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不久前我回了趟北京,我发现北京不再是同仇敌忾的愤怒之都,也不是沉郁压抑的悲情城市,我感到很困惑,也很失望。难道人们这么快就把六四淡忘了吗?

乙:其实,海外的情况也相差无几。这两年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人数比先前少多了。

丙:我并不认为国人已经忘记了六四。只要看一看每逢六四忌日当局如临大敌的紧张模样,有识者便不难体察到民心远远不像乍一看去的那般驯服。在缺少表达自由的地方,当局的反应正好揭示出民间反抗情绪的潜在力量。

甲:话虽如此,不过依照我的观察,这几年国人的反抗情绪似乎也确实有所低落。严重的问题在于,持续的高压不仅抑制了人们反抗意愿的表达,到头来它也降低了反抗意愿本身。

乙:这恐怕是在所难免。人们若要长期地坚持对其所在的制度的否定立场而又无从公开表达宣泄,势必会在精神上、心理上造成持续累积的焦虑和抑郁;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一般人就会有意无意地软化自己的立场。近几年国人流行句口头禅,叫“别活得太累”。这里所说的累,当然不是指体力上的繁忙劳碌,而是指心理上的沉重压抑。说别太累,正好说明大家本来很累,心理上压力很大。普通人难以承受这种长期的精神紧张和精神疲劳,他们要自寻解脱,因此,他们就把六四的痛苦记忆搁置到了一边,降低了反抗的意愿。

丙:民众心态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六四的枪声响起,民众的愤慨达于顶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倘若不是面对现代化的坦克机枪,愤怒的北京市民一定会演出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壮举。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四事件激起的巨大愤慨中,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无奈。你看到强盗持刀行凶,你当然会愤慨;如果你是个警察,手里正握着一支枪,你可以制服强盗,你就不必过于愤慨。当悲愤能够转化为实行正义的力量时,悲愤也就得到了缓解。我们的问题却在于,我们眼睁睁地看见当局开枪杀人,但无力制止,无力防卫,无力报复。我们因愤慨而感到无奈,又因无奈而倍感愤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专制相继宣告终结,偌大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土崩瓦解。这无疑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再加上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即七六年四五运动)的经验,许多人预言中共强硬派的统治必将在两年内垮台。

甲:可是,这种预言没有兑现。

丙:但那并不等于说这种预言毫无根据。以当时的情势,老百姓义愤填膺,统治集团军心不安,假若邓小平在这时就撒手归西,谁能担保不会发生戏剧性的重大变化呢?我们知道,政治预言常常具有自我暗示、自我实现的性质。“四面楚歌”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武器,它能够起到瓦解对方士气的作用。在淝水之战中,秦军中有人大喊“秦军败了”,引起秦军人心大乱,果然大败。不过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另一面,尽管说在当时,民众的反抗情绪很强烈,期待变化的愿望很急切,但与此同时,其心理又是很脆弱的,有很强的无力感。人们只是盼望着中共上层爆发矛盾,而对自己主动地促成变化则缺少信心。几年一下来,邓小平偏偏没死,中共上层也没有爆发矛盾,热切的希望就转化为深刻的失望,人们就陷入悲观消沉。如前所说,大愤慨中本来就包含着大无奈。大愤慨常常是大消沉的前奏。因此,后来出现的普遍消沉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甲:如果人们仅仅是悲观无奈,问题倒简单了;因为那表明人们从思想意识上还是拒绝专制政权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从这两年的情况看,不少人反而倒去认同中共专制了。过去大家都说,六四屠杀使中共政权丧失了合法性。可是到现在,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似乎又得到了某种恢复。若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我能理解,也能原谅。但是,被动的忍受是一回事,主动的接受是另一回事。

乙:这无非是“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在起作用而已。现在一般人都把“强权即公理”这句话视为一句反话,不承认强权就是公理。可是这句话最初的意义是说“强权造成公理”。这就是说,那些由于具有力量上的优势而取得权力的强制性的权力占有者们,会成功地——至少是部份成功地——引诱失败的一方承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以及由自己制定的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满人入关,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扬州十日屠,血流成河。后来满人胜了,建立起清王朝,没过多少年,汉人就认同了清王朝,歌颂起“乾嘉盛世”来了。

甲:照你这么说,那岂不意味着六四屠杀不是摧毁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反而倒是强化了它的合法性?

