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代会开锣戏

回到上海第二天,即有《解放日报》副总编亲自上门约稿,要我写好稿子马上交给报社,“我们会很快发表,放在重要地位,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我没让他太扫兴,只是说:“乔木同志关照,要我吃透《邓小平文选》,至少要学它一个礼拜,才能动手”。这样就把他打发了。我心里想,往日我的投稿可没有这样重视,大概中宣部打来电话给他,一下子就身价十倍了。

次日,市委宣传部王元化又约我到他办公室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刘金,他是陈沂一手提拔,任宣传部文艺处长,刘听说乔木接见了我,当然要听听“左王”近期有什么重要指示。我汇报了半个小时,一直没有理他,只见刘金作记录那么认真。

我在汇报中有意略去乔木借王震之口侮辱巴金的谈话,关于不久召开文代会打算踢出巴金的意图,我也没有介绍,这两点我只对王元化一人作了汇报,他听了摇头不止。

我知道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那篇鼓吹人道主义的文章,王元化也有份儿,该文章发表前,曾征求他的意见,元化还从德文本找到了马克思使用“异化”这个词的来历,使周扬的立论更具权威性,这篇文章闯了祸,从前文艺界对周扬一贯充当毛的打手,名声不好。正是这篇文章便成为抹去“左王”帽子的转折点。

王元化听完汇报,说:“乔木叫你写批判文章,你打算写不写呢”?

我说:“你知道我是挨棍子的人,怎么能变成打棍子的人?打棍子的人,人人恨,挨棍子的人,人人爱,这是做人的常识嚒。乔木在北京给我封官许愿,许诺做什么文联主席或副主席,我又不是官迷,如果文联主席当上了,也不过是个闲散宫,我才不稀罕它”。

元化说:“其实做个宣传部长也不值得羡慕,上任以后,我好多天失眠呢”。

我接着问:“听说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按照乔木的意见,企图踢开巴金,恐怕行不通吧”?

他说:“目前,还找不出一个作家能超过巴金的声望,这是最大的难关”。

一九八四年八月初,筹备很久的上海文代会终于召开,为了抛开王元化,另外成立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组长夏征农,其中的成员,有一位绰号“金棍子”,就是化名《上海人民出版写作组》,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骂周扬、王若望的刘金;还有包揽出国访问的杜宣等。

产生文联的领导班子,经过三个层次的选举,“文联”是各个文艺团体的联合组织,如美协、作协、剧协、音协、评弹曲艺等,第一次选举,各个协会分头选出代表共一千五百余人;第二次选举,在一千五百人中选出文联委员的候选人;第三次从候选人中选出文联主席、副主席。

第一回合我参加了作协选举文代会的代表,上海方面甚至比胡乔木的极左还过火,他们压根儿不让王若望当上代表,连出席文代会的资格也被剥夺,可是他们的“专制”并未得逞,青年作家陈村提出质问:“王若望为什么不能放在候选人名单中,陈沂也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另一位作家提出:“王若望登记在会上发言,为什么他连发言权也没有”?

不让我作候选人的几位,他们只能悄悄地通过“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暗中使劲,却没有勇气在大庭广众申述不能当候选人的理由。好几个兄弟协会的代表小组也提议,应推举王若望做候选人,后来只得把王若望的名字印上候选人名单。是等额选举,票数揭晓,夏征农得票数只是末位第三,王若望的票数遥遥领先。

巴金本是上海作协的主席这次作协大会他却没有到会,茹志鹃提出质疑:为什么巴老没来开会,也没有印上候选人名单?我们是群龙无首呀!

夏征农连忙解释道:“巴老已被中央安排做全国政协副主席了,所以不再安排”。夏还补上两句:“我岁数比巴金大一岁,我的健康比巴老还好”。这两句补充多么笨拙,这一补充不泄露了自己想当文联主席的心愿!

由于这两句补充,还引出了一鸣惊人的“补充”,上海作协人事处的小徐说:“夏老既没有参加作协,也没参加其它的协会,只是复旦大学做过两年校长,而教育工作者协会他又没有参加,按章程非会员就不能当代表”。

这次会议开头无人鼓掌,而小徐的发言赢得了持续一分钟的掌声。老练的夏公红着脸很窘,只有默认下来。

选举揭晓后还有最后一项:候选人发言,夏征农满脸晦气,加上名次排在后面,他无话可说。我便抓住这个良好机会,乘胜追击,不指名的批评了他:“不参加这样那样的人民团体,毛主席就批评过,这是缺乏组织观念,又缺乏群众观念的表现。反对精神污染已经反不下去,胡耀邦从日本回来,不到四十天就悄悄收兵,奇怪的是,在今天的会上,还有人说,反对精神污染有必要,这不是跟党中央对着干吗”?

2、出丑卖乖假民主

最后,由二百五十名当选的理事,选举文联主席,很滑稽的,准备已久的二十三名副主席的名单却没有发下来,大会秘书处推托说是准备的名单在印刷厂还没印好。台下的理事气愤地鼓掌:没印好先念出来让大家听也行。主席团在理事的抗议下宣读名单,当念到候选人只有夏征农一人,台下的鼓掌变成喧哗,使坐在主席台上压阵的胡立教也不知所措。

沙叶新出来解围,他说:“我们等印刷厂的名单还没有印出来以前,利用这个时间,让理事们发言,好不好”?

台下的喧哗被他压下去,喊出了统一的“好!好!”于是第一个发言的沙叶新讲下去:“夏征农不适合做文联主席,因为他年纪太大,他对文艺太陌生,解放后一篇文艺作品也没有,光靠吃老本,这对于年轻作家不是好榜样;既然岁数大了,按邓小平指示,办离休不是很好吗”?最后沙又补充说:“我要求不要对我打击报复”。

年近八旬的贺绿汀说:“夏部长,我也劝你不做吧,何必跟年轻人争位子呢?我自己的副主席候选人也不要,你年纪比我还大,没听说孔子讲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吗,算了算了”!

贺的发言把全场都镇住了,静默不到一分钟,爆炸似的响起了全场的掌声。弄的胡立教坐不住了,他出来打圆场:“中央指示虽然提出使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但革命化是最重要的,大家别忘了,夏征农是很革命化嘛”。他竭力压下公开的反叛,这几句话却显得苍白无力。

我举手表示要发言,主席台上没人回应我,我只得站到主席台前面,面对理事们说:“你们一心踢开巴老,就不得人心,在没有最后宣布选举结果以前,还来得及急刹车,以为造成既成事实就万事大吉,广大的文艺界人士不答应,国际人士也不答应,因为巴老是有国际影响的作家。我走近夏征农跟前,几乎是恳求他:”为你的健康长寿,为我们的文艺事业兴旺发达,你还是不作为好。革命化虽然很重要,年纪太大,革命也就没力气‘化’了。你要知道,文联这把交椅是发烫的“。

这时,印好的候选人名单才送进来,在座得每人发了一份,又激起了新的一波要求发言热潮,电影导演宋崇,还有陈公敏,丁善德相继发言,都是劝说夏老功成身退,其中用了颇有刺激的评语,指责夏征农出丑卖乖,夏一时受不了,从坐椅上跳起来。主席团感到不能收场,宣布临时休会,等待主席团商议下一步如何结束。

休会一刻钟,复会后宣布:意见差不多,不用再发言了,就此打住,最后一轮投票选主席和副主席另定日期。我以为主席团考虑了我的“急刹车”的建议,谁知主席团的“另定日期”,休会了十一天。

后来才知道,这时胡立教的主意,缓和矛盾的办法,其实是给顽固派坚持其反动立场的缓兵之计。

十一天以后重新开会,很多人把印好的候选人名单都遗失了,有的人声明“名单”忘了带,允许他骑自行车回家去取,更多的人根本没来开会,两百五十名理事那天到会的只有六十余人。我那天到了会场,只是看热闹,比作是看场有头无尾的滑稽戏。

