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3 王之 奥富兹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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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资料图
风暴初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义和团成员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日本插画：骑兵与清兵、拳民作战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祇。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祇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抚”“剿”之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做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义和团成员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
一则法国报纸报道中国拳民拆毁铁路的消息，刊于1900年6月
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
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因为“民气”不可能如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可由其完全掌控、“收”“放”自如。当“民气”被煽动起来后，政府想控制其严重越轨、过激行为已很困难，如果强行将其拉回理性、正常轨道，民众极易反过来指责政府软弱、甚至“卖国”！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结果亦肯定是灾难性的。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
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特别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群众运动本来就易“过火”，而官方的支持、甚至仅仅是官方的默许就足令其更加极端，渐失理性控制。但政府总要回归理性，最终要限制民众的过火、极端行为，总要找“下台阶”。可悲的是，义和团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一旦清政府要找“下台阶”，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或默许，民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万勿以为有官方的支持、默许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
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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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义和团为何兴起于华北？义和团运动发端于山东，横行于直隶、京师，并向山西、河南、内蒙、东北蔓延。而东南一片，则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股的拳民。拳民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东南沿海兴风作浪，这当然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发生拳乱的直隶、山西、河南、内蒙、东北，当时都是满人当政，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山西巡抚为毓贤，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
义和团活动区域图
毓贤担任山西巡抚之前，在1899年还当过山东的巡抚，而拳民在山东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满人亲贵纵容与偏袒的结果。19世纪末，山东是义和拳民与教民之间冲突层出不穷的省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即发生在1897年的山东巨野县，导致德国借机侵占了胶州湾。鉴于发生“教案”的严重后果，朝廷要求毓贤“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但毓贤却向朝廷报告：“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倒是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在处理民教纠纷、争端时，毓贤被认为“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稗史说他“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
在毓贤的“主抚”政策下，山东义和拳更名“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甚至有拳民打出“毓”字旗。山东的许多地方，都设立了拳和团的拳厂，如庄平县有八百多个村庄，拳厂也多达八百个。
毓贤的做法当然引发了列强的强烈不安，他们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如美国驻北京公使即建议清廷：“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指毓贤）的职位”。那么谁是顶替毓贤的合适人选呢？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在列强施压下，1899年底，清廷只好召回毓贤，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里有个细节也值得说出来，毓贤临走前，下令诛杀了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显然，毓贤对义和团的“怀柔”，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盘算。
