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7 张耀杰 红粉枭雄民国梦
原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15期
2010年5月9日早晨，我正在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朋友聊天，意外收到许医农老人转发的手机短信：“国运民瘼终身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失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对亲朋好友多年的关心和帮助谨致以衷心感谢！特此泣告。妻熊振群率子女。2010年5月9日。”
我与朱厚泽先生并不亲密，也许是人到中年的缘故，突然得到这样的消息，心里觉得十分难过。中午与人民大学当过右派的画家教授朱为民先生聊天，他又谈到中国现行的择优淘汰机制，更是让我感慨万千。回到家里，查阅日记中留下的与朱厚泽先生的交往记录，情不自禁地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
一、冯兰瑞介绍朱厚泽
2005年11月17日晚上，南京的作家朋友范泓住在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的李昌、冯兰瑞家里，采访写作《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范泓邀请我和丁东先生一起到东总布胡同聚谈。由于李昌老人的思维已经不太清晰，我们的交谈对象主要是冯兰瑞老人。我在当天日记中留下的谈话记录，主要是关于胡耀邦和朱厚泽的。
据冯兰瑞老人介绍：胡耀邦辞职之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不愿意见人。冯兰瑞一年之后来到胡耀邦家里，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英雄，我是个狗熊。”冯兰瑞回忆说：“胡耀邦知道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肯让步的。我对于那几个极左人士是绝对不会客气的。我对胡耀邦说：你不当那个官更好。”
丁东介绍说：他的夫人邢小群给王媛媛（音）做过一个口述实录。胡耀邦去世前一个星期与李锐谈了七个小时。李锐告诉王媛媛你把耀邦的话给记录下来。胡耀邦本人没有异议。王媛媛就记录了下来。胡耀邦这个谈话拿到外面发表时，有一些话王媛媛不敢用，就只好删除了。其中一条是：“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朱厚泽。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我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总书记。”
冯兰瑞老人当场叮嘱我们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的。这个事情要是公开了，有些人更要打压朱厚泽了。”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瞒也瞒不住的，我自己就听到许多人在口口相传，只是大家都没有写成文字正式发表。所谓有些人，指的就当时在位的胡某某，以及他的拥护者。作为一名间接的知情者和历史研究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件事情公开发表：朱厚泽先生现在已经仙逝，那些掌握最高权力却从来不肯为国家民族承担相应责任的人，应该不会追随朱厚泽先生到彼岸天堂去迫害打压吧？！
关于朱厚泽，冯兰瑞介绍说：“朱厚泽和我的五弟是同学。我大姐死掉了，我就是老大，我回贵州给舅舅平反时认识了朱厚泽。后来出了一个贵州事件，把贵州省的班子全换掉了。朱厚泽当时在贵阳市委工作，我弟弟把他介绍给我，让我帮助想办法。后来朱厚泽就带着贵阳市委书记来北京见我，李昌当时刚刚出来工作，就把材料转给了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还没有掌权。中央讨论过几次贵州的事情，主张平反。朱厚泽两个人就想留在北京工作，李昌把他们介绍给科学院，他们去谈了一次没有谈成。双方要求的条件差距太大。等到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中央党校当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朱厚泽就来到党校进修学习。胡耀邦很赏识朱厚泽，朱厚泽回去不久就当上了贵州省委书记。1986年胡启立到贵阳给朱厚泽谈话，让他出任忠揎部长。朱厚泽上任前，邓力群把所有的司局长都换成他自己的人马。朱厚泽的第一次见面会是胡启立陪同的。朱厚泽有水平，口才也好。他不拿讲稿讲了几个小时。大家都很欢迎。一般的部长上任都要发一份讲话稿，这一次偏偏没有。忠揎部的好多人就找到我，在我家里和朱厚泽见面，其中包括吴稼祥、董辅礽。有一次我问朱厚泽，你愿不愿意见见于光远，他说当然愿意。他已经把司机打发回去了，我们两个人只好走路去于光远家里。朱厚泽和于光远见面后，从两点多钟一直谈到六点钟。于光远家的饭是最难吃的，我说你们谈吧，我要回家了。朱厚泽只当了不到一年忠揎部长就下台了。大家都说他是最有水平的中揎部长。胡耀邦是一个青年领袖，喜欢随便说话，让他当国家领导人就勉强了。”
与上述内容相印证，朱厚泽任忠揎部长时的下属吴稼祥，在《朱厚泽：用背影赢得掌声》中回忆说：“1987年春天，在百花向人间展示笑脸的时候，正当盛年的忠揎部部长朱厚泽不得不向他的同僚们展示他的背影。当时，他在包括邓力群在内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向忠揎部同僚发表离职感言：‘一年多以前，也是在这儿，也是这些人，也是为我举行了一个会议，不同的是，那次的乔石同志换成了今天的兆国同志，更不同的是，那次是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而来；这次是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意愿而去……’台下，从会场的最后一排迟疑地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一年多来，’离任部长接着说，‘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说着，他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掌声像早潮一样，从后面向前推来。”
二、我所知道的朱厚泽
2005年12月23日，我再一次来到东总布胡同看望范泓和冯兰瑞老人，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离休的冯兰瑞，对于她并不认识的社科院年轻同事于建嵘的几篇文章赞不绝口。我说于建嵘现在就在办公室，我请他过来和大家谈谈好不好？在座的朋友都表示欢迎。于是我打电话邀请于建嵘，他对于冯兰瑞老人的学术风范很是敬仰，一群不太相干的朋友就这样聚到一起。
谈话过程中，冯兰瑞接到朱厚泽的电话，说是他要来看望一直生病的李昌老人。朱厚泽来到后，冯兰瑞对我们一一介绍，没有想到朱厚泽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基本观念和相关情况都有了解，他最为欣赏的当然是一直跟踪关注社会热点的于建嵘。我们这些朋友就这样意外认识了朱厚泽。
