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上篇：劫因
1、狗肉汤浇“万斤田”
依娃受访者陕西富平县流曲乡李振荣：我们把亩产万斤田咋折腾出来的？先是有个打狗队，组织了几个小伙子，挨家挨户打人家的狗。几天就把村里的狗打完了。把狗打死，皮一剥，把狗熬成汤，等凉了浇到地里。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先进经验，试验亩产万斤田哩。把狗杀了煮了，一般人也不敢去吃狗肉。工作组前前后后跟着指导哩，谁敢动人家的狗肉？把肉熬成的汤浇到庄稼地里了。人从地里走一遍，都是香的，把人馋得没办法。当时是每个小队都搞万斤田，都是县上传下来的指示，说狗肉汤浇地庄稼长得好，必须给人家打几个狗，浇到地里去。你知道是荒唐事情，你也得做，没有办法。
2、十几亩洋芋堆在一亩地里造高产田
依娃受访者甘肃武山县鸳鸯乡贾村棠老太太：那阵子是争红旗哩，我武山笑话多得很，有个地方弄个亩产六万斤的洋芋，几十亩地的洋芋堆到一起，说亩产高的很，吃不完。我妈那人厉害，啥都不怕，我妈是干部是党员哩，共产党员，一大早就去叫人干活，那年饿得没办法，有一个婆的男人就上吊了，饿得受不了了，不上吊也不行了，才四十几岁。我妈进去，我妈个子高，踩个凳子上去，把那个绳子割断，把人放下来，卸下一块门板，放平了才出来叫人抬。后来他婆娘也饿死了。
3、亩产六万斤水稻高产“卫星”的奥秘
化名劲松的先生给依娃提供了文字忆述：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日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智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出现。”
我有个女同学，名字记不清了，她家就在“水稻六万斤特大‘卫星’村。”在同学轮番追问下，她战战兢兢道出了“高产”内幕。地区派工作组到她的村子搞试点，成天看着别处放“卫星”，苦苦思谋着放个更大的。中稻成熟前，工作组终于想出妙计：把大片稻棵移栽到一亩地里，稠得密不透风。太密了又怕发霉腐烂，工作组又令在地头安放了几台鼓风机，对着稻田白天黑夜不停吹风。
上级验收那天，村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来了不少大人物和一帮带着照相机的记者。验收正式开始后，按预先编好的脚本演戏，让几十个人担着稻谷从村头挑进村，然后挑走，让不同的人再从村尾担出来重复过秤。就这样，几十担稻谷走马灯样换人，反反复复过秤。假戏演得跟真事样，过秤的时候有人唱出数字，有人记录，有人打算盘，直到领导脸上放光，露出满意地笑容，点头称赞的时候，就算称完了。六万斤的数字一出来，大家都拍手庆贺，好像一场最完美的演出到了谢幕的时候。
六万斤的“卫星”放出后，政府的征购量也随之加码。“卫星”村的女同学每次放假回到学校总是偷偷哭，关心她的人问缘由，她说心痛，村里饿死人太多，连尸体都没人收，自己的家人也是朝不保夕。她是住校生，每月供应23斤粮食，为省下点粮食拿回家救济家人，她每天只吃二、三两。她正值十五、六岁身体发育期，极度的饥饿把她折磨得面黄肌瘦，走路打晃，神情恍惚，难以正常上课。熬到身体浮肿后，不得不退学回家。一退学，23斤供应粮就停发了。回家不久就饿死了。
4、“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4日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农业社。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
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5、粮食越“高产”饿杀人越多
《墓碑》记述：1958年7、8月，毛泽东曾视察过的郫县，紧锣密鼓地开展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粮食高产卫星。1958年8月28日，《四川农民日报》报道犀浦高产水稻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记载，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郫县红光公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6、小脚老太用手帕包矿石参加大炼钢铁
依娃受访者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李中原：五八年麦收后，就开始大炼钢铁了。当时是行动军事化，我是第一批上去的，叫尖刀连。我们只要发现哪个石头是红颜色，有铁锈的颜色，就说那个是矿石。认为山土发红的，也是铁矿。到秋季以后，大批人都上去了，老汉、老婆子都上去了。六、七十岁的老人挖矿石背石头，看着可笑得很。有个老婆子，还是小脚，拿不动，用个手帕包上一块石头提着走。
7、背矿石的人放千斤“卫星”
依娃受访者富平县流曲乡宋子成：那时候全民动员，说去炼钢铁哩，还不知道咋炼。那个陈路镇大炼钢铁的人多的很！人家回来说，有人背矿石放了卫星，一人背了一千斤。我说。一千斤？人受得了？一个骡子才能驮多少？事实上是，一个人背，后面几个人抬着，说起来就是一个人背，就放了一颗卫星。
8、水利工地雪天强迫民工光脊梁
李素立先生在《豫东事件探秘》中写道：河南永城县演集镇窦楼村窦兴礼说，在挖白河时，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上边都不能穿衣服，脱光脊梁。不脱衣服不行。还得喊口号，不喊口号打你，扫你暮气。我们村窦兴智，慢脱一会光脊梁，在冻地上抬着摔，摔断脊梁，没有死，又活了。上面一来人检查，说上级来人了，快脱光脊梁哦，通通脱。有的上级来了，还摸光脊梁。
9、 “共产主义新创举”——“摸月经”
阿波罗网载文：湖南省平江县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的“共产主义新创举”——强迫妇女赤膊、“摸月经”。
平江县“大搞妇女赤膊运动”，肇始于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安大队。该大队党总支最早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劲头看赤膊。政治工作活不活跃，就看你们的山歌唱得好不好。干劲大怎么才能看出来？除了白天黑夜干以外，就是要打赤膊。男人打，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这个创举，我们把它搞成运动。
