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灾难还在后头
前一场的灾难还没了结，新的一场灾难又紧跟着出场了。反右以后，来了三个方面的新花样：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前两个“大”在城市中施行，人民公社则在农村展开，简称三面红旗，使中国人赤着脚也跟不上。
这时节我为了右派的身份正下放在上海县陈家桥，这是个不到一千人的村庄，农民世代耕作，不需要名师教导。自高级合作社提高至人民公社，就把一户一家的个体农民，合并成大家庭的大集体，又异想天开把每户做饭的格局变成吃大锅饭，提出的口号叫做“吃饭不要钱”，为着贯彻这一口号，还得砸烂铁锅和灶头作为下了决心的保证。非常滑稽的是广播喇叭说是：为了提前实行共产主义。
聚族而居的农村皆有储粮备荒的传统，吃饭不要钱吃了没几天就只得吃存粮，连存粮也吃光了，就开始杀狗杀猫充饥，吃光家畜然后吃草根树皮和榆叶充饥，观音土名唤观音，其实是自欺欺人，谁知吃了下去，死得更痛苦，古人就有“饥而不食乌啄者（一种毒性的果实），为其愈充腹与饿死同患也”！（“史记”，苏秦列传）农村里开始死人，老弱病号死在前头，然后青壮年，小孩子也逃不了。
五八、五九这两年偏偏是风调雨顺的年头，按正常的耕耘可保大丰收，旧社会遭遇歉收的年景，农民逃难到外地要饭也能活得下去，新社会拉平了贫富，家家户户断粮，到哪里，那里都在闹饥荒，这就把一切吃饭的门路全堵死了。
原来《红旗》上刊出一篇大科学家钱学森博士的文章，说是一亩地按照他的测算，可以收获三千至三千五百斤稻谷，他的科学根据：植株要密，利用太阳的光合作用，再加之深翻土地，便于吸收地下水源，既省劳动力，不必插秧，熟土翻下去又省肥料。毛泽东夸赞此文是农业生产的一场大革命，正合孤意，发了指示，强制执行。
老毛哪里知道，这是御用文人仰仗领袖的鼻息，当他投其所好迎合老毛的疯狂，也就丢弃了理性的思维和实验的手段，钱学森制造原子弹不愧是个科学家，当他甘愿做疯狂的毛泽东的应声虫时，就完全抛弃了科学的A，B ，C.当然，文人中比钱博士更善于阿谀逢迎的，还有郭沫若，臧克家之流。
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无独有偶，在苏联也有自己的“钱博士”，那里的科学家名叫特洛菲姆李森科，也许受到钱博士伟大发明的启发，他也在耕作方面出了些怪点子，推广冬小麦改作春小麦，一年可收获两季，中国农学家则引进苏联的“先进”办法，试行一年双季稻的轮作制。
违反自然规律者，不论是毛泽东，斯大林，钱学森和李森科，必然受到上帝的惩罚，两国的所谓先进农业，结果都是颗粒无收。我国的农谚说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陈家桥的农民气愤地骂道：“怎么样折腾庄稼就怎么干！哪壶水不开拎哪壶”。
我在陈家桥下放劳动，本是惩罚性的，村长跟我的感情不错，同时，在该村下放劳动的还有两位华东师大的右派分子，男的姓郭，女的姓尹，郭得了精神忧郁症，在杀狗杀猫阶段即投河自杀，村长以郭某饿死为由，向县政府汇报：下放的“王某、尹某，他们即使交足粮票，粮站也兑不出粮来，希望让这两个右派回到各自原来的单位”。这样，我才结束了插队落户式的生活。半年之后，那位尹小姐得了浮肿和肝炎，治愈的特效药只有粮食，偏偏那时独缺这号特效药，死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岁。
2、陷入饥荒的城市
我回到上海，照旧到作家协会上班，干的工作还是整理书库。这时候上海人同样陷于饥荒中，农村有猫有狗可食，城里人却学了猫的本领，纷纷捉老鼠充饥，那热烈的程度比当年除四害的消灭老鼠之役还起劲！
如果说钱博士发明了密植和深翻，人才济济的上海，无名氏的土科学家则发现一种叫小球藻的食品，据说内含碳水化合物，养在水里的“球藻”的孢子会自己分裂。我吃过小球藻，呈绿色，无味，吃下去会引起呕吐。
粮店没有粮食供应，粮票成了废纸，传说近郊区的供应山芋藤，我已记不清一斤粮票能换多少山芋藤，只上市两三天，四面八方抢购山芋藤者，一下子把存放屋后的“美餐”抢购一空，本人也没捞到尝一尝。我在山东可吃过这个东西，山东叫它地瓜秧子，他们把它磨成粉末掺在煎饼里作填充物。
我的家庭有六个孩子（大儿子在外地学习），加上我的父亲，共有九个人。在这陷入饥饿的城市中，能维持一日三餐决非易事，而一直在乡下的继母，因为常州闹饥荒，不打招呼也搬到上海来住，又添了一口，家长成天为吃的问题犯愁。
家里买小菜的财务由我父亲承担，每天天不亮就往五原路菜场排队。三十六年后还记得一件往事：老人家有一次买回一斤豆腐渣，这是第一流的营养品，简直赛过山珍海味；有一天他买了两个大南瓜，正好掺和着糠麸美美的吃几顿。谁知好事多磨，怕是生在贫瘠的地方，或是没有肥料，南瓜下了锅成了一泡水，它的纤维又很难下咽，邻居尝了一口安慰我道：
“老天爷似乎跟我伲作对，这年头怪事连连，买葱葱不辣，买瓜瓜不甜，母鸡不下蛋，萝卜变成空心——，长了这么大还没碰上这般霉运”！
感谢共产党让我全家维持了可怜的生存权，要两样东西成了我们的救命星：一件是每日供应一瓶牛奶，我是连续六、七年的老订户，为了孩子的成长，原则上先让最小的孩子享用；另外一条是李明的海外关系，本来，“海外关系”也象黑五类那样，是闯祸的根源，在饥荒年代，李明的叔叔从香港寄来的罐头食品，几乎成了全家的盛大节日。
