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八一年春季，北国季春，比不上江淮。师范大学的海棠园，原先一片芳菲，如今纷纷零落。一天，张武到我宿舍，说是来辞行。我不解其意，他说：“我念了二、三年书了，觉得用处是有，但中国的读书人被书本误掉的太多，本来所学甚浅甚稚，加上到社会后不得不随俗浮沉，有几个还能真正成材呢？纵观历代书生，避世者惟得自静，入世者多为官奴。我决心摆脱这样的恶运。我已接受江南友人的邀请，去那里当采购员，月薪一百多元。”我说：“是车上遇到的那俩人请你去的么？”张武说：“对。自我前年与他们接上头后，我家的亲朋在新疆替他们收毛皮羊毛。他们得大利，我家也挣好多。我看我们由做生意介入社会改革，是最实际的了。将来要是发财了，岂不比干靠几个死工资更能解决点实际问题么？”我听了有些惋惜，说：“明年毕业后再去不行么？”张武说：“老兄岂不闻‘君子见几，不俟终日’的说法么？等到明年，这机会还不早跑到谁的手里。”又说：“时不我待，论毕业，人的一生哪里有毕业的时候呢？我想趁大家都还没往这个领域琢磨的时候，来个捷足先登。这也是制人机先吧。”我知道他做事一向果断，说干就干，颇具坐言起行的男子气概，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问些如何起身以及今后如何联系的问题。
几天后我们师大的一班学友、诗友为张武饯行。饭桌边，张武言辞激昂，深得众人饮佩。鲍士奇口占一首短诗－春风送暖兮大气和，男儿举酒兮猛唱歌。送我友兮南征，羡我朋兮良谋！木子萍此时腿伤已好，席间有些不安态。我想她与张武是一对情侣，马上要人分两地，心里当然不是滋味。鲍士奇大概也看出她的心情，便提议散席。临别，张武又对我说：“这次去江南只是练兵去的，将来社会必迅速发生骤变，经商赚钱将成为许多人的主业，到那时我再作随机应变。有了物质的力量，我们将来才有力量对社会实施有力的影响。”鲍士奇过来说：“此去，正是张兄的职责。词章小道，文人的余技耳。兴利除害，方是男儿本职。”我说：“知行俱捷者，要数张武老兄。”
张武走了第二天，王文贞、李少川在饭厅见到我说：“木子萍家出事了，我们去看她吧。”我问：“什么事？”他们说：“才接到电报，说是她的家乡发大水，父母当时在低洼地干活，山洪甚猛，将人冲走，水退之后，乡亲在十几里外才找到尸体。木子萍现在哭得很伤心。鲍士奇、杨红蔓、水芳已去她的宿舍了。”于是我们快步去了女生宿舍楼，见木子萍躺在床上，眼睛都哭肿了，周围有几个同学，或拉住她的手，或用毛巾擦她的泪水，或轻声安慰她。好一阵子后，木子萍睁开眼，说：“明天我就回去，父母一死，底下六个弟弟妹妹，怎么过呀？”蔓、芳也在一边垂泪，说：“好不容易考上学校，中途辍学，太可惜了，我们等会打个电报给张武，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鲍士奇说：“电报可暂时不打，反正我听说了张武走时，丢了些钱给你的，你先回老家，安置好了，再给我们写信。”又有几个女同学劝她缓几天再走，怕目前这样的身心路上生重病。木子萍怎么也不同意，说：“我的六个弟弟妹妹很小，不要说现在有火车汽车，就是步行我也要立刻返乡。”说着，挣扎着起来收拾行李。水芳说：“我陪你回，好不好？”鲍士奇说：“这样很好，少川兄，你辛苦一趟，去买二张西宁的火车票。”
个把小时后火车票买来了。我们几个男生帮木子萍与水芳的行李包整理好，又安慰了几句，便离开了。次日，大家送木、水二人，木子萍含泪上车，一直到火车开动时，才离开门。火车跑了老远，我们还能听到木子萍的呜咽声。
星期天一到，我们师大的几个人，除了王文贞，早饭一结束就来到了海棠丛下。这一会，民院的几个也来了，但都没有从前那样欢快。我仔细一看，马刚、王雯丽没有来，财经大学的瓦娜也没有来，古丽说王雯丽退学了，马刚是班长，系里今日集体活动，也来不了。杨红蔓说瓦娜病得个把月了，才出院。大家埋怨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去看看她，才尽些同学的友情。”杨红蔓说：“你们还不知道？瓦娜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性格，要强得很。她不让我说她有病。”此时民院的几个同学个个沉着脸，没有一丝笑容。杨红蔓说：“今天怎么啦？两个人生病，就把大家的兴扫尽了么？我们还是快谈诗吧？今天谈论古今的咏春诗怎样？”古丽说：“杨雪贞病亡了，我们怎么高兴得起来？再说你这题目也太大了，我们哪能知道的那么多？”我们几个听此消息，如遭电击。鲍士奇说：“就是那个白族的，去年休病假的杨雪贞吗？”金芙蓉说：“没错，就是她，一朵金花就这样凋萎了。这是她的最后一信。”掏出了杨雪贞临终前的来信。
杨红蔓接信展读，其辞曰－诗社诸友共鉴：贞居僻地乡野，已历年余。每忆海棠丛下之聚，方觉已享应有之欢。自得之情，言不能尽。贞去岁肝病，转为腹水久矣。浩浩苍天，将不容我；来生相会，望勿哀伤。恳望诗社聚会时，为我留一坐位，则余无遗恨也。雪贞草草于病榻。我望那信纸，只见那些字如断梗飘蓬，毫无生气，与昔日杨雪贞一手神清骨秀的王家行体相比，截然不同。几个女生嘤嘤抽泣。杨红蔓又翻看信的背面，只见上面有杨雪贞家人的话，大意是：雪贞写此信时，嘱我们待她去后发出，十天前她已长眠地下，与永恒为伍。一时间春光虽好，怎敌住无限悲哀。诸友均陷入伤心。金芙蓉突然暴怒起来：“都是这个官僚当道的国家害了她！你们想想在欧美民主发达的国家，大学里会有许多肝炎、伤寒吗？”李铁山说：“一时也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现在我们能为杨雪贞家做点什么呢？”我心想，要是张武在还能想法凑些钱，给杨雪贞父母寄去，可惜他既不在京，木子萍家又遭大难。真正是无能为力了。古丽说：“是否凑些钱，给雪贞的父母寄去呢？”李少川说：“寄点钱，杯水车薪的，不解决问题，更不能慰其父母失去爱女的哀心。我看这样，你们民院的几位女生，每月轮流以养女的身份，给雪贞的父母写信。将来我们工作了，有了工资，大家轮流去看望她父母，以弥合其父母感情上的创伤。”鲍士奇和大家都觉得这方法好，于是委托金芙蓉负责督促此事。鲍士奇又说：“今天看来大家心情都不好，那还有心思谈论诗文呢？不如各自随意走走，散散心，怎么样？”大家当然没意见。于是杨红蔓带金芙蓉、徐文去宿舍了；李铁山、李少川、古丽说是要去西单书店逛逛；临走时，古丽将我叫到一边说：“雯姐真是可怜。”我不解其意。她说：“其实她这次回家过春节，结婚了。也是没有办法的呀！这次病……这次病……”我问：“什么病？”古丽说：“以后告诉你吧。只是她临行前托我问师大几位诗友好，尤其是你。因为她和你都诗社的老社员了。”我说：“她这个人，长相好，情性纯，操守贞，是个难得的才德女子。既然病了，川南山区能有什么好药吃呢？我们买些药寄给她，如何？”古丽说：“药也能乱寄么？你又不知她是什么病？”我问：“到底是什么病，别让我猜迷，好么？”古丽说：“以后会慢慢知道的。”转身与几个人走了。
海棠树下，只剩下鲍士奇和我。良久，鲍说：“天民兄，这接连二、三的天灾人祸，临到我们朋友的身上。我们没有能力从物质上帮他们，真惭愧啊！我看今后，我们将诗词歌赋一类辞章之事，要往边上放一放了。把辞章之事留给文学人，我们要往实务道路上走，象张武那样。”我说：“也有同感。章太炎早就说过，辞章小道，乃末技也。”鲍说：“香山诗社也不解散，愿参加的就参加。我们再结一个社，以实务为探讨中心。”我说：“现在快期末考试了，不如等秋天再考虑此事。”我们一直谈到中饭时，才离开海棠园。
