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写在世纪之交——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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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月

110.从大饥荒到新的造神运动

大饥荒的岁月刚刚过去,一轮新的、更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便蓬勃兴起。

乍一看去,这简直不可思议。过去,毛泽东地位的不断升高,是凭着他的正确、他的成功(当然,这里的“正确”、“成功”都是按照共产党的标准而言);为什么在如今,在他一错再错、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其权威不但没有衰减反倒更为加强了呢?

事实上,在三面红旗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极其勉强地做了“自我批评”。他不得不让出国家主席的职务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但是,毛泽东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权力;更具实质性意义的一点是,毛泽东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我们知道,共产党国家是凭借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在实际上就享有最高的权力。自从中共七大党章明文载入了“毛泽东思想”后。毛泽东的教皇地位便已经确立。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八大党章删除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但它并没有否认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式的马列主义,因此,它也就没有改变毛泽东作为中共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许,刘少奇一派人会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起码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便可望借助于他们在组织机关中的某种实力,约束住毛泽东的任意妄为。毕竟,在通常情况下,最高统治者要想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经过官僚机构即组织系统的主动合作。应该承认,在既定的政治体制架构之内,在不废黜毛泽东并且还维护毛泽东在普通民众中的崇高威信的前提之下而又对毛泽东本人实行某种约束,务实派领导人差不多已经尽其所能。

六四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十五周年大庆。《人民日报》并列刊出了毛、刘两主席的大幅照片。白天我们参加了人民南路广场的集会游行。晚上在校园又举行了盛大的欢庆活动。这一天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而模糊的印象。本来,刘少奇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很淡薄的。五十年代初期,“朱总司令”大名鼎鼎。当年的小学课本中有一篇题为“朱德的扁担”的课文,还有一篇朱德回忆母亲的文章。周恩来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二职,一直是公众熟悉的人物。至于刘少奇,大概除了那满头白发引人注意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别的印象。如今刘少奇地位的显着上升,使我隐隐地感到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某种变化。虽然我对于这种变化的背景和意义仍一无所知。

以后我还意识到,学校领导、党员教师们在谈到“刘主席”或“少奇同志”时,都显得相当尊敬和亲切。不过依我之见,在这份尊敬和亲切中,只在很小程度上——如果有的话——是出于对刘少奇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认同或好感,在更大程度上无非是出于对权势的习惯性尊崇而已。“文革”之前的中国人,除去极少数高层人士外,尽管个个都自以为关于国家大事,实际上对那时的“国家大事”即中共内部斗争都处于极其幼稚无知的状态。心知肚明者自然是有的,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111.“历史”替罪羊

到了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至关重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借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泽东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

在上层党内,毛泽东不得不极其勉强地做了一番检讨。他把自己的错误,一是推给了历史,二是推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产党向来以天意的代言人与执行者自居。它把自己的成功统统解释为历史规律的体现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对于那些无可掩饰的失败,作为护身符的“历史”又很方便地成了替罪羊:搞社会主义既然是前无古人,历史的前进照例不会笔直平坦;因此,党的失误其实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是出于历史的局限,领袖的过错其实就不是领袖的缺陷而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如果说党和领袖也有犯错误的时侯,那决不意味着与此同时有别的人或别的党更高明或更正确。因此党和领袖仍然是相对的最高明和最正确,这就保障了关于党和领袖绝对正确的神话,即使在犯下了无可掩饰的错误之后依然能继续维持下去。“文革”之后,共产党被迫承认它以前犯了极左的错误。它再次搬出“历史”为自己辩解。它还强词夺理地说,虽然党犯了错误,但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言外之意是,党的领导依然不容怀疑、不容挑战。可是问题在于,所谓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那并不是唯有党自己才最早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党虽然有错误但仍然比其它一切人都更正确;而是唯有党自己才具有纠正自己错误的权力,党严厉禁止别人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它无非是供认出广大人民事实上处于毫无权利和权力的任党摆布的可悲境地而已。