1958年11月6日，东安大队搞大兵团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千余男女，男人们一色的赤膊、赤脚，538名妇女中，有300多人被迫脱去衣服打赤膊。一些姑娘媳妇不愿脱衣，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把她们上身的衣服扒个精光。一些被扒光上衣的女人在羞辱无助中放声大哭。
大队党总支书记张炎山破口怒骂这些哭啼的女人：给脸不要脸！这是共产主义劳动的新生事物，你们再哭丧，就是破坏共产主义！
大队副书记王某骂道：臭婊子!好事让你们哭坏了！打个赤膊有么子了不起的嘛！不就是露两坨肉吗？
张炎山拿着喇叭筒，在地头高声宣讲妇女赤膊的“伟大意义”，小队干部手持棍棒和绳索，围着赤膊的妇女们督战。
那些姑娘媳妇的父兄丈夫们，只是在一边低着头默默地干活。有几个姑娘媳妇呼救，连声大喊自己的父亲或丈夫，要他们快来“救命啦！”却没有一个人敢挺身救助。
男社员刘傅兴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哀求道：大姑娘就不要打赤膊了吧？当即遭到姓谢的干部恶骂：放你娘的狗臭屁！大姑娘不打哪个打？刘傅兴，你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快快给老子跪下！ 一群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把刘傅兴按倒在地。刘傅兴从上午一直跪到天黑。当天罚他饿饭。
东安大队不断搞出新花样：在“赤膊竞赛”中，用“插红旗，拔白旗”来奖惩。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高，哪个小队就是“共产主义大竞赛”的红旗单位；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低，不仅插白旗，还要追查小队干部的责任。在竞赛高潮期，
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刮风还是落雪，“娘子军”们出工都要比赛打赤膊。
三阳公社石坪大队另有“创举”，总支委员唐绪普规定：妇女来了月经要挂牌，并要脱裤子，经他亲手摸过才准三天假。麻岭作业组有11个适龄妇女，个个被他“检查”。他对长得漂亮点的，经常是一上手就摸个没完，也不管手上有血没有血。对于他看不上眼的妇女，他经常一听请假掉头就走，既不检查，也不准假。1959年冬季，洪笑英在水库工地来了例假，几次请假不答应，经血流到脚背上，她实在扛不住，再次找他请假。唐绪普不但不批准，还使劲抽了她两个耳光。
灯塔公社以三阳公社为榜样，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李玉良。一天，积极分子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按照规定询问：你是真的还是假哦？
李月莲回答：这个事还有得假吗？
李玉良依然不信：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
李月莲虽然平时很听党的话，但在这事上一反常态，坚持不脱裤子，拒绝领导摸她月经真假。
李玉良对她稍稍开恩：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分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批准了她三天假。
10、“你们都死完剩我一个人也得搞社会主义”
李素立在《豫东事件探秘》中写道：河南省虞城县杜集陈岗叉楼支书王世德在工地公开声称：“100人有99人骂才算是好干部，你们都死完剩我一个人也得搞社会主义，你们三天不吃饭也得喊大跃进！……”不许只埋头劳动，还要与参观人员握手。任菜园排长的梁道立，亲手假活埋过3个群众。界沟乡王桥大队干部刘明然说：死十个人才值得埋，死一两个算啥！为了表示冲天干劲，刘明然等还强迫妇女上身赤裸。李庄、吕楼两村80%的群众挨过副队长代明扬的打，他最多一次斗争过17人。
11、早收的庄稼在锅里烤干交公粮
依娃受访者甘肃省和政县马麻二里：别的地方六月、七月收粮食，我们这个地方六月、七月庄稼还长着哩。人家不管还不到收粮的季节，就催粮、催粮，这么催着就没有办法。就把青的粮食割下来在锅里烤干，不按庄稼的规律做。当头头的人被上面逼急了，也不让人们好好打场，庄稼就糟蹋了一部分，还没有熟，就割下来了。这么一糟蹋，春上就没有吃的了。
一个庄子一个食堂，食堂有一个大锅，挖上些野菜来煮上，撒上不到一、两斤面，说起来是面汤，看起来是水。水汤汤，人影子都能看见，三个大桶子，一人给一马勺。吃食堂就把人饿死了。村里叫赵由素夫家的娃娃多，天亮的时候一看，炕上死了一大片，他家一夜就饿死了五个人。
12、没成熟的苞谷在炕上烤干交公粮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司川村司乃权：苞谷长得好得很，还没成熟就着急着征收粮食，就在炕上烤苞谷，烤干了，给人家交上。那时通渭地方干部对上面吹嘘粮食多得很，把粮食都收拾去了，口粮都收没有了。其实五八年是个丰收年，种子、饲料、口粮都没有了。
13、在粮店买锅垒灶炒干湿粮交公粮
依娃受访者秦安县董湾王宝泰：好劳力都上了洮河、大炼钢铁、深挖地，做庄稼的是七、八十岁的老汉。我们这里种麦子、糜子，那时候，套上牲口打场，一边打，一边黑夜白天的往乡上的大粮站交粮。到粮站人家不收，粮食太湿了，就担去草，买上大锅，把粮食一炒，炒干了交上。就这么撵着撵着让人交粮。
14、“想着过共产主义哩”
山东郓城县樊作运说：庄稼熟了无人收割，部分收割后运不到场院，堆在地头发霉变质一部分，拉到场院的庄稼无人脱粒沤烂一部分，吃大锅饭之初浪费严重，都想着吃完了队里的有国家兜底哩，过共产主义哩。结果挨饿时不仅国家不来“共产”，还搞竭泽而渔的高征购，丧尽天良逼“陈粮”。
15、枕头芯里的荞皮也被搜刮去
依娃受访者甘肃甘谷县大庄乡林苗巧老太太：我那阵才十六岁，我们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人家不给我们供应粮食。人家满院子搜粮挖粮哩。我妈在枕头芯里装了两碗荞麦皮，来搜腾的人把枕芯扯开，把两碗荞麦皮都搜出来拿走了。
16、把棉衣被褥里的棉花扒出来上交征棉任务
《唐河事件》记载：1959年11月，主抓农业的河南省唐河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主持召开棉花征购工作会，下边有人请示，棉花都装成被子、棉衣棉裤了，怎么办?李断然回答：“装上也要扒出来!”高压之下，唐河全县上下开始扒掉群众的棉被、棉衣、棉裤里边的棉花，来充当棉花征购任务。郭滩公社第一书记在强调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的会上说：“完不成任务我非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砸你们的骨头不中!”大河屯公社党委书记薛云瑞在会上说：“完不成任务者，给我照死处整!”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无愧毛泽东的好学生：“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心不狠不能治国，手不狠不能治事……”
