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2)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3)

 

   工业化思想并不是斯大林的创造。列宁早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 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但列宁时期苏联并没有将工业化放到马上就要实行的政策位置,当时,布尔什维克只是将工业化作为一种方向,一种末来的设想。将工业化作为国策去实施的是斯大林。192512月召开的联共()十四大确定了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在十四大上说: “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如果我们停留在只输入装备和机器而不能自力生产装备和机器的发展阶段上,那我们就不能担保我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基础。我们应当设法使经济工作人员的全部思想和意图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即集中到把我国从一个输入装备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这种装备的国家。”

在工业化从何处着手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193317日,斯大林指出: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 斯大林又指出,不能把是否赢利作为衡量重工业发展的尺度,有些重工业企业暂时没有赢利是正常的。苏联当时建立起来的许多大型企业没有效益,亏损严重,但斯大林完全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斯大林的这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实践影响很大,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在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博弈中最终落败。斯大林说他当然不反对发展轻工业,相反,这些工业部门必须加以发展,因为它们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它们没有重工业来供给设备和燃料就不能发展;第二,它们不能成为工业化的基础。说来道去,还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

实行工业化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从哪里积累资金呢?斯大林认为苏联有积累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十月革命后没收的土地、矿山、工厂等;废除沙俄时期的种种债务;工业化企业提供的利润;工业化外贸提供的利润;公营内贸提供的利润;国有银行提供的利润。最后,国家政权支配着国家预算,并且为整个国民经济,尤其为苏联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聚若干资金。

斯大林强调了多种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途径,在他看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从农业中积累资金,所以,斯大林不顾布哈林的反对,实行贡赋税,利用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资金。同时,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和农民,将其纳入国家所规定的轨道——斯大林发动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使之与工业化相配套。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斯大林告诫全党的名言。所以,为了不致于落后而挨打,就要高速度直接实现工业化。斯大林说: “人们有时问: 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这么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斯大林为了证实落后会挨打的结论,接着说: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军阀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 斯大林说: “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接着他说: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就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满怀信心,驱使1.6亿苏联各族人民,以布尔什维克的高速度向工业化的道路狂奔。

那么成效如何呢?作家闻一在《直线前进——苏联的工业化》一文中给我们展示如下:

 

1933年1月上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完成了。完成的依据是: 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业产值的比重已从1927/1928年的48%增加到1932年的70%,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27/1928年的44.5%增加到1932年的53%;工业总产值已在1932年达到343亿卢布,达到计划数的93.7%,其中A组工业为180亿卢布,为计划的103.4%,B组工业为163亿卢布,为计划数的84.9%;工业的基本投资额超过了计划数的124%。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苏联工业化的特点是: 新建工程项目极多,规模庞大,同类工程几个或十几个同时开工,建设周期长,工人数量猛增。

在这期间,苏联的工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工程周期长,致使资金周转不快,不可能很快产生利润;同类工程重复开工(例如同时建设十个生产橡胶的大工厂,结果只有三家开工),造成巨额资金长期冻结,工人人数增加近一倍,造成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人口猛增,吃商品粮的人也增加近一倍。

此外,五年计划中的一系列重要指标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例如,1932年的生铁产量为616万吨(计划1700万吨);发电量为134亿千瓦小时(计划220亿千瓦小时);化肥产量为92万吨(计划800一850万吨);煤炭产量比计划数字少10一15%;汽车产量不足2.4万辆(计划20万辆);拖拉机产量不足5万台(计划17万台);棉麻毛织品的产量基本上维持在1928年的水平;食糖产量比1928年减少30%;肉类和牛奶的产量比1928年明显下降,等等。

