤部门特地为我备一匹马，因我不会骑马，加之同行者有两三人，我回绝了。我愿意轻装简从，只带一名警卫员和青年记者姜抗夫。
我们首先与铁路局联系，知道从兖川去徐州的—段，中间有两座桥梁破坏，至少在三日后方能修复，如果不运兵，不装货，三五个人前往徐州，可乘压道车前往。我们三人就乘手压杠杆的压道车前住，警卫员李贵和铁路工人轮换操作，驶到了桥梁被破坏之处，就把轻便的压道车，从桥下抬到对岸。我们又用加速度开到离徐州尚有七、八十里地的一座断桥处，桥下是微山湖的支流，水面宽，上面虽临时架起便桥，只能由民工和军队单行通过，无法将这辆压道车抬至对面去；我们只得弃车步行，反正这里离徐州不足一百里之遥，我们三人便离开铁路干线，从台儿庄往南步行插入陇海路。当我们看到丢弃路旁的美式装备，在附近横躺着几具国民党军人的尸体，不用问就知道这里便是碾庄战场了，这时离获悉黄伯韬兵团被歼的电讯，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们从兖川出发到这里，途中只睡了四个小时。
一幅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成千上万的蒋家俘虏兵，穿着军大衣，头戴贝雷帽，双手空空，队形不整，懒洋洋地走在沿铁路的公路上，每个人几乎没有表情，只是带点冷漠的目光，观察着冬天的村落和空荡荡的田野。而押解他们的解放军只有一个连，至多两个连的兵力。
野地里躺着失去主人的各种美式武器，我认得出的大炮和榴弹炮还没来得及卸下炮衣，几十辆吉普车和辎重车横七坚八抛弃在陇海路的两侧，行军灶、弹药箱、帐篷、油桶散落在各处，这个仓卒中溃败的景象绵延十余里。解放军还没来得及收拾战利品，打扫战场。我看到当地老百姓已经在觊觎帐篷和油桶了。
我还记得我写的战地通讯有三个小标题：第一：被浮官兵的怨言；第二：就地消化；第三，夜闯徐州：头一段从略，这儿简略地复述后面两个小标题的奇特之处：
我们想寻找解放军的高级首长，但在大战尚未告一段落的时候，是不易找到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九兵团五师的师长，他知道我们是新华社记者后，便微笑着领我们去看一处美式枪械堆积的地方。这是在一个村子的打谷场上，无秩序的自动步枪堆积如山。这位师长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解放军送来了全副美式卡宾枪。请你们来参观这—堆战利品，还要请你们三位同志代管一两个小时，这是一项光荣任务。说罢他就走开忙别的事去了。
我们当然乐意效劳，当我们注意到打谷场上已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土在担任警戒，觉着派给我们这项光荣任务，实是多余的。不过，我们既然接受了师长的命令，只能坐在石碾子上干等着，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戏剧性的场面揭开了师长故设的谜底：
只见从两个方向列队走来两行长长的队伍，他们穿的军大衣说明这两行队伍是被俘的蒋家军，而他们头上一律戴的五角星军帽又表明是解放军战士；要说是俘虏吧，他们再也不是垂头丧气灰溜溜的败兵败将，看神色表现出雄赳赳、气昂昂眉开眼笑的得意神态。他们来到广场上，是来领取原属于他们的武器，不过发武器时有军需官重新进行登记。原来，几个小时以前，他们放下武器，做了解放军的俘虏。经过集队讲话和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表示愿意参加解放军。解放军方面来不及准备供应这么多解放战土的军装，只有先换上一顶帽子以示两军的区别，前后的区别，而换了军帽恰好象征着更换了脑袋。
五师师长把我们安排在打谷场上坐等—个多小时，是为了让新华社记者大饱眼福，亲临参观他导演的这一场换帽子游戏的。
这就是称做“就地消化”的做法，回徐州后我才知道这套运作程序是陈老总（毅）制定的对策，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发明。
另一个小标题：“夜闯徐州”，记述的是一件奇特的经历：
