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52年自香港回到上海，我今日才从上海来到香港，其间隔了整整半个世纪。父亲在香港生活了四年，我在香港前后待了四天，父与子对香港的感受自然不会相同。然而，这只是我的推断，八年前，父亲逝世，五年前，我将父亲骨灰埋入了上海西郊一公墓，我们父子已无缘直面交流对香港的感知。
父亲每日喝酒，毫不夸张地说直喝到至死方休。那天下午，我扶他起床，按老习惯烫了半斤黄酒，可他喝了半罐，摇头，摆手，说：“不喝了！”母亲朝我眨眼示意，我知道不妙，急忙出门为他找临终关怀的医院，想不到当晚他就撒手了。父亲出我不意地离去，留给了我永久的伤痛。
父亲喝酒，我只要在家，多半在一旁陪着，他说话，我吃菜。父亲永恒的主题之一，就是年轻时的走南闯北。我出生时，母亲四十岁，父亲四十四岁，他们在我眼里从来就是老人。老人话多，随着我逐渐成人，也逐渐不耐烦重复的话题。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极坏的习惯，每当父亲旧事重提，我就轻佻地伸出三个、四个手指——现在想起，我真恨不得扳断自己的手指——意思是这个话题已说过三次或四次了。父亲见我这个动作，总是一怔，只得无趣地不再言语。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对我嚷道：“说过的话，就不能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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