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0 钱钢 尽知天下事
我虽从事文字工作多年，阅读上仍有许多盲点。比如不少人熟悉的《安妮日记》我没有读过，对安妮·弗兰克的故事知之不详。
这次的机缘有几分偶然。先是去阿姆斯特丹，朋友的女儿晓月见面就说，叔叔，真遗憾，没订到安妮博物馆的票。当时我怔了一下，连忙搜索记忆，安妮？
不过当她带我们泛舟运河时，我一眼看到了河畔的安妮密室；第二天去一间餐馆，恰好又途径安妮雕像。
两周后去德国汉诺威，在当地工作的朋友胡青开车带我们去古镇策勒，她说先去看一个集中营，到了才知道，那里是安妮的蒙难地——伯根-贝尔森。
我正在德国寻觅“绊脚石”，现在遇到安妮。这是同一个故事。
犹太人在荷兰
我在荷兰国立博物馆见到了这个：
棋。棋盘上有大炮、坦克、飞机、炸弹。这件崇尚暴力的“礼品”，是德国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送给荷兰纳粹领导人穆赛特的。安妮在日记里曾流露了对穆赛特这个“老胖子”的痛恨和不屑。
安妮一家是德国犹太人。1933年，纳粹上台，安妮的爸爸“用脚投票”，把家迁到荷兰，这使4岁到11岁的安妮有快乐的童年。但暴力的脚步比流亡的脚步快。1940年，德国入侵荷兰。
“1940年以后，我们就没有过过好日子。”安妮写道：“纳粹党的侵略，让我们的苦难开始了，一连串针对我们犹太人的专制政策出来了。”
安妮得到生日礼物日记本、开始记日记还不到一个月，全家被迫向密室迁移。他们不敢提箱子出门，只好穿上许多衣服，“好像要去北极过冬一样”。犹太人不能搭乘公交，背着杂物的一家人在雨中艰难行走。
安妮日记如一幅幅“流民图”，记下屈辱躲藏的种种细节。网上有篇《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用时间轴串起二战中的荷兰》，作者称，荷兰是被德国所占地区躲藏人数最多的国家。1944年9月，地下躲藏达到高峰，约有30万人隐藏在6-20万个主人或家庭。我在柏林住处的一块“绊脚石”的主人布兰德斯，他也有过四处藏匿的经历。安妮让我对布兰德斯有更深切感受。
欢乐转瞬即逝
和成千上万早已被抓捕、驱逐、杀害的犹太人相比，藏匿者相对侥幸。安妮如同剪去翅膀的小鸟，却仍残存着自己的生活：读书，写作，依傍着父母（包括和他们的冲突），还有对男孩彼得的朦胧爱意……。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藏入密室一年之后，战局开始变化。一直有机会收听英国广播的安妮，记下了那些令人兴奋的消息：
“意大利投降了！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1943年9月10日）
“‘今天是D日！’今天12点，英国bbc电台这样报道。真是太好了！今天登陆了！反攻开始了！”（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
“有人要刺杀希特勒，不是犹太共产党，也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分子，而是一位德国将军，还是位年轻的伯爵呢！”（1944年7月21日）
安妮的姐姐乐观地估计，她们在9月或10月就可以返回学校了。
已见曙光，却突然坠入深渊。安妮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44年8月1日。8月4日，接到告密的盖世太保闯入密室。
生命最后数月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早春，竟然是安妮一生的最后数月。13岁前的安妮，留下大量充满童趣的照片甚至一段不到两秒的影片。13岁到15岁，她的密室日记展现了更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数月，没有片纸只字。有许多学者和记者作过考证，我也试着根据罕见且零散的资料，还原些微片段。
最初3个月，安妮经过了这样一条路：
她和姐姐先被关到荷兰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这那里关押了4周。这是中转营，被关押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韦斯特博克的厂房是这样的：
照片中的摄影师鲁道夫·布雷斯劳（Rudolf Breslauer），也是被抓的犹太人，纳粹发现他的技能，令其拍摄集中营影像资料；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安妮在被捕后4周的劳动环境。