几天以后，鲍士奇在图书馆前碰到我，递过二封信。打开一看，木子萍的来信大意：现在已将家中弟弟妹妹安置好，房子又倒了，乡亲帮忙，临时盖了二间草棚。张武同意她休学的想法，并表示多攒些钱，帮她的弟弟、妹妹盖房子上学等等。水芳的信写道：“我决定留下帮助木子萍，她一个人不足以操持这个家。我已写信给家人与系领导，不管人家赞成与否，我会坚持留在青海木子萍家。古人有羊角哀、左伯桃生死之交传为千古佳话，又有吴友安弃家赎友的仁义楷模。难道女子中就不能有这类人么。”底下她说，本村及邻村有几十个失学儿童，她与木子萍想办个免费小学，当地乡亲特别欢迎此事，对她们很热情，她又表示将来鲍士奇愿去那里则好，不愿去则也不勉强等等。
我说：“这真是现代的女吴保安、女羊角哀了。没想到水芳平素文静的，看不出多大的勇气与魄力。此时此事真叫人刮目相看。由此可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疾风知劲草’诸说，并非空话。”同时心里想，鲍士奇虽有仁慈心肠，但将来不见得去那偏僻的高原乡村，又说：“鲍兄将来如何打算？”鲍士奇轻松一笑说：“将来是变化不定的。为什么非我去不可哩？也许将来那里的教师多了，木子萍弟弟妹妹也长大了，水、木二人自动到外面来。也许将来我们有力量有办法既帮那里的乡民，又让水、木二人回到城市。总之将来再说吧。”
学校的生活无非是读书、讨论、考试，日复一日，只有到了假期，才算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年暑假，我回到了离开三年的故乡桃源县。县城依旧是破烂不堪的，少许的水泥街道上尘土飞扬，土街道上更是高低不平，道边街边，到处是垃圾杂物，几乎没有树木，天热得人终日流汗，满城散发着热哄哄的腐臭气味。广播喇叭整天在道边播放官府的什么要实现四化的牛皮，我心想觉得好笑，连树都栽不好，还空喊什么四化！
到农村后，我走访了很多亲友，我的舅舅，已有两个病逝了。说起来，这时苏北农村的生活与千百年来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农民的情形一样，饥寒交迫是常见现象，三十岁左右，人便开始衰老，五六十岁只要遇上病，几乎没有不死的，因为即使是头疼发烧的小病，也没有钱医治，往往因此而小病酿成大病，直至死亡。落后地区的农民或者说中国地区多数的农民，一生与贫困、饥饿、寒冷、疾病相伴，一般三十、四十，就免不了哮喘、胃溃疡、严重的风湿病等等。我的几个堂舅舅跟亲舅舅一样，少年时只要我去他们家，就是有碗好些的稀饭，他们也舍不得自己吃，总会坐在边上看着我喝下去。想到这些亲情，再加上读了些书，明白他们只是几亿贫困农民的缩影，明白他们贫困的根因，真是心如撒上辣粉，又如遭万箭穿击，一股烈火常常燃起，恨不得立刻将不合理的体制砸碎。
有时我一人，或与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去坟头前致哀。夏野到处郁郁青青，坟头上也有青色，但这不再是诗人眼中的青色，在我心中勾起的只是无限的难过。有时突然天雨淋淋，总觉凄风苦雨也知同情黄土垅中的普通农民。好几个夜晚，我埋头写字，将自己的回乡感受、悲痛心情告诉了各地诗友。其中我给鲍士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此次返乡，方深知诗词文章不足以济我同胞之困厄，从前兄所示之明教，愈觉高瞻远瞩，非研习实学，使用实学，不能生大同均富之实效。
开学后一段时间，大家都忙于各自的功课，见面往往匆匆点头就分道而去，偶尔说上几句，也是“过些日子好好谈谈”之类的应酬话。大约九月底某天，李少川、王文贞找到我，说：“鲍士奇约了很多人聚会，都是爱好文史诗文的，晚饭后，老地方。”晚饭后，我前往海棠树边，远看上去，已有四、五坐在石桌边，除了鲍士奇、杨红蔓，另三个我不认识，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一个戴眼镜。待我们见面后，鲍士奇介绍那个大个子说：“这位是藏族的赵如霖，四川阿坝人，哲学系的。”介绍那个矮个子，说：“河北人钱实行，气象系的。”介绍那个戴眼镜的，说：“孙仕勇，南阳人。”杨红蔓说：“我，你们认识的。替你们介绍几位新朋友吧。”顺着杨的手指方向，我看到广场南头，李少川、王文贞带了六、七个往这边来。杨说：“我从东向西介绍吧。最东边的第二个叫李久通，汉人，天文系的；第三个是俄语系的黄琳，徐州附近人；第四个大汉叫周中正，数学系的，山东人；第五个看上去就是个怪才，叫吴安石，江西人；第六个是女生了，叫郑庄重，物理系的，广东揭阳人；第七叫王德茂，江苏人，化学系的；第八个我不认识。”我问：“那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的？”杨红蔓说：“日前，我们小聚过一次。”
不一会，两班人聚到了一起，大家不免又是一翻介绍，热闹异常。这时我们才知道那第九个女生叫穆蓉，生物系的，安徽亳县人，曹孟德的同乡。鲍士奇说：“大家五湖四海，各有所长，能到一起，互通有无，是个好事，希望日后能开诚相见，肝胆相照，以不负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既然到了一起，我想尽量免去客套与虚浮。现在就言规正传，请大家发表见解，先谈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众人沉默了片刻。我想总得有人抛砖引玉吧，于是说：“宇宙任何事物间无不存在着联系，而有一种联系是内在的，相互影响的。我们人类文明，自产生到昌盛，先后间的联系不可等闲视之，谁见过宇宙过程中有前后截然不同的断裂呢？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应是断裂的关系，而应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望诸位一道，研察传统文化，有用的成份发展之，无用的成份废弃之。请各位畅所欲言吧。”算是一块土激起几层浪，人们有些意思了，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遥遥欲试，有的若有所思。那位藏族大汉赵如霖激动地说：“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总有它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必定是它能维系人心，人心稳然后才会有社会稳定。近来我读孔墨，觉得他们的目标基本一致，只是方法途径略有不同，孔子保守一些，墨子激近一些。孔子勤奋博学，墨子踏实笃行，《老子》中虽有消极成份，但其辩证法经过改造，仍有大用。孟夫子了不得呀，他开口闭口是法先王，而不是循周礼，先王的仁政其实就是民主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一类，他到处口若悬河，整天宣扬那先王式的仁政。更可贵的是他将人主体的内在价值与仁政以及历史的变化联系起来了。他一再强调过，良知人人生而固有，扩大到政治制度中，就可实现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他说人心既是一种器物，又是多种功用即有思维、情感的功用，发挥这种功用，就能把握知识。