17、“那是人做下的，不是天年”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璧玉乡王仁重：不让开烟火，人家积极分子进来，提着铁棍子，厕所里、酸菜缸里都捣，不然饿不死人，那是人做下的，不是天年。偷上不敢烧火，不敢推磨子，就生吃上。我饿死了五个娃娃，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十多岁的。
18、哄骗小孩供出藏粮饿死父亲
李素立在《安徽濉溪县河南永城县采访记》中写道：张冢村王文虎告诉我：我们家藏着粮食，钱也有一些。干部哄我妹妹，云芝你们家有粮食没，你说，我给你糖吃。我妹就把粮食说出来了。把粮食搜走了，我父亲他们就饿死了。
19、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逼粮“报喜”
《墓碑》记述：1959年冬天，郭书志接任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逼粮电话：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私分瞒产是普遍的，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公社，召开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干部会。他在会上放出狠话：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
分组讨论自报藏粮时，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心里一急，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人们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叫包根的小队会计第一个被斗，他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和生产队长朱遂平藏了粮食500斤。朱遂平旋即被打得血流满面，但他还不承认藏粮食。打手们又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胡乱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20、“宁愿人民吃青草，不叫先进红旗倒”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苟兴华：粮食大部分征走了，因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农村没劳力，该收的庄稼坏在地里一部分。上面反问基层干部粮食去哪了，基层干部说是社员偷了，于是开始逼粮，搜粮，酷刑伺候，打死、逼死、饿死，步步走上绝境。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搜粮、逼粮口号是：“宁愿人民吃青草，不叫先进红旗倒。”“思想上有粮就有粮，思想上没粮就没粮。”下面的口号更直白血腥，大炼钢铁的时候，有农村干部拿着话筒叫喊：“有铁交铁，没铁交头！”逼交粮食时同样恐怖：“宁欠血债，不欠粮债，完成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饥荒期间，有大批农民逃到省会兰州要饭求生，结果很多人饿死在火车站、大街上、小巷子里。兰州化工厂，兰州炼油厂这两个大厂子，每天都要派出五、六辆卡车进城，去收拾大街上的尸体。有的还没有死透，也装上尸体车，拉到兰州郊区埋了。当地人称抛尸场是“万人坑”。
21、防偷庄稼，夜里给农民门上贴封条上锁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苟世安：怕社员偷庄稼，到了晚上把你门一锁，贴上封条。如果你出去，封条就动了，人家就知道了。晚上不让你出去，害怕你偷地里庄稼，到晚上队长就封门来了。天黑了，有的锁，有的封，有的连锁带封。
22、老奶奶吊在裤裆里的谷子面也被搜走
依娃记述：通渭县大牛沟有一个叫王秋娥的老奶奶有一点谷子面，就装在一个小袋子里，扎口的绳子拴在裤腰带上，面袋悬在大裤裆里。尽管藏的这样秘密，还是被名叫苟世元的队长搜走了。
23、逼粮斗死社员后批判画像
余习广记述：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上报文件中称：在“反偷风”运动中，全县范围内普遍打人。摧残群众手段非常毒辣。如：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拔牙齿、泼冷水、滚雪球、逼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剁指头等酷刑40余种。
全县各地普遍发生了非法抄家现象。全县有267个大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队搞了抄家。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先后体罚群众90268人，被扣饭68868人，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杀301人，因扣饭饿死的350人，因打致残废的有1813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的有15996人。
最多的一个人打过340多人，打死过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这些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的有8932人，乱搞男女关系的有2829人，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干部潘启才，曾经规定打死人后“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该队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干部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等办法，以遂其兽欲。
24、逼粮吊残妇女拇指
