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4)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5)

 

接着上文《苏联逃亡记》继续叙述苏联工厂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是怎样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事业的。

 

说到苏联的浪费经济,最大的浪费是生产出大量的不合格的产品。出厂的净是残次品,是一用就坏或者不用已坏的废品。车间每个工段都有几个女质量检查员,厂部的质量科也不时进行抽查,但都是走过场。顾得上质量便顾不上数量,而从克里姆林宫到基层头头,首先要的是数量,要在产量上占世界第一,要超过美国。发现了废品,按规定要丢进废品箱,当下脚料运走的,车间主任却不让运走,放在一个角落堆起来,到了月底,计划完不成了,便交出去顶数。当然也做点掩饰工作,油漆一遍,凡是窟窿眼便先用油泥塞起来再刷漆。世界对苏联产品有一个共同的评语: 傻、大、粗、黑。一切为了计划,而一切计划又都是乱糟糟地完成的。正如苏联人自己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资本主义在生产范围内说一不二,在销售范围内杂乱无章;社会主义在销售范围内供一不二,在生产范围内杂乱无章。”

八十年代初苏联宣布,它的钢铁产量、拖拉机产量和车床产量都达到了世界第一,苏联也就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次品制造厂。

有这样一则笑话:

一群苏联工人在大街两旁植树,行人见了感到很奇怪,问他们:“伙计们,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工人刚把坑挖好,树苗还没放进去,第二个人为什么就把坑填了?”挖坑的人指着填坑的人说:“他并不是第二个而是第三个人,负责放树苗的第二个人今天没有来。我们是严格按照计划和流水作业法干活的。”

 

苏联的工厂规模非常庞大。拖拉机零件厂有两千多工人,五个车间,占地大约有三平方公里多。车间非常大,排满了车床,车床比工人多,我一个人就有同样的三台车床,摆成一圈,这台坏了上那台干,停车修理不停工。有技术先进的车床,但落后的为多,有的还是三十年代的。苏联的工程师和工人的水准都不高,大家也不爱学习,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运来以后也是浪费着。像我的三台车床都是德国生产的,工作台装着十几把车刀,团团转,一次就能完成十多个工序,本来由电脑控制,但谁都不掌握不了也不想学,就把电脑控制器拆掉,改成电动的,开、关都按电纽。有的车床更复杂,运来以后干脆摆在那里没人用。对这种现象,苏联人也有他们的说法:“镰刀和锤子是技术进步的终点。”但苏联工厂也有一个优点,重人轻物。小事故没人过问,大事故最多也只是扣点奖金。但只要有人受伤却是重大事故,从工长到车间主任都得受罚,最轻的也要扣掉一个月的奖金。我当冲压工时,有一次一块铁片弹出来打伤了我的下巴,把工长吓坏了,马上把我送到市医院治疗,再把我送回家。他让我悄悄在家里养伤,什么时候好了再上班,对谁也不要说。他说我给你每天都写工资单,比你原来的平均工资还要多。他害怕伤了工人扣他的奖金,而给我多报工资,经济损失由国家负担。而我们中国领导人教育工人,却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财产,人死了没事。

苏联工厂只讲生产不讲政治,没有政工干部也不开会学习。偶尔上面派人来做时事报告,也是听者寥寥无几。工人中党员很少,人们也不愿入党。但发展党员是有任务的,党委书记看中的人不想入也得入,看不中的想入也入不了。大家对党员都讨厌,因为他们干活没有一个是能称作榜样的。党员的职责只有交党费和告密两项。但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只要活儿干得好,就给奖金,当模范,登报表彰。

比起农民,苏联的工人地位和待遇确实要优越得多,这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把工人阶级当作巩固政权的社会基础,当然要对他们另眼相待,不能像对待农民那样苛刻。况且,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无可替代,不可或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是目标,工人阶级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

1931312日,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政府工作报告》决议中表示,“为了保证苏联的国家独立和进一步发展,要求无条件保征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速度的问题对于当前这个时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提出的速度,是机会主义——我们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的最为突出的特点。”“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工人阶级和苏联全体劳动者提出的任务是,在三十年代内实现‘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看来,速度问题已成为当时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1933年,斯大林表示,“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党仿佛是鞭策了国家,督促它向前奔驰。”斯大林认为,党的这种“最高速度”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他说,“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赶快用新技术重新武装自己,终于走上康庄大道。”“其次,我们不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最后,党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国防的弱点。时局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军备的扩充,废除军备主张的失败,国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仇视,——这一切都迫使党迅速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国家独立的基础。”斯大林接着说,党有实现“最高速度”政策的实际可能。“它所以有这种可能,首先是因为它在大规模的新建设事业中能够依靠旧工厂或革新过的工厂,这些工厂已经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所掌握,因而提供了实现最高发展速度的可能。”