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他顽强地认为，坚持很好地运用此种功用，光大人性中生而固有的仁爱种子，压制物欲的泛滥，并将良知扩充到个人与政府的实践中，使自己成圣，为民众造福。我们现在的学子，欲有所作为，怎能忘掉养心、节欲、博爱呢？至于庄子逍遥、颓废，我不怎么喜欢他。荀子治学严谨，只可惜没有孟子那样继承了孔门的主体思想，而是蜕化成儒家专制派的鼻祖。再说那些如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也不是一无是处。我想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与制度设计在先秦就大体定型了，后来的二千年不过是枝节上的变化罢了。”穆蓉笑道：“好家伙，是开古董课不？一下子说出这么多人，叫我听楞住了。”河北人钱实行说：“我看我们年轻人不能忘掉实行的重要性。知与行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自古以来为一大课题。《诗经》里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话，王明阳‘知行并重’的话，都应是我们的座佑铭。清朝初期，我们河北出了个大学者，叫颜元，就很注重实行。他的学派就叫做实学。我认为实实在在地求知、做人、做事，当是我等终生的原则。”江西人吴安石笑着说：“难怪你取名实行，原来是颇有些来历的。”南阳孙仕勇说：“刚才钱君讲‘实’字，讲得透彻。一下子开我茅塞，原来我读《中庸》，被里面的‘诚’字闹糊涂了，一会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一会又讲‘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又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好象又说过‘不诚无物’。这下子我明白了，用‘实’字来解‘诚’字，就明白浅显了。说‘诚者天之道也’，就是说天是实实在在的，刮风下雨、四季轮流，养育万物，皆明明白白，没有什么弄虚作假的欺诈作为。说‘诚者人之道’，一定是说人应发挥实实在在的品性，摒弃欺诈虚伪的侵蚀。‘不诚无物’一定是说，不实实在在的话，最终就不会有什么存在与成就。自己实实在在地使人心中光明的一面扩展起来，才符合人性。实实在在与光大宏扬又是互为一体的。光大宏扬本性中固有之德智，是成已，就是造就自己；实实在在做事，从事生产创造、为他人提供合格的产品与服务，是成物，就是造福社会。这实实在在的品格与行为发展到了顶峰，就完全符合宇宙中的最高法则了。感谢你了，钱老兄，你的一个‘实’字扫清了我多少迷雾。”此时俄语系的黄琳笑着说：“我的妈呀！这么多‘诚’呀，闹得我进了迷宫。从前不知迷宫为物，现在完全领略啦。”李少川说：“黄小姐，我能否将他的见解简化一下吗？”黄琳说：“求之不得呀！”李少川说：“《中庸》的目的要人实实在在，真诚无欺。但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实实在在呢？根据是什么呢？’《中庸》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将‘诚’字赋予形而上学的意义，就是说强调‘诚’是人与宇宙的固有属性。”黄琳及众同学说：“这样就好懂得多。”天文系的李久通说：“我讲几句，各位不要见笑。我叫李久通，我想就刚才几位的谈论结合我的名字谈点看法，古人有‘诚则通，通则久’的说法。现在我明白这意思了，实实在在才能通畅无阻，通畅无阻才能久存下去。我父母以此为我命名，一定是要我追真诚长久了。离开真诚，便无长久，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感到李久通既有东方朔、简雍一类的诙谐，又有正统儒生的格调。这时黄琳说：“我不久前，才接触文学啦，历史啦，觉得许多内容很有趣，所以杨红蔓一讲聚会的事，我就跑来了。我原不懂什么诸子百家，但有一点疑问，总是悬在心里，就是一班孔孟的儒生提倡的‘三从四德’与现代人提倡的妇女解放问题。‘三从四德’也忒狠了。将妇女放在奴隶的地位，应有的人权一概夺光，最后竟把殉夫不要命的说成天仙一般的人物，你们看荒唐不荒唐？试想一个女子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爱，还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呢？又吹捧小脚，真是变态的心理哟。现在‘三从四德’的遗毒仍在，许多妇女在家中受丈夫管制压迫，成了做饭、洗衣服、端马桶的工具。孔夫子多厉害呀，死了二千年，灵魂还在一班为非作歹的男子的身上。不过现在有些妇女解放得也过头了。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里，都有这样的妇女，将丈夫当成奴隶，经济权一人独览，见到丈夫家的亲戚如同敌人，弄得丈夫买包烟交个朋友也犯难，平素对丈夫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不好了就发神经，甚至连洗脚水都必须是丈夫倒的。好了。我要说的是如何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取得平衡呢？套用孔老夫子的话，可叫做如何取得‘中庸’呢？”我说：“可不要随便怪罪孔子，‘三从四德’可不是孔孟的原旨，都是汉宋一帮迂腐的书生作的怪。”数学系的周中正大声说：“这个女权主义的课题能否以后讲座，我要讲我的了。”黄琳说：“有何不可！”周中正说：“孔孟虽是我的老乡，但我觉得孔孟的一套在现代工业社会，是没有用了。历代所吹捧的孔子，无不以三纲为中心。孟子虽有些自由主义，民权民生主义的色彩，但历代儒生不谈这些，只将他当作孔子的陪衬。这位孔老夫子害了多少国家多少人群！一些现代学者，一时不能全面了解古代文化，只知道孔子有‘仁者爱人’、‘学思并重’之说，又有‘发愤忘食’之勤奋劲头，便盲从乱信，认为孔夫子不得了呀。其实我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后来的李贽、黄南雷一班自由主义者与民权主义者伟大。科学才是现代人的有力工具，随便你如何废寝忘食，若不以科学为对象，则是南辕北辙了。孔子的一套不是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一套么？他一边要人人相爱，天下大同，一边又以周礼那一套陈腐的宗法封建制度为归宿，将特权阶层弄得无比尊贵。这就是我反对孔儒的根因。”吴安石哈哈一笑，说：“人家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是老乡遇老乡，背后开冷枪呀。好的，我也要开火了。我想这孔老夫子，实在是不怎么样。就思想而言，他不过是旧文化的整理者，没多少创新；就其倾向，他对特权阶层似乎有热烈的感情；就其品格，他也非勇敢的战士，不过是形势宽松了，就大声讲讲自己的意见，形势不妙了，就躲进书房，不问天下冷暖。我觉得古代真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家有墨子、王充、李贽、黄南雷等等，他们的身上都有战士的品格，都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停下擦汗。