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关注陈光诚事件而再次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并被短暂剥夺行动自由的胡佳、曾金燕夫妇，用他们特殊的办法实施了“庶民的不服从”的抗议。曾金燕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昨天在餐馆前举着纸牌抗议国保的便衣警察‘欺侮妇女，可耻’后，我把纸牌放在车上能被车外的人看见的地方，和胡佳开车回家。国保的两辆车仍然紧紧地跟在我们的车后，中间偶尔插进来别的车，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探着脑袋看我们车上纸牌的字。”在我看来，这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它让所有艺术家的艺术想象都为之黯然失色。是的，如果你拒绝成为《变形记》的那只丑陋的甲壳虫，你必须用卡夫卡的方式来反抗这个世界。
那么，这样的抗议会不会收到效果呢？第二天，曾金燕发现：“早上据说监视的车仍然停在院子里，今天在家办公忙了一会儿，十一点才下楼外出。发现平时跟踪的车不见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把车开出老远，都没有看见跟踪的车辆，我才肯定地告诉关心的朋友：跟踪的车辆和彪形大汉不见了！”显然，这是一个能让人获得某种安慰的结果。它至少表明那些声称自己仅仅在“奉命行事”的秘密警察们还尚存着最后一缕良知和耻辱感，正如曾金燕所说：“便衣警察们今天消失了，我很高兴，为我们的国家高兴，觉得我们的国家也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可以说，昨天我表达不满情绪的方式，起作用了。监视我的‘工作’肯定还在进行，但至少是在我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可见，没有人是魔鬼，“坏人”也是人。因此，绝望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选择之一。我们不屈服于黑暗，同时也去拥抱每一丝的光明，这便是我们这个社会获得更新和重生的希望所在。
曾金燕是一位让朋友们肃然起敬的、勇敢的妻子。在中国，选择成为异议人士的妻子，比成为异议人士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和爱心。就在我和王怡、李柏光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的第二天，北京国保的两男二女共三名工作人员也曾“约谈”了我的妻子。为着这些秘密警察们也有父母、妻子或丈夫、儿子或女儿的缘故，我暂时不想公布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那比西西里黑手党还要下流的威胁与恐吓方式，我却不得不公诸于众。其中一名国保工作人员用淫荡的眼光打量着我的妻子说：“你还年轻漂亮，何必跟余杰这样的危险人物一起生活，你可以同他离婚，过舒舒服服的生活。”他们还威胁我妻子说，不准她参加方舟教会的聚会，否则会失去她的工作。其中一人还故意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企图拆毁我们的家庭，他告诉我妻子说：“余杰在外面有几个‘傍肩’（北京土语，情人之意），如果你们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话，我们将会四处发布这些消息，让你们、你们的亲人和你们的教会全都声名狼藉。”这就是如今中国大陆掌握无限公共权力的某些人士的行为方式和基本素质。基于此，对于中共政权的邪恶程度，我们无论如何假设都不会过分。在这里，我更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也有爱情、家庭和婚姻，他们在面对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的时候，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每天都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他们虽然在监视别人，自己却早已成了“内在的奴隶”。意大利作家、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其回忆录中探讨了人是如何被权力所扭曲的。他讲述了一个名叫拉姆科夫斯基的“高等犹太人”的故事：此人在集中营中为纳粹军官充当线人和工头，肆意凌辱自己的同胞，最终自己仍未摆脱焚尸炉的命运。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与之相似的例子：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警方传唤。一名曾威胁说要制造车祸将我消灭的国保人员，后来故作亲密地跟我聊天，他咒骂自己居住的大西洋新城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太黑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业主的基本权益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在他们面前，我也是个小人物啊。”这名刚才还声称掌握着我的生杀予夺大权的警察，却作出如此伤感的叹息。由此可见，无论是集中营中的那个“高等犹太人”还是这名年轻的国保工作人员，他们都未能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做法加剧了自身的羞辱。他们被权力所俘虏、被权力所奴役，他们利用权力去伤害别人，最后自己也遭到权力的伤害。对此，莱维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在拉姆科夫斯基和他模仿的那些更著名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长时期的、不容争议的权力造成的并发症：扭曲的世界观，教条主义的傲慢，对阿谀奉承的渴求，神经质地死守着控制工具，蔑视法律。”这是一群病人，一群沉睡的人，一群需要被唤醒的人。