从斯大林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斯大林追求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备战。作家闻一在《凯歌悲壮》一书的《高速前进——再说苏联的工业化》一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实际上最高领导人还有一个绝密的考虑,那就是认为五年计划应是一个战时的国民经济计划。这种考虑体现在至今为止世人很少知道的备战工业动员计划——“C–30”计划里。这个计划是综合了各军事部门三年计划的内容编制出来的,其出发点就是在未来的两三年里随时都可能爆发外敌的入侵和战争。这一计划实质上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和基础。它的制订始于1927年上半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里的国防组负责。1928年12月下旬,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这个立足于打仗的工业动员计划,赞成以“最高计划”的速度来发展军事工业。尽管领导人之间有争议,政治局还是规定了五年计划的核心——军事工业发展的控制数字,“在人数上,在最主要的战场上应不少于我们所设想的敌人,在技术上,要在两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武器——飞机、大炮和坦克上比敌人更强大”。1929年7月1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国家的国防状况的决议》,批准了这个代号为“C–30”的军事工业动员计划。最后,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在最短的时期内,兴建五六十个大型军工核心企业,重点生产飞机和大炮。具体的指标是: 在五年计划期末,要拥有三百万人的军队,要有三千辆坦克,三千架飞机。为此,在1929/ 1930年度,军工订货大幅度增加: 大炮的生产增长5倍,飞机生产增长37倍,坦克生产增长414倍,机枪生产增长64倍,步枪生产增长三倍,等等。

可见,斯大林所以在1929年前后要求大幅度增加五年计划的增长指标,是由三个原因决定的。第一,在斯大林看来,只有在工业发展上超过美国,才算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这是一种竞赛,而在这种竞赛中,只能是苏联获胜。而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苏联还远远没有取得优势。第二,在远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中苏中东路冲突)斯大林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蓄意挑衅,不加速工业化,增加国防能力,苏联就不能应付还会随时爆发的诸如此类的事件。第三,国内正在全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而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农业机器。没有农业机械装备的农业,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就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所以,从1929年7月以后,联共(布)中央连续作出关于增加大工业发展的决议,从而在大工业的投资上也就发生了三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急剧扩大对发展有色冶金和黑色冶金的投资(这是针对军需物资而言的);二是决定大力发展化学工业,建设硝酸盐化肥联合企业这种多功能的化学企业(这是针对未来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三是决定再建几个大型拖拉机厂(这是针对生产坦克等装备而言的)。总之,这一切都表明,苏联已经加速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成了一个要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计划,一个以打仗为目标的计划。

综上所述,斯大林在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时,没有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起来。他在决策中只是用“现代化”这个词来形容农业机器制造厂。他从来没有说过“现代化的工业化”这个概念,这期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国家的现代化”。斯大林只承认一点,只实行一点,那就是国防的“现代化”。

另一个问题是,从“C-30”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中我们不难看出,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质是以备战为目标的工业动员计划,其核心和基础就是高速度发展军事工业。所以,所谓的工业化并不是全面地发展工业、全面地发展经济,而是苏联领导人之间所说的那种“先飞机大炮,后皮鞋面包”、“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工业化”,是以提高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为内容的巩固国防,或者说是工业的国防化。因此,这实际上就是工业的军事化,以发展军事工业基础为中心的重工业化。

