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教训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如果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形而上”的缘故：体制、制度、决策、运作程序、哲学观及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还是不“纠缠”为好；那么有形的损失呢？总该可以开列出来吧。
先看直接经济损失：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②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⑥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②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85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起初也并不就是这样。
1951年水利部治理黄河的方针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护堤防为重点，包括培修大堤、加强岸护、堵支塞串、固滩整险等工事，以宣泄较1949年更大洪水标准。”86如果我们担心这只是写到正式文件里的套话，1952年，周恩来致信毛刘朱陈等党内巨头，关于治黄，也只是“滞洪、堤坝、灌溉”，所谓“积极慎重、稳步前进”。87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到了1955年，情况变了。对此，1964年，决定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88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把什么放得过重而要牺牲掉其他？
先看“急”。
当时用来吓唬周恩来、邓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才俊沈崇刚引用的数据是“每年淤高0.17至0.23米”，这意味着4至6年就是1米，“河南黄河段可能漫溃”，所以必须“立即”修建三门峡水库解决“防洪急务”。89这数字准确吗？
温善章1989年重新回顾时，给出如下估算：
当时，甚或是现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于明清黄河故道3～4米；洪水位超出两岸地面的高度，比长江荆江段还低4～5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作为决口改道危险的标准，现河道尚允许再淤一个时期。按当时的短期资料，下游河道每年淤积4亿吨，每淤高一米需要15年；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50～60年。另外，即使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现代堤防、埽坝的抗洪能力和抢险水平看，也不一定决口改道。90
这是说，即使按照传统思路，也没有那么急。至于就让黄河做一条地上河；或者如黄万里所一贯主张，就让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办法治黄，就更不是非筑高坝不可了。
这是对泥沙淤积的估计。
按照当时的思路，泥沙淤积的后果是改道。当黄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时，损失究竟有多大呢？当时说的是：
波及2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91
看温善章1989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25万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的迭加；而那8000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加上50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是被数倍夸大了。92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的安全泄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90亿立米的大库。93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戏剧性效果？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而对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1987年说：“三门峡工程问题，我们先后给毛主席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94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一错再错，把中国弄成今天这样，就不由得人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只看三门峡工程，周恩来说：
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
95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在人类头脑最热的30年代，荷兰人、英国人、挪威人，治理黄河的野心也仅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前边，而且谨慎地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对黄河而言，就是“防洪”；而对中国，“耕地淹没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非党派专家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意见，更是扎实可行：“在干流，只允许以防洪目的筑低坝”。没有谁敢于轻言“综合效益”，更没有谁敢对“沙”夸下海口。怎么到了50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样了？
1964年6月和12月，周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96
黄河清，出自童谣，下边还有三个字：圣人出。翻开史书，“道里小儿齐唱……”是常常被看做一种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谕示的。中国人，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的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但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劳苦大众起家，起码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朝廷97.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从上到下所怀着的，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98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2年10月……（铁路局副局长把省委书记、王化云等）一行人领到车站内一间房子休息，等待从东方驶来的列车。
一支烟还没抽完，耿副局长从外面跑进来，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情况。…“三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能灌溉多少地？”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这点头不过是说话时的一个姿势，可能是习惯性动作，也可能是“哦，懂了”的意思。无奈点的人非同小可，于是导致了王化云三十四年后还在大会上报告说：三门峡工程“毛主席点点头”。99
点头归点头，真要让他定盘，应该说，考虑还是多方面的。