乙:如果邓小平不是相信屠杀能够起到维持中共政权的作用,他干什么要下令屠杀呢?中共政权难道不一向是凭借残酷镇压才巩固住自己延续到今的吗?起初人心当然是不服的,久而久之,许多人也就认了。

甲:可是我要追问的一点恰恰是,人们是怎样从不服变为认可的?

乙:存在着一种来自权力关系双方的心理压力,使得有必要把强制性的权威变成合法的权威。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减轻因对他人使用暴力而造成的罪过,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也就是说,统治者会努力做出某些一个合法的权力所应该做的事情,譬如说维护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看到,六四之后,中共进一步推动改革,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甚为可观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般民众要求富民强国的愿望。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这就叫“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民运被当局压下去了,但是民运提出的一部份要求却被当局接了过来。也就是一些史学家讲的实行让步政策——这和统治者实行反攻倒算的另一手同时并举。不少民运人士说,八九之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上也和民运的推动分不开。此话甚是有理。邓小平在九二年提出深化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主张,明显是受到八九民运以及苏东巨变刺激的结果。如果统治者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它就会自欺欺人地宣布它所采取的暴力压制措施是出于不得已,因而也就是正当的。

在民众这一方面,正因为他们无权无势,有很强的无力感和无奈感,那就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调整自己以便适应现实。换句话,他们会有一种把强权合法化的心理需要。好比一个被强掳成亲的女子,她发现自己无法挣脱对方的控制,她就会反过来想是不是和对方过下去算了,只要对方能够履行一个合法丈夫的职责的话。一方面,那个非法的丈夫在把女人抢到手后会做出一些一个合法丈夫应该做的事;另一方面,那个被强行成婚的妻子则会在无法挣脱强制的前提之下,因为对方做了一些合法丈夫该做的事而放弃反抗的念头,转而接受婚姻的现实。这样,一个原本没有合法性的婚姻也就取得了某种合法性。

丙:你解释了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大部份权力都是先靠暴力取胜,树立起对失败者的强制性权威,然后再成功地改造失败者,使他们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这也是因为在过去,人们没有判定合法性的另外的一套标准。其实,古代中国并没有“合法性”这个概念,只有“正统”概念与之多少有些相似。可是,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没有明确的标准,不大说得清楚,到头来免不了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满人夺了明朝的权,杀了许多汉人,汉人当然不情愿承认满清为正统;但是,既然清政府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局面,并且在治理国家上作得一点不比明政府逊色,广大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你一味地不认帐,自绝于政府,究竟又有什么意义?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政权易姓,也就是一家一姓之国的兴亡和我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否定文化、否定文明即亡天下,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了。顾炎武把清政府视为野蛮人,从保卫文化、保卫文明的原则出发,他拒绝认同清政府。可是后来人们发现满人并不是蛮子,他们也在认真地学习和实行中国的文化。这样一来,人们要拒绝认同清政府就越发地缺少根据了。今天则不同。今天,我们具有了宪政民主的概念。我们认为,一个政府,只有当它承认基本人权,立足于人民的同意,它才具有合法性。基于这条原则。我们理直气壮地批判专制,否定专制。

甲: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今天还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懂得一点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也要转变态度,放弃反对立场呢?

丙:心理学家发现,人的观点、态度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人的观点和态度。起初,你是想反抗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所以你没有反抗。然后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不必反抗,不值得反抗。人常常有一种把自身行为合理化的倾向。这就是强权能够扭曲人性、改造人心的原因。强权控制了你的外部行为,然后你就会改变内心的态度以便和自己的外部行为相一致。举个例,六四后不久,有学者提出“撤出广场,退回书斋”。如果你甘愿做一个静守书斋不闻世事的学者,静静地做就是了,发宣言干嘛?而且,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六四枪声之后才发?你分明是被当局用枪杆子赶出广场、躲进书斋的,可是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驱赶的,因为你担心那会显出自己的无奈和屈辱,所以你就要宣称你是自愿撤离、自愿退隐的;你甚而还进一步宣布我们当学者的本来就该静守书斋,不该去广场凑那份热闹。这就等于说当初上广场的行为反而错了,等于说那些至今仍不肯撤出广场(即不肯放弃社会关怀)的人反而错了。

乙:狐狸想吃葡萄,跳了半天够不着,只好放弃,然后就悻悻地说那葡萄其实是酸的,我才不稀罕呢。

甲:这两年当局宣扬一种论调,说什么西方的人权观不适用于东方,标榜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少人开始表示赞同。如此说来,那并非这套论调具有多少说服力,而是因为它迎合了一些人给自身行为合理化的心理需要。