这正是冷处理的策略达到了越冷越好的结局。

选举的结果符合胡立教的理想,也符合中央胡乔木的目的。

其中有两处与原来的理想不完全合辙,一是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根本不同意踢开巴金,被胡立教压住,他无力扭转局势,于是写了报告给党中央,胡耀邦打电话给陈国栋,说是考虑到巴金是国际知名作家,不进入领导班子不大好,指示一定要放上巴金。但在胡立教服从胡乔木的意志下,不经选举,似乎为了照顾巴老的面子,让巴金担任文联的名誉主席。

另一处是上海作协主席的位子,本来讲好由于伶担任,于伶受迫害有二十五年之久,他也是潘杨冤案三千五百人中的一分子。于伶对什么官都不感兴趣,不愿出任作协主席,尤其不同意排除巴老,后由党组织一再说服,他才不得已而受命。

一个官瘾十足,一个宁愿让贤,这个鲜明对比,显示出夏某人格的低下。

会议结束好几天,象上海文代会这样的大事,我的一位中宣部朋友对我说:“踢出巴金,独尊夏公,公布出去会引起文艺界的非议,国际人士也会质问北京文化部,招来许多麻烦”。胡耀邦批评了胡乔木、邓力群,指出这样重要的安排未经书记处讨论过,只是学了一点差额选举的皮毛,这是中宣部在背后瞎指挥了。

我的朋友还讲了更重要的一条,他说:“耀邦准备把邓力群换下来”。不完全是为了没有开好上海文代会。

同年年底,果然物色了做过贵州省副书记的朱厚泽,代替了邓力群。

3、微服私访评冤狱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和羊子一同骑自行车出外春游,目的地是杭州、宜兴。我们沿着一马平川京杭国道,第一站在离嘉兴不远的市镇歇宿,为了节约房钱,我睡的统铺,同屋的一位商人谈起,他听说一件事:两条香烟砸毁了一家高精尖的民办企业。这个消息使我吃惊,民办企业是个新生事物,它跳出了国营企业的垄断,所以,代表社会主义一方的干部必然会扼杀它、围剿它,莫非“两条香烟”就把它打倒在地?

为此我一时睡不着,便进一步问那商人:能不能说得详尽点?他说他是听来的,只知道这家民办厂离嘉兴不过二十里,民办企业的厂长是个女的。

在这以前,我写过文章专批国营企业的公害,指出国营企业、商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新兴的民营企业刚刚冒出来,就遭到各个方面的打击,包括加重税收,合法登记收费特重等等(国营企业却不用登记),一方面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允许民办企事业;一方面却加以限制、打击,目前正是面临新生事物与腐朽事物之间的斗争,我们当然站在改革开放的一边。

于是改变了原来的春游计划,踏了一阵,便问过路的,终于有了确实的地点,于是改道直奔新塍镇,镇上人指着特别突出的一幢四层楼,我们找到了女厂长,才知道她名叫汤丽娟,厂里生产的录音机消磁器和电唱机唱头。她是自筹资金,自任经理,不出两年的盈利,就足够建造四层高楼,如果不是中途停产,官司缠身,她还打算出资修一条新塍到嘉兴的公路。完全是中产阶级的派头。

当我问起:“‘两条香烟’怎么砸烂一个民营厂”?她苦笑着说:“不仅仅是两条香烟的事,镇长徐某把我看作摇钱树,我送给她的礼物并不少,他贪心不足,总希望把我的财富与他扯平,加之我是个妇女,堂堂一个镇长怎么能让一个女人爬到男子的头上?就凭这两条,我当然不能满足他,于是跟我处处过不去,并且在外头造谣说我贪污。我自己的资金,自负盈亏,难道老板还贪污自家的钱财?贪污只有官场或国营企业中才用得着吧。

“想不到嘉兴地区法院竟受理此案,并且查封了我的厂,冻结我的帐本,总算还不曾抄家”。

主持正义的人在市镇上还是有的,第一审的时候汤丽娟请不到律师,谁做她的律师,势必得罪那个镇长,受审后第八天就有崔钟、顾祖德两位律师挺身而出为被告辩护。我问汤丽娟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事实,她说王先生要到嘉兴市才能找到他,我的单据和证件都在崔律师处。

这样,我跟羊子骑自行车又折返嘉兴,崔、顾二位见到上海来了个打抱不平的作家非常高兴,他们愿意提供一切。崔钟还自我介绍,当年他也戴过右派帽子。对报上刊登大右派王若望,心仪已久云云。

手头有了书面的资料和证据,花了半天的时间写了“功臣乎,罪犯乎”?一篇控诉性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一九八四年三期《民主与法制》,写成后还经崔、顾二位律师审核过。

以《民主与法制》以及电视传播遍及全国的影响,嘉兴市司法部门悬崖勒马,立即撤回原判,终于以法律为准绳,当堂放人,落一个皆大欢喜!

嘉兴市的司法部门,根据镇长捏造的罪状,于一九八三年十月,竟以“贪污罪”判处汤丽娟徒刑三年。

嘉兴中级法院里毕竟还有头脑清醒的人,读了《民主与法制》上王若望的报道,特地派人与汤丽娟和崔钟谈话,在一个月后,下达改判的公文:查原判与事实不清,驳回嘉兴市人民法院,应予再审。

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嘉兴地区法院重新审理汤案,宣判无罪,当庭释放。按法律抓了人无罪释放,被告应该反控那个徐某,还可以要求诬告者付出赔偿费。可怜中国的法律并无这种条文,吃了冤枉官司,只好自认晦气而已。

这次开庭吸引了好多旁听者,而汤的丈夫却没有出席。如果说汤丽娟胜诉表现着她的勇气,她独自办工厂挪借了三万五千元资金,表现出她的魄力和雄心;她的丈夫却是个懦夫。妻子坐牢三个月,丈夫没去探望过,而妻子赚了很多钱,伸手讨钱却有他的份。妻子生起气来骂他是“鼻涕”,他可并不生气,甜甜地涎着脸又伸手讨钱。

两个月以后,另有一位作家将上述报道写成电视剧《无罪的女囚》,先在上海电视台,后在北京电视台公映。

汤丽娟冤案得以平反的消息,经电视台和《民主与法制》飞向全国,引出了千百件有冤无处诉的函件象雪片似的飞来。很多来信因不知王某的地址,就由《民主与法制》社代转,有些信件凭猜想只在信封上写“上海王若望同志收”,邮递员照送不误。

这一现象反映了冤狱遍地,人们盼望真能出一个包青天,如果一桩桩去打抱不平,可能打到下一个世纪也“包”不了。

我只能按兵不动,一概不回信,就怕再犯个人突出的错误,何妨借此机会钻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结合个案提高自己的法律常识。

同年七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条惊人消息,“独创民办企业八个”副标题:《总经理孙永根系狱八年》。看内容是江苏江阴县新桥镇孙永根艰辛创业,办了造船厂,陶器厂等八种轻重工业。因贪污被无锡法院提起公诉,判刑八年。

报社所加标题是中性的,而报道的记者谢军明显同情孙某。报道的内容,又是“功臣乎,罪犯乎?”一文的江阴版本。连孙永根所犯的罪名同样是“贪污”。

对这条消息表示愤慨的大有人在,两天后有一位律师黄寿琪来找我,他建议何妨亲自到新桥镇调查真相,他的创意一拍即合,我与羊子跃跃欲试,决定多邀几个媒体的同志,一起到江阴去实地考察一番。

全国有影响的报刊:有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其中有两位朋友表示愿意一同前往,一位是章习之,另一位章茵子女士,再联系上《光明日报》的谢军,我是《民主与法制》的特约记者名义,集合五人于三天后乘了一辆汽车前往。

来到新桥镇,方知江阴县属无锡市管辖,西北与安徽毗邻,从水路来此,乘船须经我的老家丫河镇,相距不过五十里,这个古老的集镇呈现一派熙来攘往、欣欣向荣的景象。镇上人看到大型汽车下乡还是觉得稀罕,故围观者甚众。

打听得孙永根正在家中,他虽判刑,因双腿关节炎允许保外就医,谁进他的家,还需镇长同意,大队人马可不行,只准许三个人去见他。

孙永根约略谈了他的案情:四年来陆续创办了八个工厂,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乡镇工业会议,有六百多位代表曾特地来江阴向他学习,新桥这个地方,办企业成败与否,还影响着邻省安徽和山东。六百多代表中就有二十多人是芜湖、舒城人。

“说我受贿,实在冤枉,只因两年前年底结算,按合同应奖励一万三千元,我不好意思拿,只拿了八千八百八十八元而这些钱并没有装进个人腰包,我分别给了八个厂的办厂有功人员,自己只花了两千元”。孙永根回答记者一个问题:“为什么专挑八字呢”?他说:“这是图个吉利,‘八’字是‘发’字的同韵,‘发’字又联想到发财吧”。

他接着说:“法院判他八千余元受贿,而依据的是国务院在一九八二年元旦发布的文件,言明企事业单位所发奖金不得超过本人两个月工资。该文件可没说超过的话就算‘受贿’,那个文件原是给国营企业制定的,如果真的按法办事,私人企业的盈亏,除董事会的董事,其他人都管不着,不要说什么受贿或贪污了”。

黄寿琪问:“这件案子你请了律师吗”?

