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31 刘亚杰 不可描术
先说明下，我个人对性别概念比较模糊，支持性别平等，即享有同等的权利和责任、消除性别歧视，但不愿意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讨厌所有的标签）。本不该长篇大论介入这议题，权当一吐为快吧。以下为了叙述的方便，多性别简称两性或男女。
新经济工业社会以来，出于社会劳动力和马列思想意识的需要，女性开始被鼓励参与社会劳动，并在制度上做出了对女性有利的措施，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在家庭和社会的部分领域获取了一定的主动权、话语权，加上得益于科技进步和全球一体化的网络世界，使得女权意识正被广泛觉醒。
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总的说来，女权诉求大概可归为人身自由、资源支配、继承权几类。先说说女权主义者们常见的几种诉求：
生育自由
面临双重壁垒，家庭和政策，即来自家庭的父权和极权国家父权的双重体系压迫，而前者事实上是后者变相授权的。普遍意义上，前者的破解，无非是女性在家庭中争取独立、消除生儿生女的歧视，如何争取、如何消除，与权力资源、社会资源、国家福利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另外，对待男女传统意识的根深蒂问题，如传男不传女、传宗接代等旧有思想陋规，所谓根深蒂固是个旷世谎言，只有开放的社会，公平的机制，利益的博弈，什么观念都容易被打破，人的守旧意识并没想象中强大，反例是极权连你的吃喝拉撒和大脑意识都能控制。而这些所有的破解均指向了政权本身。这里有个很好的关于利益驱使的例证：
亲戚家有个老年妇女，在她中年之前是非常典型的轻视女性后辈，后来女性后辈自力更生赚了很多钱，购置了房产，并主动与男性后辈们承担了她的养老，这位老年妇女早已没有了对女性后辈和后后辈的歧视，还赞口不绝说生女儿好。人的自利性决定了没有不变的看法，经济地位占据权利的重要角色。放开思想禁锢，追求美好与自由是人的天性。
家庭暴力、性暴力
准确说这不属于女权议题，是通用的人身自由问题，但对女性来说依赖的是女性自身的力量和政府或非政府公益组织解决的畅通程度，似乎极权从没打算在任何民生民事方面做积极的改善，连配合都不可能，还强行干预来自民间自发的力量。
家务分配
涉及家庭民主制，男女双方的自觉意识。而这些，你无法一点点去做启蒙工作，假如是建立在自由的社会里，那么事情会变得容易很多。重要的是家务工作的价值被家庭、社会乃至法律所承认，城市里保姆工种的普遍已体现出了它是有价的。当女性走出家庭去赚钱，又必须要承担更多的孩子教养和家务工作，更多要反思的是女性本身，为什么不能像男性一样“不爱家”（难道要追溯到性别基因问题？），是什么绑住了自由，为什么不可以反婚姻，而徒留抱怨。现实是拥有经济独立的女性很少会有此困扰。
具体的个案男女相处，转换为私事的性质，权利与义务的私自分配、协商，体现自由与爱，我并不赞同人为扩大化男女的差异，爱情的本质不包含计较得失（非受应该的必须的驱使）。当然，在极权的物化社会里，讲爱情是奢侈的，因为它整体已经变异。
同工同酬、职业性别歧视
这是女性走向社会工作首先面对的，也是涉及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筹码，代表着女性的力量。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必须同工同酬、不得有性别歧视，加强对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不过，现实执行是另一个问题，体制内是例外，为什么如此？作为雇主，在可选的情况下，必定优先选择在相同时间内能提供最大价值的那个，足够市场化下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女性生养孩子方面，这基本上是靠个体雇主的开明人性化，有的也是女性本身在职业中的重要性使得雇主权衡后可以做出妥协。但总体的取决因素是国家资源分配的错位和来自家庭的支持。
性压抑、道德化
这是父权整套体系构建的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孟儒各大学说镶嵌其中，女性被用于父权的权谋术之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统治阶级通过代理人等喉舌媒体用旧有思想教化女性道德观，经常刻意强化道德观、男女差异和性别标签固化。得明白，受益者永远是最上层级，广大男女屌丝包括中层是毫无疑问的受害者。女权要做的是催毁整个统治体系，解放身体，走向自由（当然是有边界的，若以身体自主为由侵犯他人或她原有的女性权利，也是特权的一种，特权即是绝对性质的私利）。可见的是具备了独立生存能力的自由化年轻人，逐渐模糊了性别标签，身体自由，男性也可以阴柔，女性也可阳光。
物化女性
与性道德化紧密相关，但随着现代社会消费概念被大肆推广，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城市年轻群体的主流，似乎已经被开启了关于欲望的潘多拉盒子，无论男权女权们均愿意通过消费体现自身的认同和身份构建，并因此获得快感；相对应的，人对审美发生着严重的变化，以吻合消费的需求，所有都被快餐式文化所包装，人本身就像流水线工业产品，身体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背后的那只大黑手推动着人们必须或自觉放弃精神个性化，只让身体也唯有用身体参演着时代的大合唱和消极式的反抗。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完成了新时期对人的物化，其中女性相较男性严重，但这个严重程度似乎正在发生逆转。当然，通过消费体现自己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驱动女性的经济自主。必须指出，个人出于生存驱动的自我物化并不需要背上这口大锅。（此点借鉴了网友的观点）
彩礼或婚前财产要求
