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访谈录(一): “六四”后精英们逃亡国外 “余志坚们”却被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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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8

廖亦武

2017年8月28日,廖亦武在前东德最大的政治犯监狱“勃兰登堡州监狱”,朗读了《给刘晓波的挽歌》。(廖亦武提供)

廖亦武:子弹鸦片

《子弹鸦片》的英文和法文版,将于2019年出版。(廖亦武提供)

主持人: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 每期“访谈录”,我们都会为您邀请一位专家学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感悟、思想精华。今天这一期访谈录的嘉宾,我们为您请到是旅居德国的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廖亦武先生。

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作家王小波。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被称为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廖亦武先生,却通过他的很多作品 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真的愿意沉默吗?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说不定比天天发言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这么多年,廖亦武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之前,首先请嘉远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廖亦武先生的生平。

廖亦武,笔名老威。1958年8月出生于四川盐亭,著名诗人、流亡作家和底层历史记录者。他曾荣获德国书商和平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廖亦武自1980年代开始发表现代诗歌。1990年3月,因为在“89”六四前夕写下诗歌《大屠杀》等原因,廖亦武被中国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监禁4年。出狱之后,廖亦武撰写了大量中国底层小人物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地震疯人院——四川5月12日大地震记事》等。但这些书在中国或是无法出版、或是出版后立即被禁。

2013年1月和6月,他的监狱自传《我的证词》法文版和英文版相继问世。2016年初秋,廖亦武的长篇小说《轮回的蚂蚁》德文版由法兰克福菲舍尔出版社推出。

而他的另一本力作《子弹鸦片》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也将在2019年和西方读者见面。

好,谢谢嘉远。 今天我们访谈录的第一集呢,就要从廖亦武先生的这本《子弹鸦片》聊起。

记者:您好,廖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来谈一下您的纪实文学作品《子弹鸦片》。我知道这本书会在“六四”30周年,也就是2019年,在英语和法语世界同时推出最新的修订本。请问你的这本修订本和之前出版的版本相比,有哪些补充和修改呢?

廖亦武:十多年前,大约是2005年的时候, 当时我遇到一个“六四暴徒”叫武文建 ,他也是一个艺术家。武文建当时非常愤怒,他就对我说历史就是你们这些精英所主宰的。我们这些阻挡军车的人,北京的上百万市民,这些应该是“六四大屠杀”的主体。也骂我、也骂刘晓波,也骂很多很多人。完全是丧失理性,骂了很多粗话。我当时非常难过, 此前我对“六四”所谓“暴徒”的群体根本 就不关注,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坐牢、苦难里。然后我说那我的第一个采访者就是你了。 然后在武文建的带领下,我采访了十几个“六四暴徒” 。

记者:这个修订版里面收录的人比之前是不是又多了一些?因为我数了一下,加上您有二十一位,是吗?

廖亦武: 对,后来又增加了很多。这个新的版本第一篇是我给余志坚写的一个悼词:“这个人死了,越过山巅”。第二篇就是“坦克人王维林传奇” 。 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放在前面,我认为这是关于“六四”大屠杀的两个悲剧英雄。

记者:嗯,我知道,王维林至今音讯全无,而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您下定决心要在“六四”30周年的时候在西方世界推出您的这本书,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对吗?

廖亦武: 对,我个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余志坚的死。 我觉得应该给这些死去的人和幸存者一个交代。总之我觉得我对不起,至少对不起余志坚吧。余志坚他当时就在问我,他说现在也不会英文,在印第安那州,没有人知道我,我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做清洁工了。然后他就问我,你那个英文版《子弹鸦片》什么时候出版?我当时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我说这个是经纪人的事。我当时都没有想到余志坚、喻东岳 他们也不会英语,中国人知道,西方人不可能知道他们。3月30号, 忽然在他妻子的脸书上,看到余志坚居然死了!我当时受了刺激太大了,觉得很对不起他。原来他给我打电话是这么一个意思,万一《子弹鸦片》在他生前出来的话肯定有很多人知道他,知道他他就会得到很多帮助。

记者:为什么这本书起名为《子弹鸦片》?

廖亦武:子弹就是当年共产党用子弹来对付这些人,然后邓小平南巡之后就用了鸦片烟,这个麻醉品麻醉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中国人整个被麻醉了?被金钱给麻醉了?然后西方人也被麻醉了,是不是啊?

记者:您说西方人被麻醉是不是说西方也愿意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廖亦武:对,我看西方人和中国人打交道只要中国人撒钱他们就兴高采烈,就和吸了鸦片烟差不多。

记者:我看到您这本书里收录的这群打引号的“六四暴徒”,当时大都只有二十岁上下。因为在“六四”前后几个小时乃至几分钟的反抗,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很好奇在您的接触中,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廖亦武:不仅是北京,还有成都还有其他地方,到最后就已经不是学生了,是市民和共产党的直接对抗。那当然是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烧军车、扔石块、扔燃烧弹。那个燃烧弹是自己制造的、汽水的瓶子灌满了汽油,然后 把布条塞进瓶子里面,扔出去。就说“六四”、“六五”,这个最后的阶段, 包括王维林挡坦克,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学生了,主要是市民。这个我觉得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国的老百姓作为一个主体,直接和独裁政权这么地 对抗。但是到最后,受到拥戴的只有这些学生领袖,当时他们全部逃到国外去了。吾尔开希还和我讲过一个事情,说他们当时在法国,法国总统也接见他们。法国人特别浪漫,把他们当成英雄一样的接待。拉菲的酒厂还以吾尔开希的名字和头像,做了一个集装箱的酒。

记者: 所以和学生受到的英雄式的待遇相比,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他们的境遇还是非常悲惨,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他们平常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象中共政府宣传的那样,十恶不赦?