极权主义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是摧毁社会成员的尊严感和羞耻感。如果这个目的真的达成了，便意味着我们不可挽救的失败。在与极权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除了与具备强大腐蚀性的权力作斗争之外，更要与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作斗争。莱维论述说：“纳粹主义有一种惊人的腐蚀力，在它面前人们很难保护自己。纳粹主义使它的受害者腐化堕落，让他们变得和它一样，因为它既需要大同谋，也需要小同谋。只有真正坚实的道德武器才能抵御它，而商人拉姆科夫斯基和他那整整一代人的道德武器却十分脆弱。不过，我们这些当代欧洲人又有多强大的道德武器呢？如果我们一方面受到需求的驱使，另一方面又受到诱惑物的勾引，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在今天“非道德化”的中国，我们更缺乏抵御权力腐蚀的武器。我们认为中共的存在和作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接受并安于这种事实。于是，我们加剧了这个社会的堕落并把罪过归咎于我们身边的其他人。
那么，究竟谁是无辜者？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又在哪里？换言之，屈服于暴政的懦夫和反抗暴政的英雄是如何并存于同一种意识形态之中的？这是一片庞大的“灰色地带”。莱维认为，拉姆科夫斯基的故事是所有囚犯头目和集中营杂役的可怜的、令人不安的故事——“他们是一些小权势人物，为一个政权服务，对这个政权的恶行心甘情愿地视而不见；他们是附庸，什么都签名同意，因为签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会摇头，但仍然会同意；他们会说：‘如果我不干，会有连我都不如的人去干。’拉姆科夫斯基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们只能把他归入这一类只有一半良心的人群之列。我们很难说这是高尚或低贱：如果他能够对我们说话，只有他才能说清这一点，哪怕是撒谎，因为他大概总是撒谎，甚至还对自己撒谎。不管怎么说，他会帮助我们理解他，因为每一个被告都能够帮助法官。哪怕他不想帮忙，哪怕他撒谎，因为一个人扮演某种角色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我们在这样的人物面前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在帮助他们唤醒最后的羞耻感和道德感的同时，也在克服着自身的虚弱、恐惧和傲慢，因为“他的模糊性是我们的模糊性，它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我们是泥土和精神塑造出来的混血儿”。显然，唤醒他者与唤醒自我是两项必须同时展开的工作。
最后的审判终将到来，不管你是否有宗教信仰，地狱不会因为你的否定就真的不存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讲述了一则关于一个小葱头的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妇人死了，下了地狱，但她的保护天使搜索枯肠，终于想起来，有一次，仅有一次，她把她从自己菜园里挖出来的一只小葱头给了一个乞丐。天使把这只小葱头伸向她，老女人抓住葱头，从地狱的烈火中被提了出来。是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每一个国安人员和国保人员——我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施予被他们加害的对象一只葱头的机会与能力；我相信，靠着残存的一丝良知、羞耻感和“上帝的形象”，他们完全可能在有限的范畴内做一点点好事，或者不积极主动地去作恶。这是今后免于地狱烈火煎熬的惟一方式。而我们自己，也在放弃与守护、邪恶与正义、恐惧与勇敢之间长久地徘徊。我们不是洁白无瑕的天使，但我们能不能拒绝与权力达成那最后的卖身契呢？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曾金燕：庶民的不服从（博讯2006年06 月23日发表）
曾金燕2006 年6月22日星期四于北京BOBO自由城家中
昨天在餐馆前举着纸牌抗议国保的便衣警察“欺侮妇女，可耻”后，我把纸牌放在车上能被车外的人看见的地方，和胡佳开车回家。国保的两辆车仍然紧紧地跟在我们的车后，中间偶尔插进来别的车，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探着脑袋看我们车上纸牌的字。（博讯boxun.com）
早上据说监视的车仍然停在院子里，今天在家办公忙了一会儿，11点才下楼外出。发现平时跟踪的车不见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把车开出老远，都没有看见跟踪的车辆，我才肯定地告诉关心的朋友：跟踪的车辆和彪形大汉不见了！