资金不足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的主要问题。除了加强对“非生产者阶级”的剥夺,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种种方法吸收小额储蓄外,国家又在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增加资金来源。一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大量吸引外资,以借贷的方式引进机械设备。二是发行货币,以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此期间,货币发行量逐年增加: 1929年为8亿卢布,1930年为15亿卢布,1931年为14亿卢布,1932年为27亿卢布。总计进入流通的货币为64亿卢布。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苏联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起了双重作用: 一方面促进了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消费品生产的严重落后。两者的脱离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生产速度下滑和衰退。这已为苏联经济在1980年代的危机所证实。斯大林之所以偏爱重工业,主要是因为个人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作怪,矿山、钢铁、机械、汽车、拖拉机、火车、飞机、轮船、铁路、军械,这都是最能显示一个大国领袖丰功伟绩的东西,这远比日用消费品更能说明国家的强盛。所以,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高比重一直没有改变。消费品生产依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别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消费品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人民的心目中折射为两种制度的反差,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

作家闻一在《回眸苏联》一书中,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为题,写出了反映苏联工业化热潮的一篇文章。摘录如下:

 

在苏联时期,一位颇有名气的科普作者伊利英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过这样几句话: “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机器。但是,为了造出机器,需要金属。而为了机器能开动,需要动力。”

这几句话道出了从1920年代末起到30年代中期苏联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核心。套用当年常用的一个充满了激情和理想的政治口号来说,那就是这几句话点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精髓。几任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都不遗余力地制订以金属和机器制造为核心的工业发展计划。那个以“红色旋风”和“剑与火”而闻名的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走马上任管理经济工作时,甚至提出了“为金属而奋斗”的口号。他说过这样的名言: “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

苏联人曾经为了什么样的金属和什么样的机器而忘我奋斗了呢?

也许,我现在来开列一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投产的大型工程的名单并不是多余的。它们总计35个。其中11个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地区,11个在乌克兰,9个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4个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名单略)

从这份名单中,不难看出两点。一是,国家迫切需要制造坦克、飞机、大炮和各种军事装备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需要钢铁、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工原料。为此,需要动力。所以,这35个大型工程集中发展了三个工业部门: 钢铁和黑色冶金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和机器制造厂、电厂和电站。二是,从这些工程的分布情况来看,除了以改造老企业为主、部分建设新企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外,所有的有决定意义的新工程大都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

这些地区是远离莫斯科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开始苏联的新的工业建设,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一决策是斯大林作出的。斯大林决策的依据是,苏联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敌人对苏联的进攻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联的备战和最终迎战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在西乌克兰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工程建设的建议,而始终要求把所有新的、与苏联的生死存亡相关的企业建在乌拉尔的深山里和西伯利亚荒无人迹的草原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边远地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斯大林终身都要向世界显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同时也主张把显示这种优越性的企业绝对保密,让它们处于永远不能张开的大幕之后。因此,人们始终弄不清在乌拉尔以东究竟是怎样一块神秘的天地,就像信徒们永远不明白在那大佛的身后极乐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个神秘天地里,建起了一个十分强大的、足以与西方世界在军事上抗衡和对抗的“A组”工业体系。由于希特勒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卫国战争,沉默的乌拉尔群山和西伯利亚草原终于开口说话,于是人们也开始懂得了这“A组”工业的神圣和威严。由神圣和威严而圣化和神化,于是,组建“A组”工业的原则、计划、措施和进程就被完善得无以复加,就被歌颂得绝对的正确。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对神圣的歌颂,而忘却了为这种神圣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一句话常挂在人们的嘴边: “没有这些‘A组’工业,苏联怎么会打败希特勒?”战争的伟大胜利掩盖了后世人们应该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去考虑和接受的经验教训;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和希望导致了多年来对苏联绝对正确的承认、肯定和不容异议。

然而,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苏联时期出版的书中,都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等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坐标。那么,这些坐标是怎样在深山草原上竖立起来的呢?