冯素英（羊子）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羊子在湖南就业），家中张口吃饭有五人，他们的生存权同样没有保障，她的妈妈找到了一条生路，每天清晨步行到孕妇家收孕妇小便，送交医院提炼胎盘球蛋白，每月收入二十多元人民币，聊补无米之炊。
那年头上级发的票证多如牛毛，计有粮票，糖票，烟票，肥皂票，火柴票，布票，线团票，肉票，油票，豆制品票，副食品卷等等，这说明物资的普遍匮乏。直至1985年以后，这十一种票证才成了一堆废纸。
3、后院炼钢
要说毛泽东的智商低下，他做的诗倒是合韵合辙，要说毛的学识兼优，他的无知简直比不上一个中学生。检查一下毛整个执政期中闹出多少愚昧加荒唐的笑话，如上节讲到的种田不施肥，只须把上层的熟土翻下去，就能长出粮食，这个念头，我在七、八岁时就会说一个“不”字；再如，不用焦炭可以炼钢，没有粮食却提倡什么吃饭不要钱，这不是神经病的疯狂是什么？
回忆一下当年的“后院炼钢”吧，当我调到巨鹿路的作家协会，进门时便发现好端端的大铁门不翼而飞，原来上海作协占用的是本世纪初一个大亨造的花园洋房，两扇由扁钢造的铁门既结实又美观，据说是被“大炼钢铁行动组”硬拆下来拿去大炼钢铁了。如今只用十块木料做成临时的大门，真有贼也挡不住。
我还记得复兴路上一幢六层洋房，对着大街的阳台上都建有一人高的铁栏杆，“大炼钢铁行动组”同样也要拆下来，住户只得临时用麻绳拦住阳台。一位作家住在五楼，见着我气得大骂“行动组”不是人，大炼钢铁不管死活，家里人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找谁算帐去？
大炼钢铁用什么作原料呢？叫做就地取材，于是城市里已经稀罕的树木在一天之内烧成灰烬，炼出了所谓钢，火力猛一点被炼成“豆腐渣钢”，这个新名词只适用于柴火烧成的铁饼。火力不足的连豆腐渣也出不来。
毛活着的时节，他干下的惊世骇俗的荒唐故事，还不许人说一个“不”字，当时报纸上还得连篇累牍刊出赞美的文章，不过这一类小报抄大报，千篇一律。沿铁路线展望平原山野，大小农村，原来的森林都变成了童山秃秃，“倦鸟不知还”的鸟类不是不想“还”，而是无处筑巢无木可栖了。
1962年毛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一篇“一口大锅的历史”的小说里，转弯抹角影射讲了一个含糊的“不”，讽刺了大炼钢铁砸掉铁锅的事。全文只是写了农民如何苦心保住了一只大锅。（刊于1962年7月号《上海文学》）
同年十月里，还是那个张春桥，闻出了这篇小说对毛大不敬，市委宣传部里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信息，果然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其中有一段这么说：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
上述这个会是党内会议，李明还保留了党籍，她听到了“上海一霸”指责王若望“又翘尾巴”的侮辱性讲话，我却没资格参加那个会议。我等待李明回来，快到下午七点，她跌跌撞撞打开了屋子的门，一看到我，泪如泉涌，绝望地喊：“完了”！说完，便扑向沙发，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五八年那么呆滞，我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轻声地安抚她：“什么事？又犯病了，送你去医院好吗”？
4、永别了，我的李明
1962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三不主义”（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放宽文艺政策的报告。
听到这个好消息，生起时局好转的幻想，《上海文学》主编叶以群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我很快写出了《一口大锅的历史》，当时我有几方面的考虑：如果真能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文章，对我的李明将是极大的慰藉，同时也让关怀我的朋友们知道，王若望又站起来了，等于登出一份广告，告诉人们，此人已经不是敌人了，何况叶以群有言在先。在文革时期，他竟从自己住的楼上跳下来自杀。
我还有好胜心，不愿随大流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久久没刊出我的作品，好容易登出一篇东西，总要触及时弊，不说假话吧。那口“大锅”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大跃进期间的荒唐事谁也不曾写过，突破遵命文学，表现作者独特的观点还属首创，虽然我在结尾处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