我们来到新安镇一家饭店就餐。店小二知道了我们是新华社的人，就把收留在后院的一群学兵叫出来与我们相见；他们热泪盈眶地叙述如何闯过了生死关，从炮火纷飞中逃命到了新安镇的。这个新安镇，便是举世闻名的抗日宣传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的诞生地。
黄伯韬兵团是乘了九十艘美制运输舰在连云港登陆，是为的增援困守在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的部队，连云港和海州是陇海铁路东段的起点。这里有若干中学和师范学校，国民党军队登陆连云港的第二天，首天就把那里的中等学校作为攻击目标，同时把几所学校包围起来，说是要在学生中抽壮丁来补充兵源。学生们大哭小叫的也对付不了丘八爷，军官们带着连队硬是用武力掳去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女学生。
同学们说：“我们被押送到西关的兵营，把我们编入学兵队，这时才看到年轻的同学黑压压的一片，总数有一千人之多。学兵队啥也没有学，也不发枪，到第五天便把我们押到火车站，起初要我们搬运军用物资装火车，正在装车的时节，同学们的家长有两百多人在站台外嚷嚷要求‘还我们的孩子’，有的家长带着哭声喊自己儿女的名字，同学们一个个跟着哭，跟着高喊爸爸、妈妈，这是撕裂心肺的最凄惨的一幕，只是枪杆子把我们和自己的亲人隔开在两下里了。家长们在站台外圈抗议。长官们不敢再叫我们搬运，而是把我们关进不透风的闷罐车，在里头不知道白天黑夜，男女生大小便也在里头。路上只给我们吃了一顿窝窝头，火车又开动了。不知开到什么地方，火车突然来个急刹车，接着就听得连珠炮的炮火的轰鸣声震撼着车厢，刺眼的闪光弹从闷罐车的隙缝中射进强光，觉着我们的脚下，铁轨也在发抖，同学们快活地喊出：”解放军打来了！“我们并不害怕打仗、打炮，却欢呼着你们解放军救我们来了！有个军官还是有良心的，他匆匆打开我们车厢的铁门，嘶叫着：‘快，你们快逃命去吧！’……”
学兵队四散逃命、天空乌黑，只是借着炮弹和闪光弹的照耀，约略辨认出远处的树林和村落。学兵队很多人不约而同皆向新安镇投奔。
跟我见面的学生感谢这家小铺子的老板收容了他们。当我宣布黄伯韬兵团的司令已被我军打死，蒋家军全军覆灭的消息，同学们响出一片欢呼声。就在同一时候，隐秘在本镇的分散的学生兵们很快被这个胜利消息召唤到这个小铺子里来，人数几乎有一百多人。他们把我们三个围在核心，把我们看作是救命恩人。由姜抗夫向他们重复报告上述的胜利消息，并且讲了蒋家王朝很快就会全面崩溃的形势，他在讲话中，特别讲到国民党士兵是靠抓壮丁卖壮丁，而解放军的士兵是自愿参军的，这一条就决定了国民党的军人不愿为蒋家王朝卖命。他的讲话正好触着了同学的痛处，有位学兵激动地喊出了“蒋该死必败，毛泽东必胜”的口号。当我向大家宣布：正是解放军的胜利，你们才获得自由。你们可以回家照常上学，与家人团聚。又是一片欢呼和鼓掌声。那个喊“毛泽东必胜”的学生对我说：“我要自愿参加你们的部队！”我也很激动地说：“当然欢迎罗！”话音刚落，一下子就有二三十个少年，表示也要。我说：我们是记者，你们要参军去找我们部队的首长就行了。他们提出由我带着他们去见解放军的长官，我想起六个小时以前检阅了五师师长布置的“就地消化”的场面，正好领着这帮可爱的孩子交给他就地消化。我答应愿意做他们的向导。
其余想回学校的六十多位同学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我开一份证明条，保证回家的路上不至于又被抓了去。学生们想得周到，但我是个新华社的负责人，并非解放军的指挥机关，用我的名字开个路条，顶什么用呢？我灵机一动，动出办法来了，我的挎包里带有印着“新华社稿纸”和“新华社发报纸”，“新华社”的权威性并不低于师级以上的一颗图章，我在“新华社发报纸”上写了这样的字句：兹有某某等若干人，本系连云港在校学生，年龄幼小，他们获得我军解放后，愿回家继续上学，希沿途军政单位准予放行并保证其安全，实为德便，以下是我的签名。本来要求参军的同学中，看到这张印有“新华社”字样的字条，有四五人改变了主意，愿意加入回乡的队伍，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又写了张上述的通行证。