1957年1月，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分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钱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门峡、原子弹，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这笔钱不分，可能原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当时没有对决策机制的反省，更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思索，依然认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无所不能，认为“人定胜天”，只是觉察到对下别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难于收拾。
但他对“水利”的迷信难于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会造成水害，只渴望通过群众运动让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判断力无疑相当自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对他说来也是天经地义。1958年成都会议时，伟大领袖在“极左三魔头”100之一、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令稍具常识（水利与哲学）的人啼笑皆非：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水）、大（型）、国（国家办）；一为蓄（水）、小（型）、群（群众办），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排、大、国与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101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排大国”还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炼钢铁、以粮为纲，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别的不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损失70％以上。连钱正英自己在199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水利工作中，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自方针’……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黄淮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102她还没有说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国所造成的灾难。这许多损失，自闭于菊香书院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红色专家为自身计也不敢对他说，起作用的，依旧是黄河清与毛圣人之间不仅哲理，还包括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总理到三门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想请总理给大坝题个词，纸笔都拿到了面前。周恩来说：“这个词我不能题，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个大工程，毛主席为它操心最多，这个词一定要等毛主席来题。”103
只恨这“颂圣”工程太不争气。到了1964年，紧随着“三面红旗”的狂热给中国留下了太平年代千万人饿死的空前记录之后，人为的“黄河清”也已经快要把泥沙引到西安。圣人呢？毛泽东这时候说的“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语气之间，已经很有些嫌下属低能的圣怨了。
平心而论，“周恩来为三门峡操尽了心”，没有错。但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就算当着“人民的好总理”，只怕浮现在意识上的第一念头，还是政治上的利害。40年代中后期，当他“领导黄河堵口归故斗争”时，“中心”就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到了50年代，国体、威望、豪情，加之与苏联的关系、与毛这位雄猜之主的关系，不可能不在一些犹豫着的、权衡着的环节起作用。否则怎么解释，为什么从50年代起，邓子恢们的、黄万里温善章们的，包括陕西省的意见，就那么听不进去。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怀有政客臣子情怀。中国人在屈辱之下生活得太久了，五星红旗一飘，涕泪滂沱之余，觉得这么好的国家和政体，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干、还有什么干不好么？李赋都的态度最具代表性。
作为水利世家的后裔、现任治水官员，应该说，该懂的他都懂，却在关键的时刻，以专家的身份，支持政府决策者，支持“以水土保持减少泥沙”这种幻想。他的思路是：
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104应该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见解。当时流行的观念，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类宣传小册子的话说，就是：
三门峡工程的兴修，说明为害千年、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认为是不治之河的黄河，即将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征服，又一次鲜明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的气吞山河、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与巨大力量！因此，它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筹码下到了“优越的制度”和“巨大的政治意义”上，不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更况且李赋都对“优越的制度”又了解多少？只看后来“黄河清”主将“党内水利专家”王化云怎么看制度对他的幻想的保障：
…我们的建设要一个很好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可是五七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五七年的抓右派，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搞‘四清’，‘四清’以后又进入文化大革命。我们沿河的各级党委就是在这样不安定的情况下进行治黄工作的。105
正所谓“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共产党政治起家。农民减租、工人增薪，都扯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来个大翻覆、大斗争，就是右倾投降。难道大惯了，斗惯了，政治惯了，不这样，就辜负了时代？
对黄河，“培修大堤、加强护岸、堵支塞串、固滩整险”106是太不带劲了，要“治标辅助治本”；没过两年，这提法也太过小气，要“根治”；但“根治”的不过区区洪水，无法体现“伟大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资源”107，顶好“综合利用”，指标还不能定得太低；当黄河干流上高屋建瓴、激动人心的360甚至370米方案出来之后，“气可鼓而不可泄”，“快上”成了第一要素。
三门峡工程，不就这么哄出来了么？