依娃记述：甘肃省和政县新营乡河沿村王尕法老太太坐在炕上，伸出变形的拇指向依娃哭诉当年政府逼粮时自己的遭遇：吃着吃着什么都没有了，草根都吃上了。到地里挖草根，五谷一点都没有。没有吃的还要打人，往死里打。你看看，我的大拇指，他们把我的两个指头用绳子绑上，吊起来。 你看，这是吊过的。把我吊到粱上。人家就问：“你们的粮食到哪里去了？你们怎么没有粮食？”农业社的粮食都拿去了，哪里还有粮食。我的指头都吊的变形了。 没有粮食就打，好多人都被打坏了，好多。人家不管，男人女人都吊起来打。
公公婆婆和四个儿女都饿死了，掩埋的尸体被人挖出来吃了。村上有个四口之家，爷爷、儿子、媳妇、孙子。儿子出门要饭去了，媳妇饿死在炕上。村里人帮忙埋了媳妇，饿极的爷爷就把孙子杀吃了。
25、看着粮食挨饿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上店子村王北致：有粮食不让吃，一级逼一级。那个老庙里有一房子粮食，那个庙大得很，里面都是粮食。里面全是谷子，没有装袋子，就那么散着。就是不给人吃嘛。
26、“七姐妹搜粮团”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许堡张锡珍：鸡川镇大搜查组织的都是一帮子青年人。我们村上有个“七姐妹搜粮团”，七个丫头都是积极分子，搜查家家户户。七个丫头斗地主、富农、中农，打着要陈粮。把人家的家人都赶出来，到处挖着找粮食。人家积极，还能吃饱饭哩。搜着了粮食交上一部分，一部分个人能吃上些。吃饱了能去搜，吃不饱搜不动。许堡庄子，“七姐妹”中有个木匠的女儿，她六亲不认，把父亲藏在罐子里的一点点面上交了，拿出去表现积极了。失去保命粮的木匠气不过，就喝了一碗苦杏仁水把自己毒死了。苦杏核是有毒的。那个木匠叫根子。
饿死的多了，东坡生产队更严重，人基本上饿死光了。人饿死在院子里没人埋，到了六二年人去院子里割草，草都从骨头堆里长出来了，院子里都是死人。
27、“查产斗争”斗死村干部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乡临水镇红泉村赵殿祥：我一直当队长，小队、大队都干过。五八年“查产斗争”，把我和好多干部关在那个一中学校里，让我们承认藏下了多少粮食，不说白话就不放人。关的目的就是查产，你斗我，我斗你嘛。有的干部都自杀了，用刮胡子刀子划自己脖子。斗得厉害，受不了。我们双塔的李新华说饲养室埋了多少多少斤，就派上人去挖，翻的底朝天，一颗粮食都没有。人被整的说白话。有个会计上吊死在里面了。那就是让人说白话，让人承认藏了多少粮食。
28、拿着步枪马刀搜粮抢粮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司家川温炳智：那一年大搜查，我记得清楚得很。人家一来，就把我们的队长吊在房梁上要粮食。那是杀鸡给猴看。然后让家家户户开会。我们就把洋芋这里埋几个，那里埋几个。我记得把我们家谷子都搜去了。来的都是积极分子，拿着步枪，还有马刀。不知道搜了多少趟，天天来。看谁家冒烟，就把锅提走了。搜查团拿着三尺长的铁棍，墙上一戳，厕所一戳。可疑的地方都搜，挖地三尺。我们村上三十多户人，两家没有饿死人，其他家家都有饿死一个两个。
29、逼粮大会上抬走尸体接着开会
丁抒先生在《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中写道：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30、一女干部逼粮割掉四个社员的耳朵
丁抒先生写道：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
31、妇女被锄把捅阴道戳死
杜治中先生在《左祸肆虐的年代 ——1959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中写道：我家在四川省荥径县城边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是“荥径惨案”的重灾区。59年冬天，公共食堂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我在县城上六年级，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
还有好些人是没饿死前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才15岁的王富清被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摧残凌辱人。五队的妇女周国勋，当时才三十岁，就是被一个姓丁的打手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妇女死后，女儿艾云华沦为孤儿。
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
32、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
《墓碑》记述：《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生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自杀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上围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在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33、“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墓碑》记述：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逼粮，把会场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在全县历时40多天的大搜查中，打死、逼死1300多人。
1959年11月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34、大队书记对辖下的姑娘、新娘拥有初夜权
依娃记述：通渭县大牛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对他管辖下的姑娘、新娘拥有初夜权。一个十八、九岁，两个只有十六岁的姑娘还没有结婚，他就非要拉人家睡觉，人家不愿意，他就把这三个姑娘抓起来，扒光衣服吊在房梁上，用擀面杖撑开姑娘的两条腿，往叉开的下体塞粗草绳。塞进去猛然拉出来，拉出来再塞进去，把阴道拉的血肉模糊，活活折磨死。
35、“瞒产私分”枪毙活埋点天灯
《墓碑》记述：贵州“湄潭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当时全县总人口60.5万人，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