孙说:“花多少钱也请不到律师,江阴县没有律师,要请就得到无锡去,而那里的律师听说我的案子已成定局,谁都不肯出面”。

孙永根又谈到一位高级官员,此人员是江苏省委常委,提升到司法部任副部长,听说我的这个案子最早是他定性的,我还没正式判刑他就到了北京。正好比毛泽东确定谁有过错,别人就没有插嘴的余地,所以无锡的律师不敢接这个案子,就怕有人物能‘通天’吧。

告辞出来,我们六个人先去参观八个企业之一的造船厂,在一条小河边搭起临时的工棚,雇的技术工人不下五十人,名叫“造船场”,其实是个修理厂和船码头,小河是长江支流的支流,坐上船可直达武汉、南京、芜湖等沿江的城镇。

在这里还有三四只船组成的运输队,它把农产品运向城市,又把城市的轻工业品运回农村。这个运输队只有二十余人。据造船厂厂长介绍:孙永根打算把这个场里的盈余拿出来开挖河道,河面加宽,河底挖深,只要一个五年计划就能完成。此外我们还看了小规模的修理车间,其中有车、钳、刨、铣等加工机器。可惜总经理吃上官司。所有美好的事业倒构成贪污罪的物证了!

新桥附近还有一家乡镇企业,它的老板在两年之内成为江阴的首富,这家乡镇工业比孙永根早了一年,是邻镇首先作出了榜样,才启发了孙永根去张罗资金,四年工夫新桥的工业猛增为八个,那边镇上只发展了两个。相邻的两个大老板你追我赶,煞是好看!正是在相互竞赛声中,贫困的农村变得富裕,并且生气勃勃!

当天晚上,还让我在一所小学的会议厅发表演讲,听众挤进来,有三百余人。所谈的主要内容介绍于后:“新桥镇出了一位英雄,它带动了江阴县的十二个乡镇都办起了手工业和运输业,农民又兼工人的人口已有五千四百人,两年前的农民平均收入,一个月只有数十元,而如今的平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倍,如果孙永根真的贪污了8千8百元,他们下来查帐,又拿不出一张超支的字据,江阴县法院判他八年确实冤枉,只怪这个糊涂的法官,吃惯了公家的饭,于是便把公营企业的规定,硬套在民办企业家的头上,也就是翻错了皇历,把两年前的老皇历当作今年的派用场了”!

“我们来到贵镇亲自查明,我认为他这件冤案,总有一天会翻过来”!引起全场听众热烈的鼓掌。

我们在新桥住宿一晚,六个人聚在一起研究如何报导,如何代他请律师。大家对此案的平反比较乐观。

回到上海后的第九天,“六八奇案”由我执笔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第八期《民主与法制》上,《光明日报》副总编事先许诺同时发表,但此稿送审遇到阻力,据说因其中不指名点了当朝的司法部副部长,恐惹出是非,未能登出。这是初步传出不乐观的预兆。

“六八奇案”刊出后正面影响极大,很多读者写信给孙永根表示慰问,可惜孤掌难鸣,已扭不过官方的权势。这场官司失败了。

一篇文章失败对作家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一场官司的失败,当事人却付出很大的代价,无锡法院撤销孙永根的保外就医,重新收监,还得偿付8888元所谓受贿的款项。

这次失败感到心头沉重,我本是全力支持孙永根,想不到反而害了他。

一九八五年,彭真在北京讲到司法部改革,必须改“人治”为“法治”的谈话。他的一席话又鼓励我晋京上访,事先起草了一份“六八奇案始末”,抄写十多份带往首都(那时尚无复印机),谢军的单位在北京,要求他从旁配合。

我进入中南海大院,通报进去要见彭真委员长,传达室回话“不受理”。这时上访者有好几个人,其中一人安慰我说:“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官僚衙门,前不久一个上访女子有冤无处伸,就把腰带挂在门外这棵树上,吊死在这里,她的名字也没人知道”。

后来,由中宣部新闻局召开座谈会,我和谢军两人参加了。我在会上发言坚定地认为:“孙永根案明明是无中生有,所有贪污的罪名都是捏造出来的。如果维持原判,势必打击一大片;让全国人民知道,邓小平讲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又是欺骗,必然使得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走向没落,又回到前几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今天这个会太重要啦,我恳求各位慎重考虑”。

在我讲完以后,果然赢得了四人同意复查。最后还是由《光明日报》副总编说了算,大意是:司法部已做了结论。那次会议出席的有新闻出版局一位处长;企业管理局的处长;司法系统一位秘书,共六个人,都认为翻案绝对不行。当初我们登载此案不够慎重。

散会后,有一位同志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位副总编吗?他曾卷入了遇罗锦事件的丑闻,只是受了党内警告处分。

此人操守如此,难怪在处理“六八奇案”中,他只会站在袒护当权派的一边。

4、短命的区人代会

大上海的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者,要算是民选区人大代表。在漫长的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头一次实行真正公民投票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确是破天荒的创举。

在我个人历史上,经多数票当选徐汇区的人大代表,非常值得自豪,尽管前半生换了许多行当,只有作为众望所归的民意代表,这是唯一未经上司指派,受公众信赖的新的职称。

这次区人代的选举,与全国人大代表产生,除了“人代”名字相同,其他方面,全国人代是先由党机关指定候选人,只要印上名单,可以说百无一失;再如,全国人代某人,工作场所在北京,原籍湖北,而宣布他的所属地区,就象“乱点鸳鸯谱”,或许把他弄到从未去过的江西,湖北等省。总之,全国和各省人大的选举,进行投票称作“走过场”当选了不值得高兴,叫做“当花瓶”。

一九八四年五月难得一见的人代选举,遵循真正的民主规矩:一不预先定下候选人;二实行直接选举,一步到位;三由本人所属部门的公民投票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多寡则根据人口比例公布在先;几个候选人公开竞选,由各自宣布竞选纲领,并鼓励选民质疑,批评。

为的这次选举是作为推广政治民主化的尝试,党中央派了内务部长程子华到上海蹲点。

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三纵队的政委,一九四零年改任冀中军区政委。

起初上海作协,两天以后又有六个文化协会:美协、音协、剧协、书法家协、曲艺协、杂技协,推出我来作为徐汇区人代候选人,对此我并不高兴,因怀有旧观念,我以为跟做花瓶的全国人大差不多。当我看到墙上张贴的两种名单,一是本选区选民登记的名单,一是参加区人代候选人竞选的名单,并且在人名下面注明简历。我开始注意:为了便利选民作出自主选择,他们做得很认真,贴出两种名单,至少表现了党不再包办。

跟我竞选的是上海妇婴医院的女医师夏小姐,她本是医学界的劳动模范,至于如何竞选,对谁都是生下来头一遭,这时,在上海蹲点的“选举办公室”派来指导员,教会我们如何发表竞选演说,如何解答选民提出的疑难问题等等。我把起草的演说稿呈送程子华部长审阅,他说:“候选人的演讲稿给上一级审查,还是共产党的不民主作风嘛”。他拒绝了。

没料到左王、左将对此也要破坏,这边厢试图实践民主,那边厢坚持专制,我们不惹他,他却主动找上门来惹你。

还是那个绰号“金棍子”的刘金,他把我在静安区人民代表竞选会上的讲话录音带交给程部长说什么戴过两顶帽子的人怎么能选他做人民代表,听听录音就知道了,他当众贬低毛主席。(这盘录音带,刘金拿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在陈沂的《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一文中,也曾提到,表明已经派过用场。

程子华回复他:“批评毛主席,只要他讲出事实来,这正是人民代表的优秀品质,也是公民的权利嘛,我们的宪法没有这样的条文吧”。

程部长又狠狠地批评他:“私下里录下某人的讲话,如果不是司法人员,这么做倒是违法的,我若是听了就跟你一起违法”。他根本没打开录音带,给了刘金一个难堪。

上述刘金碰钉子的经过,原是“选举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的。

一位红军老将军,如此嫉恶如仇,如此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他那宽容和鲜明的态度,着实使我诧异,如果与我走访彭真而遭冷遇作比,他是我遇到的中央级老干部中罕见的第一人!