“左”，自共产党诞生、成长、建政以来，从未被认真清算过，特别是它的哲学体系、思维定势和政体支撑。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实在不能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而被标以“左”倾、定成死案的，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如果说李立三所干的那一场“一省数省”还算是带有他本人性格与学养特色的话，瞿王两人，不过斯大林的棋子而已。将“左”记在他们头上，是替惹不起的大人物开脱，算不上党内严肃与平心静气的对“左”的探讨与清算。
从1935到1975，整整40年。在这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最重要的40年间，除了出于谋略或者再干下去饭就没得吃了的时候，不得不稍微“右”一下之外，理想地、浪漫地、无知地、蛮横地、由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从而变得实际上没有制约地、将全付精力与生命投入、一路“左”下去的，就是伟大领袖了。而在中国旧的传统文化与新的共产文化背景下，混以强烈的民族情绪，再加上他个人的权势、机谋和残忍，不会不裹胁着一整批忠忱的、阿谀的、有所求或有所惧的，包括更多的无可奈何的中国人一道
向“左”！向“左”！！向“左”！！！108
三门峡工程不过是这“左”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九、三门峡与三峡
1994年11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37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八分之一”；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41万，三峡120万；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100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和新、旧时期文明；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曾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也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问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都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10倍；三峡按1986年的360亿到1995年的6000亿，早已超出10倍——而1995不过是开工的第一个年头。
两项工程的挂帅人物都是所谓党内红色专家，他们都是以“左”倾学生而参加“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业务训练，也没有过以扎实的考绩为标准的晋升或淘汰经历。由于出身经历的“红”，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顾忌，在“左”的大背景下，不但莽撞自信，且善于撩拨专制者的虚荣——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专制者在水利这一领域的需要。三门峡是王化云，三峡是林一山。当然，他们都有留过洋的博士作副手，以彰示决策的“科学性”；
还有一个，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35岁；介入三峡争论，75岁。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本文的标题就取自他自编自印，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原恸，居然白首成葫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360米、350米方案，提出335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已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175米方案。他提出新160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37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的预言是：
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
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1957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呢？难道不到移民造反、重庆告急、航运中断，就是不肯接受这类不够宏伟、不够浪漫、花的钱也不够气派的建议么？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温善章工程师呢，他还能等到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写《回顾与评价》吗？109
1993年初稿于北京·郑州1994年完稿于堪培拉1995年校定于北京
本文从科技角度，已经陆钦侃（原水电设计院总工程师）、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温善章（黄委会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审阅。
文中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作者地址：北京三里河南沙沟17楼2门5号
1黄河流至兰州，还比较清，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水3公斤，年输沙量1·03亿吨。
51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行文至此，作为作者，更关心的其实是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四川省会持什么态度。在1992年三峡工程获得通过的那次人大会议上，雷亨顺、张仁梁、华德君等代表都严正地、正中要害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当然也如黄万里、温善章对三门峡的意见一样，他们掷地有声的发言并无人理会。与当年陕西省不一样，四川代表当中，拥护这一“伟大工程”的正大有人在，如唐章锦、黄济人、向德科等（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简报总56号）。1995年底笔者从三峡地区调查返京途中，邻座一名操川东口音的人对我说：“我们重庆人恨死了萧秧。这种官儿，为了自己的交椅，出卖四川的利益。”
52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制定出所谓“高指标的第二本账”，标志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纳入“大跃进”轨道。在这次会上，曾一本正经地确定了“钢指标在1年内提高到2500万吨，4年内提高到6000万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等等。（见《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3这时，距离反“反冒进”的八届二中全会还有十多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都熟悉，周陈薄李四重臣全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出身世家、以翩翩贵公子而革命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静就是在南宁会议上被吓疯的。周此时的心情之紧张与压抑，可见他的政治秘书范若愚的回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人物〉1986年第一期）。