孰料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依然是“阳谋”的诱饵，光明的尾巴也未能帮助我逃过厄运。
想起在一九五八年，李明就表现精神异常，如今我的焦急是不知道她听到了柯大鼻子讲了什么。
她挣脱了我的手说：“不要理我”！然后，她拉开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哭。我从邻居那里才知道了柯庆施如何辱骂王若望，这对于李明来说，就象是一把匕首猛地扎在她的心窝里；狼犬的鼻子还是嗅出了反党的异味。柯大鼻子有两句信条：“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脚下的奴才，对敢于冒犯他主子的叛逆，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她走出了会场，扶着墙根不辨东南西北，她失魂落魄地、竭力想躲开一切人的眼睛，她鼓足气力终于找到自己的家，这时，她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状态，在哭声中发出断断续续的谚语：“老王，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准备着吧，这一次不会让你轻松——”。
我变得毫无办法，只能用一种绝望的懊丧的情绪迎接从天而降的灾祸！唯一使我安慰的是，她在哭泣声中所说的谚语，孩子们虽然听不懂，我是完全懂的。如今每想起她那一进门喊出“完”了的声音，就全身打颤，那是一种跟迫害狂搏击的声音，谁知这是一种垂死挣扎的声音呢！
这一回的大发作，她会无缘无故地笑，她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当她莫名其妙大笑时，她那形象更可怕，更让我受不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看到她梳头，并且背得出几首唐诗，仿佛看到一刹那的欢乐和阳光，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欢乐。
关于那个可怕的“一口大锅”，她再也不提，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她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大概是她回光返照的遗嘱了。
她只活了四十五岁，于一九六五年八月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第二次上“阳谋”当的代价，我痛失了李明可贵的生命。
她的弟弟梅芳赶到华东医院，没能见到姐姐最后一面，他当场晕了过去，经过抢救，醒过来第一句话：“姐姐，你在哪里呀”？
5、只缘妖雾又重来
上述标题所引毛的“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他自己就是放送“妖雾”的人，自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反右，马不停蹄又来了个大跃进，称之为“妖雾又重来”贴在毛泽东自己头上不是最恰当不过吗？
毛泽东一手造成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人吃人大悲剧，这个十恶不赦的“领袖”还不肯停止作恶，唯一补救之道，他只是声明自己“不再吃肉”罢了。毛跑到安徽的鱼米之乡芜湖考察，询问当地干部：“粮食太多了，怎么办呢？”当地负责人不是不知道农民早就揭不开锅，但在领袖跟前，还是不敢撄逆鳞，他机智地回话：“多造些粮库就是了”。
昏君毛泽东自作聪明说：“仓库堆满了怎么办，是不是做酒呢”？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天大笑话！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昏君晋惠帝（司马衷）的大臣报告皇上，黎民正处于饥饿中，皇上出了个好主意：“何不食肉糜”？
当今的昏君提出“做酒”的解决办法，跟“何不食肉糜”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当今的大臣还不如东晋的大臣们老实；再者，晋代的饥荒也不是司马衷的“三面黑旗”造成也。
“妖雾”的“重来”是愈演愈烈，后来居上，大跃进的作恶还没完结，更毒辣更广泛、更持久的“妖雾”果然重来了！
这就是大家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爱上了一个“大”字，计有大集体、大食堂、大跃进、大字报、大辩论、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大案要案、大练兵、大救星、大一统——，他老人家好大喜功，大狂，又造成了大折腾，大疯狂，大饥荒，大砍大杀，大逮捕，大浪费，大破坏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头一炮，原是姚文元发表吴晗创作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又批评他的同伙邓拓和廖沫沙，即所谓“三家村”，往后，即由林彪副主席颁布了一道“公安六条”：凡反对毛主席的言行，皆作为现行反革命论处。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上述头号通令作了注解。