“湄潭事件”发生在反瞒产私分运动展开以后。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
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36、十二岁学生偷粮被枪杀
《墓碑》记述：广西环江县1958年9月，放出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粮食卫星王”，10月，又放出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王”。在环江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拇趾，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全县因断粮，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有几十人。
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学生，决定把他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于是，干部下令把这个只有12岁的小孩按倒在他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胆，催人泪下。因枪老打不响，杀人凶手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一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终于不治死去，成为高征购和反瞒产的牲祭。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竟惨无人道地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他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了。
37、“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商城县酷刑录
信阳商城县档案馆馆藏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份“敌人残害广大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中记载——
1、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丧命。
2、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副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3、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X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4、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两件小东西，回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XX上，后伤残。
5、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社员高少银于60年 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6、缝嘴：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支书，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
7、嘴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8、大针扎嘴：何店公社官X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萝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9、割嘴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副支书汪守兴，于60年 2月份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10、称钩子勾嘴：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前冬把雇农余培X的儿子（15岁），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11、铁铣铲颈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X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铣在颈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流，当场昏死。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捅，当即捅死。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X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14、捅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1959年11月份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驻队干部彭帮后知道了，用一尺五寸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捅进去，当场捅死。
15、踢阴道口：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得鲜血直流。
16、柴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焚烧。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绳绑起来，架上干柴，点燃焚烧，活活烧死。