丙:人在压力下退让,然后再编出一套体面的说词为之掩饰,这还不足为怪。重要的是,我们切不可走得太远,以至于弄假成真了。狐狸嘴上说葡萄酸,心里还是知道葡萄甜。万物之灵的人可不要到头来把这点常识都真的扔掉了。

甲: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些先前介入过民运或同情民运的人,自己躲开不说,还要回头来对那些依然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指责嘲讽。

乙:英雄未必恨懦夫,懦夫必定恨英雄。不恨英雄的懦夫已然不是懦夫,因为“知耻近乎勇”。据哈维尔讲,当年他参加七七宪章运动,受到警察监视。这就对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构成了“不方便”,别人担心受牵连而对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布罗茨基写信问哈维尔:“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心‘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的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没有一些人只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倒霉蛋,所以值不得和你打交道?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你不但不是你所坚称的不方便,抑或在不方便的同时,还是一个很方便的错误行为的样板,因而也是可观的道德安慰的来源,就像病人之于大多数健康人那样?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回到家后对他们的妻子们说:‘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他可惨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性格?”

布罗茨基问得很尖锐,也很深刻。有些朋友动辄讲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那是人性的普遍性弱点。在任何民族中都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是不知道被迫害的异议人士是无辜的,也不是不知道别人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同情你敬佩你——除非是他们看到你们要赢了。只要专制政权看上去还是强大的,稳固的,他们就不会站在反抗者一边,即便在和老婆窃窃私语时也不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相反,他们还会嘲笑你,把你看成拿鸡蛋碰石头的傻瓜。也许,他们还会攻击你有野心——这就更好了,因为那表明他们在道德上比你更优越,起码是更正派。不错,这种人不一定直接参与对你的迫害,也不一定公开地为专制者唱颂歌。可是他们的冷漠与势利,还有那自鸣得意的麻木不仁,却实在令人心寒。

丙:哈维尔写了一封信回复布罗茨基的提问。哈维尔解释说,由于苏共当局更为残暴,也由于俄国长期的专制传统,致使许多民众在政治上更为冷感麻木,因此苏俄异议人士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但捷克的情况有所不同,捷克在历史曾经享有过自由民主,人民对自由有过切身的经验;另外,在布拉格之春之后,捷克已经出现了一片所谓“灰色地带”,当局的控制已经不那么严厉和广泛,所以一个捷克的异议人士日子要好过一些。在我看来,哈维尔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我总疑心他有所保留。这也难怪。如今的哈维尔是捷克人民选出的总统,他若是对一些老百姓的弱点进行放言无忌的批评恐怕就不一定合适。哈维尔在信中说,他希望能和布罗茨基“直接地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不知这话是否算一种暗示。

冷漠不是罪恶,但它是一切罪恶得以发生和延续的条件。在九零年六四于华盛顿举行的为方励之颁发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大会上,瓦文萨发表了一篇致中国民运人士的祝词,其中引用了一段雅辛斯基的箴言: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
他们至多杀死你;
不要恐惧你的朋友,
他们至多出卖你;
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
只有在他们不做声的默许下,
这个世界才有杀戮和背叛。”

不难想见,以瓦文萨的经历,他对这段话一定是深有感触的。他把这段箴言送给中国的民运人士,大概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对民运低潮期间可能出现的大量的冷漠疏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甲:在国内,由于当局的高压,许多人远离民运,政治冷漠,尚情有可原;为什么在海外,民运也陷入低潮了呢?不少人批评说这是因为海外民运人士自己不争气造成的。

丙:毫无疑问,我们海外民运人士应当深刻自省。不过我认为,海外民运陷入低潮,民运人士自身的问题只是第二位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民运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民运却始终是开放的事业。如果你认为现有的海外民运组织品质低,你完全可以成立新的更好的组织;如果你认为现在这批头面人物不争气,你就应该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八九年、九零年是海外民运的高潮期。当时,仅美国一地,以华人为主体的民运团体和积极参与民运活动的团体就有八百多家。在各个团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也有许多矛盾纠纷;但那都并没有妨碍整个海外民运的兴旺蓬勃。由此可见,海外民运陷于低潮,与其说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民运人士感到失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整个民运事业感到失望。在这些人看来,中共似乎还很强大,一时半时垮不了;民运力量还很小,短期内看不到胜利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渐渐地疏远了民运。在海外参加民运,虽然没有直接的压迫,但更容易有使不上劲的无奈感。这也是不少人消极下来的一个原因。当然,导致海外民运低潮的原因很多,此处不拟一一论及。不过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的形势。如果人们发现专制大厦有被动摇的可能,许多人就会冲上去助一臂之力;如果他们发现大厦还很坚固,加上自己那份力量也不能有什么改变,他们就很可能束手不前。