于是大疯狂，大逮捕，大抄家，大砍大杀，马上在各大城市展开了。
即以大抄家而论，不同牌子的红卫兵都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家先后三次“开门揖盗”，第四批红卫兵再来抄家，看到地板上只剩下一条破席子了，无家可抄，他们才跳过这一家。
“倾家荡产”原是形容赤贫、火灾以及抢劫一空的成语，而红卫兵的抄家的大破坏已远远超过倾家荡产，这是由于大抄家之后还得强迫大搬家。文革中的搬家带有恶作剧性质，听说北京，南京红卫兵的大搬家，是把全家驱逐到农村，只能以自行车装运几件简单的行李。有几万户北京人被撵到农村，南京的牛鬼蛇神则迁到苏北；上海的牛鬼蛇神比较幸运，大都驱逐到汽车间或储藏室，我家只是从五层楼搬到八层楼的吴强家，两家挤在一套居室里。应该说，我的运气还算好的。
毛对这种大疯狂的倾家荡产行动还请马克思出来保驾，美其名曰：“剥夺者的剥夺”。
我在一篇《抄家杂记》中还讲了抄家、搬家以外的大破坏：“他们把书刊出版物冠以‘封、资、修’，古代的线装书，挂在墙上字画，红木家具等都属于‘封’；外国的书，包括钢琴，沙发，西装，领带照相簿等划入‘资’；现代的书刊（除了马、恩、列、斯和鲁迅的著作）则列入‘修’。抄到上述这些东西，书刊字画则运到造纸厂做原料，更简单的办法即一火焚之；钢琴沙发不能烧，便集中到一间房中，贴上封条。（刊于1985年《艺坛》第一期，编入港版王若望着《天地有正气》集）
毛泽东藐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曾夸口道：“秦始皇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生，被杀的不过四百六十几个，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总共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红卫兵抄着了金银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上缴一部分做个样子，大都装入自己的荷包，我妻羊子的娘家，她妈妈听到风声不好，打算把几根金条和首饰藏起来，羊子自信冯家不是牛鬼蛇神，劝母亲不必藏，结果还是给红卫兵抢去了。
红卫兵自然抗拒不了金银财宝的诱惑！大抄家腐蚀了一代青年，在今后的年代里就会反映出来。
6、医院变成殡仪馆
一九六五年底，离李明逝世只有三个月，我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传来，当夜便赶回常州老家，乘火车到达常州城已是子夜，开往丫河的班船已停驶，我只得跑步数公里，太阳还没出山已经来到父亲的床前，我的兄弟，妹妹都到了，他们说：爸爸就是等你来了才断气，我刚刚喊了声爸爸，他果然睁开眼，连说话也说不出来，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王氏宗亲的两代子弟参加了送殡的行列，夜晚，落户在淮北太和县的弟弟王鹤向大家讲述他夫妇在淮北怎样度过闹饥荒的艰难岁月。前一节曾介绍王鹤受我株连划成右派分子，本来他在安徽省会合肥，变成右派便放逐到贫困的淮北，他说：
“幸而大哥的老难友张凯帆给淮北地委打了招呼，我才没有下农村，在淮北市一家医院打杂，张凯帆是副省长，他有权给下放的干部挑个比较好的地方，但没权给谁摘‘帽子’。五八年大灾荒来了，抬进医院的病号多半是浮肿病，医生也没法治，病号只有等死，这个医院的业务实际就成了殡仪馆。而医生护士自己一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粥，后来连玉米面也吃不上，想出办法安排下农村去‘要饭’。我这个杂工是下放的第一批，一组五个人，四女一男分派到太和县乡下。
“首先看到树皮草根都吃光的情景，开始吃倒毙者的肉。我们住在有着三代人的大家庭中，年轻的儿女、媳妇全部到铁路沿线做乞丐去了。老爹老妈并不欢迎我们，一进门老爹说只管住，不管吃。只腾出一铺炕给我们，姑娘们有点为难，老爹说：‘怕什么，米囤不管用的世道，小伙子那个东西也不管用咧’。讲得四个妇女面面相觑。‘我们到哪儿去弄吃的东西呢？本地农民已经把能吃的东西罗掘俱穷，两手空空的外来户只有向当地人求援，一个干瘪的年轻人悄悄的跟我献计道：东各庄已经易子而食了。你不是有四个同伙吗？我帮你砍倒一个，两人拆账怎么样？我吓得汗毛直竖，不敢告诉姑娘们，这时候饿极了的农民完全回到原始的兽性，在一切吃光以后便动脑筋吃人肉，有的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而畜类是不肯吃同类的。萧山县有一个女孩怕被人吃掉，对她母亲说：’妈妈你不要吃掉我‘，结果妈妈饿急了，等孩子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是把她吃掉。该县两个生产队的统计，就吃掉二百多具尸体。