极左的干扰并未受影响。选举活动照常进行,竞选对手下夏医师和我一同到徐汇区各个文化机关举行竞选大会,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我有意让她先发表竞选演说。曾去过“人民美术出版社”(简称“人美”)体育馆,文化广场,两家医院,二十三条街道等等去发表演说,并听取选民的意见。在“人美”的竞选最是热烈,当我讲到:“区一级的民主选举是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把那些打击民主,害怕民选的家伙赶下台,我们过去在那伙贪官污吏、以权谋私在当官底下活受罪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和夏医师竞选之后,还招待茶点,此时刚巧接待几位外宾,其中有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基层选举很感兴趣,投票结束期间,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如今还能记得的,有“你们是不是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大选?还是跟苏联学”?“中国是间接选举,分两级或三级选出大总统嘛”?“中国这么大,广大农村如何划分选区”?等等。我当即回答:“我们只是走了第一步,离西方民主还有一段路要走,只要我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往后三、四年可能追得上西方国家;如果出现一个野心家从中捣乱,中断了民主化的进程,又会恢复过去的专制时代。至于谈起苏联,目前的形势并不明朗”。对第二个问题,答曰:“这一次选举还是从基层做起,还谈不到三级选出大总统,不论中国多么大,只要诚心实意实行政治民主化,总有办法处理多么复杂的困难情况咧。

各区同一日举行选民投票,原是他们有生以来头一遭享受天赋人权,所以既新鲜,又稀奇,选民来得踊跃,准时而来。还出现了敲锣打鼓队,并且给每位候选人戴上大红花。马路两旁看热闹的人群成千上万,当他们认出本区的候选人到来,一齐高呼他(她)的名字。

过了二十多天,令人更失望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由上海各区的公民按民主原则选出自己的人大代表,是党中央领导胡耀邦的主张,开始选了上海先作试验,然后推广到全国,不料在北京有几名极左派:王震、胡乔木、王忍之、彭真之流,他们一听得“民主”就吓坏了,如果只是嘴巴上吹风尚可容忍,如今却真刀真枪事干起来了。

当这一伙极左分子获得邓小平的支持,表现出更是猖狂了,不但反对民选“人大”,而且开始商议撤销耀邦的一切权力,使他下台了。

这时候联想起闹得热火朝天的区人代竞选时期,上海的大报、小报都不发一篇有关新闻。另一个联想使我悔恨不已,当初我在“人美”的竞选演说,以及对外国的记者吹嘘民主前景,岂不同样是异想天开的神话和谎言吗?

后来我终于理解到:我原来所说的“异想天开”并不错嘛,确实是一种理想的目标。真正的错还在于目前的独裁王国根基很深,只有先从改革最高层着手,同时撤除当中央领导人的绝对权力,只要这一步达到目的以后,往下的省、市、县、区就能顺水推舟全部解决了。

这是在专制政权下幻想能实行民主选举的彻底失败!

5、访贫问苦的经历

上海市区人代毕竟是民选产生的,市委发觉如果一下子宣布取消“人代”资格,对刚选上六百四十多名代表无法交代又怕引起选民的不满,于是就设计了缓冲之计,让它慢慢地冷却。区人代选出以后二十天,即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当选的各界人物集合在市府大礼堂,我和夏医师出席,同时也会见了其他区的代表们,其中有许多认识的朋友,有一些代表早近几年来听说我的名字,初次见面很热情跟我握手,而且作了自我介绍。到会人数有六百四十余人,妇女代表未免太少,一眼看去只有五十余名。

大会开始听取市长汪道涵的总结报告,其内容可算是包罗万象:讲的是政治上如何紧跟党中央;财政方面有盈余;还负担协助江西、贵州、甘肃等省几千万元;接着又谈教育卫生部门的成就;还提起一年之内开辟了十二个住宅新村等等。他的报告首先占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按照老习惯,首长讲话必然长时间的鼓掌,令人泄气的是,这一次的鼓掌却是稀稀拉拉,有的代表嫌报告太长,思想上不免开小差,我本人也是如此,岁数大的代表已进入梦乡了吧。

报告内容犯下了老传统的歌功颂德,难道两年来上海市没有一点错误和失算吗?

接着上台讲话的有党外人士和本年度的劳动模范,以及教育界选出来的优秀教师。而没有一个是当选的区人大代表。真正称得上“喧宾夺主”了。市人大结束之后第五天,区政府电话通知:“要求我参加一个‘访贫问苦’行动,并提到另有五名人大代表同去”。这个任务我倒很乐意,当即回话:“我一定去就是了”。

当我们六人来到肇嘉浜路口会合,个人介绍自己的姓名和本人的服务单位,我至今记得一位曹永佳,另一人是周桂芬女士。接着就同往这一带的贫民窟,其中一户住的房子上面盖的油布棚。四壁是芦苇抹上泥巴,只有一扇大门是木料做的。我上前敲门,出来一位男子汉,我们说明来意,他显得有点紧张,不请我们进门。只得站在门外交谈了。开始问他如何谋生?回答是:男的推粪车;妻子拾破烂,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娃,不做事,留守在家里。这时男人准许我们进门了,他抱歉地说:“不是不欢迎,里头实在看不得哪”。

原来里面只有三样家具,一条板凳,缺了一只角的缸,作为盛水之用;还有一只马桶,不断散发出臭味来。后墙根堆了一些破布和废铜烂铁之类,由于没有电灯,又点不起蜡烛,幸而芦苇墙有几处缺口,才看见了透进来的亮光,认清里面的妇女和她的女儿。

问他一个月有多少进帐?由他妻子回答:“他赚进六十四元,我比他挣得多,你们看咯,我家穿衣都是检来的各色破布片,水里洗清了,再缝起来。破铜烂铁也值钱嘛”。我们果然看清了:这一家穿的是百家衣。

我们又去一家“访贫”,一家五口人,夫妻生的两儿一女。住房是木板结构,父亲欢迎我们进去,才发现里面只有五平方米大,我们一伙就有六人,挤不下,只有两位侧着身子往里走。我是留在门外的,还能听到里面的对话。

曹先生先说明来意,接着问道:“你家做啥工作的”?长辈答:“我的儿子兜着卖大饼油条,先从老板那里批发来的,再挎着篮子沿街叫卖,一天下来也能挣得一元多钱”。

“那么你自己做啥营生”?

“我是踏三轮车的,做得好一天能赚五、六元,碰上倒霉的日子,只能赚五、六角,孩子他妈也能赚钱呢,有时候她比我挣多些”。

周女士问他妻子:“你做啥行当?按月能有多少收入”?

她回答:“我给两家小把戏(苏北语,即小孩)喂奶,一趟挣五角,一个月就有三十多元,余下的功夫还在街头买葱姜和萝卜,也有三十多元进账”。

周女士又问她:“您的奶水够三个孩子吃吗”?