人们都把斯大林“工业化”的问题归结为是重工业和轻工业计划比例和发展的失衡。但是,仅仅用“重工业”一词来说明这种工业化是不确切的,因为,这时的重工业并不是那种国民经济概念上的重工业,而是目标纯粹旨在发展军事工业的重工业,或者说是军事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工业。其次,轻重工业的发展也不是个比例失调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从根本上讲就没有什么轻重工业的比例,几乎全部投资都是为了防范入侵之敌,那些强调重点发展的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等是如此,那些所谓的轻工业实际上很大的比重也在为军事工业服务、从事军工生产。所以,确切地说,斯大林工业化的症结就在于:是把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和平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轨道上,还是放在备战、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的前提下。在斯大林的决策里,备战是第一位的,因而为了备战,增强国防能力、国防的现代化是第一位的。所以,为了这种国防现代化的“工业化”,他要求农民纳贡,要求人民勒紧裤腰带,要求全社会在一个低水平上发展。所以,他总是把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描绘得十分紧张,总是倡导世界范围内的、国内的、党内的斗争日益尖锐化,总是要让国家在一个隔绝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体系阵营”里发展。

斯大林的“工业化”是一种畸形的重工业化,是一种军事工业化,因而也就根本不是什么现代化。因为这种工业化是针对着战争的;如果没有战争,这种工业化必将走上死胡同。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兴建起来的名义上是重工业,实际上是军工企业,在二战中得以全盘地、高效率地开工就证明了这一点;而战后,这些企业的开工不足和极其艰难的发展进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内容显示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是以富国强兵为主导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回过来看,苏联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公布的具体内容似乎面面俱到,但仔细斟酌,其中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跃然纸上,无可置疑。

1929年4月,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同意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方案。会议对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作出以下规定:

1)最大限度地发展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生产;2)大大加强城乡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而排挤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在合作化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尽力帮助贫农中农个体农户来反对富农的剥削;3)消灭农业过分落后于工业的现象,并基本上解决粮食问题;4)大大提高工人阶级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5)在发展同基本农民群众的新的结合形式的基础上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6)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经济阵地;7)提高各民族共和国、各落后区和省的经济与文化;8)大大加强国防力量;9)在实现党的口号——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大大前进一步

从以上各项内容来看,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举措显然是大头,所谓提高工人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之说只是捎带着提一提而已,这在布尔什维克的字典里永远都是如此。

斯大林认为,实行五年计划是有充分理由和依据的。他说,其理由就是必须消灭那种使苏联处于难堪地位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性,必须在苏联创造一种使苏联在技术经济方面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过一个时期能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其理由就是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段时期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真正可靠的基础;其理由就是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其理由就是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

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理由一是赶超西方,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是消灭国内资本主义萌芽,让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主体。

 

那么,斯大林宏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的途径在哪里呢?遇到困难怎么办呢?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面临着两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一是资金极度匮乏的问题,二是劳动力的严重短缺问题。斯大林通过组织大型集体农场和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向农民收取“贡赋”去解决资金问题。而劳动力的短缺则采取把集中营的囚徒加以利用来解决。作家闻一在其《凯歌悲壮》一书中以《廉价劳动力——“直接工业化”和对“劳改犯人”的利用》一章中给我们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

 

对“劳改犯人”的利用,始自苏联的第一个大型工业项目——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建设。随着“直接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全苏联都把利用“劳改犯人”当作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力量。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但这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斯大林工业化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些被苏维埃人引以为荣的重大项目,居然都是利用囚徒的劳动力建设起来的。这些工程是:古比雪夫市的航空工厂,下塔吉尔、车里雅宾斯克、阿克纠宾斯克和外高加索的冶金联合企业,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吉达联合企业,博戈尔斯洛夫斯克制铝厂,北伯朝拉铁路干线工程,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铁路工程,共青团城—苏维埃港铁路工程,古比雪夫炼油厂。当然,事实上远不止这些。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苏联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因此,1928年3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将刑期短的罪犯由监禁改为劳改——即在“工地、企业和伐木场”从事无偿的劳动。1929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议,明确规定刑期在三年和三年以上的犯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移交给“奥格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集中营,其目的是通过“移民”和“通过利用丧失自由的劳动力,来开发国家东部和北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正是这份决议规定将“集中营”改名为“劳改营”,扩建原有的劳改营并在边远地区组建新的劳改营。决议还规定,三年以下刑期的犯人仍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但要在特别组织的农业或工业“移民区”里劳动。而斯大林提议建造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就完全是利用这种劳动力建造成的。

利用囚徒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古已有之,著名的有中国的秦始皇陵。布尔什维克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驱使囚徒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况且当时的苏联社会比沙皇时代更加严酷,全国民众的人身自由极其有限,境况形同处于一座大监狱,而“劳改犯人”则相当于大监狱中的严管号子的囚徒,所受待遇更加恶劣而已。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4月4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