郑庄重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此时趁机抢着说：“听诸位开口就是天下国家，好有气魄。前天晚舞会上有四个留学生对我说：‘你们开口便言天下国家，是不是太玄了些，就是说太不切实际了。’我将了他们一军，对那个美国人说：‘你们开口就是面包、可乐’，对那个德国人讲：‘你们数典忘祖呀，马克思也是开口就谈天下国家’，对那个英国人讲：‘开口天下国家是中国绅士的风度，难道英国绅士忘了天下国家么？那得请转告他们每人买一本汉语辞典’，对那个法国人说：‘不谈天下国家，你们在哪里呀？难道法国派新潮到不要国家了吗？不要国家可以，不要天下即不要人类能行么？”大家被她逗得开心，等待她继续。穆蓉催她，说：“快讲讲那些外国人的反应。”郑庄重接着说：“他们脸上都只是些西方人的笑。这种外语我可没学过，但总觉得西方人也有害羞的举动。”大家又是一阵欢笑。郑庄重说：“正题我还没谈呢。我既喜欢孟子的务实主义，他老人家连政府应如何扶助百姓的种桑、养家禽都想到了了；也喜欢庄子的浪漫主义情怀。我想要将这两方面很好结合起来，不是很有意思么？比方说，对个人而言，既要工作得好，也要生活得好。工作时要全力以赴，为了人类的普遍利益，生活中要抽出时间游山玩水，吟风弄月，时结二、三同志，寄情于自然之中，以吸收一时物我两忘、清心养性之效。”王德茂插话道：“清心养性看来光靠传统的方式不可靠了。”郑庄重问：“依你还有什么妙方？”王德茂说：“还有科学的方法。好，那我就谈谈我的心得吧。上学期，我替老师抄写论文手稿，其中有许多论葛洪、鲍朴子、杨泉的，又涉及到查阅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好家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看法。原来，我瞧不起中国的古代，现在我才知道我们的先民有那样多的科技贡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儒法两家，都没有与科学衔接到一起。试想，整天养心，寡欲，终日正心诚意，若不以科学为手段，民生民权为目标，岂不是守株待兔么？我意思是我们当比古人强，将道德学与科学贯通起来，或者说当将养心、寡欲、正心诚意求与科学、为民联接起来。养心、寡欲、正心诚意用来成已，科学用来为民服务，即用来成物。”这时那个曹孟德的老乡穆蓉说话了：“我接触文史甚少，只是老师上课时讲了老庄与环保主义的关系，我觉得有些道理。后来我借来老庄的书读了，发觉老庄也叫人设法迎合君主、上司，这便为后来法家的媚上权术主义之源头了。后来我又找了些其他思想家的书看了看，发觉古代秦汉以来，表面上虽以儒教为宗，但当道者多用法家的一套，百姓疲于应付无穷之徭役、赋税，少数学者虽有千言万语，也不过停留在空谈、讲授、纸面之中，有什么益处呢？知识必须由多数人化为真正的个体性的财富，并付诸实践才为真知、益知，否则只停留在空谈、讲授、纸面上、书架上，便是死知识、废知识。还有我觉得戴震有些思想也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他说：’存疑求真，无征不信。‘梁启超就说他这含有科学精神。我的心得很零碎，不过是希望各位指教罢了。”她的嗓音很大。王文贞说：“你毕竟不是文科生，能读懂那些书，也算是有功夫了。”穆蓉说：“我看的是译本。”杨红蔓说：“那也差不多了，我专门学文科的，看起来还嫌烦。有时埋怨古人，为什么不用口语写作，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错怪他们了，一定时古时书写工具太宝贵了，学者们不得不以最简约的文字来进行着述。”王文贞说：“对不起，我近来感冒，下次再谈吧。但有一点要申明，幸好古人留下那么多文言著作，否则当今的许多小文字贩子的垃圾般的东西，充塞所有书架那还得了？”杨红蔓说：“黄琳已将我想说的话都讲了。我不再重复。”王德茂问我：“老乡，你呢？”我说：“引出这么多的话来，已是心满意足了。还是让鲍士奇拿出真货来，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鲍也不推诿，径直道：“首先我要借孟老夫子的话压压阵，他说：’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夺也。‘好，我们时代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几千年文明积累，积累了众多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打破门户之见，把宗派的、国别的、族别的界限一并打破。人类的文化遗产因地球已成小村而变得具有共同性。因此古今中外的真理，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必须继续之。我们将古今中外人类发现的真理联合到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中，先建立起宽容性的民主性的现代人品格，这就能’先立乎其大了‘。然后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秉持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小事情就不会无功效了。我们必须循此程序，否则如何解决当今人类的四大难题呢？”金芙蓉：“好象’四‘字很吃香呀，邓小平有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讨论四大，鲍兄又添个’四大‘，请问，哪四大？”鲍士奇说：“我与毛邓可是两轨之车，他们的四项四大是中共权贵的，而我的四大难题是全人类的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古丽说：“快说呀，你光引而不发，哪成呀。”鲍士奇说：“那就是和平、民权、发展、环保，诸位，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诸多非理性的极权政制，因而战乱不断，多少人饱受了战争的楚毒，可见和平，持久的普遍的和平是多么重要。然而没有民权，和平怎么能有保障呢？只有人民及他们选出的代表与政府才会反对不义之战，可是世界上多数人目前还没有决定自己务事的权利，这就需要我们当为民权奋斗。民权还只是手段，它要解决的是民生即人民的生计问题，这样不发展自由的思想观念，不发展经济建设，怎么行？光讲发展也不行，如果工厂一味地只顾生产，不顾三废对我们人类家园的污染，那发展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百年以后，我们的地球到处是臭水沟、垃圾堆、江河湖海一片黑臭，那么，人类哪还会有光明前景？这样看，环保不是一大难题么？”众人听了多表示叹服，惟吴安石说：“老兄，这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性，我要提点质疑了。试民族性还要不要？难道你的情人也能是我的情人么？”说后半句时，显然意在挑起轻松气氛。众人一阵快乐的笑声，逗得海棠微枝细叶也在风中摇头摆尾，开心异常。我说：“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王安石的老乡，可以吧？”