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犀利文章,非凡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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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若望文章有感对

1988年8月8日

争民主自由是艰苦历程

《百姓》第一四八期以廿二页的篇幅,刊出了王若望挨批后撰写的一组文章,细读之后,十分振奋。与此同时,我也读到了方励之在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的一些讲话。的确有不少感想。

王若望文章(还有方励之讲话)犀利深刻,发人思索,这自不待言。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些文章和讲话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

近代史上,我们经常轮给那些文明程度比我们高的民族。这很容易使人们以为:中国之弱,仅仅是在于它的文明还太不够发达(至少是在所谓物质文明方面)。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在和那些文明程度远较我们为低的民族对垒时也常常是吃败仗,这一事实所揭示出的意义就很容易为今天的人们忽视了。

问题在于,衰败未必都是由于愚昧,它首先是或必定是缺乏血性。振兴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勇气。

古人有“文胜质弱”“文弱质胜”一类说法,或者不足为信。然而,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文化普及了,自由民主就几乎可自然而然地或者是不可避免地实现,我以为也是靠不住的。也许,在其它条件不够成熟的时候,为自由民主而斗争很难取得什么显著的成果;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即使一切条件是万分成熟,而我们却没有几个人敢于冒险犯难,那么自由民主将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

非洲有句谚语:懒人在寻找锄头时总是说,天哪,但愿我找不到,

对于有些人来说,没有自由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能为这种屈辱的处境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不知道,那些反复声称由于所谓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或心理的原因,中国人今天还不宜争取自由民主的人,究竟是出于冷静研究后的结论,抑或仅仅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为自己的怯懦而羞愧的话,那他一定要对那些英勇的人表示不以为然或自翊为计高一筹。

毫无疑问,在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过程。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加应当对于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人们,表示由衷的崇敬。

其实,我们也不宜妄自菲薄。不要忘记,在构成专制主义那貌似无可匹敌的力量中,它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份力量。我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下态度,我们就能使整个局面发生十分可观的变化。事实不是已经证明这一点了吗?

为建设好制度而斗争

我谈到了王若望、方励之的非凡胆识。不过,海外有些朋友的看法弄不准确,他们以为,像王、方二人那样,在遭受到最高领导层的严厉批判和处分后,仍能坚持原先的立场放言直论,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并非如此。我们一直有着众多的敢言之士。遗憾的是,有些人已被我们淡忘,另外更多的人的情况,则一直鲜为外人、甚至也包括“内人”所知。曾经一度,我们的国家在封锁消息、垄断讯息的自由交流方面,做到了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可怕程度,多少伟大的事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多少天才的人物被毁灭在含苞待放之际。他们是另一种无名英雄——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事迹。也难怪有不少人在那场浩劫中不敢英勇地反抗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抗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这倒不仅仅是说在当时进行反抗不可能获得成功,而是说在进行反抗不会被外人所知晓。英雄行为,说来也许不好听,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给别人看的”。排除了见证者,从而也就是排除了使自己的行为和精神留存在他人的记忆之中乃至成为不朽的可能性,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历史证明,高压和暴力未必能阻抑英雄的产生和英雄精神的高扬,有时倒会刺激它们。可是,封锁人们的公共生活,切断人们彼此之间的自由的信息交流却很容易造成一个懦夫的社会。因此,促进我们社会的公开与开放,促进人们之间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有着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重大的意义。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越是被更多的人所知晓,他本身不仅会得到极大的鼓励,而且也会使他的处境更安全(在一般情况下)。除非我们更加注意于推进普遍的言论权利,从而不仅对那些具有较高知名度以及因此通常享有较高安全度的人们进行有力的保护,而且还必须对那些普普通通的不知名的人们的命运表示关切,否则我们便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像王若望的文章、方励之的讲话一类,倘能在国内自由发表,其份量便与在海外刊登大不相同。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前面谈到过勇敢。那无疑是获得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十分勇敢。良好的政治体制有什么用?它的用处就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使一般人在做出正义的情事时、在说出真心话时不至于担心受到残酷的惩罚。

人人都勇敢,则用不着好制度;

人人都不勇敢,则好制度永远不可能产生;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勇敢的人们,首先应当为建设一个好制度而斗争。

一九八八年八月于哈佛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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