这普遍引起男性的反感和无奈。首先这有传统的成分，即收取高额彩礼卖女，相当于“等价”交换，嫁夫随夫，但凭夫家使唤，失去了主张女权的基础。我比较主张取消嫁娶用词，结婚是对双方的中性用语足够使用，婚后可居男方可居女方或自立居住，孩子姓氏可随女随男或共用或重新创造，权利与责任共担，启用弱势补尝原则（谁为弱势，男女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随时会发生互换，并不固定，比如你生病了你就是弱势，女性月经期间在身体上就是弱势）——女性不是弱者；反过来说，如果婚后女方已属于男方的私产，主要为男方家庭提供服务，那么女方家庭主张彩礼并不过份，甚至那几万几十万的彩礼都太低了，如果男方不认为女方是自己的私产，那女方主张的平等权利男方则没有理由反对。
其次，因为贫穷的困境和对未来缺乏安全保障，富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和碾压性的优势，包括女性资源，如此，相当于婚前女性的选择权比男性大，出于人的趋自利性，政府与商家联合的意识销售（包装成精美的消费品，以满足独立女性的渴望），婚前男方成本水涨船高就自然而然的事了，女特权们在这些问题上表现比较矛盾，但男性又怪女性太物质化也是简单粗暴的表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上所述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和整个社会对物质的神化。精神是被引导缺场的，全体都是受害者，都是被训化的动物，百步笑五十步除了刷存在感毫无意思。
性骚扰
现实表现是女性受害者多，但这并不属于女权属性，可归为人身侵犯类，这是前提。私以为性骚扰戳中的是人的兽性本质和个体尊重的整体文化，对女性来说，反性骚扰需要走出“自我传统女性定位”“弱者”“需要被保护”心态，否则陷入了以女权反女权的自相矛盾之中。这点很重要。
继承权
在城市里，继承权并不是个问题，法律也有相关规定。主要是农村妇女的继承权，有个来自农村的朋友这样说：
“事实上农村女性因为没有土地，也失去了锁链；农村受压迫最重的是有继承权和土地的屌丝。没有继承权，则扫清了嫁入豪门的障碍，打破了阶层壁障。继承权与赡养责任的捆绑，土地是绳索。夫家是夫继承来的责任，女性最少在嫁人前有了选择余地，而本身有继承权的则毫无选择——倘一定要选，便是与世界为敌。就我个人认为，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继承的资源远较所需承担的责任少。城乡二元是对女权父权更直接强大的矛盾。”
确实，在农村，贫穷才是问题，农村被全面的盘剥，农业养不活自己，户籍隔离制，养老问题，小病靠扛，大病等死，纷纷传出农村老人因穷自杀的消息，三千万光棍男主要也是集中在农村，可能对某些地区，拆迁是他们唯一可期盼的。农村体现出来的男女最不平等应该是受教育权和生育的不自由，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穷（男性优先读）。再者，教育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使得农村普遍人口无法与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农村女性人口甚至被隐性掠夺成了城市有产者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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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性别公正的社会，自由的体系，不是男权对女权的让度，事实也是对男性的解放，从各种被固化的压力中解脱，从兽变成人。这应是男女共识。
但是极权社会下，不分性别，人即不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迁徙等等的不自由；权力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支配着每一个领域。它侵蚀的不只是女性权利，而且是所有的人权。所有的东西不是大众想制造，而是按照国家权力的需要被制造出来的，包括男女本身也是在人口生产机器上被制造出来的，失去了自由意志，并最终服务于权力。现代新极权是数字极权，云极权，政府主导下的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信息封锁和国家暴力。
女性地位看似有大幅提升，是极权基于统治的稳定发展，是对男权和女权的统一分配，是无论男女皆无主宰之权利，政权的窃贼已经悄悄把权力夺走（被赏赐的权利不叫权利，因为所分配的那些权利，是非自由的，权利应该是博弈之后的结果才有保证的可能。）。基本可以这么说，当下所见的女性权利，并非争取所得。近现代女权们努力的最大社会成效或应是简单的启蒙，但其实所努力的方向与政权是不谋而合的，几十年来政权的所为对女权是趋利的，可能会造成有些人同步的幻觉。这也是能够允许存在的根本原因。但随着不断的界线“冒犯”，女权们的言行逐步受到打压，随着对全体社会的严控，之前女性所享有的部分权利也有被重新收回的趋势，重新丧失对自我那可怜的一点主宰权。要知道，在极权下，女权更无例外。
再假如，女权如果不跳出男权体系，停留在男权话语体系里闭圈转，这个闭圈是随时可被任意压缩，或成为向男性要权利的简单面向，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即变成了女性特权，自利女权。特权似乎很容易盛行，与合谋者一起合演着对贫穷对屌丝的莫大嘲笑。
再再假如，是基于现政之下的改良平权推动，无异于与虎谋皮，仅仅只能作为一种启蒙意义。而被启蒙，大部分是由综合因素推动自发的。或有不少人，包括有些女权界里的公知，是端着女权这口热锅，避重就轻，顺通无阻，财源滚滚，但跟女权主义没有关系。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说，女权主义无法回避政治，无法与现实政治切割。有关女权的言行被压制、参与者被捕，也是很好的明证，跟它要权利已经显得很苍白，打擦边球的时代已经过去。女权从来都是政治的，事实上，女权才是父系以来世上至高的政治，终极使命是推翻人类当今的整个扯淡的结构体系，除了女权，没有哪种角色具备这种原始责任。
