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3)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4)
1920年代末期，苏联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围绕工业化问题，党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关于要不要实行工业化问题，这实际上是坚持新经济政策还是改变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布哈林等人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认为只有在新经济政策的构架里才能解决苏联的国民经济问题。工业化是苏联的发展方向，但不是现时苏联的主要任务。而斯大林则认为，苏联实行工业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两种对局势的判断深刻影响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
关于苏联工业化的性质问题，一些人提出苏联应当从轻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他们强调工业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多地生产出消费资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苏联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轻工业上。布哈林就持有这种思想。但是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不仅如此，布哈林的这种思想还被斥责为“花布”工业化，反对加快发展原有的重工业。当时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就明确表示: “没有发达的金属工业，作为我们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就不可能巩固，并且永远得不到保障。”双方当时争论的问题中还包括速度问题。
托洛茨基主张高速度发展苏联的工业化。为了维持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但这种观点受到布哈林的严厉批评。他说: “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
当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高速度”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并同意布哈林的观点。但是，当斯大林粉碎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后，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明确地提出了要高速实现苏联的工业化。1928年5月，斯大林说，能不能采取减缓苏联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呢？他的回答是: “不，不应当。无论如何不应当！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阶级，因为工业发展中的每个前进步骤，每个新工厂，照列宁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在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在对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加强自己阵地的‘新堡垒’。” 斯大林还说: “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斯大林这种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思想很容易得到党内急于富国强兵的高层人士的支持和附和。例如，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就认为，不能像过去那样从容不迫地发展工业了，苏联前进的速度必须与过去有所不同。1928年9月他甚至表示，国内外出现的危机和危险情况要求不顾一切代价地急剧加速和集中对重工业投资；出现经济不平衡、群众的不满和抵制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克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手抓高速工业化，一手抓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的结果除了饿死上千万人，便是使苏联成了粮食进口国；工业化以重工业为重，结果使苏联日用消费品直至解体都处于匮乏状态。这样的世界强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闻一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文中“透过历史的烟云”，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他写道:
在苏维埃时期红极一时的左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高歌道: “我们在建设花园般的城市。城市会有的，花园会有的！”不错，后来在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确实有了城市，然而却没有花园，或者说它们离花园还很远。马达轰鸣，烟囱林立，高楼群起，确实可以用来形容这上百成千个新工地的成长和变化，但却不能用来形容这些新工地以外的土地的情景。在那片更广漠的土地上，仍然到处有简陋的木屋子，仍然得点油灯照明，仍然不得不用古老的办法耕地种田、养儿育女。即使是在这些由新工地变成的新城市里，情况也不像激情的诗人所吟颂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
现在，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国家把几乎能筹到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这些新工程上。但是，这时国家所拥有的资金本来就不多，而且在拟订了计划后还在不断地追加这种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A组”工业原计划投资147亿卢布，而结果是达到了213亿卢布。这样一个庞大的投资和追加投资是国力所不及的，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所不及的。于是，在这种全力、高速发展“A组”工业的前提下，其他工业部门明显受到了资金、人力、原材料等各方面的挤压，就连最迫切必需的交通运输也难以发展起来。
