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文贯中先生在文革当中，几乎丧命的高中岁月，我的高中时光实在幸福，我就读的建国中学，是一所只有男生的学校，一直到现在，排名还是首屈一指，高中岁月，最好的两字就是“自由”，学校每天下午三点五十分就下课了，这在台湾也属绝无仅有。
白天上课时，我们的老师可谓卧虎藏龙，一位国文朱老师，不仅是一家大报的主笔，书法、骈文俱有可观，同学们对他的学问渊博五体投地，朱老师右腰上必系一玉，谓之“君子如玉”，看着他讲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于孔孟当中优游之得的神情，更对我们是深刻的身教。
还有多位女性老师，讲求女性主义，要求我们读的西方书籍，比起大学社会学科系也毫不逊色，同学们对她们的观点未必完全同意，但是学风自由，可以和老师半开玩笑般的辩论，也是最好的刺激与启迪。
下课之后，不少人的时间被社团活动填满，如何经营社团，端看自己。我曾经组织以纪念邱清泉将军，与研究军事历史为宗旨的“清泉社”，发行刊物、组织演讲、筹款经费，当年甚至请得了空军空战英雄夏继藻将军来校指导，学校对于办的认真的社团，也给予经费补助，但是不多干涉内容，以免落人口实。
当年正值台湾解除戒严后，学校校刊“建中青年”颇有政治意识，甚至倾向党外人士，即现在的民进党，一些核心成员私下印刷小报，内容多对政府有所批评，趁无人时，塞到同学抽屉，作为宣传。
当时学校教官也没收阻止，但最多仅给予口头训诫，这些当年的同学，现在有的已经是绿营的青年中坚。一般不关心政治的同学，最爱看的，则是“建中青年”上刊出的笑话集，当年的笑话，也有不少政治色彩的，记得两则，都提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
其一， 孙先生参加高中三民主义课考试，看到题目以后自问：“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挖苦我们做为学生，必须熟背许多当年孙先生的讲话，并且要大段默写，若是换了 孙先生，是否也能得到满分?
其二， 孙总理与蒋公一同参加高中三民主义课考试，考完发下成绩以后，孙总理告诉 蒋公“好吧，你比我多考五分!”挖苦就算国父自己参加考试，搞不好还考不赢蒋公，你说气不气人?
当时，两岸刚刚开放未久，文革与大陆各次政治运动，对我们来说，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些名词，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同学们边背诵，边为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与时序而烦恼。
诸如“大跃进”一类的词汇，对于正要准备参加大学联考的我们来说，似乎不含着什么痛苦贬意，谁要是在模拟考试当中，成绩突飞猛进，大家还要称颂他“大跃进”了一番，两岸的历史隔膜与发展差异，也可略窥一斑。
两岸恢复通信之后，父亲常常拿着老家书信，默默流泪，他最感难过的，除了没能见到爷爷奶奶以外，还有弟弟遂圆公英年早逝。
据亲友转述，遂圆公年轻成绩优异，考取赣县中学时名列前茅，后来家里不幸老宅失火，因为“成分”问题，无人敢予援手，家境愈发困难，遂圆公无法继续求学，常常穿着父亲一袭黄呢军常大衣，拿着马灯，到江边等着哥哥，最后精神失常，家人只好栓他在家，不让到处乱跑，最后一位本可大有作为的年轻人，没有几年便撒手人寰。父亲每想到，总是遗憾不已，埋怨自己没有尽到身为兄长的责任。
上了大学，因为自己念的是政治学系，在政治心理学的课堂上，常入大陆基层走访的石之瑜教授，带着我们接触了不少文革的原始数据，包括杨曦光先生的“牛鬼蛇神录”，造反派、保守派、武斗，这些名词曾令我们眼花撩乱。
文革语言的激情与极端，在台湾社会当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因此很多同学也兴高采烈地模仿了起来，毕竟，这一切不过是我们的研究题目，并不是血淋淋的亲身经历，到下课钟响，课堂上的文革语境，也就告一段落，大家又回到了正常的作息当中。
自陈水扁执政后，“你们台湾现在开始搞文革啦?”这样半带同情的戏谑，似乎又时常从大陆朋友口中给冒了出来，多半我们也只能微笑、苦笑以对。
确实，这些年来，一种不讲理性、不重专业，只以争取媒体曝光与民粹支持的政治风气，在台湾似有越演越烈之势，政治人物问政，视野越发短浅，同时多半以立场相争，打倒敌人为要旨，置社会整体发展进步、人民整体福祉于无物，固然台湾距离文革还遥远得很，但是民主政治还需要进一步的升华提升，使得每一个好人的集合，能成为一个好社会，则实应把文革当作一面镜子。[page]
对于大多数居于台湾的同胞来说，文革是一段不熟悉的记忆，当年课本的寥寥数语，更让不少人怀疑，那或是当年国民党主导的教育下，强加学生背诵的一段历史，真相如何，或许还值得怀疑，甚至还有人一口咬定，大陆今日的强大，好像跟文革也有关系。
民国五十八年(1969年)三月底，当大陆文革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年届八十三岁的总裁 蒋中正亲临会场，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很长一段：“世界变化很多，实在没有想到，现在共匪与苏联可以闹到这个程度”，连说几声没有想到，可见心理当中的惊讶。
蒋中正又说“从民国十七年到四十七年，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让我脑筋停下来好好来为国家研究，民国四十七年以后，共匪内部也发生动乱，我们内部则越来越安定，我们研究如何巩固我们反共复国的基地，如何建设我们新中国的实践，安慰总理在天之灵。”
距离中华民国中枢迁台，当时已经过去二十个年头，坐在台下，盼望有朝一日打回故乡去的代表们，大概深有所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蒋中正指出，他不担心革命不能成功，看到大陆的现况，革命的机会很多，所担心的是，如果国民党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国家再度陷入动荡，那么为此而牺牲的军民，就失去了代价。