18、火烧幼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三岁的小孩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掼，后又将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烧死。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某某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嘴里，并把嘴捂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21、大椒面参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孔里薰，当场薰死。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一姓潘的社员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24、大拇指和大脚趾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颈脖上挂两张约60斤的铁犁，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XX大队副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姓毛的社员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嘴里塞生牛肉吃。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一生产队长X发龙，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傅姓社员的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 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得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30、头朝下掼：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朝下使劲掼，脑袋掼破，当即死去。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某从五尺高的土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嘴里，当即呕吐不止。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萝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去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社员花某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42、雨淋：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山上，用锄头对头部猛砸，接着埋掉。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坑子活埋掉，幸被人发现得救未死。
45、剥人厅、落魂厅：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戴云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38、光山县逼粮血案
乔培华女士在《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逼粮案血——
1959年9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汪小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汪小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槐店公社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槐店公社为了完成征购任务，穷尽一切手段，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39、逃荒少年咬住拇指半悬在奔驰的火车门外
依娃受访者甘肃省甘谷县大庄乡魏连福：我十岁就出去要饭，我跑到甘谷火车站，车上的人挤得满满实实的，一般小站就不开门。我上的那个车要往兰州去，不开门我就扒在车门上。我要上车，列车员不开门，不一时车就开了，车门上有个把手，我就把胳膊从把手里伸过去。我还是个小娃娃，害怕得很，胳膊伸过来，用牙把大拇指咬住，害怕掉下去。
车门外有个台子，我就站在那个台子上，我就在车门的外面，那个台子很窄，只能踩个脚尖。我的胳膊就套住把手，死死咬住大拇指头。车开起来土大的很，风吹沙子吹得呼呼呼。我一直紧紧咬着拇指不敢松开嘴巴，车到下一站停下后，我的指头都咬得流血哩。
40、收容所里争着埋饿殍
依娃受访者通渭县鸡川镇张锡珍：我在家里饿得受不了，就到甘谷县扒火车上新疆去。坐了四天四夜慢车，一下车就被甘肃工作组挡住了，关进哈密收容所。几天后，一车皮有几百人先拉到兰州，再按地区遣送。我从兰州遣回定西关押在收容所六、七天，每顿饭就给一勺子稀饭。一天两顿两勺子稀饭，根本吃不饱，抗不住的就死了，领导呼喝着谁埋死人？就有好几个人说我去！我去！我就不明白，埋死人还抢着去呢？原来是每个参加埋人的，可额外喝碗稠稀饭。我就眼红死了。
第二天，里面又死了一个人，领导又来问“谁要埋死人去？”我第一个喊着“我去！我去！”我进了一个房子，里面黑黑的，地上铺着麦草，里面放着一个死人。我把头抬住，另外的人抬着腿，就放在架子车上。
我拉着架子车，到定西的火车站后面，看到那沟里饿死的真是多！让野兽吃的半截子、胳膊、腿、烂衣服、烂被子，唉呀，那就是一坑，就和电视上演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一样。
我的车子就在死人上压着，领导在后面跟着喊着：“往后面拉，往后面拉。”但死人太多了，前面堆的太高了，车子就拉不进来了，只得抬下死人拉起车子就往回走。脚地下就是死人，从沟口子到里面都是死人，男男女女，满满一沟。 那是我见过死人最多的。都是逃荒的人。
41、多次遭“劝阻”，最终被打死
《往事微痕》转述：1961年春，四川郫县的一个流浪艺人不肯就地饿死，在一次次出逃，一回回被劝阻站抓住的循环中，终于走向绝境。他最后一次被抓后，公社劝阻站的头目斥骂手下：一个臭卖唱的，给毛主席给共产党抹了多少黑！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他能一逃再逃，不就是靠两条狗腿吗？给我打断！下属急于立功补过，不仅打断了“狗腿”，还打烂了“狗头”。打死后把他抛尸荒野。