112.怪政府,还是怪人民

毛泽东把自己的过错推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这种最荒谬的推托竟然有着似乎最坚强的证据。在那大疯狂的年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不过是提出了几条含糊其词、内容几近空洞的口号。例如位于“三面红旗”之首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此话的前两句,仅仅具有激起情感的某种功用,实在不包含任何指导经济建设的具体规定:“多快好省”四个字面面俱到,因而等于是什么都没说。象这样一种毫无信息量的“伟大空话”,被吹嘘为指导经济发展的灯塔固然是不着边际,但要指控为导致经济崩溃的祸源,看上去也很牵强。举凡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荒诞行径,大多数倒真是下面的干部和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就连人民公社这个怪物也确系河南徐水县农民的“创举”。在五九年,毛泽东写过一封党内通信。他以保守的姿态批评了浮夸风。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在当年那种全民性的狂热中,毛泽东本人还算是有几分清醒的。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常常比暴君本人更暴虐。我们可以套用这个句式说,狂热愚昧的独裁者统治下的臣民,往往比独裁者本人更加狂热愚昧。然而这种批评犹嫌肤浅。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那种高度一元化的极权制度本身扭曲了人性,它纵容了、鼓励了人的暴虐、愚昧与疯狂,抑制了、摧残了人的同情心、判断力和理性精神。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固然不假,但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又何尝不真?本世纪以来,德国人在民族性或国民素质上未必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可是那里却分别经历了法西斯、共产党和民主制度等三种政权形式,对此又当作何解释呢?格言的警辟通常在于其深刻的片面。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现成的公式以偏概全,我们就难免陷入片面而失去深刻了。

113.斯大林的幸运

大饥荒导致了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在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居然还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斯大林的故事。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对苏联不宣而战。由于斯大林事先毫无戒备,再加上此前的大清洗使苏军丧失了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德国军队势如破竹,转眼之间便兵临城下。此时此刻,斯大林惊慌失措,苏共上层怨声载道。照理说,斯大林的权威将从此一蹶不振。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相反,国破家灭的危机唤起了苏共上层的同舟共济之感。苏共领导人们意识到,除非他们以一个坚强团结的整体出现,领导人民进行卫国战争;否则,不论是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反对力量都足以把他们置于死地。长期以来对斯大林的神话宣传,已经使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决非易事,它很难不引发全局性的震荡,其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此时的苏共领导人,多多少少都参与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不少人还是借着大清洗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必须和斯大林共度难关。于是,这伙人在对斯大林指责抱怨之余,又不得不恭请斯大林出马,组成了一个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恢复镇定的斯大林做了两件聪明事:一是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转而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二是调回了一大批先前遭迫害的苏军指挥员,充实了苏联军队的实力。这就形成了所谓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局面。到最后,希特勒政权灰飞烟灭,卫国战争的头号功劳便落到了斯大林名下。众所周知,英国首相张伯伦因为奉行绥靖政策,在战争初期便被英国人民选下了台;然而,犯有同样的、乃至更严重过错的斯大林却在战争爆发且一败涂地之际,反而被拥上了最高统帅的宝座,后来还赢得了民族英雄、人类救星的桂冠。在这一错综复杂、阴差阳错的过程中,斯大林的政治权术固然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却是那个“苏维埃制度”造就了这个荒谬的结果。

114.关于“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记得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中,针对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中共提出了强烈的反驳。其中许多段落涉及到卫国战争。中共振振有辞地反问:难道成功地领导苏联人民赢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最高统帅,竟然会是纵容法西斯侵略的昏庸暴君吗?当时我读到这句话深为折服。这一来是因为以前对斯大林的正面宣传早已先入为主,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谁也没看见过;二来则是因为这句反问的逻辑力量看上去是如此的坚不可摧。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这段故事看作是共产党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一个典型事例。如果错误的政策引出了极为严重的灾难性恶果,统治者当然会设法自己纠正;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人们除了耐心地等待统治者自己醒悟之外便别无其它任何手段可以迫使统治者纠正错误或者是更换犯错误的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人民必须为统治者的错误付出过分沉重的代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由于权力结构的相对脆弱,统治者的严重失误很可能会招致比较迅速而直接的报复:政变、兵变或民变。唯有在当代共产党制度之下,才会出现所谓共产党的错误只有共产党自己来纠正的恶劣局面。仅仅是一场三面红旗运动,便造成了数千万人民在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不错,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举行的一次为庆祝战争胜利的晚会上,斯大林讲过如下一段话。他说:“……战争的教训说明,苏维埃制度是在战时动员人民的全部力量抵抗敌人的最好形式。”此话不是毫无道理。共产党制度下权力的高度一元性,使得它在纠正错误之时,能和它在犯错误时一样具有惊人的效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的复苏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无怪乎当年很多人会满足于错误的纠正而不再去追究产生错误的根源了。在这一点上,三十年后的中国人又有了多少进步呢?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急功近利的实效,不是就有许多人认为政治改革可以缓行乃至于可以不行了吗?