甲:如此说来,有些人把自己脱离民运说成是对民运领袖或组织感到失望所致,其实也只是托词而已。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民运人士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磨炼。

丙:讲到对民运的失望,应该说也不都是托词。那大概也和一种天真的、过于浪漫化的想法有关。不少人以为,既然你们都是大名鼎鼎的民运精英,又来到自由民主的海外,理当表现出精诚合作,团结对敌的美好形象才是。可是依据同样的想法,这些朋友不是也对步入民主化后的苏联东欧感到失望了么?如果他们注意到台湾政治中的黑金现象和国会殿堂上的肢体语言,他们不是也会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感到失望么?进而言之,就是对于英美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他们也会产生许多失望和不满。饱尝极权专制之害的人们最容易产生的一个幻想就是,他们以为社会上的一切弊病都是极权专制造成的;只要克服了极权专制,一切矛盾通通能得到完美的解决。

乙: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但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神话,一个有着巨大力量的神话。想想看,至少是对于许多人而言,如果他们不是抱有这种天真的幻想,他们怎么还会冒那么大风险、付那么多代价去为一种理想而战呢?今天的俄国人和东欧人也许已经没有了这种幻想。那没关系,因为他们已经跳过了专制的障碍,而在那奋起一跳之中,那个幻想、那个神话恐怕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人,在没有越过障碍之前就失去了神话的激励。

丙:神话的消失未见得都是坏事。毕竟,在那些稳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往往并没有借助多少神话的力量,更多的是仰仗一种经验主义的韧性精神。不论是好是歹,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神话的世界。我们必须善于用更深刻更平实的笔触,去阐明自由民主的伟大理想。

乙:你讲到理想,可是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理想主义的低落。正如福山所说,后期共产极权统治转换了手法,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迫使人们在道德价值上作出妥协,以换取物质上的富庶。由此,体制的牺牲者变成了体制的维护者,而体制本身则在无需民众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延续下去。”

丙:其实,中共采取浮士德式交易并非自六四始。在整整八十年代,中共都是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反自由化。“向钱看”的风气在八九之前即已盛行,道德衰败现象也早就引起有识者的忧虑。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八九民运的爆发。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仅仅在几天前还被别人视为“垮掉的一代”,在民运中显示出可歌可泣的理想主义精神。由此可见,直到六四之前,中共的浮士德式交易都未能奏效,甚至适得其反。经济改革的发展不是消除、而是刺激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不是转移、而是鼓励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只是到了今天,浮士德式交易的效应才得以彰显。应该说,六四是个转折点。六四前,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取得的进步越大,他在政治领域中的希望和要求就越高;前者成了后者的催化剂。六四后,人们越是有机会在经济上谋求进取,他就越是放弃对政治上的追求;前者成了后者的替代品,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六四屠杀的威慑阻遏作用。好比一股强劲的水流,本来是要顺势朝前冲的,一般的障碍都挡它不住;可是一下子遇到了一个极坚硬的岩石一时冲不过去,这时在旁侧又辟出了另外一条水道,这股水流便会转入另外的方向。这样,那块横阻的岩石也就大大地减轻了压力。倘若没有及时辟出的另外的水道,那股水流本来是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横阻的障碍突破的。

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照理说,由于高压,由于人民无法反抗,整个社会应该是一片死气沉沉;可是今天的中国却是生机勃勃,很有活力——且不说其中的混乱和危机。怪不得中国会出现经济奇迹,所有的能量都被导入经济大潮中去了。

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要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发生寄希望于经济发展遇到危机的原因吧。如果经济改革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难以进行下去,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增加;反之则不容易增加。

乙:这种观点很容易被歪曲。别人会说你们民运人士就是巴不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越坏越好。

丙:这自然是歪曲。因为即便从单纯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某些政治改革也是必要的;且不说经济发展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

甲:这种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了。譬如说,在市场经济下必有劳资冲突,工人是否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由于失业大军的激增,不少地方的工人已经组织了各种团体,举行罢工、请愿、和厂方或官方谈判。这些活动竭力避免政治色彩。有些罢工者干脆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不是要民主,我们只是要吃饭!”可是,由于他们采取了公开施压的形式,采取了独立组织的形式,那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很容易转而发挥政治的功能。当局对此十分头痛,打算取缔这类工人组织;但那样一来势必会进一步增加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难度,并且还可能刺激群众把原先尚属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化为更具挑战性的政治诉求。