这位在许多外国新闻媒体当中，已是迟暮之年的革命领袖，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以“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自勉，正如他早年所述：“不行不能知，惟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天下之事，既不可能唾手可得，也终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蒋中正为国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点点滴滴，他的信心与毅力令人敬仰感佩：
在文化上，蒋中正总统在孙科、王云五、孔德成等党政要员与社会贤达的联名要求下，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认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即要在人本精神的基础上，致力于伦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时代的经验已经教训我们，如果脱离了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仅仅民主与科学实不足以建设现代化的健全轨道。”
在此前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建筑陆续完工，在战乱中播迁流徙的文物，终于得到安身之所， 蒋中正总统并且将故宫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博物院”，以彰显道统传承。
在经济上，蒋中正总统于民国五十六年(1967年)召开“台湾经济发展会议”，经济部部长李国鼎，陪同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刘大中、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等，在梨山行馆晋见蒋中正总统，四人联名提出“改进经济政策要点”，为中华民国总体经济计划奠定基础。
蒋中正总统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视，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经过美国先后十五年给予年均一亿美元的援助，已经比光复初期进步长足，但是下一步的方向，则有赖于更为前瞻的政策发展，次年(1968年)，行政院成立赋税改革委员会，以两年时间，完成各项赋税改革，并引进计算机，使征收所得税得以用现代科技管理，在亚洲国家堪称创举，新加坡等国都曾前来取经，要求支持技术专家，在产业政策与现代赋税的双翼支持下，台湾经济奇迹在这一时期，已经奠下基础。
在教育上，民国五十七年(1968年)，蒋中正总统决定将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至九年，政府以财政全力支持，使一般儿童，均能完成国民小学与国民中学的学业，从而带动更多的学子进入高级中学、大学，人力素质大幅提升，使得台湾产业发展与民主建设得以拓深基础。
民国五十六年(1967年)， 蒋中正总统指示改建国民革命忠烈祠，两年之后，正式落成启用，每年三月廿九日举行春祭国殇、九月三日举行秋祭国殇、清明节前，遥祭黄帝陵;总统就职后，遥祭中山陵;民国五十九年(1970年)， 蒋中正总统饶富深意地指示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室编印两卷总统指定研读书籍“麦克尔与日本”、“日本军阀兴亡”。
麦克尔(Jakob Meckel)于公元1885年，奉参谋总长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之命前往日本，担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在三年时间当中，麦克尔将德国陆军作战、动员、后勤、演习、军制的精髓完全教授给了求知若渴的日本高阶将校，使他们得以一窥近代战争的堂奥。
日俄战争，日本取胜，日本陆军曾以崇隆形式纪念麦克尔这位老师，对此，不久后即前往日本留学军事的 蒋中正自是耳熟能详，抗战之前，蒋氏曾多次询问礼聘而来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塞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中国能否超越日本的麦克尔军事经验，进而击败一心侵华的日军?
对此，塞克特的回答充满自信：“日本所习，已经是上一个世代的军事;日军因为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欧战，军事在德国来看已是落后，中国苟能自强，吸收现下德军军事成果，当可超越日本，不论日本动静如何，都能立于主动。”
日本军阀兴亡则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到最终二战败亡的过程条分缕析，甲午战争初起，日本政府原本也多次感受失利亡国的压力，但在步步为营、坚持到底之下，终于一举击败清廷;其后又在日俄战争当中取胜，节节胜利的日本，却丧失了初起时菁英谨小慎微的特性，主掌军政者夸夸其言，野心无限，抱持不同意见者也习于噤声不语，意识形态取代了理性的战略分析，终于使得看似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走下历史舞台。
这两本书，颇有传承与给予后来军事政治人物现实教育的意味，蒋中正的选择，彷佛是对留日军事生涯，与领导对日抗战，终获最后胜利的回顾与答卷。
在文革十年当中，两岸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无可回避的一面镜子，不论美丽或丑陋，都该直面，历史既是用苦难、喜悦、教训交织而成的，那么展望前行时，更该择优汰劣，去芜存菁，使得两岸与中国的发展轨迹，步入正向康庄，而非恶性循环。
对总是感慨台湾同胞不了解文革历史，与痛苦经验的长辈们，我想这样回答：“是的，我们未曾经验，那是我们的幸运，但愿这份幸运，能够及于更多人的身上。”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