“逃生总比被人吃掉好，不过当人们尝试着逃生的时候，没跑出一段路，就被本身的浮肿、虚脱、乏力打倒了，最后还是被人吃掉，不是喂自己家里人，而是救活了陌生人，可是，多吃一顿人肉的陌生人也不会活太久。这就是饥荒岁月乞丐走不远的原因”。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国是吃人的世界，这句话适用于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甘肃、宁夏、四川等农村。
“为了逃命，我们五个人又回到淮北市人民医院。政治部主任听了我们的汇报，哭丧着脸说：‘只有抬死人的生活，一天发一个窝窝头，不能抬的，什么都没有’。护士们苦苦哀求说：‘抬死人我们干不了，干点别的都行，发半个窝窝头也干’。
“政治部主任只有苦笑：‘护士这个职业，医院里如今派不上用场。护理得越好，病号多活几天，这几天就得多吃东西吧，——你们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按规定倒可以发一个窝窝头’”。王鹤最后说：“告诉你吧，一天发一个窝窝头，还是掺糠的”。至于那四个护士是否转业抬死人，他没有交代。
安徽河南两省在大饥荒年月死人最多；当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粮食生产上比赛“放卫星”，前者吹牛一亩地丰收一万五千斤，后者放卫星放到二万五。一年以后，这两个省饿死了几十万，后者饿死了一百二十多万。
自1958年下半年内，由于饥饿，浮肿病而死亡共有两千两百十五万七千余人。（据中共官方在1965年的统计数字，引自1996年10月号《争鸣》）
7、牛棚记事
“牛棚”是侮辱性的新名词，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按毛的解释，牛鬼蛇神就是敌我矛盾的敌人，两样动物加虚拟名词，两者都不是人。
运动开始，作协机关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池浅牛鬼多，门小妖风大，写出这种对联，显示文人荟萃之地‘作协’的特长，非常滑稽的是，写对联的本人也是牛鬼——王元化。反胡风中有他，文革来了就把他打入牛棚。
我能以平常心轻松地介绍别人，当时我还没有关进牛棚。只因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我要自己解放自己”！我的身份，不是造反派，走资派又不是，处在二者之间，属于骑墙派。我看到《红旗》杂志一篇文章指出‘造反派可以结合走资派，只要他本人愿意解放自己’，于是写了那张大字报，希望自己不再作蝙蝠。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我被宣布‘不是人’，是条牛，押进牛棚。进了牛棚，下午六点还可回家，两个月后，我又被隔离，便完全丧失了自由。《上海文学》副主编魏金枝也被关进牛棚，傍晚他是允许回家的。
魏金枝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他做过上海师范学院兼课老师，他在“作协”做“牛”，该上海师院也不放过他，那边红卫兵比作协的造反派更粗暴，每次他被师院勒令去师院报到，总是胆颤心惊而去鼻青脸肿而回。他每次进学校胸前挂起写明“反动学术权威”的纸牌躬着腰在台上挨斗。我虽不得回家，比起长我二十多岁的魏老，我还是幸运的，我看他强挣着被打瘸的腿，被勒令站在热水池边洗碗，我真愿意代他干那些杂役，有一次他悄悄地问我：“这些人究要把中国引导到哪里去？”流露出对“这些人”的愤怒，也有对祖国命运的焦虑。他所说“这些人”不过是毛泽东的代号，我心照不宣。
我完全丧失自由以后，再也不曾见着魏老，后来听说他病倒了，进了医院，机关造反派仍然不放过他，特地在“公费医疗证”上注着“叛徒”字样，医生碰着牛鬼神社看病，管用的药也不敢开，结果小病变成了不治之症，1972年死在华东医院。
批斗牛鬼蛇神，还有陪斗，借斗之分，知名度高的牛鬼蛇神，许多机关借重他的名声，拉了他去挂上特大号硬纸牌子，如京剧演员周信芳，台下观众嘻嘻哈哈只差没有要求他老人家唱一段；作协的巴金也曾借到万体馆，文化宫等处唱主角。这一类批斗会还有电视实况转播。上述魏金枝老人，拉到上海师院去挨斗，叫做陪斗，享受不到电视广播的荣耀。周信芳七斗八斗，就象他唱戏，一天赶几个场子，毕竟年岁大了，又患了高血压，在某次借斗中晕了过去，没能救得回来！
我本人连陪斗的资格都没有，没想到在一次外调中，我据实提供了康生在延安时，他为同乡江青拉皮条给毛泽东。我的证明需要机关委员会盖图章，那证明上面并没有写明“拉皮条”的词句，不过就凭这份证明，就贬低了伟大旗手江青。革委会的一位工人作家胡某人为此大发雷霆，他把我拉到后院鲁迅铜象下边，耍流氓似的踢了我一脚，并用皮带抽打，强制我跪下，宣称胆大包天，“竟敢侮辱伟大旗手和中央文革的顾问”！我挣扎着爬起来，他又在腰间踢我一脚，我一个趔趄第二次栽倒在鲁迅像向下。我没抗争，也没说一句话，只是用愤怒的眼白了他一下。
8、凑足十年整数