115.毛泽东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让我们从斯大林回到毛泽东。

在很多方面,毛泽东反败为胜的经历都和当年斯大林的奇遇有些相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一意孤行,极左路线(姑且沿用这个名词)变本加厉。此时的刘少奇等务实派领导人,没有象彭德怀那样放言直谏。他们只是把一份又一份的灾情报告不动声色地呈交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前。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他不得不考虑怎样改变政策。好在党内早已没有了公开的批评意见,“伟大领袖”又可以摆出先知的姿态,“领导”人民纠正前阶段工作中的“偏差”了。河南有位县委书记,还在公社化运动的初期便受到毛泽东的宠信。他治下的那个县,搞得最左,饿死人也最多。刘少奇下令将其调离该县,同时却又给他在不相干处安排了一项更高的职务。这种作法分明是为了制止毛泽东的错误而又保全毛泽东的威信。显然,刘少奇不愿意重蹈彭德怀的复辙。庐山会议业已表明,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受挑战,毛泽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这意味着任何人要和毛泽东正面对抗,如果不是被毛泽东迅速打倒,便很有可能导致党陷于公开分裂乃至于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的危险局面。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同样地,神话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现实。有关毛泽东一贯正确、所向无敌的神话既然已经重复了不止一千遍,一旦和毛泽东爆发了公开的冲突,大多数人就有可能不假思索地便站在毛泽东一边,从而使毛泽东真的所向无敌。从一方面讲,“三面红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内部,从党员到群众都牢骚满腹,各地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层出不穷。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在六一年、六二年,四川农民竟有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打进成都郊区的谣言。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处于危机之中。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的极度封闭,没有人能准确地估计出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以我自己的情况为例。当时我自以为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可是我不能断言的是,一旦密封的盖子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开,一旦各种不同的观点有机会充分交锋,象我这样的热血少年究竟会站在哪一边。五十年代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也是自以为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鸣放”运动不过只搞了几个月,而且“放”的程度还相当有限,不少人的观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可见,我们没有理由对自己当年的“忠诚”抱太多的信心。据说刘少奇讲过一句话:“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其实刘少奇当然知道,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中国的共产党控制得太严。换句话,在中共领导人那里,如果不是对危机的实在严重程度,起码是对危机的潜在严重程度,怀有极深的戒惧。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务实派领导人发现,为了维护整个党的威信,他们必须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不久,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政策正式出台。实际上,那意味着“三面红旗”运动寿终正寝。可是,由于当年中共上层斗争的高度保密,一般民众对于这场隐蔽的冲突一概茫然不知。我们仍将“党中央、毛主席”视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高中第一年,政治报告和政治课教学的中心内容是形势教育。我们被反复教导说,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我们战胜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我们几乎是不加怀疑地接受了这套说词。

116.不合于理却合于情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在犯下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祸之后依然屹立不倒,这件事本身就会使他们的威信获得一种不合于理却合于情的增长。人们更加相信毛泽东战无不胜——即便在他显然错误的时侯依然战无不胜。权威是个怪东西。它可以通过行善而增长,也可以通过作恶而增长。前者使人心悦诚服,后者使人深怀畏惧。在基本人权不受保护的地方,权威更多的是立足于人们的恐惧而非人们的爱戴。但是,恐惧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它就必须要掩饰自己。因此,深刻的恐惧常常是看不见的。于是,我们只能听得见一片拥戴之声。这种拥戴之声,不管起先含有多少虚假,它势必会越演越真。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推测,在那场分明是人为造成的大灾难中,该有多少人对统治者满怀仇恨。只是这种抗议的声音都被残酷的压制、被无情的遗忘。尔后,伴随着经济的好转,苟且的满足日益发展,一种被巧妙导向的忠诚逐渐被推上了高峰。