众人与他一齐说：“有何不可？本来海棠园的精神就是言论自由呀。”我说：“什么是我们文化遗产呢？照我看不能分地域、民族、种族、国家，只要我们感官接触到的，理性认可了的，人类制度的、精神的产品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思想遗产是精神性的，你的精神世界考察过对方，就具备化对对方为自己文化遗产的可能。反之，就是我们祖宗，只要我们对他的言行、主张、见解一无所知，那也算不得真正的文化遗产了。比如说，我们整天读洛克、孟德斯鸣、卢梭，并接受了他们的民权主义，那他们的思想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份。如我们对孟子、墨子、王充、李贽、黄南雷的民权民生自由诸思想一无所知，那么他们的著作思想就仍处在自在的状态，还没有对我们产生内在的影响，这时，他们的精神财富就没有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文化遗产。总之岂图以文化遗产的民族性抵御文化遗产的国际性，是那些当道者的别有用心。鲍兄提倡先立乎其大，我们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此时发现鲍面色苍白，有不适之态，遂低声问：“怎么又犯病啦？”鲍说：“没事，老毛病，过一会就好。”穆蓉说：“那我就短些吧，讲个阿凡提的故事。一天，阿凡提给一个财主剃头，那财主是个不义之人，便立意捉弄他，问道：’要胡么？‘，财主说：’当然要‘，于是阿凡提三五刀刮下，往财主手一甩，说：’给你‘。财主气得真翻眼睛。阿凡提又问：’要眉毛么？‘财主连连摆手说：’不要。‘阿凡提唰唰二二刀，剃掉眉毛，往地一甩，就走了。”大家为之又是一阵开怀大笑。王德茂说：“我也讲个阿凡提的事。人皆言阿凡提是个智者，殊不知世间有一法则不可逃过，那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话说阿凡提受妻之托前往店铺买油，持一碗，只能盛九两，店主问：’余下的一两咋办？‘阿凡提将碗一翻，说：’底子这里能盛一两哩。‘店主照办了。阿凡提端碗高兴回家，其妻问：’怎么只有一两油呢？说好买一斤的。‘阿凡提笑而答曰：’另九两在底下哩。‘言毕将碗一翻，结果上面的一两也撒到地上。”大家又是一阵开心的笑。有人问：“那阿凡提没有挨他老婆的棍棒？”王德茂连连说：“这个我不知道，要问新疆人才好。”杨红蔓说：“等下次古丽来就问她吧。”黄琳说：“你们的朋友还真不少矣。轮到我了，我也讲个故事吧，是从黑龙江的一个同学听来的。说的是东北人性情豪爽旷达，嗜酒如命。去年九月某小城一群国家干部公款聚饮，连饮两个通宵，八、七个人全醉倒了，几天后才醒来四、五个，尚有四人未连气息都没有，医生认定没救，下了死亡鉴定。于是许多人家一片哀声，那些醉死的人都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他们的亲友四处串通，竟使当地机关给予烈士称号，理由是编出来的，说是认真护林，忠于职守，于巡察中遇雪暴身亡。一时间送丧的队伍热闹非凡，大街两边挤满看闲的，为之垂泪者不少，甚至有许多人义务送葬，直至火葬厂仍不愿离去。追悼会十分隆重。本来当时应送焚尸炉，谁知那几个当班的工人也是酒鬼，都喝醉了。次日死者亲属前来领骨灰，找了半天，才见到一个醉汉。那个醉汉说：’今日停电，明天再来吧。‘几个家属喝道：’你这位同志，可不要开玩笑呀，他们几位死者是革命烈士！‘那醉汉似懂非懂，说：’到焚尸炉，就是死尸。‘心想让其他几位同事喝个痛快，自己一个人去烧吧。于是跌跌倒倒，进了工作间，开门一看，吓的掉头狂呼，原来那些醉死的烈士都复活了，从玻璃棺中爬出，都靠在墙边，只是无精打彩的，有的嘴里还哮囔着：’哥们，再来一瓶，至死方休，才痛快啊！‘你们看这几位东北大汉的命好与不好？”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笑。王文贞说：“他们好造化，碰到不爱酒的焚尸工，就都成了烈士了。”此时有的人笑得前仰后跌，有的俯身捂着肚子，有的笑出了眼泪，有的双手乱比划，有的笑得喘不过气来。好一阵，人群的哄笑才平静下来。下面轮到吴安石了。吴安石天生一付喜剧演员的相貌，未曾开口，几个女生已笑了，只见他不急不慢地说：“我讲个佛教小故事。近来有不少迷了禅宗，这禅宗岂图将印度佛学中出世性质降低，所以往往就日常中事来说佛，来讲很高深的道理。有的禅师讲‘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世间任何高深的学理都会流变为笑话，这禅学也免不了此祸。佛教喜言佛性无所不在，于是便有一些好事佬钻空子。曾有一人走入庙堂，向佛像吐口水，禅僧指责之，吐水者却振振有词说：‘你能为我找到没有佛的地方吗？’还有比这更有趣的。一天一和尚游一名刹，恰巧一官人也在此游览，庙内僧人对官则奉承有加，对和尚则冷漠不理。云游和尚气极，问：‘你们为何这样嫌贫爱富，对官人如此尊敬，对我却如此不恭！’庙内僧人笑而应曰：‘敬是不敬，不敬是敬。此妙理有何难解？看来你悟禅的功夫还远着呢？’那云游僧人怒而向前啪啪两个耳光，将庙僧打得直叫：‘何方野僧，如此粗鄙！’云游僧人笑道：‘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言毕，仰天而去。”大家觉得这故事别有妙趣，尤其是王德茂在一边自言自语：“担水砍柴，皆是妙道。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还真有些趣味哩……”
轮到周中正，他一本正劲地说：“有一对小夫妻，原来和睦，相亲相爱。后来男的常外出做工，赚些钱养家糊口。村上个别二流子，见小媳妇常独居，遂生不良之心，勾引不成，就撒布谣言，说那男的在外面又有家室。小媳妇一听日夜忧愁，待男的回家，便无端寻事。男的不知何事，过几天又要出去打工，女的真以为男的有外心，便买了一瓶药片，写了一封遗书。晚上将药片吃下，躺到床上，将遗书放在枕边，不时看那男子，希望他能看到她的遗书，送她到医院抢救一番。哪知那男子喝了点闷酒，早入梦乡。那媳妇数次指望他醒来，数次失望，至半夜见自己仍很正常，便十分焦急，摇醒其丈夫，说：‘你看看，我为什么不死？我为什么不死？’其夫读其遗书，大惊，忙送其至医院，医生检查完说：‘胃无中毒，想必吃的是假药。’那丈夫喃喃自语：‘难怪人家说止痛片不疼，茅台酒毒死人呀。好了我也不外出了，明儿你要是碰上了真药，那我们全家咋办？”