54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55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56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57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58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到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已不能再这样讲话。那次，他说的是：“‘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5月）
59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60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61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62李晨兰艳华在《三门峡水库环境影响回顾与评价》中写道：“三门峡水库以335米高程进行了移民……从1957所开始到1961年，移民基本结束，陕西省最多，共移民19.64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旱垸上，产量低，年收入公30-80元，且水源奇缺，须到3-4公里外拉水吃，因此要求重新安置。陕西河南两省1957年远迁至宁夏、甘肃边远地区3.93万人，因生活贫困和不适应水土等原因，经中央批准，1962年全部返回重新安置。”
罗启民刘红宾在《三门峡水库移民总结》中写道：“由于自然条件、劳动收入、粮食产量等与库区差异太大，移民自迁出起就不断闹返库，且越演越烈，从个人零星返为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返库，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三站峡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3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64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陕西省）148号提案65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66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67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68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69王化云《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三门峡枢纽报1987.5.30）
70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71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72这是对伟大领袖所盛赞的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的应和。
73关于三门峡电站的运行情况，李金先在《三门峡水电站运行情况调查》（〈人民黄河〉1983年3月号）曾有具体描述：改建之后，1973年#4机组开始发电，至1978年，#3、#6、#2、#1、#5相继投入。每台运转6086小时，年发电量8·75亿度（原设计为13·1亿度）。为什么？李金先认为，由于多泥沙河流的汽蚀和磨损作用，停机频繁、设备利用小时低、机组的大修周期短、检修时间长。据统计，各机组的总停机时间：#4—在七年半的时间里为：23507小时；#3—在六年半的时间里为：28800小时；#2—在五年半的时间里为：15484小时；#1—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为：10075小时；至1981年6月，五台机总停机时间为84019小时；1973—1979年，每台机组平均年运行5474小时，占全年小时数61%.对这几台机组的经济估评：共发电50·6亿度，价值为3·39亿元；而投资只有2·26亿元（不知是否将维修的财力和人力打进去），所以仍是——“效益显著”。
究竟应不应该在黄河中下游建站发电，只须将其与清水河中的\强调{广西融江麻西电站}作一比较：同一机型，同一家制造厂，麻西电站机组连续运用40000多小时，累计发电15亿度，大修时只有极其轻微的损坏。
74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75见《中国水利报》1983年9月2日76〈中国水利〉1992年4月77《人民黄河》85年5月号78《三门峡移民水库农村移民补偿标准调查报告》〈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内部参阅）1990
79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80《黄河下游防洪减淤的最优方案——兴建小浪底水库》81小浪底坝基为沙岩、黏土岩，基础条件复杂，拟建土石坝高145米，于左岸集中布置了15条泄洪洞、排沙洞，还有发电引水洞和地下厂房，其中围岩的稳定、高速洪水冲击、高含沙和高水头水流对水工建筑物包括闸门槽和水轮机的磨损，都是尖端的技术难题。80年代围绕小浪底水库是否上马又有过一次大争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谢家泽对小浪底的安全问题甚为担心。
82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83李葆华《高举红旗大搞水利运动》84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85十多年前，罗启民在《三门峡水库的塌岸与防护》（〈人民黄河〉1983年4月号）一文中，对塌岸情况有如下描述：1973年后，“蓄清排浑”运用，由于蓄泄变化，蓄水时，风浪的冲击造成岸坡坍塌；泄水时，不仅将塌岸的松散体带走，而且能冲刷到老岸，造成新的不未定坡岸。于是，上自潼关，下至三门峡，塌岸长201公里，最大日塌岸宽50米，最大每米塌岸量1052立方米，最大塌岸宽281米。塌岸入库的土方占淤积的16·2％。此外，塌岸还毁坏耕地、村庄、设施，威胁生命。如：1979年10月9—19日，东古铎大队（三门峡到潼关段）：塌岸150米，塌毁耕地300多亩，扬水站（5万元）塌入库中。
86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87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1991
88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89《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年—8期90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91转引自温善章前揭书92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93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94王化云《从三门峡到黄河治理》（《三门峡枢纽报》87/5/30）
95转引自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96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97见李志绥《毛主席的私人医生》汪东兴、叶子龙，在毛身边勾留时间最长的亲随，公开职务为中央警卫团长等；胡乔木，以毛的好恶为基准的理论与意识形态随侍；张玉凤，由主席专列服务员升任机要秘书，随侍达十多年。共产党上层几乎无人不将他们看做太监总管与嫔妃。
98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99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00另两位是柯庆施和王任重，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深谙内情、饱尝左苦的前中共高干们的概括。