42、九岁娃自己搓绳吊死
湖北省利川县柏杨大镇的范燮阳回忆：一个他记不得名字的九岁娃娃，用自己搓的草绳上吊了。寻死前，孩子老重复说：“吃不饱饭，不如吊死去。”那时候，稻草都堆在生产队场院，他就偷偷抽了一小捆稻草回来。家人问他干啥，他说是拿来玩耍的。大人也没太在意。他就是背着家人用偷来的稻草，自己搓绳，自己吊。他吊死在自家后院，干瘦的尸体像个竹竿杆。
43、娃娃借裤子报丧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镇临水乡红泉村沈存敬：我爹饿死头天下午还给生产队翻地着哩。次日早晨就不行了。我妈没有在家，到二队开会去了。那是十一月了，我光着个屁股，跑到二队把我妈叫回来，我妈看住我爹，我得去中区叫我姐姐，我妈觉得光着屁股在外跑不好看，就去三婶家借了一个娃娃裤子，我穿上去叫姐姐，我姐一进门，我爹就落气了。
我姐夫借来木头做棺材时，我大哥从黄里铺买回来的骆驼蹄子、牛蹄子，熬胶粘木头，熬着熬着，就被饥饿的木匠吃掉了。村子里乡亲帮忙把我爹埋了，算是没有用席子卷着出去。
44、劳改营右派扒下偷柴民工棉袄导致毙命
顾准先生在《商城日记》中写道：冯顺抓到一个偷柴火的民工，三个右派合力扒下他的棉袄，令他光膀而去。现在是12月天气，雪都下两场了，他不饿死也一定冻死。果然，闻此人又到别处偷衣服，被捉住，许多人眼看着他被打得半死，将次毙命。
45、父亲饿杀前先淹死儿子
《墓碑》记述：1959年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
46、把没用的瘸子活埋
李素立在《豫东事件探秘》中写道：永城县荒北何庄的万良魁说：队长周豫才活埋了万瘸子，瘸子是万良魁的侄子，有十七八岁。队长说，万瘸子没有屌用。万瘸子饿得没有劲了，活埋在场里的粪池子里。
47、一马车拉30多个死人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里记载：湟中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率达49%。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死绝1000多户。
48、一个坑埋36具尸体
余德鸿记述：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49、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余德鸿记述：信阳所辖县区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50、劳改队里埋一具尸体奖励二两米
四川井研县研经镇廖沛林回忆：他因参加过远征军抗日，中共建政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二劳改”长达29年。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女儿、一个妹妹、两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饿死。1959年，他所在的打索厂劳改队，已经有很多犯人浮肿，三肿三消就没命了。队里天天都在死人，每天专事埋人的人挨铺清理，推推搡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同样像拖死猪样拖出去，免得第二天再麻烦。从近到远，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也不少。在死气笼罩下，人的嗅觉已经迟钝，根本闻不到腐臭。活着的人早饿成了行尸走肉。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又让转换工地，到60华里外的江镇修水利。正常情况下一天就能到达目的地，由于把部分人饿得走路打晃，直到两天后，200多人中还有17个没有到地方。队里派人去接，找到的都是尸体，有人已被野狗、山鼠撕咬得面目全非。
到江镇水利工地情况更糟，病倒送到医院死的更快，无一活着出来。医院人满为患，从每天埋几具尸体，很快激增到每天十四、五具。原来医院专职埋人的两个人不够用，又增加两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埋一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原来是一坑埋一人、二人、三人，到1960年是十个、八个一堆。
51、用白杨树枝包捆尸体
依娃受访者酒泉县泉湖乡花寨沈惠珍：饿死的有娃娃有老人，有的全家就死掉了。队长找着我去埋过死人，我埋过三个。男人不耐饿，男人都拄着拐子，女人还好一点。几个女人用老牛车把死人拉到地里，挖上个浅浅的坑，车仰起来，掉下来是头朝地就头朝地，脸朝天就脸朝天。没有人给放平，谁放哩？有些包上些树枝就不错了，用白杨树枝一包，用些绳子一捆，再包啥哩？我铲不动，撒上些土盖上就行了。
52、妈妈已饿断气，女娃还在吮奶
杜治中先生回忆：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收尸。
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子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
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
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
53、麻子女外泄饥荒实情，全县抓捕女麻子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委对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54、抓住“流窜犯”扒光衣服
余德鸿记述：信阳地区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55、潢川县这样“分配”死人数字
余德鸿记述：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寺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又改为2907人，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56、把濒于饿杀的犯人从监狱转移到旅馆去死