鲁道夫·布雷斯劳拍摄的影片显示，当时男人拆卸被击落的飞机，女人分解电池。安妮姐妹极有可能做过电池拆解，直到9月3日被送往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鲁道夫·布雷斯劳后来也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杀害）。这是押运名单中的安妮和家人：
从韦斯特博克到奥斯维辛，由西而东，当时火车走了三天三夜。鲁道夫·布雷斯劳留下了火车运送的画面：
画面中没有安妮，但这一切是安妮亲历过的。到达奥斯维辛，侥幸仍在。安妮一家没有被送入毒气室，而是被当作劳动力关入营区。可见在韦斯特博克4周苦役后，他们的身体尚可支撑。
我想知道安妮在奥斯维辛的生活。这天在柏林房东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名为《记忆》的书，若有冥冥中指引，这竟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作者是比安妮大3岁的犹太人汉娜·格林菲尔德（Hana Greefield）。她书中有亲历者绘画，描绘女子们劳动结束后的情景——我相信这也是安妮的亲历：
这次苦役的时间是7周。苏联军队日益逼近，1944年10月底，安妮姐妹又一次登上火车，三天三夜，由东而西，被押送到德国的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
这是写《我的134块“绊脚石”》时，我在当年押运犹太人的始发车站所拍。躺卧式钢铁纪念碑显示，1945年1月5日，一批犹太人从柏林被押送到萨克森的伯根-贝尔森。这也就是安妮所去的集中营。
伯根-贝尔森
胡青女士带我们去时，大雪未融，寒意逼人。茫茫雪原中有一座黑色建筑，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纪念馆。
集中营始建于1940年，最初是战俘集中营，这是1941年苏联战俘押到这里的情景：
1943年后,这里增设囚犯集中营和居民集中营。1944年末至1945年初，随着盟军逼近，靠近前线的集中营里的人被疏散至伯根-贝尔森。成千上万人突然涌入，人满为患，食品和药物短缺，疾病肆虐。
和我在德国到过的诸多历史博物馆相似，纪念馆里，实物、图片、原始文件、幸存者口述的视频……把后人带回历史现场，步步惊心。
幸存者贝拉·雅克布维茨·托维(BELLA JAKUBOWICZ TOVEY)回忆：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和奥斯威辛不一样。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没有毒气室。应该说根本不需要任何毒气室，那里就是真正的死亡集中营。我记得我们被带进一个又大又空旷的营房。地上仅铺上干草。我们被推进了营房，无法伸腿。我们就抬起膝盖顶着下巴坐着。我们无法伸展四肢，饥寒交迫。我想说，不久之后我们就能伸腿了，因为人们开始陆续死去。我们周围的人们几乎都很快地在挣扎中惨死……
幸存者爱丽丝·洛克·卡哈那(ALICE LOK CAHANA)形容伯根-贝尔森是“人间地狱”。
童年好友见到安妮
安妮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里。奇迹一般，两个童年好友在伯根-贝尔森的人海中发现了她，一位是娜内特（Nanette BlitzKonig），一位是汉娜（Hannah Pick-Goslar）。
汉娜曾在安妮日记中出现，安妮称她“汉娜莉”（Hanneli）。日记出版时，安妮的父亲将这个名字改为“Lies Goosens”，中文版译为“丽茨”。下图左为安妮，右为汉娜。
1943年11月27日，安妮写道：
昨天晚上，正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间，丽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亲眼看见她站在我的面前，衣服破破烂烂的，消瘦的脸蛋很是憔悴，大大的眼睛哀伤地盯着我，似乎是在责备我，我能够从她的眼睛里读出这样的东西来：”哦，安妮，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快来帮帮我吧，就请你把我从这地狱里解救出来吧！”
…………