这样的趣事，引起的无非是一阵轻松快乐的笑声。轮到俄语系的黄琳了，她身材娇小，面如傅粉，眼含明波，一唇红润，很有些碧玉之态。她说：“大家都知道，戚继光是抗诿名将，少有知道他在妻子面前柔情似水，日常惶恐的，当时其同僚下属多有就此事讥笑他，他遂恼怒异常，心想大丈夫，历百战而不惧死，面刀剑而生喜色，何惧之有！为了显示他的英雄本色，便拔剑冲向后院，高喊‘杀’字，待至窗前，帘内其妻厉声喝道：‘乱喊什么？’戚继光闻声而汗出，英气散尽，只是改口道：‘要杀鸡给娘子补身体哩。’”众人又是一阵大笑，觉得黄琳的口才也不差。见她讲得有生有色，几个大汉笑道：“戚继光将军也遇到杀手啦，了不得！”黄琳自己也笑得开心。杨红蔓说：“你呀，就凭刚才这个劲，将来还不知要把你的夫婿吓成什么样呢？”黄琳楞了一下，突然回嗔，双手捶起杨红蔓，说：“你好坏！”杨一边笑，一边倾身躲开，说：“别打我，留住打你的戚将军吧。”黄琳一脚踏空，跌倒在李久通的身上，舞动的手不介意将他的脸划破了。黄琳有些不好意思，连忙道歉，久通笑道：“没事，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大家又是哄哄一笑。那杨红蔓回身说：“琳妹妹，对呀！破是非破，非破是破。”俩个人又坐到一起了。李久通说：“本来我没有想好，黄琳给了我当头一棒，击开了我的灵感。前天从云南的一个同学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现在我稍作移花接木之事。好了，话说云南乃国之边陲，而其人心与内地无异，好善者常趋善，为恶者不离恶。某天一个机关职员回家对众兄弟说：‘找四个人来，带上好的扁担和绳索，跟我抬奖金去。’家人迷惑不解。怎么还有抬奖金的说法。再三追问，该职员不肯明言。家人只得跟他至机关大院，只见一排几十个棺材，有大红的，有漆黑的。那职员说：‘那第四个是我的。’众兄弟怪责他说：‘大哥年纪尚轻，为什么要这不吉利的东西！’另外的人有的心突突地跳，有的说：‘怎么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又有的说：‘还叫我们来抬什么奖金，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该职员说：‘这就是奖金，抬出去照样可卖钱呀！快抬走吧。这是我们的头替我们想的好办法。”
李少川说：“巧立名目超过了历朝历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想讲什么，西边过来几个同学打断了他，说：“饭厅里在吵架哩，大师傅们欺侮女生。”一听这话，赵钱孙李等几个立即站起来，道：“这帮大师傅，平时一向欺侮我们惯了，对女生不是污言，就是戏弄。今天我们当好好收拾收拾他们！”那王文贞说：“是可恶的！就象理发铺的那个胖女人，每次理完头，都狠命地打我们一、二巴掌，好似有杀父之仇一样。”杨红蔓说：“第一餐厅那大块头师傅特损，整天一付斗争脸，布满杀气，好象我们欠他母亲债似的，见到女生总要找茬。”有几个人准备冲过去打架。我说：“打也不是办法呀！再说食堂也好，图书馆也好，小卖铺邮局也好，总是心底好的师傅多。”鲍士说：“让他们去吧，评评理也好。太忍让了，也不是回事。他们是虱子专挑软的捏！你们去几个人，让他们尝点厉害，女生也少受点气。”赵钱孙李几个人一阵风似地去了。鲍对我说：“快送我去医院，我支持不住了。”我与几个人七手八肢将鲍送到医院，医生检查了一会，说胃溃汤，即将穿孔，准备动手术。安置好鲍士奇后，我们回食堂，路上我讲：“有些大师傅，的确可恶，有气尽朝学生身上发。原来我不知他们有啥气，去年我到过市里的一个工人家里，回来联想了一下，觉得有的大师傅心里变态是可以理解的。那工人家里八、九口人，住着一两间破房子，巴掌大一点，也不比我们农村的破房子强多少，烧的煤炭到处是烟，呛人，院子里连水泥地面也没有，上厕所要跑百把米，那公厕臭气熏天。再想想，上、下班挤车比干活还累，在单位还要受上司的气。整天拼命干，却看当官的享受。你们想想，他们能没有怨气吗？有怨气又不敢找政府发，只好发泄到弱者身上，象阿Q样。那些大师傅欺侮女生就是这一类型了。”一转眼我们到了饭厅。同学们在厅堂叫，饭菜间里面一个大师傅一脸不高兴，说：“有本事，你们找上头去，冲我们来着，何苦？又不是我们的事。”一问才知道是那个大块头师傅挑的事，自己却溜了。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说：“那家伙特别仇恨女生，一定是被老婆甩了什么的。”大家就在这样的乱哄哄的吵闹中草草地吃了饭。
下午我去了医院，很多学友等在那里。鲍士奇已做了胃切除手术。有个女生用采来的鲜花做了个花篮，送给了那个主刀医生。
几天后，鲍在病床上对我说：“将来师大、民族、财院的人聚到一起，分成二批，愿留在香山诗社的仍留在诗社，另外一批人成立一个学会。名称大家讨论确定。”对旁边的杨红蔓、赵如霖、郑庄重说：“你们分头去通知一下，聚会时，天民兄代表我一下，时间还是星期天为好。”众人点头称是，劝他安心养病，然后各自办自己的事去了。
离开医院，我独往海棠园处走去。到北京三年了，与海棠园已相处了三个秋天。一想到下一个秋天还不知在何处游览，心中不免生淡淡的惆怅。海棠园留下的美好记忆太多了。我心想，要多看几眼，免得明年毕业离京后，难再有亲近海棠园的机会。转眼到了海棠园，此时黄昏迫近，斜阳冉冉，落霞镀金色于园内，清气蒸秋凉于林间；园内有少许书生，有的来回慢步，有的坐着看书；桃林、李林，一片深绿；梨树、萍果树缀满硕果，香气袭人，两大丛海棠仍然茂盛蓬勃，微风吹来，偶动叶片，掀开绿巾，使肥白之棠果露出笑脸，四周丰草丛丛，少许桔色，已上枝头，突然想起上年秋，海棠丛下即景联句之事，心中隐隐哀伤泛起。当时之欢乐气氛能否再来？遥望长天，了无答案。木子萍、水芳已去青海，杨雪贞不幸芳龄病逝，王雯丽多病多灾，张武南下经商，鲍士奇又大病一场。想来想去，颇感人生不如意处甚多。无聊之下，自书包中掏出香山诗社的诗草刻印本，信手乱翻。读到杨雪贞《明湖夏夜》时，反复之下，泪不能禁。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杨红蔓，带着二个我不认识的女同学自南边走过来。杨红蔓说：“你们的冯老师特好。”我未解其意。杨红蔓又说：“前天我在路上腿撞伤了，有个中年妇女将我送到医院，说我象她的女儿。昨天我在文史楼前碰到她，有人叫她冯老师，我这才知道她的姓。”我说：“她是很仁慈的，待我们都很好。”杨红蔓说：“我象她的女儿么？”我说：“不知道。”杨问：“你在这想什么心思呢？”我说：“在读《香山诗社诗草》，不免伤感。”杨红蔓说：“提起香山诗社，真叫人留恋了。自去年联句以来，再也没有好好地聚上一社。杨雪贞、王雯丽我虽见上几面，倒象多年的同胞姊妹。深夜人静之时，还真的很想念呢？这是我昨夜写的二首感怀，你先帮我看看。”杨红蔓说完，将本子中一张纸递到我手中，然后和那两女生走向图书馆。我听到其中一人对杨红蔓说：“难怪我刚才老远望去这个男生有擦泪之状，原来是个多愁善感的诗迷。都是什么年代了，犯得上有那样多的伤感？晚上叫他到舞场，向我们学习跳舞，就不会有如烟如海的春愁秋恨了。”杨红蔓与另一女生说：“同学一场，怎能轻易忘掉昔日友情。伤感是情理中的事。”我借夕阳余辉，阅读杨红蔓的诗章－《苏幕遮。情寄大理》暮阳红，秋气静，草掩风柔，默默循泥径。一望南天云万里，遥向秋鸿，带得云南信？海棠前，曾互竞，别后经年，常梦花前影。入夜难眠空好月，处处悲秋，压倒三秋兴。《鹊桥仙。哀系苍山》愁云掩月，凉风袭面。天降丝丝夜露。去年幸会海棠园，只余下，童心奇句。苍山万路，天涯望断，娇影诗魂何处？阴阳两地隔银河，怎能造，往来通路？《七律。遥寄川南樵客》离乱轻飘塞上烟，草衰树黯染愁眠。海棠曾起三秋兴，川月当倾满地娟。不欲金风吹苦泪，遥怜山雨迫娇媛。愿君明晓重归阵，煮酒欢吟茂菊前。