苏联政府在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就频繁地通过决议,要求扩大对发展有色和黑色金属的投资,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进行新工程的建设。决议规定了进度、规模、指标和完成的时间,但却总是没有具体的、详尽的计划。大量的工程都是一议而起,一哄而上,许多东西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在当年都是实情。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的最早负责人巴尔丁就留下了一段实录: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把他找去,指着地图上的库兹涅茨克对他说: “您到那里去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那里建一个金属冶炼中心。您应当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干什么。” 于是巴尔丁到了远离莫斯科四千公里的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站——托木河边孤零零的一间木房子。等待他的是一个马车夫和两匹马拉的雪橇。在未来的联合企业的工地上,只有一间工棚、一个车库、一个马棚和八匹马。工人不超过二百人,基本上是些挖土方工和粗木工。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负责人所面临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里连火车站都没有,只是用一节普通车厢当作“火车站”。工地上的主要工作都是手工进行的,拖拉机和汽车的数量屈指可数,甚至连独轮手推车和铁锹都不够用。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的负责人写道: “当我们来工作时,马车只运来了二万立方石灰、三万立方沙子和一百块木板。”没有一间房子,他们只好睡在松树下。他们是在一无所有的荒地上立下了工程奠基的铜牌的。

所有这一切当事人的记载都不是编造,而是当年的生活和现实。当时,苏联人都把它看成是一场神圣无比的进军,是一场明天就会进入光明、幸福、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使命。结果是,在乌拉尔以东和西伯利亚,几十个巨大的工业中心矗立了起来,它们为斯大林所设想的备战和迎战提供了必要的坦克、飞机、大炮、弹药、各种军事装备以及通畅的公路、铁路和航运。这些新兴的城市成了苏联的战略大后方,成了苏联迎接战争的基地,成了苏联绝密的新式武器的试验场、仓库和处理各种工业废料的场所。

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想原因主要不外乎是下面几点: 一是领导人的毫不动摇的决策。斯大林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顽强,反对和阻挡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统统都被打倒,或是“党内反对派”,或是“人民的敌人”,受到无情的清洗,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就被权力强制推行。二是国家全力对这些新工程进行了大量的,甚至是无限额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强度从1930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金属工业的决议之后急剧加大,1931年接近于国家工业投资的一半,1932年在50%以上。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在生产基金的总价值中,“A组”工业的价值就占了73%。三是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成一种政治运动来进行,动员全民的力量投入这场斯大林称之为的“生死搏斗”。每当开始一项新工程时,全国城乡就会出现这样的标语: “同志,马格尼托工程在等着你!” 于是,成千上万的共青团员和CP员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山岭和草原。四是难以计数的劳动者的热情奋斗和牺牲精神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五是在所有的新工程中,都普遍、广泛地使用了“契卡工作法”。这种工作法的特点是,坚决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无坚不摧的,上面的命令和决议是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严厉的纪律制度是能保证一切的,无情的惩罚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手段。这种工作法源始于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他在接管经济工作时就说过: “做不到——这是什么意思?革命者什么都能做到。如果在金属管理总局内没有足够数量的革命者,那么国家会找到他们的。”所以,高层领导人在选定新工程的负责人时,总是要问一句: “你行不行?不行,我另找别人。” 六是大量地利用劳改营的犯人。这种利用是超强度的、镇压式的、无任何报偿的。

斯大林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不是偶然的。重工业高速发展的进程明显地表现出轻视轻工业的倾向。1929117日,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草率地说: “轻工业问题是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几年以前已经解决了。比较困难、更加重要的是重工业问题。” 而这时苏联的轻工业发展很慢,很落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消费品十分缺乏。斯大林对此视而不见,眼睛里根本没有人民的生存感受。

后来,斯大林在1933年承认,苏联的“日用品的确生产得不够用”,给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困难”。但是,斯大林并不愿改变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说,如果将用来购买机器的资金用来购买布匹,则苏联“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那时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 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都可以蹂躏它。”

斯大林以当时的中国为例说明重工业的重要性,表明他将重工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将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大炮重于黄油的做法必然要以抑制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代价。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则不仅轻工业和农业会呈现出萎缩状态,而且重工业也会出现停滞趋势。苏联长期不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这种拖后腿的现象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为继,最后发生全面经济危机,联盟因此而坍塌。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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