“可不是?就为了奶水不足,我在后边养着鸡咧,半个月吃它一只,真管用”。

这时候屋子里的人都出门了,趁此机会我又提出一个问题:“你生下这么多小把戏都给别人家喂奶吗”?

“头生下的儿子还没打这个主意,再说我也不肯亏待他哇,自从第二个女娃就给别人家喂了,那年头出价比如今多出三倍哩,往后就接二连三地生下这么些”。她对丈夫流露出不满的神情,又补充一句:“到如今反而觉着开消好大喔”。

在归途上很自然地谈起访贫的印象来。我的观感是:六天以前我听过汪市长的报告,他就讲过:上海市财政方面有盈余,还拿出几千万去支援江西、贵州省,却不肯救济自己管辖之地的贫苦人家;二区政府的干部又让我们来访贫问苦,这不是调动我们去反对市长吗?或许这个区长的本意是要我们去反映下边的真实情况吧。(一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我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原来有黄浦区的区长,联络杨浦和闸北两位区长,准备一些材料预备攻击汪道涵)

周女士说:“给别人家的孩子喂奶,对自己孩子的发育成长会有损害,这等于把她当做母牛使用了。你们可注意到吗?她后来几个都很矮小,面无血色,父亲却是高个子哩。她第二次生了小姑娘开始给别人喂奶,这不是重男轻女思想的表现哪,而我们访问过的两户人家,都是妇女赚钱超过了她的丈夫嘛”。

6、作家队伍中的左、右之争

一九八四年尾,在北京召开四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海的作家有五十八名,我也在其中。带队的是茹志鹃女士。其他还有孙峻青、唐弢、吴强、刘知侠、王元化、王西彦、刘金、艾明之等。

到达首都的第二天,大会筹备组发下一本作协理事候选人的名单,未注明“候选人”如何产生,其中有几位作家并无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在报刊上发表过,询问左邻右舍以后,确定他们是无名氏或是空头作家。首先引起了上海作家们的不满,证明着我事先的担忧没有错。

与上海代表团在同一宾馆的,还有江苏、广东、湖南、安徽四个省的作家们,经过串联交换意见,表明都有一致的不满,并且指出:还有阮章竞、邵燕祥、陆文夫、楼适夷等五位作家榜上无名。另由陈登科、鲁彦周、戈杨、公刘等人指出:名单上有几个本是文坛的打手,他们不曾写过一篇小说,而专长却是写大批判文章,在这次大会上,必须对这些极左分子采取制裁、或在名单上取消候选人的名字。这种意见正和我的愿望。

接着分头进行串联活动,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致提出两项建议:改组大会筹备组,各省一名,八大城市再加一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福州、沈阳),增补候选人陆文夫、邵燕祥等五人。

第二项提案:由各省、市代表团删去不够条件的候选人,可采取多数表决的民主方式。

头一件建议容易实行,第二天就完满解决了。

撤销候选人却遇上了困难,因为各省市的作家队伍左与右的界限并不明朗,民主表决方式又怕争取不到多数。

在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上海代表团召开了紧急会议。由白桦提出姜彬不能作为候选人,他的理由:“我不知道姜彬发表过什么文艺作品,只有在《新民晚报》上见过他的几篇杂感,只够得上初中生的水平”,表决的结果通过了。

随后我提议在候选人名单上也应删去刘金的名字,他至今还在写文革年代的大批判文章。接着我当面对刘金说:“我承认你的知名度很高哇,这是由于你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总是使用大标题刊登大批判文章,今天打击张三,过几天又打击李四,那可是猖狂的‘四人帮’时期哪,根据这一条,有人指出你是‘四人帮’封的宣传部长,总不至于冤枉你吧!我希望你至今能有悔改的表现,下一届的作家代表大会,我一定投你的赞成票”。

刘金只是喊出两句话:“你是在报复,你讲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此人从椅子上站起,盛怒之下离开会场跑了出去。

在他缺席之后的表决记录,除去两位也是极左的作家,五十四人都反对他做候选人。

最后我又提出:“杜宣也不能列入候选人名单,他是个剧作家,二十五年来再没有创作过一个剧本,似乎依靠吃老本维持虚名:今年他又支持所谓不反对‘精神污染’,就会造成文艺界思想上的混乱”。我至今对这个政治运动的新花样的含义都弄不清楚。

这一回是全票划去候选人中杜的名字。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的作家在“人民大会堂”集合,四届代表大会开幕了。北京的文教部门都派人旁听,到会的作家总有一千二百余人。各省、市都有标牌设置在指定的区域。坐在台上的大多是党、国要人;只有七位是德高望重的作家,其中有巴金、于伶、谢冰心、胡风、夏衍、张天翼等。

大会开始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代表致祝词:“文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作家理应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感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来。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今后你们写什么,采用什么形式以及表达主题,各级党派组织不能横加干涉,过去所有干涉的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难怪六年来的作品总是枯燥乏味。读者就失去兴趣了。今后如果发现还有干涉文艺创作的情况,你们尽可以打报告给党中央书记处,或直接写给我本人同样有效”。

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祝词”,会场上热烈鼓掌有四次。有几位曾遭受迫害、在政治运动中变得家破人亡的作家,竟止不住放声哭泣起来。正好似“久旱逢甘雨”,在过去三十五年中不是旱,就是涝,甚至突然下起冰雹砸死人哪。

开幕式散会以后,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几十年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往后大会的进行就顺流而下,在大会筹委会发下列入二百九十余人的候选人名单中,投票选出一百四十二名理事。

开票的结果也是令人振奋的:第一名巴金,第二名刘宾雁。王若望得票四百零三张,名列三十七。

极左派贺敬之名列一一八,四人帮时期准许出版《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名列一四零,专为上层官僚歌功颂德的孙峻青,名列一四二。此外还有左派作家刘白羽(名次一三零),李希凡(由御批赞赏而得宠的红学家,名次一二六),陈涌(极左评论家,名次一零一)诗人田间(他支持在七九年六月号《河北文学》上刊出“歌德与缺德”一文,上一节“胡耀邦仗义执言”中已有说明,名次一二四),刘知侠(此人批斗右派特别卖力,他从山东赶来上海专门批判王若望,名次一二三)。这一伙左派文人的名次特低,也反映着他们的孤立,不得人心。

选出理事后,即召开全体理事会议,再选出“全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三名副主席:原来的主席是茅盾,他连任三届,直至逝世为止。经投票选出主席巴金、两名副主席刘宾雁和张光年,接着又讨论了今后文艺方面如何迎接创作自由的新形势,并强调必须重视发现和培养新一代的作家、诗人。电影局长对大家提出:希望多创作电影剧本。保证做到名利双收。

7、逆流和余波

上海代表团回到上海,约定在第二天到巨鹿路“作协”开会,商议传达北京大会上的内容和精神,我按约定的地址准时到达,孔罗荪,李子云,王元化却提前来了,接着白桦,吴强,孙峻青,哈华,茹志鹃和她的女儿王安忆等同时到了。由宣传部文艺部长刘金主持会议,此人正是被五十几位作家一致同意取消其候选人资格,是谁安排他来当主持人的呢?我便拉吴强到一边去,表达对这个主持人的不满,他说:“一定是上面有人派他来主持会议的吧,你耐心看着他的行动,若是太离谱,我们就当场拉下马来”。

刘金宣布会议开始,接着说:“我是给会议作记录的,部长对我讲了两点:传达这次作家大会的重要收获,要取得共识;还有一条就是到哪几个单位去做报告,确定下来交给宣传部去通知”。讲完以后,他果然从公事包中取出本子来动手作记录了。

茹志娟女士本是上海代表团长,她的当选名次在二十三位上,被大多数作家推举为传达报告人;接著有吴强、王若望、白桦、唐弢、孔罗荪五人被选为报告人。

至于传达的单位,分配在大、专院校以及科技部门。共有四十七场报告会。每人分派要出席八次传达。挑选单位是采纳民主方式,自己喜爱什么学校可打电话报名。

我愿去同济、复旦两所大学,还有戏剧、音乐两个专业学院,其它是两个报社。我留下两个单位的用心,主要是怕重复讲老一套,不合我的个性;另一个考虑是怕与其他做传达的人撞车。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用心恰到好处。

