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吉延《东京审判》（网上截图）
中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提起日本同时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更是咬牙切齿，然而有关于所谓战犯从何而来，以至东京审讯本身，有关资料却少之又少，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甲级战犯”后面的就只有判刑，至于其所犯罪行本身，又或者审讯原本的目的，其关心几乎等如零。
读过日暮吉延这本书，当知道对审讯最大的误解，就是所谓“甲级战犯”本身；由于日本也使用汉字，所以华人地区以“汉字逻辑”来理解“甲级战犯”，就是“最重要的战犯”、“第一等的战犯”等等；然而真相是，其“级别”的划分，只是从英文排列的Class A、B、C而来，根本没有甲级较严重的意思。
和一般人想像的不同，Class A 即甲级所犯的罪行，不是听落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而是一般人认为最轻的“反和平罪”，丙级战犯才是违反人道罪，如为屠杀及残杀等负上责任；而“反和平罪”则是“发动侵略”，事后被质疑是政治需要──即为何A 国发动侵略无罪，而B 国发动侵略则有罪？因为B 战败了吗？看看苏联与日本，当知道这质疑之道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日本涉及战争的内阁达到十几个，发动侵略的期间达到几十年，和拿破仑或希特拉这种以个人特质来发动战争的领袖不同，这些“甲级战犯”个别甚至是反对战争，例如最轻判七年徒刑的日本前外务大臣重光葵，判决指出“在共谋的证据成立方面，完全没有任何关连，直至1943年成为外务大臣为止，完全没有参与侵略战争”，而得到轻判。
各国最初审讯时，为了国内的原因把矛盾指向这些日本领导层的甲级战犯，然而审讯发现的问题，就是日军绝大多数的暴行，是前线军人自行犯的罪，是军纪不严，以至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制止其军队的罪，于是欧洲纽伦堡法庭对纳粹德国官员“反人类罪”的指控，在东京审讯出现了严重困难；纳粹德国是有意识地进行屠杀，但大日本帝国则是“有意识地没有制止屠杀”，而其他则是前线军人军纪败坏来屠杀，这就造成了起诉以定罪的严重困难。
然而其“不作为”，又或者“想作为却无力制止”，最终成为了这些文人战犯，因而罪名成立甚至判死刑的结局，以至应负责者已死，刚好坐在该位置上者要替死，这或在道德上没有问题，在法律证据与判刑稳当方面就出了问题；因此东京审讯成为了日后的导火线，即引起日本方不服，以及对“替罪羊”的同情；而“战胜国”则认为只是这些次一级的战犯判刑，根本无法令公义彰显。
更荒谬的是由于审讯拖延多年，冷战爆发以至政权更替，一些国家为外交利益，开始主动赦免日本战犯；例如中共北京政府，在1954年就主动赦免47个日本战犯，以至释放1069 名战犯嫌疑人；因此继首次审判之后，一直想进行的“二次东京审判”，最终没有发生。
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权利益，当年手握战犯命运时，选择“宽大处理”，而置“中国人民感情”于不顾；今日又为了政权利益，不断操作民族主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明已经结束了七十几年，却仍年年月月日日讲；战犯判完刑，服完刑，甚至死去多年，其罪名却有如永远都罚不完、审不完。
真相是中国对审判内容不关心，只是关心要“复仇”，然后转移人民视线，总之中国人就必须仇视日本；对自己人作出恶劣千百倍的邪恶政权，中国人在洗脑下漠不关心；而对不甚了了七十几年前已审判千百次的旧事，却历历在目，至于审战犯的目的，追求和平的目标，制止战争的期望，在辽宁号航空母舰耀武扬威下显得特别讽刺。煽动侵略战争就会成为甲级战犯，那么天天说要“教训小日本”、“将东京夷平”这些人，又应否送去国际法庭审判呢？在2017年的今天，究竟是谁应在搞“军国主义”呢？
RFA
2017-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