依娃受访者天水市马凤英：天水市第三监狱的犯人尸体埋在北山里，有饿死的犯人，也有老百姓。挖了个大坑，摆上一层人，撒一层石灰，再撒上一层土。再排上一层人，再撒石灰和土。那一个坑里，就有三百多人。那时，我们家开着一个名叫顺义的小旅店，有22张床位。我们离天水市第三监狱很近。监狱就把快饿死的犯人背进来，或用担架抬进来。我们开店只能服从公安局的命令，不能多问多说。人家背来三个人、五个人，我们不敢问什么。濒死的犯人穿的破破烂烂，有人脚上没有鞋子。有人叫唤一阵，呻吟一阵，就断气了。把快死的犯人秘密转到旅店，是推卸责任，不叫人死在监狱里头。我们店里前后送来二十个，人一死，公安局就叫有些力气犯人提着铁锨来了。三、四个人把死人用一个席子一卷，用辆架子车就推出去了，就是让出来咽下最后一口气。
依娃问：为什么把快死的犯人送到旅店里？她回答：我想他们是怕犯人看见，把他们拉出来，其他犯人以为是病重了，把人送回去了，就不会影响其他犯人的情绪。不然监狱天天死人也不好看，就让死也死在外面。犯人家属来找的时候，也好交待一点。这些死者没有留下姓名，送来也不告诉姓啥叫啥，就是走走过场，他们都是监狱里挑出来的快饿死的人，奄奄一息的人，早晨送来，晚上就来埋人。
57、开个“改善生活”玩笑，新郎新娘获无期徒刑
四川资阳县的李诗信说：1960年，一位汪姓男子结婚，亲朋好友来家贺喜，汪家却拿不出任何食品可招待客人。新郎为摆脱尴尬，随口开了个玩笑：我们最好成立个“中国人民改善生活党。”一个朋友就随声附和：“好！我们都愿意成为改善生活党的党员。”这个即兴解嘲的玩笑被人捅到了公安局，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和到场贺喜的亲友悉数被捕，全部以“成立反革命党派”治罪，新婚夫妇处罚最重，双双判无期徒刑。
58、一封反映灾情的信换来两年徒刑
依娃受访者酒泉市三墩乡双塔村李英兰：我的二姨妈的儿子，叫李生德，在大队当会计，五八年粮食紧张，看酒泉饿死的人多了，就给中央写信，反映酒泉饿死人了。人家就把他抓到高台劳改了两年。
59、偷馍者与说“肚子饿”，各判刑八年
依娃记述：秦安县石南岔村一个叫满生的男子，在水利工地上偷了别人两个馍馍，为此坐了八年牢。同村另一个坐八年牢的，是甘肃的饿荒被北京最高当局追责、救灾之初。石南岔村的王维岐说：“抢救人命的来了，还是不敢说是饿下的，就说是有病哩，那里有个学生，说了肚子饿，吃不饱，就成了反动话，就法办了八年，劳改出来后连对象也找不上。”
60、安徽省饿死多少人
《墓碑》记述：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查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做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
61、幸存孤儿饥荒调查
管怀伦先生在《肥东县大李大队1960年饥荒调查》中记述：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
62、全村仅剩一个老太太也疯了
《墓碑》记述：光山县槐店公社全原有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63、大饥荒死亡人数远超抗日战争
信力健先生在《三年饥荒死亡人数远超八年抗战》中写道：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
64、“宁肯四川饿死人”
《墓碑〉〉记述：当年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逐年下降。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65、四川的灾难最深最久
《墓碑》记述：1962年四川还在大量饿死人。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长寿县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
66、 四川饿死多少人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廖伯康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杨尚昆报告称，四川已经饿死1250万人。
67、饿殍遍野外援照旧
何方先生谈援外：1958年后强调搞世界革命外交，1958年到1960年为9、9亿元，1961年和1962年为13、7亿，五年共计23、6亿元……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已有大批农民饿死的1959年，毛泽东6月批准出口419万吨粮食，这占当时储备粮的24%。
68、守着40亿斤粮食“人相食”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69、信阳死绝户、死绝村知多少
李素立先生在《商城“死绝村”调查》中写道：在研究商城大饥荒资料时看到：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全区死绝5万多户，毁灭自然村庄1万多个。商城县的“死绝村”达453个。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
70、信阳事件饿死多少人
《墓碑》记述：信阳专区辖18个县区，1958年冬——1960年春，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史称“信阳事件”。 其死亡人数，几次大规模调查都不一样，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5万人。这时，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107.0321万人，占总人口13.2%。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
“信阳事件”的研究者朱健国先生认定饿死150万人。
71、“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
邵燕祥先生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去死的。”
72、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民主自由的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先生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由反对派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17,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