噢，丽茨，我的伙伴，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活到战争结束，倘若真是那样的话，到时候你一定要回到我们的身边……
我仁慈的主啊，就请您保佑她吧，最起码不让她孤单也好啊。哦，我还要请求您替我告诉她，我是真的非常思念她、同情她，也许这能够给她力量，让她能够忍受她的一切遭遇。
藏入密室时，安妮和家人没有告诉汉娜。汉娜去过安妮家，听人说安妮去了瑞士奶奶家。汉娜1943年被盖世太保抓捕，1944年从韦斯特博克送往伯根-贝尔森。因为父亲曾设法为她弄到外国护照，所以她被关在“交换营”——战争接近尾声，纳粹想用持有别国护照的人交换战俘。这使她的处境稍好于安妮。
娜内特最先看到了铁丝网另一侧骨瘦如柴的安妮，但是谁也不敢靠近，怕被哨兵射杀。几天后的一个雨夜，汉娜冒险来到铁丝网边，那一侧有人帮她告知安妮。在寒冷中等待的汉娜，听见一个虚弱的声音在叫她。
两个好友一见面就哭了。“她已不再是我在荷兰认识的安妮，”，幸存者汉娜回忆，“她充满惊恐，不抱希望，好可怕。”
三天后，汉娜为饥饿的安妮准备了一小包食物，黑暗中扔过铁丝网，却被另一个女人拿走。汉娜听到安妮的哭泣。几天后，她再次冒险送去食物和袜子。安妮终于接到了——这是她俩最后一次见面。
“她是一个破碎的女孩”，这是安妮留给汉娜最后的印象。那个叽叽喳喳活力四射的女孩，已被摧毁。
安妮之死
安妮在伯根-贝尔森的数月经历，仅留下细碎残片。她的经历淹没在数万人的惨烈故事中。
1945年初，伯根-贝尔森的环境已恶劣到极点，斑疹伤寒等疫症流行。汉娜见安妮时，安妮的姐姐已经染病，虚弱得无法下床。从这点判断，她们见面的时间约在疾病爆发的1945年1、2月间。当时的安妮已被瘟疫包围，娜内特曾见到她无法忍受布满虱子的衣服，赤身裹着毯子，瑟瑟发抖。她无法挣脱厄运，不久就会被斑疹伤寒击倒。
荷兰官方曾确认安妮姐妹死于1945年3月。2015年，安妮博物馆发表专家意见，认为当时一旦罹患斑疹伤寒，12天内就会死去，由此判断，安妮姐妹更可能死于此前的1945年2月。
这日期令人扼腕——几天前的1月27日，苏军进入奥斯维辛，安妮的父亲获救。
那正是伯根-贝尔森最黑暗的日子。因患斑疹伤寒而死的人多达3.5万，每天有大批的人死去。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到达伯根-贝尔森。当时集中营内有6万被囚禁的人，多数已患重病。露天堆积着1.3万具未处置的尸体。BBC随军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的现场报道称：
……这里有超过一英亩的土地布满了尸体与将死的人，你也无法辨别两者……，瘦骨嶙峋、毫无希望的人们幽灵一般地走着，既无生机也无希望，无法自你的行进方向闪避……，一位精神失常的母亲向一位英军哨兵尖声请求给她孩子一些牛奶，并将这微小的孩子塞进他的臂中，然后跑开，一边发出恐怖的哭喊。那位士兵打开裹布，发现婴儿已经死去好几天了。
乔治·罗杰（GeorgeRodger）也是最早进入伯根-贝尔森的记者，他看到——
博物馆中还有多幅他拍摄的死难者照片，惨不忍睹。
雪地，士兵……
胡青带着我们去看墓碑。寂静的旷野，只有脚踩积雪的声音。
1945年4月15日后，英军的当务之急是抢救病患（仍有1.3万人不治而亡）、控制瘟疫。他们将尸体集中掩埋于万人冢。这是万人冢的墓碑，纪念死于此地的5万蒙难者。
5万人中，安妮姐妹受到特别的关注，冰天雪地，她们的碑前都有鲜花。历史就是如此：千千万万人的故事，或散佚失记，或语焉不详。仅有极少数人的故事流传下来，他们成为符号。
在《安妮日记》中，有一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1944年4月4日，安妮写道：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女记者，我一定要做到！
这是安妮的价值：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听到她笑、她哭、她窃窃私语，感受生命的美好与美好的毁灭，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对人类的告诫。
离开纪念馆时，我看到雪地里停着数辆军车。一群年轻的士兵，正驻足聆听讲解。他们高大，矫健，年龄其实比当年的安妮大不了多少，大概是“九五后”，甚至是“零零后”。
这一幕别有意味。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德国罗伯特·博世研究院魏茨泽克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