101毛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102钱正英《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1990
103王干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104《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年—8期。但是，就在这年的6月2日—3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省水利系统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开座谈会上，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讲的是：应建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他特别讲到河南的灌溉和黄河的关系：“黄河治理好以后，能灌溉4000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100万眼井，就可以浇灌3000万亩，我们算一算，哪一个办法来得快？
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对河南，他的原则：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50年就垮了。主张井灌、发展山区小型水利工程。黄河治理工作非常复杂，遇到的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但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对黄河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远落后与实际要求。“
也是在同一次会上，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先生——不知李先生今天是否还在世。如果已经辞世，仅以此作为作为对这位优秀人物的尊敬与纪念——说：“水利部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线，一条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路线。”谁是这两条路线的代表呢？他说：“前者是党的路线，但占了下风；后者和党的路线相反，但占了上风。”
笔者1994年读到这段37年前的文字时，反复看了几遍，怀疑报纸把大型、小型、前者、后者排错了地方。如果没有排错，不是李先生当时太客气，就是1957年河南的“党”确实作风扎实、大得民心。他接着列举事实，批评“和党的路线相反”的“有关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全省一万三千六百万亩地，水灾面积1500—2000万亩，洪水灾害在其中不过占30％—40％。以40％计算，洪灾面积不过800万亩，颗粒无收的只有400万亩。教条主义者说，首先必须防洪治水，不治洪水什么也搞不成。于是，教条主义者以94％的人力和钱来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灾害的面积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3％，以90％多的人力和钱去作3％的工作。河南省几年来搞了五个大水库，修了几条大河道，但河道两边不挖支流，结果是‘中间一道水，两边水汪汪’，越修越坏。”
他不同意“万般皆下品，唯有水库高”。他说：“全省10000多名水利干部，水土保持编制干部不到40人，钱也不相称，花30万引黄水、长江水灌溉，不重视切实可行的打井下泉：不但收效快、收益大、花钱少，也可少占甚至不占土地。”他热情地建议说：“今后搞农田水利，国家只要在一亩地上投一块钱，农民投三块钱，就可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了。”
李先生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上述的意见，当然属于“右派言论”了。
105王化云：《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三门峡枢纽报1987/5/30）
106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1071949年11月接见解放区水利联系会议部份代表时的讲话（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1991）
108这是笔者少年时，所有学校“推荐”朗读的一首苏联当时最当红的左派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代表作的标题，据说最为列宁所推许。
109当然，它们也有重大的相异之点：三门峡工程决策的时候，虽有“不得已”、有“或许不至于…”的侥幸心理，但还没有有意的造假和明目张胆的欺上瞒下，对库尾淤积的严重性也确实不知情；此外，90年代的中国人与50年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陈希同这样的国务委员，没有成批的将乌纱看得高于一切的省长市长县长，没有满目皆是的推销假造伪劣品的唯利是图的诈骗犯，没有能懵就懵、能混就混的包工头；还有，三门峡的移民多么厚道，多么顾大局，多么肯于将委屈、愤谩硬吞下肚。三峡移民已经开始知道自己也是人，也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所有这些，笔者将另文详论。
2003俗称：“黄河百害，唯利一套”，即指宁蒙河套，千年来得黄河水灌溉农田之利。
4见陈枝霖等《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回顾及国民经济评价》（《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1994）
5时至二十世纪末，黄河最大的问题已是断水干涸。
6在下边的段落里，作者即进入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信史抑或神话”雷区。作者没有足够的功力也没有兴趣介入这一学术论争，只依惯常思路给读者“说说古儿”而已。
7毛泽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8上述诸文引自《尚书·尧典》，《淮南子·原道训》，《国语·鲁语上》《天问》；
9这很难不让人想到总理周恩来对钱正英的使用。
钱正英可算是共产党政制下的中国任期最长、在最高位置上停留得最久的水官了。作为一名左倾青年，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没有读完，她就“参加革命”去了。据称曾在“解放区作水利工作”，那正是战火纷飞的40年代。到1952年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时候，不过29岁。这名“党内水利专家”，口碑不是很好。细察她的“治”淮、“治”黄、“治”长江，恐怕连功过相抵这种评语都够不上。但周对她“精心保护”、“恩重如山”（见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使她在败绩连连的景况下，得以一路提升，连中共干部普遍被“冲击”的文化革命也安然躲过。恰如李先念所说：“钱正英啊钱正英，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香。”（前揭书）
其实，早在50年代，当一批印度记者作为周恩来的客人，组成印度代表团参观治淮工程后，就已写出了对钱正英的印象：“整理并疏导这些号称中国大患的诸大河流，是一个异常繁重的工作，和我们同船来的一个女性副总工程师，就是治淮计划的总负责人。……
这个女工程师是一位果断专横的人物，她正指挥着成千成万的男人，她必须组织他们，控制他们。这位钱正英女士，系于1941年在上海当学生的时候，加入共产党，次年为了抗日逃到解放区。我们坐船两天，向淮河走了100英里的航程，她沿途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令我吃惊的，就是她那粗大的嗓音。她在狭窄的船舷上穿梭般地走来走去，脚上穿着一双男鞋和粗制的鲜红毛袜，长到不及脚踝的裤子，往往卷到大腿以上。其他办事人员显然对她非常爱慕尊敬，他们簇拥着她，以谄媚的眼光，接受她的指示。就她本身来说，……（以下几句对钱容貌神情的描绘，从略——作者按）会引起你的注意，因为她那满含自信的眼睛总是死命盯着你，脸上不是闪烁着笑容，就是泛滥着暴怒，随时变化，喜怒无常。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工程师，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是一个刚愎傲慢的共产党徒的化身，我不禁为之神往。