到1936年，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建成的12个巨型企业总共花去了40多亿卢布。这个数字是“一五”期间35个巨型工程所用资金的半数。数字透露出了这些巨型工程的神秘性: 这些工程是靠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的巨额投资建成的，是用钱堆起来的。建设这样的工程是不是一定都要花上亿卢布呢？许多反复计算过的资料表明，这上亿卢布有许多是花得非常不值得的。正因为有的是国家拨款，因此在这些工程中不计成本，不讲究效率，只追求速度，只追求高指标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建了拆拆了再建、无计划和无核算建设、无限度的消耗原材料的大量的浪费现象。一个更为严重的历史现象是，国家的计划就是要让这些巨型企业高速发展，以便使它们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其他工业企业必需效法的带头企业。然而，这恰恰造成了生产环节的严重脱节，这些巨型企业发展了，可它们的“后方”却跟不上来。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名义上是为和平目的建造的，但它实际生产的却是军用的装甲钢板。这本是个天大的喜讯，可是烦恼和忧愁却接踵而至: 铁矿和锰矿等原材料的开采跟不上，钢铁的产量跟不上，机床的产量跟不上，如此等等。事实上，又何止是这种脱节！由于国家旨在全力建设这些新企业，由于国家想迅速将它们用于国防工业的生产，这就打乱了国家原有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联系，旧的平衡失去了，而又没有新计划、新措施来建立新的平衡，于是，在原料、材料、设备、资金、人员上出现了全面的脱节现象。于是，超前奔跑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不得不在空地上等待，等待其他部门跟上来，足足等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时，一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把大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几乎都在一瞬间推进了新兴工程的工地。这种人口的大量移动是苏联，甚至是俄罗斯历史上少见的。一方面是苏联欧洲部分的居民涌进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民涌进了城市和巨型工程的工地。据当年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这期间流进工业部门的总人数达到了1250万(当时苏联总人口不足1.7亿)，其中400万人来自城市，850万人来自农村。而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12年中，就有350万人来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结果造成了非“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尤其是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大大增加。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成为工地的第一年里就有了6万人，1931年达到了16万，1932年则超过了20万人。库兹涅茨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从3000多人的小乡镇变成了有17万人口的新兴城市。
这样一种人口的膨胀增长是国家计划从没有考虑到的。苏联领导人为此一筹莫展，很长时间找不出为这么多人解决住房、供应、公用设施等问题的办法。所以，国家就只能号召和动员苏维埃人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理想。于是，工地的建设者也就不得不长期住在工棚、土窑和茅舍里，不得不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此外，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流动性很大，造成了新工地上季节工在工人的人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劳动纪律极为松弛，社会秩序混乱。新工人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凭劳力干活，这就使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且，这些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增高，几年时间自然增长的人口就达到了530万，这也给艰难前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增添了更大的负担。
这时，国家对新工程的惟一要求是高速度和高指标，只要求新工程迅速投产和开工，只要求迅速出产品，而对于资源的开发、原材料的利用和废料的处理，都没有什么要求和计划。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炼钢炉下凝固了的金属堆积如山，废矿渣也遍地皆是。这种情况在其他工地也随处可见。此外，当时的做法都是这样: 新工程一开始，人们就大量砍伐森林、肆意掀翻草原、任意改变工地的自然环境，以便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建设新工厂企业。于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资源的滥采乱用和环境的恶化也愈益的严重。当时，人们在欢呼速度和成就时，根本没有想到环境问题。从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们只想到从大自然取得恩赐，却从没有想到大自然会报复会惩罚。只不过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并不是立即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实现的。还有，当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进行的，那时人们在苏联这面大红旗下很少考虑民族关系，而现在就很难说了。此外，还有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粗放性资源开发呢。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质上是个中央政府开发从未利用过的边远荒漠之地的问题，是个试图用地方的力量来增强中央实力的问题。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曾经轰轰烈烈，曾经豪情壮志，但也曾经诡秘莫测，曾经与世隔绝。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远去。也许，我们从当年的史书上还能看到飘扬在斯达汉诺夫采煤面上的小红旗，还能感觉到远离莫斯科地方的风情和气息；也许，我们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中还能感到某种豪情壮志，可他歌颂过的花园呢？花园般的城市呢？……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究竟给了后人什么样的启示和思索呢？