此时，华灯皆亮，我本想将自己的哀绪愁思寄诸文字，因忙碌而又悲极，反未如愿，今读红蔓之诗词，心中块垒，因之一吐而尽。这时杨红蔓走过来说：“帮我讲讲，如何？”我问：“下楼歇会的？”蔓说：“对的。整天坐图书馆，腰都快坐断了。”我说：“那你不跟刚才的那些同学去跳舞？”蔓说：“我不喜欢闹哄哄的，还不如这里清雅安静。刚才的那同学，你不要见怪她。她是个快口慧心的人，别看她调皮个性，外语挺棒的。”又说：“帮我评诗呀。”我说：“我与你一样都是初学者，要想见高低，还是等鲍士奇的病好了，拿过去请教授帮你指正。我只能讲我自己的感受。”杨红蔓说：“那也行呀。”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你那《苏幕遮》写得情深意切，而且突破了格律的限制，若人人都受格律的限制，古今的好诗好词就只能是少数几首了。我看周帮彦的《苏幕遮》二、四、五、七句都押韵，《钦定词谱》上好象也是这样，你的减了韵，更觉顿挫有加，反而使词生色了。”杨红蔓问：“周帮彦的怎么写的呢？”我说：“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暗，侵晓窥檐语。叶上浏阳干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揖轻舟，梦入芙蓉浦。”杨红蔓说：“这两阙的尾句都收得充满情趣，一今一昔，画龙点晴，将三吴仲夏之清景勾勒出来，不愧为名家。”我说：“你的那首《鹊桥仙》也不错。起以愁云、凉风、夜露，虽落俗套，也属真景；海棠园尚在，而诗友亡去不返，留下的‘童心奇句’必然勾起无限哀心，因此承上启下，底下转得也真挚感人。‘阴阳两地隔银河，怎能造往来通路？’虽染白话之嫌，看上去缺少含蓄婉转，但人世间哪能处处含蓄婉转？也必有情至不可不直言者。这样看此句收得有力，言得情深。”杨红蔓说：“我的那首《七律》呢？”我说：“律诗最难学了。我怕做律诗，更不内行。好在你不嫌弃我的粗浅。你的七律，启承转合都合套路，启合固然平平，但不出格，也可以了。中间两联，将此地与彼地的情景分别嵌在对中，我觉得还可以，当然跟大杜小李的律诗相比是望尘莫及了。要知道我们学诗，本来是为娱乐而来，没必要跟杜工部李义山他们去攀比。”杨说：“轮到我给你提意见了。你呀，整天就知道死读书，为什么不去跳舞？那边教育楼的三楼有舞会，已开始了。”我心中突然想起一事，于是说：“好，我这就去。”杨红蔓说：“我去图书馆，收拾一下，等会累了，也去那里。”转身而去。
我其实哪里是要去教育楼跳舞呢？我是想起了一事－原来前日接到木子萍来信，说是她的表哥由青海去黑龙江投奔亲友，路过北京时，要我接他们，带他们转转。今天下午该到站了。我小跑步离开海棠园，乘车至火车站。心想，到哪里找他们呢？说不定他们已离开北京。正在犹豫不之时，一个黑脸枯瘦的中年人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下校徽，怯生生地问：“大哥，是师范大学的天民么？”我说：“是的。”那人说：“我是木子萍的表哥。小萍还有那水芳老师叫我在车站等你。我下火车，一直在等，怕人来了碰不到。遇到戴你们学校牌牌的我就问。刚才见你在这里象是找人，我看到校徽就问上了。”我连忙道歉。他又说：“按理我们好几个人应在天津转车。想想，还是北京好，又能买个座位，又能看看天安门。经常听说天安门广场好玩，刚才他们几个人去了广场回来说没啥意思，不过是大水泥平地呗，我们庄稼人哪稀罕大平地。我们那里的大平地一眼望不到头哩，还长着许多牧草和花。这样，我想我也不要看了，心想等你来，捎封信给你。夜里有车，我们就走。”我见他面满憔悴，象久病之人，想他长途颠簸，一定饿了。说：“大哥，我带你去小吃铺吃饭吧。”他说：“我带的饼子，这里有好热的开水，已经吃过了。”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那信已揉得雏巴巴的。看后，我问：“大哥，有病？”他说：“胃病多年了，孩子五、六个，家里又穷，就没有介意，一直拖了下来，上个月穿孔，动了手术，切掉三分之二。”我说：“那该在家里歇歇出门才好。”他说：“全家人张嘴等饭吃。我们庄稼人，一生哪有歇的时间？将来到阎王老爷那里歇吧。我家有个亲戚在部队当营长，部队造什么工程，叫我们赶去，弄点活干，每月能赚几十块。要知道在我家那里，一年才赚几十块。”听他这么一讲，心酸酸的，觉得他和我的表哥简直是一个人了。我的表哥去年从南方去西北贺兰山下做苦工，也是刚从手术台下来不到一个月，就动身了，路过北京时，人瘦的一阵风便吹得打晃，脸上不要说没有血色了，简直与河泥的颜色一样。由此我想到天下穷人的表哥，只要他是种田的，都是这样由劳苦而衰病，三灾八难总是死缠着他们。他说：“小萍子带过去的那个水老师可好喽，我们那里没有人不夸她的。待小学生象是待亲兄弟姐妹一样，有上不起学的，晚上她就上门教，平时还帮一些五保户干零活。自己买点吃的，一看到孩子们围坐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索性就都分给孩子们，我娘老说：这水老师必定是观音菩萨的使者了。大家都要替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肯，与小萍这个村跑到那个村。孩子们几里地外望见，就喜欢得跳起来。”我说：“她有男朋友了。说不准将来也会去那里。”他说：“哦，怪不得一提亲事，她就笑哩。她的对象去了更好。我们那里的孩子最喜欢老师了。只要往学校去的，没有脸上不挂笑的。前几天我临来，对我家的老二老三说：别上学了，在家帮你们的妈干点活。做爹的也交不起你们的学费。谁知，两个孩子扑通跪在我面前，说：‘爹，我们放学和晚上帮妈干活，让我们读书。’”我听了鼻子酸酸的。问：“你们那里小学生一年要多少学费呢？”他说：“三、四块钱。我有三、四个孩子都上的话，一年要缴十多块钱，我哪来这钱交学费呢？这次去东北，路费都是借的。我在犯愁哩，要是东北赚不了钱，那债咋还？后来我支不住孩子的缠，只好答应老三继续上学，老二回家干活，老二哭了好几天，经常坐在田头树底下出神。我怕孩子大脑想坏了，只好对她说，等我去东北赚到钱，再让她上学。老二这才好些。不过还是常常唉声叹气的。”我说：“为什么不请水、木她们上门补课呢？”他说：“舅舅、舅妈一死，丢下一大拔孩子，我帮不上，够难过的了。怎么还好意思给小萍添麻烦呢？水芳老师来过二趟，路程有二十多里，野地里有狼，我后来怎么也不让她来了。”
就这样，我们谈了许久。他的同伴来了，说天安门广场啥意思也没有。签的是夜里的票，马上就准备动身。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全买了面包，不过是五、六个，说：“大哥，我就这点力量，留着路上吃吧。”他推却说：“我们庄稼人有面饼就够好得了，哪还要吃这样好的茶食？”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连篼子塞到他手里，他边上的一个男孩，看上去十三、四岁，笑嘻嘻地拿了一个，猛咬一口，说：“真邪乎！这北京到底是大城市，比我们那里的人会做饼子。这饼子还真好吃。”他立即呵斥了一声：“小熊！别丢人现眼的，等会吃能饿死吗？”我问：“小兄弟也是去东北做工？”那孩子怯生生点点头。木子萍的表哥说：“他妈去世了，爷儿四个，吃上顿没下顿的。他爹求我带他去，说是让孩子挣点，也好让下面几个小的能吃饱肚子。……哦，天不早了，你也该回校了。”就这样，我们道了别。回到学校，我独自在海棠园里徘徊了一会。
约定的聚会的星期天又到了。这一次我一大早就跑了过去，满园清气正浓，三、二早起的学生在僻静的角落里或看书、或思考或轻声朗读外语。一会儿黄琳来了，她又笑又说：“喂！你骗人呀。前天晚杨红蔓拉着我去教育楼，说是你约我们跳舞的。我们去那儿一看，连你的影子也没有。我们本来是要好读一晚书的，你扰乱了我们的计划。小蔓说马上要向你索赔哩。”我说：“对不起。我是随口应的。你们知道，那鬼舞比外语还难学的。”这时王文贞、李少川、郑庄重、穆蓉也来了，黄琳说：“大家来评个理。天民前天约我们到教育楼跳舞，我们按约前往，他自己却不去。这是他单方面撕毁合同了，你们说该罚不该罚？”王、李只是笑，郑穆却拍手称快道：“该罚。”黄琳说：“怎么罚？你们帮我想个办法？”穆蓉眉头一雏，说：“唉，文气一点好不好，不能给他难堪，让他七步成诗好么？”她们一齐拍手道：“好！”王文贞、李少川问：“限题韵么？”我心想：这个淘气鬼，还真会捉弄人。明明是她们喜欢跳舞，非说是我约的。她自己玩得开心，这会却将我一军，我哪里有七步成诗的诗才哩。这时黄琳说：“既要限题，也要限韵，今天非把他难倒不可。这样下次他就会去舞场了。”穆蓉说：“那就以《失约》为题，限楼韵，好做些，也不要太难为他。”我说：“你们象曹丕那样狠么？七步是要把逼死喽，能不能放松点，再加几步。”黄琳说：“好吧，给你二十一步，可以绕海棠丛慢步。开始吧。”