平心而论,“六四”七年来中国的变化并非都是消极的,积极的变化也很多。两方面常常是相伴而行。在今日之中国,公共活动的空间极其狭小,但私人活动的空间则在迅速扩大;政治的自由讨论继续被列为禁区,非政治性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却有了更大的机会;不同政见的发表遭到严厉的压制,官方的意识形态却也乏人问津。不错,当局仍在高唱“四个坚持”的陈词滥调,不过它不再指望人们还能真心信仰,也不再强求人们一定要应声附合;只要你不公开地直接地批评反对,它也就眼睁眼闭、听之任之了。这应该说也是“反革命”水涨船高的结果,如果没有民运力量的潜在威胁,中共又何尝甘心于这种半途而废的局面?

乙:讲到“六四”七年来中国的变化,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向。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有反西方、主要是反美国的特点。它和那种健康理性的民族主义不一样。有人说,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来自中国人长期深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集体记忆。对此我深表怀疑。事实上,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比如说五十岁以下的人吧,根本没有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直接经验,有的只是大量的受本国专制统治压迫的经验。在我们的经验中,“内忧”之痛远远大于“外患”之痛。假如说这两年出现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那无疑是当局刻意地压制一种真实的经验记忆和渲染制造另一种所谓经验记忆的结果。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当局明文下令禁止对文革的任何讨论,包括纯学术讨论。当局很清楚,一旦人民可以自由地讨论文革,那必将勾起极权暴政的强烈情绪,这样一来,那个虚张声势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就化作轻烟了。

丙:你指明了这次狭隘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背景。这一点十分重要。类似的情况在六十年代的反苏修浪潮中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了。毛泽东发动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灾难。当时的人心固然愚昧,但一般人至少朦朦胧胧地还是感觉到所谓“困难时期”的种种困难是和先前党的政策有关,而和所谓自然灾害以及苏修的背信弃义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中共当局在残酷压制党内外反对意见的同时,居然成功地把人民中普遍的不满情绪引向了苏联。本来,由于三面红旗的惨败,中国应该从此转向一种比较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的。事实上,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东欧便相继走上了修正主义路线。唯独中国,而且还偏偏是在三面红旗的巨大灾难之后,反而走上了一条更左的道路,并进而为日后的文化革命这场更大的灾难作了铺垫。在这一不可思议的转变过程中,反对苏修,以及由此引出的那种狭隘的、排外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甲:我还可以讲一个更早些的例子。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当时的人们多是主张学西方的;可是到了两年之后的一九零零年,却引出了一场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仅仅两年之隔,整体情绪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前读历史,对这种变化甚是不解,如今看一看身边发生的事,反倒悟出了几分所以然。别人是通过了解历史从而了解现在,我是通过对现在的了解反过去弄懂历史。

丙:民族主义的兴起原属正常。大国之间相处,摩擦冲突在所难免,由此而导致国人对对方的某种不满也不足为怪。问题在于,中共在这种不满情绪中加入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以反美的名义反对自由民主理念,进而强化对国内民运的压制。用陈独秀的话讲就是,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对内压迫自己的人民。有人担心中共会不会搞军事法西斯主义,会不会对外侵略扩张。在我看来,以现今中国人的世故,要造成普遍性的偏执狂热相当不易。但中共确实可能在近邻耀武扬威,构成区域性的战争威胁——此次台海危机即为一例。重要的是,中共会主要地把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用于内部,用于巩固专制政权。

自然害怕真空,精神也害怕真空。导致这次狭隘民族主义上升的原因,一是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一是自由民主理念的被压制。只有大力推展自由民主的理想,用以填充人们精神的真空,我们才能把被中共误导转移的情绪回归本位,从而使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去除其狭隘盲目而保持健康理性。

甲:最近,一些朋友在一起议论六四,对眼下国人的精神状态都很痛心。有人说,中国人实在太怯懦、太愚昧,中国人真是活该受共产党的统治。我听后既感到痛快,又隐隐地感到不安。

乙:我理解你的不安。因为在这种貌似激烈的言词背后,透露出绝望。如果中国人真是这么糟糕,中国的民运还有胜利的希望吗?这甚至不仅是绝望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中国人只配共产党统治,那不是从反面论证了共产党统治的合理性、起码是现阶段的历史合理性吗?那岂不等于说自由民主不适合中国的民情吗?