一九六八年八月那次将我隔离，文革的语言叫做“升级”。从半自由到不自由，是走向十八层地狱的两个梯级，第三、第四个梯级便是坐牢、判刑。我既不是走资派，历史上又没有叛党，我还安慰自己，至多下到地狱两、三层吧。直至公安人员让我到东厅问话，说是某某人检举揭发，王若望诅咒毛主席，态度冷冰冰地问我是不是有这回事？这时我才意识到地狱两、三层怕是不够了。某某人是谁？公安人员也没有挑明，我很坚决回话：根本不曾骂过伟大领袖，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告诫我“坦白从宽”。（第一号法令又称“公安六条”，凡口头上、书写上指责毛泽东者，判死刑或死缓）
我立起身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去问问所有的同事，我对谁说过假话来着？
我硬，对方软下来了。对方劝我冷静，不要封门封得太死，接着他给我摊牌了：“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叫张秀珩的？”我说有的。
对方轻松地说：“你曾对她讲过什么话”？
我笑了，我说：“说的话多着咧，我不记得说过什么冒犯伟大领袖的语言”。
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随山东分局的巡视团去到胶东根据地，受山东分局锄奸部长留居英的委托，我和宋惠两人处理四十二人肃贪案（罪名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匪，已处决八人），罗竹风夫妇也在内。
在刘部长的指示下，关在狱中等待处决的罗君和他妻子张秀珩得以平反。（参看“自传”二卷：“做了一任审判官”。321页）
全国解放后，罗氏夫妇也派到上海。我们在胶东认识，大概是第二次抄家以后，听说罗竹风被软禁，造反派说他是叛徒。我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政治运动的底细如何顺便给她一些安慰，就到罗家，看到了他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只留下一张毛泽东像挂在墙上，形成尖锐的对比，毋宁说搞得人们倾家荡产的正是挂在墙上的那个人。我见着孤苦伶仃的张秀珩无话可说，两家的遭遇同病相怜，谁也不需要安慰，我指着墙上的、首恶的他的肖像，脱口说了句：要是他早死脱就好了！谁能料到这个张女士，以为照着林彪的“公安六条”揭发王某诅咒毛主席，即可揭发有功，幻想中共会把她的老公放出来。当年我和宋惠如何救援她，并不图什么报答，如今怎么可以反脸无情，把从前的恩人，当作头号敌人呢？
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从审讯员口中得知：这个张女士还加油添醋告发我辱骂林副主席。
我一概否认，成了审讯员眼中的“死不悔改”。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于一九六八年八月押解到上海第一看守所。在进入监狱之前，市文联还开了全体大会，为了体现“宽严结合，坦白从宽”，有两人借来陪斗，其中一人唐铁海，根本未被捕过，他却自己承认是叛徒，批斗一下就当场释放。
王若望是“严”的一类，会场门口就贴了一张横幅标语：“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大门口早就停着一辆公安车伺候。文联并指定我的子女可以参加旁听。在后面站着我的十五岁小女儿“六六”，看到她稚气的脸，为父的并不觉得惭愧，等她长大了，便会知道爸爸的冤枉。后来我被放出来，她说：哥哥、姐姐都不肯去参加斗爸爸，家里人都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我还小，怕什么？两个真叛徒倒放了，不是叛徒的爸爸倒进了牢狱，我把这事儿讲给姐姐和同学们听，让大家知道爸爸吃官司算不算冤枉？
冤家路窄，专案组预先安排这个狼外婆式的女人到会作证，她从后排人中冒出蒙着黑纱的头，吞吞吐吐地说：“老王对我说了侮辱毛主席的话”。
我吆喝道：“时间、地点……都没有……”，公检法人员连忙打岔，两个警察立刻挟着我上了警车。
使我感到最大安慰的，让我看到了在场的群众一瞬间都用怒视的眼光转到后排那个戴着黑纱巾的女人！
后来的事实，张秀珩并未得到宽大，她丈夫关了五年，她自己也被隔离，她气得用一根裤腰带挂在双人床的最高架子上，企图一死了之。只是很快被人发现，抢救过来。
9、似曾相识燕归来
警车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审不问，把我一个人关了若干日子，这里写“若干”，只因从半自由变成不自由的转折，白天黑夜的观念胡涂了。
审讯开始了，看守领我进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墙上挂着首恶的阎罗像，两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贴在肖像的左、右，似乎是暗示夹在当中的人不够坦白呀！审判官坐在上面，早就等着犯人了。我坐在一张专门为审案的犯人坐的硬木椅子，扶手上穿着洞眼。这把硬木椅子似曾相识，依稀记得三十多年前一度坐过这个椅子，知道扶手上两个洞眼是穿绳子缚牢囚犯的手，防他搏击法官之用。