我只好从命，背着手缓缓地走了二十一步。黄琳说：“有了没有？”我说：“有了。”黄琳说：“那你念出，我们听听。”李、王在一边也觉得有意思，李索性往长椅上一坐，那穆蓉双手搭在郑庄重的肩上站在一边，说：“如做不出，下次罚他每场舞会必到，替我们看衣服。”我心里：“这死丫头，尽想馊注意。”然后说道：“棠前月下享清幽，舞乐喧嚣教育楼。女将军传赴会令，男书生别一园秋。方知有事先期定，未料无心后约休。欢乐何须追夜曲，请君要惜岁华流。”王、李皆说：“虽有些急才，但诗乏新颖，是老调重弹了。”郑、穆笑道：“难怪哩，你原来有约在先。”黄琳说：“你们细想想，他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反过来教训起我们要珍惜时光了。至于诗趣，他把杨红蔓说成是女将军了，接下的对句倒有余味的－‘男书生别一园秋’，是翻‘抛书人对一枝秋’的情趣，确有些诗意。看来今天没有白罚你，以后我们要想法子多罚你。”
此时，赵、钱、孙、李、周、吴以及杨红蔓一道来了。杨红蔓说：“我们要罚你呦，破坏条约，不讲信用。”黄琳遂将刚才限步罚诗的事讲了。我又将那晚去火车站的所见所闻讲了，大家又是笑又是悲。又过一会，俄罗斯族的瓦娜带了四个同学来，介绍说：“这位叫司马义，维族，新疆和田人，医学院的；这位叫林毅，福建汉族人，林则徐的后人，外院的；这位黄建，浙江汉人，人大的；这位是莉芝，上海汉人，财大的。”正当大家互相介绍时，数十米外，传来一阵欢笑，循声望去，只见古丽、金芙蓉、唐英、徐文、马刚、李铁山以及几个陌生的同学往这边走来。黄琳、瓦娜几人迎了上去。
大家聚到一起后，我说：“请各位新来的朋友自报家门吧。”一位短发矮个女子说：“我叫马兰，西北武威人，工大一年级的，早就听说你们诗社的事，好不容易考到北京来，能参加诸位无拘无束的聚会，真开心。”一个大块头男生说：“我叫刘永勤，东北人，东北人生性豪放，大概都是苏东坡、辛弃疾一类的个性。我希望既找到学友，更要找到酒友。”众人为之诙谐报以笑声。一个瘦高个说：“我叫谢林，黄山人，山民也受饮酒。我愿与五柳先生为伍。”一个大眼睛姑娘说：“你昨晚的酒还在生效呀，连系科也忘了报，我替你补上。谢林，师大中文系新生，嗜酒如命。至于我吗，叫文芳，贺兰山下的村姑，与谢林同班。我们西北的贺兰山虽不比黄山有名，但气势之雄，容貌之威，也非众山能比，其上也有举世一色，名为发菜。将来大家结伴前往野炊，当是快事。”金芙蓉说：“将来我们有机会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今天我觉得象是少了什么？”古丽问：“少什么？”金芙蓉说：“两位老大哥没来呀！将来遍游名山大川，少不得二位呀。”大家面面相觑。金芙蓉说：“北大清华，为学界兄长，怎么不想法找几位聚聚。”唐英、徐文道：“他们傲视天下，哪里会把我们放在眼里。”瓦娜说：“可不是么！我同屋的一个，就被北大一个男生甩了，哭了好几天。那清华的，个个都傲气得了不得。似乎都是大学者，辜鸿铭、梁启超似的。”杨红蔓说：“上个月，我的室友把她清华的男友给甩了，就是嫌他傲气十足。”我说：“都是同学少年，当有书生意气。哪里会那么严重，一定是路远，难以沟通的原因造成。”又有人说：“天下学子，皆是一家，本不应张门李门的，当以真理为纽带。同心则相聚，异道则分行。”我说：“言归正传吧。今日聚会同是请大家来决策的。鲍士奇的提议是诗社之外，再成立一个学会，以讨论如何参预社会变革为中心议题，请大家先讨论学会的名称。”不一会，众人提出一大堆名称－“新人学会”、“现代人学会”、“务实学会”、“新大同学会”、“真理联合会”、“知行会”等等。一场无记名投票后，“真理联合会”的名称得票最多，“新大同学会”的名称得票次之，自然学会的名称就定为“真理联合会”了。很多人又觉得“新大同学会”名称也很好，舍不得丢掉。古丽说：“人有别名，学会也可以有呀。”于是众人又同意以“新大同学会”作为学会的别名。
我说：“我们将这丛海棠留给诗社，愿参加真理联合会的人，请到广场西侧那丛海棠下。两者都参加的，则要有主次之分。”一些同学陆续往广场西侧。最后，我们东边这丛海棠树边剩下的是：古丽、李少川、王文贞、杨红蔓、黄琳、瓦娜、吴安石、王德茂、莉芝、马兰、谢林、王芳、刘永勤等十四人；西边那从海棠树下有赵、钱、孙、李、周、郑、穆、马刚、李铁山、林毅、黄建、唐英、徐文、金芙蓉等十四人。古丽问我：“小江苏，你到底是喜欢东方还是西方？”我笑而应之：“喜欢西方。这边你们按上次选举的办法，选出社长，监委主任、监委委员。我去那边参加选举了。”向广场西侧走去，身后传来黄琳的声音：“你到西方参加选举，可别忘了来跟我学外语。”李少川的声音：“学你那俄语，到西方不注定要落选么。”接着是一阵笑声。
我到西海棠丛下，把从前和鲍士奇议论的想法说了一遍，我和赵将鲍的为人和能力介绍一番。然后请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治会方略。最后投票选举的结果是鲍为会长，赵为副会长，金芙蓉为监委主任，司马义、黄建为监委委员，唐英为秘书，郑、林、徐文为联络员。
东海棠丛下的古丽、杨红蔓、吴安石跑过来，说：“我们的结果是：李少川当选会长，黄琳当选监委主任，王文贞、杨红蔓当选监委委员，古丽仍为秘书，瓦娜、李铁山为联络员。”我们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一番。古丽说：“我们东西方的选举都很成功，这不就是大同境界么？”大家开怀一笑，杨红蔓说：“那些想参加第二会的怎么办？”我说：“将两社活动的时间错开，再一个是两社的秘书先将两栖名单先统计好。”古丽、杨红蔓、吴安石等回到东海棠丛那边去了。两边欢声笑语迭起，我们这边散场时，约了聚会时间，赵带几个人到医院看望鲍士奇了。
东海棠丛下的人也渐散了，只剩下古丽、瓦娜、莉芝、马兰还没有走。我过去问古丽：“这个月轮到谁给杨雪贞家写信？”古丽说：“轮到我。我们正在谈这事。”眼圈稍稍变红。瓦娜说：“真可惜，这样的才女竟不得长命。”莉芝说：“不是么，你看那古来多少才女，不是多灾多难，就是短命早夭，真叫人怨恨天道不公了。那蔡文姬、王昭君、苏小小、薛涛、绿珠、燕子楼主人，乃至于小说中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人，哪一个活得开心呢？”我说：“大家不要犯愁了，现在世道大异于古代，女子自由选择的权利越来越大。”几位女生一齐道：“不对！古今时殊世异，但人心没有根本的变异呀。这欲断的愁肠总是缠着我们女子不放呀。”我只好附和两声，然后问：“下一社，你们如何聚？”古丽说：“准备去香山赏红叶。你约几个人去，好吧？”我应了一声，就往医院去看鲍士奇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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