丙:当然,这只是愤激之词而已。不过有一点是需要严肃指出的,除非我们相信人民,否则我们就算不上民主主义者。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人民表示极度的轻蔑时,他怎么还会真诚地为自己的人民争民主呢?历史上的确不乏这样的先例,有些人民不当权时激烈地反专制争民主,等到自己上台后却重新搞起了专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尽管在起初这些人还笃信民主,可是在尔后艰苦的斗争过程中却已经背弃了民主的信念。起初,他们把人民想得太完美,以为只要向人民讲明专制的真相或本质,人民便会义无反顾地追随他们奋斗,越是遭受压制越是斗志昂扬;即便是遇到残酷的镇压而不得不暂时地退却,人民的心也矢志不渝地向着民运、向着自己。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却发现人民远远不是那样的完美。要让大家都认清专制真相竟是那么困难;就算人们认清了,却又顾虑重重,犹豫不前。政治压力缓和时还好办,尤其是在残酷的高压之下,人们竟是那样的软弱、堕落。他们原以为高压会激起更坚决的反抗,殊不知那却造成了广泛的消沉、冷漠、躲避,其中还有背叛和投降。在失败的孤寂中,他们对人民越来越没有信心。他们愤激地说,这样没出息的民族实在只配专制。

乙:老专制者知道后一定会说:“对,我早就是这么想的。”

丙:在这时,他们确实已经和他们激烈反对的专制者想到一块去了。

乙:很可能,许多老的专制者也是这么变过来的。我们这些朋友,参加民运的历史不长,还只是初次品尝到失败的苦涩,就这么快地开始对自己的人民失望。这是需要注意的。

丙:对人民的弱点感到沉痛,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本属正常,而且也有益。因为它能激发起我们大家的向上之心。只是,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为荒谬。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对人民怀有信心。我们应该清醒地估计到人性的弱点,这样才不致于提出一些貌似坚决、而实际上连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斗争策略;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人性的优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人民的信任和爱。

甲:无庸讳言,中国今日的形势是严峻的。要使民运走出低潮,需要做大量的努力。纪念六四,唤起国人对六四的记忆,便是重要的工作之一。过去读历史,看到勾践卧薪尝胆,还天天早上让别人提醒勿忘会稽之耻,觉得很奇怪,难道那样刻骨铭心的耻辱也是会忘记的么?现在我才知道,再大的耻辱也可能淡忘,再屈辱的生活也可能习惯。

乙: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分明不是一个遗忘的问题。如果人们不是对六四屠杀的恐怖记忆太深,他们又怎么会如此的畏缩退避?八九民运的主体是年青的大学生。和成年人相比,他们应是对共产党的凶残最少直接经验和最少切身记忆的人,偏偏是他们,而不是那些对专制的凶残体验更多记忆更深的成年人群体。率先走上街头。今天,我们呼吁人们记住六四的罪恶,难道不也应该呼吁人们摆脱六四恐惧的记忆吗?马基雅弗里说,君主要让人民又爱又怕,如果不能同时做到二者,那么让人怕比让人爱好。暴政正是立足于让人怕这一点上。它力图使人民相信,只要你起来争取自由民主,必将遭到镇压。中共领导人宣称,如果再发生“动乱”,他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

丙:民运中也有人持相同的观点,他们不相信民主力量有可能迫使当局中的死硬派陷入无所施其技的境地,从而实现良性互动和民主转型。必须看到,共产党能够以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以专制的办法治党。因此,广大的共产党员同样是被压制者。我们说相信人民,当然也包括了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譬如东欧巨变,正如奥尔森所言,毋宁说就是“导因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批官员采取了集体行动。”

不管专制者为自己的专制编造出多少美妙的根据,也不管有些暂时屈从于专制的民众为自己的屈从寻找出多少合理化的借口;专制社会必定是充满内在紧张的,在专制下生活归是令人不快的和屈辱的。因此,人们总会尝试反抗。三百年前的一位哲人说:“当人民普遍地遭受压迫和得不到公正待遇时,一有机会就会摆脱压在他们头上的沉重负担。他们将希望和寻求机会,这种机会在人事变迁,暴露弱点和机缘凑巧的情况下,是不会迟迟不出现的。谁从未见过这种事例,他一定是阅世未深;如果他不能从世间各种政府中举出这样一些事例,他一定是读书极少。”□

《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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