今天好多位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和我联系，其中一个朋友说当他看到我举着纸板的照片，“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便衣警察们今天消失了，我很高兴，为我们的国家高兴，觉得我们的国家也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可以说，昨天我表达不满情绪的方式，起作用了。监视我的“工作”肯定还在进行，但至少是在我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下午阿姨到我家，说楼下有男人问她是不是住在四楼（目前四楼仅有我们一户入住），不知那问话者是不是便衣警察。
在我所知的情况中，有几百个人被国保/国安骚扰过，最轻的是被找去“谈话配合”，严重的要么被警告威胁、要么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软禁、要么被失踪，最严重的是被国保/国安陷害失去生命或长期的自由。成功拒绝国保/国安骚扰的案例，少之又少。最典型的是彭大侠。便衣警察找他“谈话”，他曾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结果对方得寸进尺。彭大侠彻底失望，终于在被便衣警察贴身跟踪的某天，举着菜刀狂追便衣警察，以致把便衣警察吓破胆，再也不敢明目张胆。从此以后凡是警察找他谈话要求配合，他拿出“双掉政策”——两条腿的砍掉、四个轮子的砸掉，肉眼能区分男女，刀子从不认男女。然后在小区里贴《纪念刘和珍君》，某日徒步去某地，为的就是纪念。当然不是特意为了干什么，而是作为普通的有历史记忆的公民，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还邀请警察一起干，把警察吓得半死。彭大侠是那种气宇轩昂、一身正气却又怪招百出的亦勇亦谋之士，有先秦剑客之风，我佩服得不得了。但是他的方式，是学不来的。
听说许多优秀人士的妻子都被国安/国保找去谈话，希望通过妻子给他们的丈夫施压，达到与当局配合的目的。他们单独找我正式“谈话”只有我念大学时唯一的一次，党委书记受国安“委托”与我“做思想工作”，要我远离胡佳。胡佳经常出事，我很担忧，在多次与国保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彻底不对他们抱任何幻想。我认为任何屈服与所谓的“合作”，只能带来一个结果：对方更加得寸进尺地压制你，对你予取予求。当然，激烈地对抗，也会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两败俱伤。所以我选择了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为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不满和耻辱。陈光诚曾经说：“人们常常会把抱怨世道的不公、世道的黑暗，很少想想自己都为改变这些不公和黑暗都作了些什么？一个爱憎分明的眼光，一句公道的语言，都会是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的力量源泉。”是的，非暴力的不示弱、不服从，保护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如果我们自己不放弃捍卫，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欺侮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压制的不服从，那么社会上不公正和黑暗的事件就会少许多。在指责批评黑暗不公之前，我们先站在镜子前，看一看自己是否是那黑暗不公事件另一股暗流。我不是个勇敢的人，可是我努力做到大声地说出我看到的事实，本能地对所受的欺压做出反抗。
下午三点半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被山东警察带去，到现在还没有自由。第二批去山东的律师，今天一到临沂，就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受伤，律师拨打110，却被变相羁留在派出所到现在，一整天无法开展工作。看守陈光诚妻子袁伟静的警察和便衣，整个村庄已经多达80人，邻近也散布了妇联等组织的“工作人员”，据看守的人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顾一切阻止袁伟静与外界接触。我竟然一点都不慌张，我觉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山东警方最后的挣扎。因为他们试图用“涉嫌扰乱正常生活”的罪名来拘捕李劲松律师，这不是最新版的《拍案惊奇》吗？当我写到这里，收到律师团的消息：“张立辉律师：公安局来了几十个人，公然抢了律师的照相机摔了，即使能回也回不来，请大力关注！”（2006年6月22 日星期四晚22 ：49手机短消息。）哎，事情竟然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北京的律师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们会一批一批地把最优秀的律师送到山东为陈光诚提供法律援助。这一群知识分子和专业律师，分散了是普通弱小的公民，他们用最温和的方式，甚至以准备好了挨打的姿态，忠于自己的职业，默默地表达了对压制和迫害的不服从。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但愿便衣欺压一事，到此为止了）
金燕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