哦，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哦，被人誉为不朽的、却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布尔什维克在短短的十年使苏联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采取的是鞭打快牛的方法。这是西方民主国家做不到也不会这样做的。人们无法想象美国政府会命令美国的钢铁大王一年必须生产多少万吨钢铁，让美国的汽车大王一年生产多少万辆汽车，也不会制订计划让美国农民一年生产多少粮食，这些东东都是由美国的资本家、农场主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的，政府无权直接干涉。而布尔什维克却教条主义地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语，无序无计划地生产将会导致资源浪费，只有计划经济才会使社会生产处于科学有序的状态，符合人民的利益。事实真是这样吗？从上面闻一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惊人现象比比皆是。苏维埃官僚昏聩无能又自以为是的做派给苏联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
1970年，中国一位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知识分子雷光汉逃亡到苏联，后来写了一本《苏联逃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内容既有他在苏联农场劳动的经历，也有他在苏联工厂干活的见闻。在农场的经历前文已有叙述，这里再给大家讲讲他在工厂的所见所闻，从中可以看出苏联工业的一些弊病:
定居(哈萨克)塔拉斯后，我由农工变成了产业工人，从1975年10月到1995年5月我退休的的20个年头，除了两次短期调动，一直在市里最大的拖拉机零件厂当工人。当车工时间最长，有15年，深深认识了苏联工业的几大特点: 规模极其庞大，技术十分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原材料浪费惊人。可以说苏联工业是世界上最浪费的经济，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次品加工厂。造成如此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两条: 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地区分工。
苏联的计划经济真是到了家，每个工厂，工厂的每个车间，车间的每个工段，工段的每个班组都有产品数量的日计划、月计划、季度计划、年计划。定额十分高，常常是花掉了工人吃奶的力气也不容易完成。完不成计划，工人没有奖金，头头会撤职，严重的还得坐牢。如果超额了，会有大奖。整个苏联经济的最大准则是“计划就是法律”，只要有数量，什么质量啊，原材料节约呀是不大考虑的。
……从斯大林掌权以来实行各共和国地区分工政策，有的专门生产棉花，有的只有采矿业，有的只有加工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共和国有自己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任何一个产品，只要是由两个以上零件组装的，就决不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共和国生产。比如我做车工时车的轮轴，钢是在吉米尔道乌炼的，往北运了三千多公里在西伯利亚一个小城市翻砂成坯，再往南运五千多公里在塔拉斯加工成车轮，轮子中心的滚珠则由乌克兰运来，组装好轮子后再再往北运二千多公里的一个城市装配在拖拉机上。没有一条完整的产品生产系列，是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经济一直萧条、绝大部分工厂都关门大吉的重要原因。
……我刚进厂时干冲压工，给我的冲床是压力250吨和500吨的大冲压床，有两层楼高，用来把钢板或钢条轧成各种零件。原材料中次品很多，有的不合尺寸。大块钢板宽了放不进模具，就把宽的地方轧掉，再放进去轧零件。长钢条也是一段段地轧掉，到了能成型的尺寸才制成成品。有时一个班上下来，成品只有一箱，废品倒有二三箱。后来我当车工，钢坯的翻砂质量不好，气孔多，车刀一削就是一个孔，只得扔进废品箱。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有规定的价钱，干的越多挣的钱越多。出现废品，只要不是工人自己做出来的也当成品算钱，因为不是他的错。工人自己造出了废品按规定要扣工资，不过可以悄悄扔进垃圾箱或埋在下脚料里，不让管事的和质量检查员知道。检查员都是小姑娘，面皮薄，即使知道了，给她们10个20个戈比，她们也就打马虎眼了。有时让车间主任或工段长看见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来说，车间头头对工人的态度都好，因为他们需要工人好好干活，完成计划，才能领到大笔奖金，保住自己的职位。我们车间的浪费还不是最大的，翻砂车间配错了料，有时炼出的整炉钢水都是废品，工人们在车间后面挖一个大坑，把钢水倒进去，冷了以后埋起来。工厂浪费钢材不是故意的，建筑业却是有意的浪费了。每立方米建筑要用多少钢筋，工程手册里都有硬性规定。钢筋运来了，头头要赶时间，工人要偷懒，常常是用掉三分之二，把三分之一挖个大坑埋起来，再浇上混凝土。七十年代，苏联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年产高达1.6亿吨，但又有多少真正派上了用场呢？
后来戈尔巴乔夫上台，揭露了乌兹别克斯坦CP第一书记拉希多夫贪污大案。媒体披露，每年该共和国政府都要向莫斯科虚报多少万吨的棉花产量，只领钱不交货。中央来查数字，便放火把一些棉花仓库的棉花烧掉，用遭火灾顶数。而偷盗是原材料被浪费的另一途径。苏联工人偷起厂里的东西来十分吓人。谁要盖房，厂里的钢材、木料、油漆，在晚上就成车的往外偷运。我们厂有两个大门，24小时有门卫站岗，不向门卫行贿，拿不走一点东西。但是在两个大门之外，工人自己在围墙上开了好多豁口，汽车可以开进开出运东西，门卫看见了也不管。我的一个同事建别墅用的材料就全是从工厂偷的，每天晚上，他在厂里往围墙外扔东西，他老婆孩子在围墙外守着，装上小推车推走。我同组的一个工人，每个夜班都要用一个能装十公斤的塑料桶装一桶油漆带回家，十年如一日，真有恒心。翻砂车间的一个女工比他的耐心更大，每个夜班都偷几块耐火砖回家，十几年后用这些耐火砖砌了一座二层小洋楼。最后被发现了，抓去判了刑。苏联有法网，只不过撞在网上的只是虾米，不是大鱼。有一年，我们零件厂俄罗斯厂长高升去了阿拉木图，换了个哈萨克厂长。此人在一年之内，用厂里的卡车运厂里的建筑材料，再用厂建筑队的工人干活，给儿子和女儿各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市中心集市北边有一个金属制品专卖区，各种螺丝、螺母、垫圈、齿轮、钢丝、钳子、扳手，各种机械零件琳琅满目，品种齐全。好几个摊主是我原来车间的同事，有一个当过我的工长。当初有用的没用的他们全偷回去，苏联解体，工厂倒闭，现在派上了用场，成了生活的来源，比我有远见多了。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其实，和苏联比起来，中国的“大家拿”还差一截子呢。因为苏联的公有制程度比中国要高出一截子，所以苏联人偷起公家的东西来比中国要方便一些。而红色帝国的覆亡与这些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主人翁”有没有关系呢？相信大家看到以上情节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