在我做三场报告以后,来了科学院的刘易宗和陈耀华,对我反映茹志鹃做的报告不够格,已经看到《人民日报》上胡启立所作的祝词,而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又发表了“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的社论,对照下来,茹志娟对创作自由却不曾提到,而且还是照抄“三突出”提高文学创作水平。(这是江青当年提出的:突出主题思想,突出英雄人物,入出胜利结局)

我对这两位来访者十分钦佩,商量的结果:由她做过传达的院、校,再请高手去做传达;估计单位的领导人不会允许另派人去做报告,柳、陈二人当面提出:“要是你王先生去做报告,大字报贴出去,一定有很多人会去的”。

我按原计划分配去做传达报告的单位有:师大两附中、同济大学、政法学院等处,每次讲话总有一个小时,并欢迎群众递条子,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做到有问必答,听众的反应异常热烈。

以后就是依仗贴大字报吸引听众了,茹志鹃做过报告的单位有复旦大学,戏剧学院,和社科院,就由我去担风险,当走向大门口时心情相当紧张,接着进入会场,才发现紧张是多余的,所有的座位上都坐满,并且响起一阵阵鼓掌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在报告中并不点名什么人,只是把两种说法作为对比,让听众自己去思考。其它两处都按这个模式,而获得同样的效果。

其它的院、校已分配王元化和吴强二人去补课了,也未曾遇到阻挡和留难。

这一回短兵突袭而取得了成功,又是自下而上对极左思潮的一次反击,我和茹志鹃相处了二十余年,她在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态度是鲜明的,只因长期接受了忠于党的思想,总是摆脱不了(极左思维)。事后得知市委宣传部为了传达的内容合乎规格,准备了一份“报告提纲”,发给党员作家使用;我可没有看到这份提纲。

八五年,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可是在北京却传出一件冷酷无情的事件,那就是在胡耀邦和胡启立的背后,还有一位权势更强的邓小平,他在七年前就反对西单的民主墙,并且给魏京生判刑十五年。

这一回胡启立公开提出创作自由的号召,这真是大逆不道,必须立即挽回影响。

于是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给全国文化部门印发“内部通报”,言明“创作自由”原是开放政策的需要,但当前提出不合时宜,过早实行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望各单位领导人注意控制,不再宣扬。

第二个办法,由作协党组负责,请几名落选的作家写文章,指出这次选举中有舞弊情事;主席团通过的候选人名单,未经各省、市作协分会通过选举方式产生,所以是不民主,也是不合法的。

最后的手段:请出两位中央委员周扬和胡乔木,提出作家大会上的“祝词”,未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为了扼杀突破地面刚露出自由民主的幼芽,老邓真是用心良苦,不择手段了。按照惯例:中央的党纲、政府部门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由最高领导人作出决定,偶尔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也只能仰其鼻息而已。(这正是独裁政权的特色嘛)如今宣读的“祝词”,首先由胡耀邦授权,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执行,完全是合情合法的行动。据国务院中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周扬拒绝了这份“美差”,乔木又是个精明认真的文教界首领,他能遵命前往吗?

再提起第二个措施吧:揭发不够民主的文章发表了两篇,作者的具名在候选人名单上找不到,只得使用张三、李四的假名,说明这两位作家心虚胆怯,而刊出这类文章的报刊,是两家专为左派张目,销数极少的地方小报。

邓小平在这件事上并未取得完全胜利,但是他和胡耀邦之间的裂痕却加深了。从此埋下了准备撤去胡耀邦所有职衔的设计。

8、利用宽松环境,四面出击

一九八五年四月初,一位朋友周群亲自上门,他对我说:“我已看过胡启立在大会上的祝词,这是难得的大好机会,在下边应该热烈响应才对,文艺界总不能满足于一片赞扬声之中吧。总得脚踏实地为作家、音乐家们找出一条发挥其特长的出路来”。

“好哇,过去只知道喊口号,喊了一阵慢慢的就忘了。你可曾设想过具体的措施吗”?他提出了两种行动计划:一种恢复在街头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那样的短剧;第二项创设一所培养艺术人才的学校。

商讨起来,认为目前演街头剧恐怕行不通,警察会提出妨碍交通而取缔演出,甚至给你扣上一个举众闹事的罪名。第二件设想倒是可取的,办一个包括几种艺术品种的学校,先找一处校址,还得申请合法批准,那就要订出几条理由,并说明紧迫性。

谈妥了两人便分头去进行了,周群负责拟订向文化局申请的文稿;我去物色哪里能办学校的房舍。相约四天以后再碰头。

这一天周群已将“呈文化局”的申请书交出,接着我们一同出门去寻找附近的学校,走过三条马路,就有一处挂着《陕南小学》的牌子,周群和我走进去,由传达室通知校长,有两位老先生要看他,随即通报了姓名,校长关照请到校长室。我们两人见到了校长,说明是在晚间打算利用你们的教室,开办业余艺术学校。校长介绍自己称徐振堂,他同意腾出教室来,只是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保持清洁卫生;另一项,需付出电灯费用。往后还须办理合法的手续,交给上海市文化局。半个月之后,即发下批文:准予开办。须补交开办人员的姓名、地址、学历和是否党员。

我们当即做到文化局的全部要求,在一切手续完备以后,就在门外挂上《中华艺术学校》的牌子,同时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广告,按理应付一笔费用,报社朋友建议何不改作通讯报道,可以不收分文,效果不比广告差。报名参加者竟有两百七十余人,并规定三个月一期,付学费六十元(人民币)。

我和周群,分头物色作家、音乐家、戏剧家。我负责作家方面,邀请陈鸣树、陈村、和王鲁夫(已故);周群约请音乐家周以群、温宝华、黄怡和郑怡园。后来又来了一位昆剧教师,叫姚祖富。

探究创办这个学校何以如此轰动的原因,实由于几十年来在高压和恐怖中生活,一旦获得开放宽松的环境,就会发生心花怒放豪情满怀的境界;另一方面它是开创性的新鲜事物,在政治上早就厌烦了那些枯燥乏味的教条,难怪各阶层的群众需要增加艺术的营养品。

这所学校在我后来被开除党籍时,还能继续办下去,只是罢免了“校长王若望”,由周群代之。直至一九八九年四月,由文化局下令停办。

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号《镜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政论:“中国文化开放与封闭之争”,其中批判了所谓“第二、第三梯队”的用意(梯队即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挑选对象都是高、中层干部的子女)仍然是封建传统的复活,即父传子、子传孙,家天下的血统观念。此文被党中央领导人看到,当然很恼火,在三年以后,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状之一。

同年十月,有一位杨美群先生来访,他创办一份《特区工人报》,热情地来约稿,我说:“欢迎你来约稿,只是,我的文章可是又痛又痒又辣呢,我写出来你敢登吗”?

他的回答同样血气方刚,满脸大胆和勇敢:“你敢写出来,我就敢发表”!于是我写成一篇:“两极分化之我见”(副题是:‘与邓小平同志商榷’一文),在该报十一月五日发表,其中内容是批评邓在党报上刊出的讲话:“万元户不能太多,要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我批评这种论点:“不必为先富起来的人设限,人家反而不敢富了。商品经济的规律原是在自由竞争中体现出来,你若限制并不管用。……这原是平均主义的小农思想”。

老邓对此未作回应,好在他手中有权,随即下令《特区工人报》停刊。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为了邓家公子开办了“康华公司”,激起了北京市民的气愤,于是提出反官倒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接着广州、天津市也发生了群众示威活动,上海市不甘落后,在十九日即组织了三千余人上街示威游行。

康华公司的老板原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这次群众的示威抗议就是针对最高领导人的,从此这个老翁的威信一落千丈,很难象一九八四年国庆那天,看到游行队伍中一幅“小平,您好”这样发自内心的横幅了。邓当然不会答复民众的要求,他没有勇气对儿子开刀。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的朋友夏雨向我介绍,上海学生在十九日,从人民广场通宵示威游行至市府大门口的实况(夏雨已大学毕业,但他仍然关心国是,虽严寒,但他连夜通宵跟随着游行队伍)。我当下写了两篇报道:“上海学运的真相与背景”(1986年12月24日)《信报》发表,用的化名)、“上海学生游行目击记”(1986年12月25日)《信报》发表,用的化名)