廖亦武:没有,他们就是普通的工人、市民。说实在的,就是89年当时成功了、推翻了共产党,也没有他们什么事情。 后来我明天余志坚他说的是什么,他们当时做出了那么一个壮举,但是到最后这种人已经销声匿迹了,没有人记得他们。

记者:那我看到您采访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大多数坐了接近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长刑期。当然不包括那些已经被处死的。与之相比,在被捕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学生当中,很少有人被判处如此之重的刑期。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廖亦武: 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生聚集在西方媒体的聚光灯下,(另一方面学生被)定性为“学生运动”。然后那些老百姓被定性为“社会闲杂”。 “社会闲杂”是李鹏发明的一个词,定性的就是一些流氓、社会渣子、小偷、恶棍。他们的定性是这个样子,但是学生你没法这种定性,学生就是学生么。

记者:我看您这本书的时候真是触目惊心,感觉一个个故事简直象人间炼狱一般。您自己在采访过程中,哪些受访者的遭遇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呢?

廖亦武: 其实每一个受访者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比如说判无期徒刑那个王岩,当时把他抓住的时候他正在上班,先把他暴揍一顿,然后带进北京看守所“王八楼”。那也是大热天,他挤进去完全没有缝隙,大家只有站着睡觉,因为根本躺不下,抓了那么多人。看守就说你们这些“六四暴徒”,(他)让人拉了六根蛔虫,那个人居然吧唧吧唧把这六根蛔虫就吃下去了。还有余志坚他最后说了一段话让我很难过,他说这么多人付出代价。我就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希望?他说未来没什么希望,这么一个群体会被彻底忘记。我们也不会成为历史的主角,说得非常绝望,他说中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希望。他还说,反而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耻辱,会让那些精英,那些台面上的人感觉不自在 。当时听了他的这些话我非常震惊。往往我们努力扭转精英诉说的这么一个历史,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扭转。西方人注意的还是一些学生领袖,他们记得的还是这些人啊。

记者:您刚才提到余志坚说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甚至对一些精英们来说反而是一种耻辱,您个人的观察呢?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

廖亦武:那当然,这个世界永远是精英主宰的。比如说2010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有一个法国的叫刘伟明,他现在是中国民主党在法国的负责人,这个人就非常底层。他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我们自己自费也应该去奥斯陆。当时他们就想进去,因为外面天寒地冻非常冷,他说是冰冻三尺。然后就被皇家卫队给拦下了,因为他们不在名单以内。然后他说听见里面音乐的声音,里面精英们碰杯的声音也听得见,讲话也听得见,他们就是进不去。在外面两个小时我差点冻僵了,他说。这些人不可能进得去啊,因为这些人太底层了。

记者:您觉得象余志坚们的悲剧,多大程度上是这种“精英论”造成的?您觉得这种“唯精英论”,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吗?还是说每个国家都会有、每种文化都会这样?

廖亦武:这个其实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中国人的思维里要努力成为精英,精英之后就很有发言权,这和西方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西方的价值观就说小人物也是有他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声音。在哈维尔的著作里你就能够读到,无权者也有发言权。但是“六四”最早出国的都是一批精英,他们当时说实在还没有这种意识。你可以从北岛、老木他们的签名,就是89年释放魏京生的。33个人都是精英,只有精英才有签名的资格。

记者:最早触动您写这本书的是“六四”画家小武。但在小武跟您谈这些之前您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牢狱痛苦之中,您也没有关注到这个群体,所以您现在谴责别的一些精英没有关注这个群体,是不是也有些矛盾呢?

廖亦武:对,但是我最起码有这个自知之明。因为我当时被抓进去的时候我也没有受到什么精英待遇,我受了很多折磨。包括用电警棍、筷子捅我的屁眼。象这种我都受过啊。我还和20多个死刑犯关在一起,看着他们上路拉出去枪毙。

记者:我知道您的这本修订本是为“六四”30周年准备的,您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得到什么?

廖亦武:总之我觉得出这本书的英文版也许是引起注意的最后机会。30年,西方媒体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记者:您说“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是说让这些参加“六四”的普通民众得到一个发出声音的最后机会,是不是?

廖亦武:对啊,要不然他们又会按照原来的轨迹、每年纪念,他们还是会重温那个重温了很多遍的历史。 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六四”抗暴者真正的历史还是会被掩盖,真相还是会被掩盖啊。我作为一个时代的录音机、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是在这个阶段起一个作用,就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廖亦武访谈录的第一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廖亦武说他是时代的录音机、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廖亦武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诗人。1989年到1990年间,因为在风声鹤唳中传播有关“六四”的诗歌《大屠杀》,廖亦武最终身陷囹圄,坐牢4年。在下一集的访谈中,我们将和廖亦武一起回到他吟诗唱歌的1980年代。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了这一期的访谈录,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这期节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找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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