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的董桥先生在《苹果日报》的专栏里，引述了查良庸（即金庸）去年十月在杭州报业研讨会的讲话内容：“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和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可想而知，这番讲话在香港引起一片批评之声。金庸不服，说别人“断章取义”，于是在《明报》上将这次讲话全文发表。我从此间（北美）《明报》读到金庸先生这篇讲话，我发现，那非但坐实了董桥等人的批评，而且还有更多的问题。
就在这次讲话中，金庸先生还讲过以下两句话：
（1）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
（2）“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
认真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两句话根本是互相矛盾的。
这就是说，如果第一句话为真，则第二句话必为假；如果第二句话为真，则第一句话必为假。这两句话只可能有一句话为真，绝不可能两句话同时为真。但是有可能两句话同时为假。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例如九七前的香港——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那么，恰恰是在九七前的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做了四十几年新闻工作的金庸本人，又有什么资格标榜自己始终坚持“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呢？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果真是全然谈不上真实公正，那么，金庸就该向“党和人民”沉痛检讨，老实交代自己过去几十年间是如何在“真实公正”的幌子下，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也不免假话连篇”，下决心痛改前非，站到“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立场上来。可是，金庸非但不作自我批判，反倒标榜自己一生都“忠于事实，公正评论”，这不是撒谎欺骗吗？
反过来，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做了几十年新闻工作的金庸一直能够坚持“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那本身就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绝非“全然”谈不上真实公正。相反，那正好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传媒工作者确实可以做到真实公正，确实存在着真实公正的传媒——金庸先生和他的《明报》就是一个例证嘛。《明报》是香港的大报，这就是说，一家“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但可以存在，而且还可以成为主流媒体之一。金庸本人在当老板以前，当过记者、编辑、社评委员、总编辑，做这些工作——照金庸的话——都是没有自由的，只有老板才有自由，但是，始终坚持“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金庸却没有被压制被埋没（当然更没有因此而被批斗被监禁），而且还做出名气做出影响，得到上司和老板的信用和提拔，这种“不自由”好不令大陆同仁羡煞！若说这样一种体制是“虚伪”，那才是虚伪，是地道的谎言。
金庸的两句话不可能同时为真，但完全有可能同时为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绝非全然谈不上真实公正，而金庸自己也并不象他标榜的那样一生都忠于事实，公正评论。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未必不真实，而金庸本人则未必公正。
以上所说，无非是对金庸讲的两句话略作逻辑分析。至于这两句话，到底哪句为真，哪句为假，抑或两句同时为假，我用不著作结论，相信读者自有明断。总之，金庸讲话必定有假，这一点在逻辑上就是可以确定的。
批判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这种话，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十年。金庸的讲话毫无新意。唯一的新鲜之处在于，如今这番讲话竟是出自一位资本主义新闻界成功人士之口，实在是莫大的荒诞，莫大的讽刺。
类似的新鲜事还有一例。不久前，刘吉（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据说曾是江泽民的幕僚）接受中国时报采访，对民主选举大加批判，批判民主选举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有钱人的游戏。此论出自中共官方人物之口，岂不滑稽？我们知道，共产党过去是在野党，是穷人党，在民主选举中赢不了，回过头来指责选举制度“虚伪”，指责民主选举只有利于既得利益者，只有利于统治阶级。观点虽站不住脚，倒是和其处境相一致的。如今的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极庞大的资源，那态势正和先前相反，照理说，它就该乐得接过民主选举，以便更理直气壮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为什么反倒拒绝呢？
稍加思索便可发现，中共拒绝新闻自由，拒绝民主选举，绝不是嫌弃它们的“虚伪”，而是害怕它们的真实。中共绝不是不知道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真实性。它是知道的。它早就知道。它太知道了。□
《北京之春》2000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