交谈过程中，我略带挑衅地介绍了自己的立场态度：我是从小不唱《东方红》的一个人。1971年春天，刚刚六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我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来接我的班。”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我从此开始仇恨与毛某人有关的一切事物。朱厚泽听了并没有表现出我所预期的政治正确，反而微笑着回应我说：“小张比我觉醒得早，我是到了林彪事件以后，才开始认识毛这个人的。”
相互认识之后，我曾经和朱厚泽先生约定选择合适的时间做一次谈话录音，为此还初步搜集过一些相关资料，抄录整理如下：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的一个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都师从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同时也是王若飞在贵阳达德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他的二姨父王定一是贵州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二姨熊维真是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1949年3月，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49年之后，他进入贵州省青年工作干训班学习，历任青年团贵州省委文艺工作队队长，青年团贵州省贵阳市委少年工作部部长，青年团贵阳市委揎抟部副部长、部长，青年团贵阳市委第一书记，贵阳烟草公司经理、党委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贵阳市经委副主任。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揎抟部部长。1964年10月，在“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中他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劳动达8年之久。1979年，朱厚泽平反之后出任中共贵阳市委秘书长，不久升任市委副书记。1981年，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与来自甘肃的胡錦濤是同期学员。1982年7月20日，胡耀邦约中青班全体学员到中*南*海座谈，并且招呼学员们“勇敢些，朝前坐嘛！”朱厚泽大大方方地径直坐到了胡耀邦身旁。1982年12月28日，中央任命朱厚泽任贵州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名列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1985年3月，朱厚泽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由于中央决定邓力群不再兼任忠揎部部长，胡耀邦于同年7月把朱厚泽带到北戴河中央会议上，向与会人士推荐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揎抟部长。”
1985年11月，《工人日报》刊登署名马丁的文章《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有海外学人评说它触犯了马列主义戒条，食洋不化。文章发表4个月后，胡乔木决定组织人马开展批判，引起经济学界人士普遍抵触。于光远带头反击，酿成名躁一时的“马丁事件”。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倡导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的背景下，朱厚泽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比较活泼宽松的舆论环境；鼓励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提倡批评和反批评都要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从而成功化解了“马丁事件”。
1986年，朱厚泽应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邀请，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发言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5·16’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个讲话发表后，给思想文化界注入了一些精神活力，从而在短时间里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新一轮高潮。报刊杂志畅所欲言，认为应当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允许有人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允许在法律范围内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的权力应该划归编委或总编辑，让报纸可读可亲可信，不要动不动就无限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整人。朱厚泽的这一讲话，被称为“三宽”政策，朱厚泽也因此被称为“三宽”部长。只可惜好景不长，1987年2月，朱厚泽在胡耀邦下台后改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随后在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三、刘学洙眼中的朱厚泽
行文至此，在网络中读到前《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洙的回忆文章《我眼中的朱厚泽》，其中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朱厚泽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但最不赞成自己成天在报纸、电视、广播上‘出头露面’。……1984年12月，他在省电视台35周年纪念会上，传达了池必卿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见报与广播时，都弄成了朱厚泽的指示。他当天早晨即以‘龙飞凤舞’似的潦草铅笔字，写了一封信给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杨德政与我，那不留情面而带讽刺性的文风，也许是一篇报史上的不可多得的佚文。”