关于治淮计划的技术及其细节，她除了吃饭和用茶的时间之外，足足讲述了七个钟头。她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本地人民九年来受尽了水灾的严重灾害，死了500万人。唯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在防洪方面认真努力。1938年，反动派破坏了黄河堤坝，因此黄河改道注入淮河。淮河淤塞的结果，使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大湖。‘象这类不顾现实的无耻言论，足可在无知人民的脑海中激起对反动派的痛恨。然而令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竟图以这类谰言，来说服对中国近代历史相当熟悉的外宾。”
就是钱正英自己，迫于无奈，在1979年也曾批判自己说：“在批邓中调子高，跟得紧，影响大。群众过去批我：”批邓积极，批四人帮消极‘，我一听就不能接受，仔细想想，确实应该提到这个高度来检查。在总理逝世后，举办总理的摄影展览，后来害怕了，下令拆除。在天安门事件后，参加了游行，开了声讨大会，进行过追查，搜交了天安门的一些诗抄。……“
当然这些，1976年去世的周恩来总理已不可能知道。
周恩来目前在世界范围的中国人中，仍被目位“人民的好总理”，不知对钱正英的令人难解的重用，究竟是体制与支持这一体制的革命哲学使然，还是他个人的偏好与判断力使然。
10《大雅·文王有声》诸篇。
11他先在关中兴修水利改造棉田，又在江苏创立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针对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治河偏重下游河道，黄河得不到根治的情况，提出治黄要上、中、下游并重。他要求“维持黄河现有入海之道，使不致迁徙；巩固堤防，使不致溃决为害人民，此历来治河所固守者也。”他主张于荒山发展森林，并提倡种菜畜牧。他总结历史上农民治山治水发展生产的经验，提倡黄河治理与当地的农林牧副业生产的发展结合起来。他认为“水库用于黄河，以其挟沙太多，水库之容量减缩太速”，不赞成在黄河干流建大水库蓄洪拦沙，“然若分散为沟洫，不亚于亿千小水库，有其用而无其弊，且可□回，何乐而不为也？”。他主张蓄洪工程，以支流为主：“或议在壶口及孟津各作一蓄水库以代之，则工费皆省，事较易行。”
12赵之蔺《建国前的三门峡工程研究》〈中国水利发电史料〉1991-313赵之蔺《建国前的三门峡工程研究》〈中国水利发电史料〉1991-3
14赵效沂《报坛沉浮4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5张含英先生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水利部门的领导岗位——当然作为“留用人员”，这“领导”二字不管怎么说也得打些折扣——最近还以90岁的高龄撰文盛赞新中国水利事业的成就。
16方宗岱《1946年美国顾问团视察黄河杂忆》〈黄河史志资料〉1989—4
17《黄河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8《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9见王庭济《1956年三门峡工程局访苏日记》（〈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苏联人认为“任何河流上均可以修电站”，他们“新建电站41处，设计容量约为1600万千瓦”，“保持水电队伍不散”。
20如果将纯粹作为旅客而匆匆过黄河略去不计，这是这位湖南成长的伟大领袖第三次亲临这条大河。第一次是1947年底从延安撤退途中，说到“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第二次是1948年，随中央机关乘木船东渡。就在那次，他说了那句“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了。这是他住进中南海后第一次出京视察。（见林一山杨马恩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8
21前揭书22前揭书23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199124陈枝霖《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回顾和国民经济评价》（《三门峡水利枢纽动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5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261954年中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271954年苏方《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28凌志军：〈从治黄看决策〉，《人民日报》1990年6月18日29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1991
30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31王庭济：《访苏日记和记录摘抄》〈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
32见〈人民画报〉62年3月号33黄万里《治水吟草》34黄万里《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35黄万里《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36黄万里《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37黄万里《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38温善章《对三门峡电站的意见》；目下的三门峡水电枢纽，在经过了历时近35年的改建、维护之后，基本按温善章最初提出的方案运行。这一方案，能取得90亿立方米的库容，汛期来水不超过下游河道的安全泄量时，水库维持死水位，即不蓄水，尽可能将汛期大量泥沙排到下游，不淤在水库内。讯末和冬季水库蓄水，以补枯水期灌溉和航运。这一方案，有20米落差水头，可利用发电15亿度，装机可定为24—30万千瓦左右。迁移人口不超过10—15万。
39《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
40《党外人士在中共河南省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水利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河南日报〉1957年6月4日；）
41事实上，据后来侯国本教授的计算，到了1990年，三门峡工程拦沙的结果是：“建库前全河淤积，建库后仅铁谢至花园口一段是冲刷，其余都是淤积，而还在向下游逐渐增大，山东竟增加了七倍多。另外受生产堤影响，河南有些河段形成悬河的悬河，洪水威胁比建库前增大。”（见《三峡与三门峡——方宗岱论江河治理》）
4242黄万里《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43黄万里《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50《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
44黄万里《治水吟草》
45《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46《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47《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148《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49《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