横向看，这世界最大的问题应是独菜；纵向看，最大的问题不是性别对立，而是贫富阶层的对立，尤其在极权国家，是赤裸裸的，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是掠夺使得贫穷的人们不得不面对衣食住行而发愁。在此之下，直接导致和催生出各种奇形怪状，几乎是覆盖了当今的女权议题，两性的物化和女特权思想可以说是其副产品。男女平权逃离不了“人人平等”的法理框架。男女永远不是互为敌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个人或组织才是，可能我们人人都将被无声息地淹埋在这邪恶的巨拳之下，不分性别。
激进女权的反传统、反习俗、反婚姻、反生育、无政府主义主张等等革命性的，或更贴合当下和远期理想。
——–以下是关于女权的“前生今世”概略——-
氏族社会是由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组织，母系氏族社会（从妻居）是以母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采用原始共产制和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社会和性别表现比较平等；父系氏族社会（从夫居）则相反。相关学述说明，由于生存劳作方式的发明进步，使得男性在劳作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男性力量大），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的诞生，原来的母系氏族社会演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传承方式的转变，母系时的对偶婚转变为父系时的一夫一妻或多妻婚姻制把女性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固定下来。
这种转变，其实比拼的是男女实力，谁能创造更多的财产，谁就有主动权。后随着家庭的产生，由男性创造的制度化男性优越（特权）的父权社会的产生——以性别进行权利划分的权利运作模式，即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利模式。之后，由制度护驾，从习俗、教育（规训）、道德等各方面强化男性的地位优势、责任和女性的从属地位。
引用维基百科一段话：
“父权体制的规则认定男性是阳刚的，女性是阴柔的。而阳刚气质比阴柔气质优越。因此在父权体制中，男性被认为是比女性优秀的类别。然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程度不一的阳刚与阴柔气质，但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依性别或其他文化因素被压抑或发展（例如有些文化强调合作和谐、有些强调竞争）。而这种将性格特质分类并贴上优劣标签的状况，相应产生了对阴柔气质的厌恶，并进而造成所谓的厌女症。厌女症并非独限男性，女性亦有厌女症。”
与之相伴随的是私有制之后，贫富差距拉大与发展，造成事实上的“阶级”对立，应各种需要推动产生了国家。权威组织的产生代持国家的各项职能，后演变为政府。本质上，父权社会是以武力（即力量，宽泛意义，无论是与自然或人之间）为底色维系的。同时不难看出，之后围绕社会的发展，均是以父权为根基。
在此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此追溯造成世界复杂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
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赖以生存的劳动方式再次发生革命性的转变，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女性得到了参与新生产和地位改变的机会。
在西方社会，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主张女性应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女性主义政治运动从18世纪开始，通过激进的、游行等抗争方式介入公共领域，提出明确的诉求，比如要求同工同酬、受教育权、生育权、参政权、投票权等等（男性则拥有这些权利），这些诉求均是指向了制度性的性别歧视。在这曲折漫长的过程中，女性运动曾与不少其他政治团体结盟，相互影响，伴随的是西方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年代，女性团体与法西斯主义者处于摇摆不定的立场，直到纳粹主义兴起后，女性之前所争取到的政治和经济权迅速崩溃。到二战结束后才慢慢复归和深入，基于家庭制的两性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其间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发展到现在，西方已进入到“后女权时代”。
除西方以外的其他某的国家则远没那么幸运。进入皇权制时代后，父权国家分化成了以家庭父系为基础的皇权政治，其实质是男性权利已被皇权制度化剥夺，但是基于皇权管理的需要，仍然保留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部分权利；对女性而言，所受的压迫雪上加霜，但本质的压迫者已经发生转移，男性是皇权的合谋者，这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期。期间，女权运动出现过一个小阳春，提出了“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的观点，涌现出一大波的女性积极参与到民主政治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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