朱厚泽在这封“急送杨德政、刘学洙同志亲阅”的书信中写道：“德政、学洙同志并两家编委、党委：听了今晨广播，看了头版要闻，不能不向你们提出抗议。我清清楚楚说了，把池必卿同志在报社三十五周年会上提出的三点转达给广播电台的同志，怎么你们变成了朱厚泽对广播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呢？电台还在今晨播了评论，提倡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这种类似‘换头术’的作法，属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性呢？！我对新闻报刊广播工作不懂，是外行，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负责同志和你们的编辑、记者，这种做法，符合广播、报刊、新闻工作的那条戒律呢？还有没有别的报道中用了这类手法呢？……如此等等。希望能向广播、报纸的编辑、记者同志们都说一说这件事，请大家议一下，对不对。然后把结果和今后准备怎么办通知我一下。敬礼，厚泽。12.29。”
据刘学洙介绍，这封随手写下的书信，完全是朱厚泽的风格。当年党内上下级关系，似乎还比较宽松。“他的这封信，我和杨德政都不觉有什么压力，他也不再过问。信里所谓‘换头术’，是新闻史上一则丑事，发生在‘文革’初期，新华总社发新闻图片时，把邓小平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陶铸的头像，时称‘换头术’。这封信是指把池的指示变成朱的指示。因此才招来朱那封严词问责的信件。”
在同一篇文章中，刘学洙还介绍说，朱厚泽有时看来很严厉，批评不留情面。而实际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厌恶官架子，认为是低级趣味。1985年他与刚上任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第一次交谈工作，竟然是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里边散步边聊天。龙志毅的畅销长篇小说《政界》中，就有朱厚泽的影子。
为了证明朱厚泽在平易近人的同时还保持着铁骨铮铮的硬朗风骨，刘学洙引用了朱厚泽的一位老同学的如下手记：“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忠揎部，之后到中央农村研究室工作。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避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这是他透露心迹，我们相视而笑。”
四、朱厚泽的仁心厚泽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我曾经向朱厚泽先生谈到自己研究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印象：直到国民党时期为止，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都是利用传统儒教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天命流转的神圣名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从事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抢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专制型革命。朱厚泽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和支持了我的这一印象：
“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中国人斗争中国人是最厉害的。我们现在都是改良主义者，而不再是革命家。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最需要的是树立一种比较宽容和谐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不然的话，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怎么能够实现求同存异、良性互动的基本共识呢？整个社会的以人为本、和谐稳定、共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朱厚泽在2008年写作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中，对于这种既平易近人又铁骨铮铮的宽容和谐观，另有更加系统全面的概括总结。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观点，第一是“解除市场禁锢”；第二是“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相互认识之后，我每一次给朱厚泽先生发邮件或者发手机短信，他都第一时间给予回复。他这种不打官腔、平易近人的文明态度，我在其他政治人物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即使在那一群自称是两头真的政治老人里面，等级森严、论资排辈、左右逢源、两头通吃的官场陋习，依然在十分顽强地维持着。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厚泽先生，是在共识网于2009年10月31日举办的一次大型聚会上。刚刚大病一场的他显得很是憔悴；但是，我依然不肯放过倾听教益的机会，便带头起哄要求主持人请朱厚泽和何方先生讲话。我当时很想与朱厚泽先生约定一下做谈话录音的准确时间，没有想到他会后很快便离开了。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竟然没有想到再主动与他联络一次。由于我自己过于懒惰，这样一个并不困难的约定，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2010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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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范泓先生留言说：“耀杰此文写得好，惟某个细节有误，12.23那天朱先生是来东总布胡同接受我访谈的，上午九点就来了，你来找我时访谈正好结束，朱先生出来，你们在过道交谈，言及于建嵘，朱说一直关注他，你说于建嵘一会儿就到，邀朱先生午饭，他说有事不能参加，后来是冯老、学尧大哥、陈远和我与你们午餐，李昌平也来了。”
张耀杰补充：日记有时候也有可能是片面和错误的。当天我和陈远一直在冯兰瑞老人的书房里谈话，我所记录的主要是冯兰瑞老人与我们几个人的谈话内容，另一个房间里面的谈话我没有参与，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