袁世凯接替毓贤的消息传出，令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的西方列强松了一口气。1899年12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卿致信：“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事实上，老袁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对义和团确实很不客气。有一则轶闻说，袁世凯到任后，给一些义和团首领发请帖，让他们来衙门表演“刀枪不入”的法术，当这几个首领口吐白沫、神灵附体时，老袁拔出长枪，砰砰两声，将他们打死了。这一招够狠，不但惩罚了义和团首领，而且揭穿了他们装神弄鬼的把戏。轶闻未必为真，但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强硬态度则是真的。他一到山东，立即就颁发《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严禁拳匪暂行章程》；饬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建立团练，协同官府防剿义和团；对闹事的义和拳民，一经抓获，往往“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他的铁腕镇压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低潮。
义和团“刀枪不入”背后的真相
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枪向肚皮上招呼，什么事没有。义和团的这种“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起来，其实至少有三种情况。
义和团，大清帝国打的一手好烂牌
19世纪末，齐鲁大地上出现了一股神秘力量，它们先是叫义和拳，后改为义和团。
它们的本质与中国民间流行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只不过，他们专以洋人，尤其是以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为报复对象，导致民教冲突愈演愈烈，教案层出不穷。
“庚子拳乱”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个特大教案。美国学者柯文甚至说，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
义和团为什么是一张烂牌
义和团代表大清社会最愚昧最底层的民间力量。
除了对于西方及西方文明这样全新的对手与文明蒙昧以外，对于自己的政府这样古老的传统对手，也懵懂转向，提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口号：扶清灭洋。
自己都扶不起，还扶清！或者说扶清应该扶哪个部位，不确定；至于灭洋，更是国际玩笑，洋是洋人政府，还是洋人？是洋货，还是洋教？更不确定。
实际上他们杀害的，除了少数外国人，就是数量庞大的中国教民了。光绪也在黑名单上，什么杀掉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指光绪，二虎指李鸿章和奕劻，三百羊则指除了极个别之外的所有京官大臣。
义和团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直鲁边界的梅花拳，以真功夫为主；二是大刀会，起于鲁西南，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经过念咒吞符等仪式可以刀枪不入云云；三是鲁西北以朱红灯、诚心和尚为代表的神拳，虽然也是点的外卖，但不需要快递小哥送货，不经任何仪式，直接就能降神附体刀枪不入。
▲义和团
义和团的科幻知识，不外《山海经》《封神榜》《聊斋志异》《西游记》之类的传统民科，其法术也不外是遁地、刀枪不入、闭枪闭炮、呼风唤雨、飞檐走壁、意念灭火、分身术等。
比如义和团大哥大张德成就会玩悟空那一套，丢下躯壳就能跑洋人的阵地上偷人家的大炮零件，让对方大炮哑掉；地上随便划三圈，一圈土城，一圈铁城，一圈铜城，洋人来了无法穿过。手持红灯的女拳员，人人铁扇公主，扇子一扇就飞天上变作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烧洋人的房屋。
仗前也请外援的：“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
实际打起仗来，则“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义和团内部解释曰：“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明白这些，你就明白这是一把什么牌了。
▲天津，被美军骑兵6师捕获的义和团
慈禧太后为什么动用义和团这张烂牌
慈禧太后有一句经典：“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慈禧太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晚清执政半个世纪之久的最高统治者，其政治能力也不是盖的，宁无一人是男儿哈！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联手小叔子恭亲王奕䜣，干掉了丈夫安排的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开启了她与东太后联手的同治时代。名义上虽是两宫同治，但不如说，依然是叔嫂同治。
在慈禧太后与奕䜣的联手下，大清开启了洋务运动，也开启了西方史学界认同的同治中兴时代。
洋务运动仅是器物改革，必然包含杨小凯所谓的后发劣势，这后发劣势就体现在，中法战争，大清不败而败；甲午战争，大清彻底完败。
这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康有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开启了戊戌维新运动。但是，康的政治赌徒性格首先让维新变成了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并走向宫廷政变——本来是康有为想宫变，围园弑后的，结果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了。
其实外电与外国政府对光绪的智力与康有为的维新手腕都并不看好的，但荣禄为了保光绪，对六君子不审而诛，反而让清政府更加丧失了道义支撑。
▲爱新觉罗·奕䜣
慈禧太后本人更愤恨，既恨光绪对她的负心，还恨“广东小人”康有为对光绪的忽悠，更恨日英等东西洋人对康党的庇护与同情，遂起意废光绪，改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没成想外人严重干涉大清内政，说什么除了光绪，其他领导人一概不认，还说什么后果自负！老太后一听就冒烟了。