当时羊子要我把手稿毁掉,我太大意,将手稿原封不动地往字纸篓里一搁,从此忘得精光。谁知,1987年元旦发布的第一号中央文件(邓小平起草),就点了王若望的名字,说是王某太猖狂。于半个月后的一月十五日,我,首当其冲,被开除了党籍。当天《人民日报》和上海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均报道了这个消息,在我被开除后的第二天(后来才知道,家中保姆是里弄干部有意识安插在我家的),保姆去废品站卖废报。随后,在一月十八日,我正在睡午觉,突然有人猛敲门,进来的是穿着公安制服的警察,态度好像温和地说:“请跟我们到徐汇分局谈谈,不必回家吃晚饭了”。一路上,互相沉默地来到分局。心中盘算:不知我又犯了什么法规,且等着瞧吧。

开头,他们跟我拉家常,随即转向正题。“你对‘反官倒’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我当即回答 :“所谓‘官倒’,我不明白是啥意思,莫非大小官僚都要打倒吗?一个社会总有几个清官吧”,我这样敷衍他们。

警官连连说“对,很对,我们手里就办过几十件贪污受贿案,总得找出真凭实据才能定罪哪”!

这时我提出要抽烟,忘了带,他连忙出去关照,很快,送来一包中华牌香烟,并且供应一杯茶。这样,我便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他了。

吸了两支烟工夫,换了另一个人,看出他的服装标志是个普通警察。他不开口,也未提出问题,似乎是个哑巴。直熬过了一小时光景,他们供应了我一顿排骨面,另有一杯咖啡。

在继续沉默中,又捱过了两小时,烟合中只留下几支烟了,原先那位警察又出现了,向我展示了两份原稿,让我仔细地看,一面说:“这可是你写的吧”?

果然是那两篇《信报》发表的文章手稿。我抵赖不了,任凭他们满口教训,多听了自然疲倦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发现我没有动静,也没有任何反应,见我双目紧闭。于是赶快通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刚,半夜三更,将我接回了家。首先发现三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羊子身边还有里委会女干部和一名女干警监护着,然后教训一番大道理,要我们今后老老实实做人,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我们的问题会升级成敌我矛盾。说教完毕才撤走。

保姆姓唐,保姆显得很自然地说:“王先生,你走后没多久,就有四个警察进来,他们要找冯老师(羊子),可是她在上班,直到六点了,她才回家”。接着羊子介绍抄家过程:

“因为快要过年了,一些海岛朋友送来一些海鲜,我兴致勃勃,扛了鱼、虾之类,回到家中,唐阿姨开门时,发现她脸无笑容,似乎很紧张的样子,她不声不响地接下我手中的海鲜。进得门一看,噢,好几名陌生的青壮年,有的便装,有的警服(那几天正好有位军人来访问过老王,所以对站在我面前的这几人,我毫无恐惧),我傻呵呵地说:‘你们是来看望老王的么?请坐呀’!之后我继续往客厅里走,发现若望不在他写字台边坐着,就问保姆:‘老王呢’?一位陌生人接口说:‘我们是徐汇分局的,老王去分局谈话了’。彼时,我才恍然大悟。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我手提包中,有多日来记录的一厚本《美国之音》内容,是专给我周围的可靠的同事阅读的,我想在卫生间销毁,也没有可能了;又想到家中有几十封认识不认识的友人表示慰问的来信,很多朋友的通讯录等等。我预感到可能会抄家了。但当时又不动手,我又不便问他们,终于,其中一个人说话了:‘我们在等同事送《搜查令》来,我们要对你家实行搜查’。一会儿,《搜查令》送来了,要我签字,我说等老王回来签字较好,不必我签字吧?他们说我签一样。当时,自觉手有点发抖,录影机镜头正对着我,我强制自己:不能发抖!应该理直气壮地签字!他们要我交出钥匙,我说,除了大门,我们一切屉柜全都不锁的,你们可随意进行。自此,乱七八糟的场面开始了。一些年轻的警察翻到好多香港刊物时,只见它们各自拿了一本,分站各处,认真阅读,仿佛忘了他们此时正在执行任务似的。以后,我告诉他们:‘所抄走的信件和通讯录,希望你们不要去麻烦这些朋友,他们是无辜的,我们的事情应该只有我们负责’。回答是:‘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

“这些‘文明’警察,抄去了两麻袋的书、稿、信件和通讯录,得胜回朝了”。

我真是后悔莫及,导致那次抄家的原因,原是羊子当时叫我立即销毁的两篇手稿,当时我竟没有将手稿撕毁后扔进废纸篓,更没想到,唐阿姨却是被情报部门收买的内奸,她表面对我非常恭敬,其实她是识字的,可她假装一字不识,几乎每天要我为她读一段圣经,我从不怀疑,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做这样的事。后来找个理由把她辞退出去,过了一个多月又请了一位俞阿姨,里弄干部要求俞阿姨提供情报,俞阿姨硬是不肯,里弄支部李书记吓唬她,没收她的身份证,她也无所谓,她说:“反正我是保姆,又不识字,更不会随便乱闯,没有身份证有什么关系”?李没办法,过几天只好还给她,同时责怪了俞几句:“你没有唐阿姨听话,我们要她做啥就做啥;冯素英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才那么死心眼跟着王家走。”她说:“我是一个人,我凭劳动赚钱,从不做歪事,我只做个诚实的人”。李扫兴而归。在唐阿姨身上,看出了公安系统使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告密者,但是也有一位能辨别善恶的好人俞阿姨。

以后传来的消息:上海《劳动报》的副主编忻才良,他在我出党前刊登过我的文章,通讯录又有他的姓名,被撤职;还有一位文学青年叫李星火,本已宣布提升一级,只因他寄过慰问信,就不再提拔了;另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千万不要轻率地接受平反”,署名“猫儿洞”,因为没有真实地址姓名,估计不致连累他;还有一位绍兴人(可惜姓名忘了),多次汇款给我,而且数字一次比一次大,后来寄来好多霉干菜;美国的华裔作家聂华苓女士也通过友人寄来慰问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柏杨夫妇从台湾来到上海。他们住在锦江饭店,预约会晤的作家有巴金、白桦、王若望,和剧作家沙叶新。当他提出王若望时,上海作协负责人茹志鹃女士回答道:“他(指王)回山东老家探亲了,近期内不会回上海,真是不巧呀”!而柏杨并未死心,正好,我们的青年朋友小陈去拜访台湾贵客,他们从小陈那里打听到了我的地址和电话。在此以前大约一个小时,茹志鹃难得来了个电话给羊子,说:“有台湾的柏杨夫妇要访问王若望,我已告诉他们说王回老家了。所以如果柏杨先生来电话找老王,就说王不在上海”。要我们与她统一口径。羊子犯难了:“原则上我肯定与你保持一致,不过柏杨来电话很可能由老王接。发生此情况该怎么办”?茹说:“那就说,老王刚从老家回上海好了”。果然,几乎同一小时内,柏杨夫妇来电话了,首先热情地问候一番,然后问起王先生是哪里人士?我说:“王是江苏常州人呀”。柏杨风趣地说“不对呀,茹志娟女士说他是山东人呀”。说到这里,柏杨先生似乎有点纳闷,夫人香华女士插话说:“我们来到大陆没有几天,就处处碰壁,为什么讲话要转弯抹角,不肯说实话呢”?我竭力为茹志鹃大姐解释:“在大陆发生这类怪事是家常便饭,造成这一次误会,原是按上级的指示执行的,指望捏造虚假的藉口方知我对来宾说出真话,所以不能全怪她!

