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七月七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八周年，两岸均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大陆方面，七月六日在卢沟桥举办了抗战七十八周年的主题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发表讲话，刻意彰显中共、共军在抗战中的所谓“中流砥柱”贡献，避而不谈国民党领导对日抗战，以及国军所作的牺牲和贡献。并且，北京定于九月三日日本投降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台湾方面，在七月四日这天举行了国防军力展演，以纪念抗日战争。无疑，台湾作为当年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延续下来的政权所在地，其纪念活动不论从规模、话语权、还是影响力上均远逊于北京方面，这对于华人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极为遗憾的。
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史，几乎是成王败寇的代名词，赢家坐天下后主导修史、颂扬自己的文治武功；输家任人宰割，在史书中也被描黑或边缘化。及至中共建政后，更是肆意改写、扭曲甚至伪造历史，就像龙应台曾撰文评价的“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最近，今年九十六岁高龄的曾亲历抗战、前抗战老兵、台湾前军事首长郝柏村批评大陆官方：“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把共产党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不公道的说法。在抗战中，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决定性，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而且从比例上来说，抗战正面战场百分之九十五，敌后战场百分之五”。“前年，郝柏村发表新书时公开强调：”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没有第二个人。“
最近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这位亲历抗日战争的前抗战老兵再次批评大陆官方：“对四十九年以前的抗战历史，不但是隐瞒，而且是扭曲”。他举例说，他曾到过上海宝山淞沪战役纪念馆参观，发现那里对松沪战役的描述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完全没有提到中日双方在战役中投入了一百万人参战，其中国民党军队七十万人、日本军队三十万人并造成近四十万人伤亡的事实，而只是称有数支共产党游击队向日军投掷手榴弹。
近年来随着大陆的经济崛起，北京方面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在宣扬“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大话语的同时，一再批判日本安倍政府不承认侵华罪行、矢口否认慰安妇、细菌战等战争暴行、拒绝就战争罪行道歉等，显得义正词严。但以尊重历史这一同样地价值标准来审视北京，可以说中共并没有尊重最基本的史实，给国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该有的历史评价。并且，北京此种纪念抗战的方式，缺乏泱泱大国正确面对历史应有的气度，也难以取信于台湾民众和海外华人，并且如此行事，又有何资格去指责日本某些势力抹杀侵略的历史、歪曲历史？
对此，就连大陆的史学界对此亦有反思。近年来大陆出现一股“民国热”，同时大陆学术界风气有所开放，许多学者有机会阅读到客观真实的中外史料，比如《蒋介石日记》在海外公开，一些恪守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发掘史料、追求真相的基础上，开始质疑当局长期宣称的“中共领导抗战胜利”、“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不抗日”的说法，逐步地还原历史真相。也因此，北京当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也一度有所改变立场，一度也表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作战。
事实上，就抗战的史实而言，北京和台北方面到底谁的说法较为可信，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最简单明了的分析，是列举八年抗战期间的重要统计数字，这主要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主要战役（至少投入十万人参加作战）：国军与日军之间共二十二起，而共军与日军之间仅共两起（及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第二、阵亡官兵人数：国民党军队共计三百六十多万人，共产党军队共计五十多万人；第三、阵亡将领：国军计一百一十五名，共军则为两名。以上统计数字，不仅为国共两党予以一致公认，也与日本方面近年公开的史料数据大致相若。从这些反差极大的数据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抗战是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的胜利是国民党军队赢得的，共产党军队基本上是借抗战之机，扩充地盘，保存实力，以奠定了未来在内战中获胜的基础。
这些真实而沈重的史实不能因某一党上台、政权更叠而改变，否则身为后人的华人将愧对长眠于地下、为抗战浴血战斗牺牲的数百外英灵，也有愧于在抗战中逾千万丧失生命的死难同胞。历史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能凭一党之私而肆意扭曲，也不能随国力大小、政权强弱而加以改变。同时，历史也是提供给后人借鉴的一面镜子，提醒后人不应遗忘沈痛的历史，应在历史中学习教训，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现在和未来。既然华人世界普遍要求日本当局正视历史，那么对于本民族的那段抗战历史，也应当给予一个客观、真实的定论了。
时光荏苒，转眼间抗战已过去七十多年了，如今的大陆和台湾面貌已与往昔完全不同，中日两国也有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如何，纪念抗战首要的，应当尊重史实，还原历史真相，让人民和政府都能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鲁迅先生有诗云：“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当局尤其是北京方面应当有这样的胸襟气度，面对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应当予以珍惜。而当今的世界虽说存在局部的冲突甚至偶有兵戎相见，但大体上处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对于抗战最好的纪念，莫过于珍惜和平环境，善待本国人民，在国际上展现和平善意，并且致力于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
写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文章来源：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