117.学毛选之风

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个人崇拜大幅降温、毛泽东本人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之后,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反而急速上升。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其身为教皇的独特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频频出击:发动中苏论战,重提阶级斗争,倡导学雷锋运动,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有学大寨大庆、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和城乡四清运动,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于伦比的伟大形象。

且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一事为例。直到六三年学雷锋运动之前,学习毛泽东著作尚不足以形成风气。当时的新华书店虽然也把毛泽东的各种小册子陈列于显要的位置,但一向门庭冷落、乏人问津。然而到了六四年毛选第四卷出版时,书店门口却出现了购书者长长的队伍。这种盛况在前三卷出版时都未曾有过的。在学校,不少同学也在课余自学毛泽东著作,有的还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大家反复阅读的无非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人民服务》这几篇。当时的学毛选活动,并不鼓励人们理论研究的兴趣,只是一味地强调活学活用、改造思想,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循那几条简单的训令不断地身体力行。

在索尔仁尼琴的传记中写道,学生时代的索尔仁尼琴一度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回忆我们在“文革”前的学习活动,我极少见到过类似的热情。中共并不认真提倡人们阅读马列原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早就列入中学政治课教学内容,但其内容的呆板、文字的枯燥,均不足以唤起我的兴趣。报上展开的诸如“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一类哲学讨论,也同样生涩得令人难以下咽。毛泽东号召让哲学走出哲学家的课堂,报刊上不时会刊载一些所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是和日后的“工农兵”“评法反儒”的文章相比,都还要粗陋十分。简言之,当时流行的此类读物,包括毛泽东的那几篇著作,都由于缺少知识性的魅力而激不起我的热情。

相比之下,我和我的一些同样自命为关心天下大事的同学们,倒是对九评苏共公开信那组文章更有兴味。每次电台广播,我们都细心收听,然后再找来报纸阅读并且互相讨论。那时候,学校里的政治学习、政治讨论活动已经很频繁。不过其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自我思想改造的题目,远不如我们私下的讨论有趣。我开始感觉到,在我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与领导上要求我们关心的政治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不一致。我发现,班上有几位被认为政治思想好的同学,居然连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和苏联总理柯西金都分不清楚,而如我一类对天下大势有一肚子知识的人反而不被重视,这很让人感到气闷。

118.两本书

谈到阅读政治书籍哲学书籍,有两本书值得一提。

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读之下,竟有几分感动。书中有关个人修养的论述,明显带有传统儒家思想的烙印,颇能引起我的共鸣。尤其是那一番个人要经受得起委屈、要忍辱负重、与人为善的娓娓而谈。当时的我,正因为遭受家庭出身歧视而暗自抑郁。读到这些文字,使我很是感到一种慰藉。我还把此书向姐姐推荐。只是在深感慰藉之余,有时我也会产生一种隐隐的不满足,似乎那番动人的教诲终究还少了点什么。

另一本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本书是我逛新华书店时无意发现的。我当即就站在书架前把它匆匆地从头读到尾。“原来还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这和我以前读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书籍是如此的不同。单单那论述的主题就足够引人入胜,再加上文字的流畅瑰丽,其文风雄辩而不盛气凌人。论证之严谨,显然是我以前从未领略过的。它使人想起一位高明的剑手,为了让对方输得口服心服,他把对方失手掉落的剑挑起来送还对方,然后再比试一轮。读了这本书后,再回过头去看毛泽东的政论、看“九评”,顿形失色。在这本书的刺激下,我又买来《共产党宣言》。虽然观感不如前者强烈,但发现还是要比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意思得多。不过直到高中毕业,我阅读此类书籍的兴趣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毕竟,在当时,我从不曾料想到日后我会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我那时的理想还是要当科学家。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4年2月号(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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