这样，集中在新安镇的学兵队兵分两路：六十乡名男女同学结队回家；另一路二十多人的志愿兵，即由我率领走了十多里路找到了五师师长。我把学兵队转变为志愿兵的情况向他报告：他们也是合乎“就地消化”的解放军战士，只要换顶帽子，就让他们参加你们的部队吧！谁知这位军事长官原则性很强，他面有难笆，说：你带来的这些人是学生，不应作俘虏处理，加之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栋，这件事不好办，他建议我把这些孩子们（使用“孩子们”称呼他们，似乎有点瞧不起，不过这帮学生确实还是孩子。）领到军政治部，我说：孩子们还不曾吃饭呢？师长招待大家吃了一顿饭，倒是热情而慷慨的。
我们出发已是第四天，淮海战役的战线迅速西移，淮海前线司令部已进据徐州，身为新华社前线分社的头头，社里的同仁们一定为他们的群龙无首而焦虑。我领着这帮青少年在陇海东段转游，有点不务正业，大有湿手沾面粉，挣不脱又甩不掉之势。姜抗夫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们走出三五里地，他向我建议道：我们总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何不让他们自己去找军政治部去，咱们走咱们的路。
这话正合孤意，我把这个意思跟同学们说了，他们对我难舍难分，有点不愿意离开我们。这时从同学中忽然跳出一名好汉，他就是在新安镇上领头喊“毛泽东必胜”口号的，他向我提出反建议道：
“我们愿意跟长官跟到底！你上徐州，我们也跟你上徐州。只要你长官同意，我能开着汽车把全体同学开往徐州。”一说到这里，他用手指向附近不远处就有几辆被打坏的汽车。这个主意来得突兀，又来得新鲜，我问他：“你会开汽车吗？”
他红着脸羞怯地说：“不瞒长官说，我，这里还有两个伙伴，原来不是连云港的学生，我们是黄伯韬机械化部队的逃兵，混入学兵队一同逃出来的，开运输车是我们的本行，只要你长官下令，我有把握开动躺在那里的汽车，开到徐州不消两个钟头？”
此人名叫崔光兴，细看上去，他确实比这里所有的孩子岁数大一些，他的设想当然被新华社的“长官”愉快地接受了。
他带着另外两个“逃兵”，前去收拾卧侧的卡车，给残缺的汽车更换轮胎，并且把几辆车上油箱里的油汇集到一只油箱。崔光兴自豪地招呼大家：“上车吧，已经加足了汽油，开到南京，还有富余！”同学们欣喜地欢呼着拥上一辆敞逢车，快活得就像一群小麻雀。我被优待坐在司机座的客位，当汽车真的向西开动了，心中有说不出的得意和愉快。
开到徐州城，天已昏黑，遇着城下站岗的解放军上来盘查，我就把自己的“通行证”和“记者证”给他看，他挥旗放行。我顺便问他：“解放军三野司令部在哪条街？”解放军同志回答道：“在原来的‘剿总’司令部里。”我知道国民党军队完全撤出徐州了。
我带回一卡车的新兵，连同一辆美式载重车，支前司令部曹荻秋同志当面给予嘉奖，所有的学兵并未编入连队，而是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使这些中学生一下子跳级跳进大学，只因他们在劫难中碰上了谁也学不到的人生中的一课。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也为着我“送佛达到西天”而感到欣慰。我向政治部特别介绍了崔光兴和他们的两个伙伴，他们三人马上换上解放军制服，调到三野的运输独立团，崔当了运输连连长。四年之后，我打听崔连长的下落，方知道他已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生前已提拔为团长。
这篇战地通讯写得长了点，新华总社未转发，只采用了第一个标题：“被俘官兵的怨言”的文字。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前线分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关门大吉。下野的社长，过了长江。华东局组织部通知我到江南的丹阳集训，在那里作好解放上海的准备。
从此我离开了生活和战斗了六年的山东大地。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