心直口快，触景生情，我说了：“这里好像来过的”。审判官冷冷地说：“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屡教不改”。
我借此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为了信仰，三十多年前我被逮捕，国民党的法官就在这个房间里审问我的”。法官品味我的回话是摆老资格，揶揄的调子说：“你别忘了是什么身份。你是老革命，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的，我见得多啦。你到这儿还说俏皮话，好罢，本来我可以把手铐开了，你到这儿来还这样不老实，没办法对你施仁政”。
第一次审问不过是重复隔离时期问过的东西。第二次审问又多出一桩新罪行，法官问道：“有个死刑犯，是个女大学生，你曾组织红卫兵替她翻案”。我心里明白，他所提的就是林昭，这条罪状万万承认不得，我的回答是死不认帐，虽然审讯室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我知道那是叫人上当诱供的阳谋，我才不上当咧。根据我两次坐牢的经验：当年国民党审问共产党员，要的是真口供；共产党审问共产党员的时候，要的是假口供（参看《饥饿三部曲》第三部，刊于一九八零年一月号《收获》）。
我在漕河泾监狱，国民党法官判十年徒刑（法官的大名陶百川记在判决书上，此人到了台湾，至今还健在）（此稿系1998年脱稿，当时陶百川尚键，及至出版作者遗作的2003年，陶百川也已作古），适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侥幸才提前释放，只做了三年半囚徒，为此我感到占了便宜；时隔三十一年，一个老共产党员却在自己的监狱里毫厘不爽地偿还宿债，关了四年整。
这四年中前后换了两处监狱，第一和第二看守所，第一在南车站路，我在那里关押了两年四个月，只因牢房破旧，围墙塌了一只角，只得转押至第二看守所，上海人称它是“法国大牢”，在广慈医院附近，正好给我周游列国的机会。法国大牢的建筑是八层转盘楼；楼梯外面是铁栅拦；第一看守所的犯人转到这里，讲明住一阵还要回去，“一所”迁去的犯人关在“二所”的平房，原来关的妇女。平房与转盘楼相距二十多步，从门洞里可以看到对面大楼里的动静。好在原女监的看守对我们有好感，他们对外来借住的犯人，管理松懈也无所谓，从来不曾干涉我们“望野景”，有时还给犯人透露外界的新闻。
五楼向阳的一面，关押的是偷渡台湾被捕的亡命之徒，其中有福建、浙江人，也有海峡那边过来的台湾人。法国大牢给犯人开饭是用大木桶装米饭，管吃饱，一天只吃两顿，快要过节了，木桶里却有许多剩饭吃不下，是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二所的看守给我们讲了真正的原因；司法部门判了死刑总喜欢挑选某个节日的前几天执行，一年只有国庆、端午、春节杀一批死刑犯。中国历史上本有”秋后处斩“的成规，真按法律办事，要杀的”鸡“不够多，怕起不了”惊猴“的作用，临时就找”二所“五楼的犯人壮大”鸡“的阵容，又给人一种专政决不手软的印象；头两批拉出去枪毙没觉出有这个规矩，五楼的替死鬼多了才摸着了中共官员的脾气，存活的犯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批是不是会轮到自己，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是”每逢佳节必杀人“，这样就吃不下饭了。
还有一件惨剧发生在一个小伙子身上，犯了什么法，女监看守也不清楚，只知他的母亲是寡妇，好容易把独子养大到十八岁，就抓到“二所”来了。为的他在单身牢房“要妈妈，要回家”，惹得上下两层楼面不得安神，看守长出了一个惩罚主意，要他敲着铁皮碗，从楼上敲到楼下，嘴里必须不停地喊回家。又从楼上喊到楼下。这样跑了几个来回，这孩子口吐白沫，一头栽在铁栏杆上，几个小时救不过来，就这样死了。当局通知他母亲来收尸，六十多岁的老太还没有走近儿子的身边，就撞在水门汀台阶上，陪儿子一同死去。
10、毛泽东的二号宠臣
上海作协有个“评论家”姚文元，他为毛泽东挑起文革放了两把火：一把火攻击《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录以备考”，另一把火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由吴晗又牵上“三家村”的邓拓，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服大量安眠药而死；一九六八年三月，吴晗在狱中迫害致死，他唯一的女儿流落街头，无人敢收留，活活折磨而死。
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在狱中关了八年，又流放江西山区林场，毛逝世那一年，准许廖回到北京，他有悼亡诗一首表达他的愤懑：
岂有文章清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
