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序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辞书中，“文字狱”的定义一般都特意限定是 “旧时统治者”所为，从《辞源》、《辞海》到《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莫不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更限定在“明清时”，仿佛当代已不复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辞典》简编本把“文字狱”定义在“君主专制时代”，也回避了共和时代的类似现象，其重编的修订本中才改为：“专制时代，因为文字的关系而引起的罪案。”事实上，这最后一种定义正是当代汉语文献中使用“文字狱”的通识，因此也是本书所采用的定义。
“文字狱”词源已知出自清代龚自珍《咏史》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不过，根据以上的定义，正史中记载的文字狱，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据《汉书》，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因功封侯至位列九卿，在遭谗言被贬为庶人后，公元前45年因《报孙会宗书》一封回信底稿于再遭抄家时搜出，虽其中有“圣主之恩，不可胜量”的颂辞，但仍被认为有牢骚讽刺之语，致使“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处以腰斩，并连累几位好友遭害，孙会宗等数人被罢官。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字狱受害者中盛名最著，1079年宋神宗时因其调任湖州太守的《湖州谢上表》中有句牢骚话，被几位御史指控其《山村五绝》等诸多诗句“包藏祸心，……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被捕入狱受审近五个月，险遭处死，幸有太后、当朝和前任丞相等力保，才得以降职流放处置，受株连者包括著名文学家司马光等各级官员二十多人，史称“乌台诗案”。
此后各朝各代，文字狱愈演愈烈，尤以清代为盛，动辄以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就定以死罪。清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鑨明史案”，株连最广，处置最重——只因盲人庄廷鑨生前私编的一部明史中有南明帝号，漏加官定“伪明”贬词遭诬告，从印发该书的庄父到遭株连的涉案人及亲友入狱囚徒达二千多人，其中处死七十二人，包括凌迟十八人，另充军流放边疆七百余人。号称盛世的乾隆时代，文字狱最为频繁，从乾隆即位到去世六十四年间达一百三十多案。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兴共和，开言禁，但此后文字狱仍时有发生。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六年中，以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北方为僭主的四年专制最为野蛮，其治下最著名的文字狱，为1926年百日间先后枪杀著名独立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
国民党政府曾以“训政”行专制，自1927年起加强言禁，主要推行书报检查制度，虽然严在删文禁书，少有言罪重惩，但也正如1930年被捕后遭判刑八年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的狱中诗所讽：“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那时最遭舆论非议的文字狱案有二：上海《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案，他因发表《闲话皇帝》遭日本政府严重抗议“侮辱天皇，伤害邦交”并要求严加查办，竟被中国法院判刑一年两个月；二是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总编辑刘煜生案，他因报道揭露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等官员以缉毒为名公卖鸦片等贪腐恶行遭报复，被顾借口该报副刊上刊登的几篇小说中有些字句“宣传赤化”、“煽惑阶级斗争”等查禁，竟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对和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弹劾声中，未经法院审判就以“危害民国罪”紧急处死，而小说作者和副刊编辑却未遭深究。
当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严酷，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专制者，显然是陈独秀等创党人所始料不及的，以至中共开国者毛泽东也公开承认：“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事实上，中共治下被迫害致死的文人早已远不止四万六千，而与此相关的文字狱囚徒更是难以计数。本卷编年录所收的案例从1947年到2010年共六十四年，每年一案作为典型代表，当然远不足以体现全貌之万一。中共官方公布的1957-1959年三年所划“右派分子”就达五十五万人，基本为各类文字狱案，比起历史上文字狱最频繁的乾隆时代六十四年一百三十多案高过千百倍，而本卷选入“右派分子”包括其它文字狱的受害者也只有十二人——孙铭勋、冯雪峰、林希翎、丁玲、艾青、林昭、王若望、王造时、陈奉孝、袁昌英 、聂绀弩、刘宾雁，必然是挂一漏万。再如《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一万多人遭追究，为有史以来株连最广的文字狱。又如“王申酉情书案”，其信稿未发出就已撕碎，并无丝毫传播，后被逼重新写出，竟被以此思想“腹诽”入罪处死。凡此种种，足见中共当代文字狱之登峰造极。
本卷编年录是基于2010年响应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活动所发布的文献资料。对应于国际笔会狱委发布的全世界《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年五十案例》，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也在笔会网站发布了中国作家的五十案例共五十八人的小传，现经重新调整、补充、修订，编撰成本卷，共收六十四案，包括七十一位受害者的小传。
本卷编年录以中共统治下各时期政治运动和著名个案为主线，从众多受害者中挑选出最具有文字狱特征的典型案例及其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因此，尽管“延安整风运动”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但由于它是目前已知的中共统治区首次大规模的文字狱，其最著名的受害者王实味被处死就选为第一案。不过，由于那时其他知名遭批判者如萧军、丁玲、艾青等，主要都在以后的其它运动更遭文字狱追究，而另一些同期被害者的经历及具体案情不明，在王实味于1942年开始被监禁到1947年被处死之间各年度暂未找到其它案例，因此他处死那年就作为本卷编年录的起点，但实际起源应更早在那五年之前。
有些大规模的文字狱，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运动”等，主要受害者众多，或诸多有影响的个案集中在一年，那么除了其中最主要或最有影响的受害者在案发当年选录以外，其他所选囚徒代表的年度或在开始遭文字批判追究时，或在被捕、审判、劳动改造、囚禁致死或被释放之时，比如“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路翎、耿庸、张中晓、梅志、绿原就按此收录。
另外有些针对文学作品开始的思想政治大批判运动，比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当时并没有导致作者、编者、发行者等沦为文字狱囚徒，因此就收录主要受株连的当时或以后文字狱受害者，如孙铭勋和冯雪峰，但所有人涉案在世者也都难逃过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此外，沈从文的个案本不属于狭义的文字狱，他实际并没有因文字遭受当权者问罪囚禁，只是在中共掌权前被即将登台者以文论罪批判，属于文字狱精神囚徒之典型，因此作特殊案例收录以为对照。
自古以来，文字狱囚徒固然不少有意以文犯禁的仁人志士、以言载道的思想家，但大量还是无意得罪当局的蒙冤者，如鲁迅曾化名“杜得机”发表杂文《隔膜》所说：“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虽然此文是鲁迅基于成见对沈从文等独立作家遭打压幸灾乐祸的讥讽，但对史实的归纳却是不错的。本卷中所收录的知名文字狱囚徒中，也确有一些 “忠而获咎”者，其中至少十人原本忠贞的共产党员，超过一半曾是亲共人士，不少至死未改。其中尤以吴晗最为典型，其获罪作品本就是“奉旨而为”。惟其如此，才更显文字狱的荒谬绝伦，反智反文明。不过，本卷编年录为文字狱囚徒传略，尽量只述不评，不作政治、道德、文章高下的判断或分类。
本卷所收文字狱在世囚徒之小传，都已尽量寻求传主或亲友审阅定稿，编撰者特表衷心感谢。诸多案例资料承蒙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现任协调人李剑虹女士收集整理，并蒙笔会同仁提供修改及参考意见，也在此一并致谢。
于2010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两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