在接电话后半小时,柏杨夫妇果然进了我的家,畅谈甚欢,并摄影留念。

一九八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九十年代》十二期上,发表了陈一戈的访问记:“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王若望谈政治改革”;其中提出“先从建立多党政治入手,取消党干特权,渐进而平稳地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行之多年的一言堂专政体系”。

“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是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各国历史学家公认的分期。我们中国自辛亥革命作为起点,也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在政治局势上发生过保皇派企图复辟的逆流,而仍未能阻止它的继续发展”。至于‘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来看实践的效果吧,凡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欧洲的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六国,还有古巴、北韩,都是民穷财尽,在政治上都是个人独裁,关押或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历史上已作出结论:当苏联首先瓦解,立即引起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了。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引进资本主义成份,于是出现了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各省市也有十几位白万财东,可是他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又退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和独裁政权的老路上去了”。

当时来访记者问道:“有什么办法走出困境呢”?

我即回答:“实行开放政策只有两年时间,市场经济就开始活跃起来,大多数群众认为:邓小平的主张很不错咧。眼前的事实就证明着走资本主义的路子就能立即见效。按社会发展规律而论,指望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任何人都办不到,马克思就讲过:‘客观规律的变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既然定性是‘半封建社会’,正确的办法只有补课,补上那残缺的一半就对了;另一半也要补上,那就是取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出路。

在以后接受大、专院校等单位邀请作报告时,我继续复述上述的论点(不能指明邓小平),这是由于听众觉着很新鲜,而且结合当前世界的新潮流,举出众所周知的事实来,引起热烈的掌声。

上述“访问记”比《镜报》上的文章又前进了一步,它触动了政治改革的基础。而在位的当权者更会恼羞成怒,而且又不敢派一个化名的作者出来公开答辩。

我开始准备创办一种期刊,取名《快哉》,这是借用苏轼的诗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于是《新民晚报》上刊登一则‘约稿启事’,特地请书法家钱君匋为封面题字。已有冯英子和邵燕祥两篇来稿。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出版法”条例规定:凡新创办报刊,须在当地省、县、市的文化和出版局登记,并将资金数字提供保证单据。此外,对主编、社长的要求:“出任主编人,应开列本人籍贯,学历并有两年以上从事文字编辑的经验,这些都是一般要求,对我言,关键还是政治表现方面,还需本机关的党委人事处提供书面证明文本”。

当我拜读了这项“条例”,我意识到,在中共统治下,要自费办报刊,难于上青天,再加上政治表现,我是邓小平的眼中钉,在其他领导人眼里,我是唱反派的角色,所以,只得知难而退矣。

9、第二次开除党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市委组织部打来电话,通知我在当天下午去组织部谈话。在此以前,我们已经获悉,我的党籍可能又保不住了,当朋友问到此事时,我还不相信中共真的会又开除我,我自信地说:“应该不会开除我党籍,因为,经常开除我党籍,党的损失太大”。今天,既然组织部约谈,看来情况属实,羊子提醒我:“假如真的开除党籍,你就要求他们给你一个机会:希望能当面聆听小平同志的批评,毕竟开除不是儿戏哪”。

当我来到组织部的会议室,那里早就坐着赵部长,他站起来请我坐下,态度温和而带几分严肃。接着他从公事包中取出两张纸,说:“你的许多行为早就不符合党章了,组织上几次找你谈过,提醒你,你总是听不进去。如今只有执行党章上规定的纪律,所以请你来,当面告诉你,组织上准备解除你的党籍”。

我答曰:“这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认为我的言行不违背党纪”。赵部长说“这是党的决定,没有讨论的余地”。我说:“我想当面向邓小平同志检查自己,聆听他老人家的批评”。对方说:“恐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我们可以转达你的要求”。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出:“关于王若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事实”,“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开始产生阶级原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由于我们二十年打了游击战争,有些国家早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阶段,已有一、二百年了。我们希望它早点灭亡,但现在并未灭亡,反而更繁荣兴旺了。难道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并有十几亿人口,就能超过两百年的历史吗?如果能超过,我认为这就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真正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左上角,公布了“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开除王若望党籍的决定’:‘他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它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空洞无物‘的幻想,实质是封建、半封建的落后社会,不过抹上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一层油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中国紧迫需要的,要回过头来补课,主张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他诬蔑共产党就是喜欢权力斗争,共产党书记什么也不懂,靠整人吃饭;他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在电台作了广播,又在中央党报和各省市的报刊上广为宣扬,却形成了“逆反心理”,它的表现是: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方、王、刘三人的政治分析的高明观点,在这以前却是保密而且违法;再有一种“逆反”,挨批的人名满天下,并引起很多同胞写信给予慰问和鼓励。我本人就收到五十多封。如前所述,有的信件上地址只有“上海”字样,我也能收到,可能邮递员中也有“逆反”中的知音咧。

出现上述的“逆反”,证明了专制君王的反动行径,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10、首都宫廷政变的前奏

一九八七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原来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这一天,由邓小平召见胡耀邦、万里、胡启立、赵紫阳、李鹏、何东昌举行座谈,首先是邓小平提出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和刘宾雁三人的党籍,赵紫阳,何东昌与李鹏完全拥护,并未表态的也占半数,加上老邓,也算通过了。并且指责耀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表现软弱。何东昌也跟着批评耀邦。

四天以后,即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星期天,又是以邓小平为首,召集彭真、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在邓家密谈,决定罢免胡耀邦。当然两胡和万里不得参加。事实上这是一场宫廷政变。我本人在开除党籍以后,反而不受约束了,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感。老实讲,中共演变的二十世纪八零年代中,通过对我的一再迫害,我已经领受够了,既然我看透了中共本性,所以对于这种开除,我是决不留恋的了。

这就给我获得空闲来读书,读过钱钟书所著的《管锥篇》和《资治通鉴》,还有吴晗所作的《明史》,还看了《昭明文选》;以及第三次重读《聊斋志异》;西方的译作,重温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奥列弗尔·推思脱》两大部,并且读过傅雷译出大部分法国作家的小说,其中有罗曼罗兰所著:《约含·克利斯朵夫》和《爱与死的搏斗》;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九篇长篇小说。

另一种是练习书法,一幢楼的底层,有一位书法家周慧珺女士,原是在她的指导下提高书法水平。她的书法不尊法帖,而是独创一格,这一点正符合我的个性,于是我每天在报纸上使用羊毫笔练字,自认为练的书法够水平了,就下楼去找周慧珺女士作评判。她指出:“书法的要点,就得在一撇和一捺上面下功夫,你开头就该多练习笔画少的字,好比一年级学生的第一课就是‘人、刀、尺、日、月、星’那样,这是基本功嘛”。

一天就分两个阶段练字,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也是如此,日积月累,让周女士认为有自己的风格了,就正式使用宣纸写条幅了。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在香港的友人何世境和柯华冰两位先生的赞助下:“王若望书法展览会”,作为华东赈灾义卖。由于港府官员恐怕刺激北京当局,终于未能展出。

其中有些词句是我自撰者:“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持侠骨意纵横,可怜最是秋霜早,万里征尘哈密行”,最后一句,意指远遣劳改或充军边寨也。另一首为:“剧恋自由反倒悬,人生到此一泫然,十年面壁非虚语,幸有白蛇抵足眠”。最后一句中的“白蛇”是指脚上带镣之意(参看《王若望自传》一卷)。再有一幅写着:“残年风中烛,几回吹未灭,燃尽有限身,照彻长夜黑”。带有“自况”之意咧。书法共有三十七幅。

上引书法中的诗、词和对联式的调幅,我并无记录,早就遗忘了。感谢林翠芬女士当年使用照相机摄录下来,一九九六年她托曾慧燕女士在纽约转交给我,真有重遇故人之感。

我成为无党派人士,中国的传统春节来临,一位记者李怀国先生来访我。我已记不清他是哪个具体报刊的记者了。结果李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号的《PLAY BOY》(花花公子)上发表了访问记“逐出党门后的王若望”,其中有四段:(一)目前国家的需要,该说是要西化、不要文革化;(二)没有这个自由化,便变成自我封闭的国家,变成愚昧的国家;(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来得这么快,为什么实施民主就要慢呢?(四)精神文明一出来,恰恰就是反精神文明,打棍子搞运动都来了。还附载了“包拯今昔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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