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罢官成惨剧
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惨祸
我欲招魂何处寻
（注：燕山，吴、邓、廖三人在《北京日报》的专栏题名“燕山夜话”；巫咸，典出“后汉书”张衡传，原名与女巫，意即听信馋臣的胡说八道。）
邓拓原任《人民日报》总编，毛看了该报阶级斗争火力不够猛，大骂该报“死人办报”。将邓拓逐出《人民日报》，邓拓也写出了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浩气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特别令人气愤者，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原是毛泽东首先提倡“大家要学习海瑞”，他觉得谏臣对国家还是需要的，发杨“海瑞精神”的提法就在文化界传开，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写海瑞的构思还与毛商讨过。上海方面也不甘落后，编出了新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演海瑞，上一节讲到把周斗得死去活来，头一条罪状便是他演了“海瑞上疏”。
该剧的编者许思言对我说，他起意写这个剧本并非受吴晗的影响，而是响应毛提倡的“海瑞精神”，要有什么错误的话，只怪自己跟得太紧！毛的神经衰弱，竟把戏剧里的翻案、复仇等等都联系到是给彭德怀翻案，于是孟超作的《李慧娘》和《乌盆记》等鬼戏，田汉作的《谢瑶环》，还有《四进士》等等都是为彭德怀翻案了。口诛笔伐还只罢了，还要给编剧、演员施以死罪的惩罚。孟超和田汉皆死在狱中，许思言则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我于一九七八年撰文论及由《海瑞罢官》株连的文字狱：“后来又扩大到所有写封建皇帝是昏君的戏，表扬清官的，描述冤案的戏，都被神经过敏地猜疑为替彭德怀翻案，《评海瑞罢官》中，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成了他讥刺他本人的胡说八道、不学无术的名言”！“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实行了‘抓一人废黜千百人’或者‘一言招祸，万人遭殃’。
即以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来说，嘉靖帝可算是昏庸残暴的君主了，海刚峰上金殿当面骂了他，嘉靖气得面空发青，命令把海瑞关入天牢。不过嘉靖还接受了徐阶的进言，没有杀死海瑞。海瑞上疏的时候，准备着一口棺材，好给自己派用场，实际上海瑞在上疏后，还活了二十一年。谁能料到四百年后在舞台上演海瑞，演员抬着道具纸棺材却受到了残酷迫害。有一位戏剧界人士仰天长叹曰：真海瑞抬真棺材上金殿而得不死；而假海瑞（指周信芳、马连良）抬假棺材上戏台却因祸杀身。这话多么沉痛，多么深刻！
与姚文元的接触：开头他还不是作协委员，只是卢湾区的宣传委员，给《文艺月报》投稿，他的稿子空洞无物，全是堆砌一些马列的政治术语，不用之稿一般不退，积压得多了，看在他父亲姚蓬子是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份上，请他来编辑部面谈，当面把一大堆来稿还给他，姚做出一付虔诚模样，提出是把其中某些片段凑合起来，那言外之意只要发表就好了。我任副主编期间，只是刊出攻击王若望是“五把刀子”的短篇。（参看前一部：“死亡的陷阱——”）读者撰文批评副主编，我怎能不发表呢？
从此以后，《文艺月报》再没有发表姚的文章。倒不是本人对姚有先见之明，我几次与他打交道便感到此人好虚荣，写文章除了堆积政治术语，就是写火辣辣的骂人文章，诸如诗歌，抒情散文，以及学术性论文他一篇也写不出。北京人给《红旗》的文章称作“梁效体”，上海人给姚文元的文章起了“文革体”的雅号，二者的特色不外乎打棍子，扣帽子，气势汹汹，使用的政治术语大多照抄毛语录者。
这种小人一朝权在手，对不顺眼者睚眦必报，决不手软，当我从编辑部调到资料室，姚文元借着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的势力，把我撵出作协，下放农村；反右以后，姚文元一跃成了毛的佞臣宠臣、骄横不可一世，姚找我谈话，坐在东厅的太师椅上，宣布开除王若望党籍，我的党龄比姚的年龄还大，按党章开除党员党籍，必须经过支部大会通过。更狠毒的报复，将我月薪从一百七十六元减到一百一十六元，我家子女多，生活拮据可想而知。
姚文元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判他二十年徒刑罪有应得。使人不平之处：“四人帮”上头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未受到任何处置，得以逍遥法外。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