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纵览中国》编辑部

(本刊香港讯)今年3月底参加台湾一个研讨会并发表“独立”言论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日前对本刊表示,中共和建制派近期对他的文革式批斗,目的已经初步达到,即在民主派内进行分化,而分化的目的是影响香港未来的区议会和立法会两个重大选举,并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

戴耀廷认为,受到这场大批斗的影响,民主派内的部分人士已经不敢支持他的言论,也不敢触及“港独”议题的讨论。社会上已形成一种讨论“港独”议题已成为中方不能接受并产生不利后果的寒蝉效应。

民主运动转型为反专制运动

戴耀廷重申自己并不支持“港独”,只是反对中共专制,而反专制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他主张香港民主运动要转型为反专制运动,称反专制并不是要推翻这个专制,而是要用民主运动顶住专制这块石头的进逼,不让香港自由民主沦落得更快。专制是否被推翻,取决于中国内地的民主发展,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未来发生,这块石头的压力可能就会消失,民主派就有机会推进香港的民主。

戴耀廷解释在台湾研讨会上提到的中国内地民主实现后各省市可以选择独立或联邦的设想只是一种一党专政结束后他对政治形势发展的思考。他说,香港有些组织说要结束一党专政,但并未去思考如果结束了一党专政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做,一党专政结束后,中国的未来是什么,而中国的未来决定着香港的未来。

他认为,民主派人士可能还停留在香港的民主运动是推动民主这个观念,现实上是行不通的,香港不可能在中国的专制政权下争取到民主,只有反专制才能减缓自由民主的消亡速度。

区议会选举是反专制实践

戴耀廷较早前提出的针对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风云计划”,是他在针对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雷动计划”之后的一个策略主张。其核心是透过选举在地区实践民主理念,用民主的公民参与方式搞地区事务,广泛动员民主派人士参选,并努力夺取更多的议席,掌握话语权,达到用民主来反专制的目的。

据悉,戴耀廷已从大半年前开始下区调研,接触民主派区议员和街坊,部署“风云计划”的落实。他以“风云计划”为平台,聚集了一批有志参选,而又不愿依附现有政党的中产专业人士投入到区议会的选举工程中,他计划举办数期参选人培训班,邀请民主派区议员授课,为区议会选举输送100多名民主派参选人,使民主派参选队伍增加到理想中的450人,实现“风云计划”的具体设想。

戴耀廷说,“风云计划”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他仅是一名联系者,团队是一群公民社会的人士,来自10多个公民社会组织。

现行法律下文革式批斗跳不出言论自由框框

谈到这场文革式批斗以及一些团体要求港大解除戴耀廷教职的法律依据时,戴耀廷说,对于研讨会上的言论,香港法律上还不能说我是煽动叛乱,煽动叛乱不是叫人去做一件事,而是要煽动别人去做有暴力元素的事情,才叫煽动叛乱。这是普通法里的解释。如果你用很通用的概念去解释煽动叛乱,很多东西都可以归纳为煽动叛乱,但法律层面不是这样的。

他说,香港现有法律体系对于文革式批斗不具备依从条件,双方都享有言论自由,相互不能制约。在法律和校规上,都难以取消当事人的教职。如果我涉及的官司有了结果,按港大校规,会启动纪律聆讯,最终会否失去教职,要看校方采用的程序。此案涉及公民抗命,终审法院早前在黄之锋案上表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是减刑的理由,而香港的大学从未处理过这种案例,即由公民抗命导致的入狱是否成为辞退一名教员的理据。这也考验着香港大学的学术自由可以维持多久和多大程度。

“公民外交”是对抗威权统治的工具

戴耀廷在台湾研讨会上提到他设想中的“公民外交”行动。他认为“公民外交”是整个反专制运动的组成部分,“风云计划”是夺取体制内部议席,“公民外交”则是联系国际其它地方的公民,相互通报和支持民主运动。

他表示,“公民外交”不需要别人认可批准,各自公民各自做,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统筹组织来做,其概念就是启发大家从这个角度思考。香港人经常到外面开会,与外部世界的人群联系时让别人了解香港发生的威权压迫事情,同时也了解人家的情况,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威权压迫问题,大家就有了交流,通过公民外交顶住全世界的威权。

他说,“公民外交”只是一个概念。外交的概念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由政府来做,国与国之间做,现在有些国家学会了走进别国的公民社会中搞联系,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做的,称之为“锐实力”,用以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我的“公民外交”概念正好相反,由公民来推动,同其它国家的公民联系,不排除与其它国家的政府层面接触,但是通常其它国家怕得罪中国,不太会理睬我们。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围炉取暖,都是“公民外交”的内涵。

思想控制后果堪虞

戴耀廷对于中共在香港实施言论控制的同时开始实施思想控制很反感。

他说,控制思想在现行法律下不容易做到,不管能否做到,建制派已经在开始做。我们暂时顶得住的原因是我们的民主自由基础仍然厚实,自由思想的力量还很强,但是将来很难说,再过五年十年,情况堪舆。这次的文革式批斗事件显示,很多人已经自我收窄了思想范围,已经不再敢提及“独立”的议题。控制思想自由最吊诡的是你给别人控制了还不知道,你还以为自己很自由,思想自由不可能直接让人洗脑,当他们影响了外围环境之后,你自己也就不会想那种东西了,他们就达到了目的了,思想自由已经规限了。本来思想是无疆界的,喜欢想什么都行,为何有禁区出现?他们不需要直接洗你的脑,只是用外围的环境不断塑造,当你为自己的思想设置了禁区的时候,你已经走向了他们指的方向了。北京最不喜欢我的地方,是我喜欢颠覆思想,从占中开始,不断颠覆思想。颠覆抗争的方法,颠覆投票的方法,颠覆参选的方法,不断颠覆过去已经成规的一直使用的概念,连民主派里的人都受不了我,我在颠覆他们过去一直做的东西,我是做颠覆者的角色。

23条加辣的后果

戴耀廷在这次的文革式批斗中,担心基本法所订的23条立法会加快进行,并可能更加严厉。

他说,按照2003年的23条版本,是不能禁制我所说的言论的,如果要禁制,就要比03年版本更加严格,更加严厉,我称为加辣版。但是加辣版过不了《人权法》,当时起草基本法就讲明要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在国际人权公约中,不存在言论会触犯法律问题。复杂的地方是,基本法说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但是适用的方式一直以来我们的法院当作是基本法的一部分。如果将来的23条加辣版,法院说违反基本法,违反《人权法》,中方可能出来一个释法,说《人权法》没有地位,是用来参考的,他们可以撤销一些法律,就会触动整个《人权法》,释法凌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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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Monday,April 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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