冒烟的还有载漪，儿子成了皇位接盘人，外国公使居然没有一个按惯例前来道贺的。虽说端郡王在爱新觉罗家以智商低下而闻名，但没有智商，不说明没有自尊！或者说智商愈低，自尊心愈是畸形的强。
洋人就这样成就了大清首号反帝爱国英雄——“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要拥护的。于是，载漪跟义和团穿上了一条裤子。
穿上义和团裤子的载漪又从背后添了一把火，搞了张“驻马店制造”的“勒令老太后归政”的所谓洋人照会。
这下完了，本来对义和团剿抚两移的老太后干柴失火，豪迈千古，向外国列强宣战。
但这宣战有诸多猫腻，一是完全无视当时的国际游戏规则，没给任何一个国家下最后通牒，仅对内下发一个“俺实在忍受不了”的诏书。
二是到底跟哪些国家开战，不确，诏书中只出现一个“彼等”，也就是他们，以致于一些军政要员不知道该跟谁开战！
三是慈禧太后所谓的开战，不是让外国使馆先下旗归国，再拉部队上战场，而是让官军与义和团就地攻打外交使馆与租界，不分哪国，不分兵民，见洋人就杀，遇洋货就烧，逢洋字就骂，沾洋气就打，天朝陷入庚子之乱。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由联军军官陪同，率军穿过午门进入紫禁城
大清四根擎天柱：四大地方督抚顶牌不挺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后又被政府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出来收拾烂摊子），三位开明而能干的南方大吏明白慈禧太后是在玩火，对于北京的开战谕旨均不奉诏（声明彼乃矫诏也），反而与西方各国策划一个互不侵犯、互保安全的东南互保同盟。
你会发现，远在北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参与了，事后跟属僚说：“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搘柱，国事尚可问乎？”
对极，若不是这四根擎天柱，清政府应该这次就玩完了，根本不用等到十年之后。
相对于那三位老奸巨滑但具现代文明常识的地方督抚，袁世凯算是后起之秀，更开明也更具能力。当时是在洋人的压力下，政府把暗中扶持义和团的前山东巡抚毓贤招回，才换上袁世凯的。
袁世凯是大清新军创始人，义和团那些法术在他眼里不值一毛。虽然发现慈禧太后游移于剿抚之间，但他则是有教案就严肃处理，并且派出军队切实保护教堂教士和中国教民。
▲清官员提审拳民
对于义和团，他还有两招，一是谁会刀枪不入，来我枪下试试看；二是，北京政府不是招抚你们么，快上天津前线，谁不上谁就是假义和团，别怪我不客气。
于是山东义和团全跑直隶了。待八国联军打到直隶南部，邻近山东，各县告警，袁世凯认为，山东义和团已被我剿灭殆尽，他们没有借口前来侵犯。
他给德国驻京公使穆默等人打招呼，要求八国联军不要进入山东。由于没有得到穆默等人的及时回复，遂让各县打造山东界牌到处竖立。甭说，真管用，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牌或者墙壁上书有“此山东境”字样，立马掉头。
山东绅民齐声感颂，并且，义和团首发地山东也成了洋人的避难地，不但在境洋人得到了保护，就是外省洋人也纷纷前往，甚至中国官员也往山东避乱。
这一切，让袁世凯在洋人眼里闪闪发亮：大清官员也有讲游戏规则的嘛！李鸿章更是一惯的看好小袁，夸曰：“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袁世凯为什么后来能做李鸿章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接盘人，甚至晚清唯一的一根擎天柱，可从这里找下原因。
烂牌打出去的后果有多严重
慈禧太后本来是想利用义和团，给外国人一点颜色看看的。没想到这颜色全回抹到她自己脸上了。
打扮成农妇仓皇出逃也罢，1901年2月14日，恰是西方的情人节，老太后接受了议和大纲十二条，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颁布上谕，但我们看到的，分明是老太后的媚态：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当然，慈禧太后本人的颜色不重要，但《辛丑条约》的签订，相当于给全体清国子民一脸的颜色。就这还是李鸿章气得吐血而死才谈下来的。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李鸿章去谈判抵达英国使馆时的情景
列强当时无意瓜分大清，所以他们放过了慈禧太后本人。但是其他官员，那些怂恿慈禧太后打烂牌的，不管是京城的，还是地方的，就一个也不能放过了。
先是给一个12人名单，要求全部处死：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
后是一个更庞大的地方官员名单，清政府经两次确认，惩办96人：4人死刑；11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13人终身流放；4人监禁终身；2人长期监禁；58人永不叙用；2人谴责；2人追夺官职。
后面这96位不说了，只说前面12人。其中有3个已死的：刚毅在西安就忧病而死了；李秉衡叫唤着要勤王，后来发现自己连自己都勤不了，自杀了；徐桐一听说洋人进京，就慌了，在儿子徐承煜的教导下，上吊了。
其他9个活的，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以懿亲的缘故加恩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勋着自尽；英年着自尽；毓贤本已在发配的路上，走到甘肃，又得旨即行正法，脖子挨了两刀；启秀和徐承煜没来得及逃走，做了日本的俘虏，后由日本送给刑部正法；董福祥乃回部将领，恐怕激起回民叛乱，不敢处以死罪，最后革职禁锢在家了事。
死得最难看的是赵舒翘，被定斩监候，后被赐令自尽，由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赵舒翘身体太健康了，吞金后，一直死不了。岑春煊让他补服鸦片烟，仍不死。只好再进砒霜，但半夜还没断气。岑春煊等不上了，用厚纸蘸上热酒，蔽住其七窍，蔽了五次，终于助其上了路。
可见身体好了也有坏处，自杀都不利索！
▲各国签署《辛丑条约》
美国学者马士评价曰：“地狱里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这位妇人“公然挑衅，破坏了国际公法的每一个原则”。
“由于中国破坏了国际法并向世界挑战，世界也反过来在对待这个破坏法律者时不承认它自己的法律。”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大清当时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游戏规则不守，法理情俱不顾，所以最后伤的只能是自己。
此当为训也。
义和团发行过80万册“爱国主义图书”~
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