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十郎:党性等同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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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性质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时 已十分明确:以暴力推翻现政权,消灭私有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幻影已不复存在,在世界舆论场已不见了消灭什么,联合什么的声响,掘墓人已不见动静了。可奇怪的是今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却在大树特树“党性教育的旗帜”,申言要“党性教育在心灵深处烙印”(《人民日报》2017年2月28)。

党性是什么?真的还能从《人民日报》标榜的意识中见出一二来。有一位国防大学的政委刘先生著文说:在一些关键性时刻,一些党员爱说“我以党性保证!”,“‘我以党性保证’,这时候‘党性’二字因‘神圣’而充满‘神性’,众人闻声而动,相信的就是‘党性’,也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人民日报》2013年5月22)

这儿不经意间透出一个信息:党性=神性。难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子却在这里。原来“教皇无误”是不需要证明的。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说“为了证明承认神迹在基督教领域内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总是说基督教起源本身就是大的神迹。”(该书P229)既然“起源”就是“神迹”,那“神迹”就是当然的了,证明就多此一举。具“神性”的党,“伟、光、正”不须证明而自在。

刘先生一连用三个“民族先锋”:“既是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就该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按:回顾一下历史,这真能让人笑掉大牙:亩产几万斤显然违背常识,但未见一个“民族先锋”说这是谎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的理论是最高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分明是谀词,却未见一个“民族先锋”站出来说这违背了辩证法等等)“既是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就要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追求。”(按:一般人有一套房足以安身而已,但有权有势的共产党人,北、上、广有房不说,国外还有别墅等等。)“既是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就不是普通人。”(按:就反腐这几年的成绩单看来共产党人是不是普通人:普通人积聚的钱币不会累坏几部点钞机,普通人私藏的珠宝金玉,古玩字画不会用几个卡车拖,普通人能开价卖官吗?等等。)“先锋”这说法不是刘先生的创造,《党章》第二条就自封了党员一个“先锋战士”。“说国王不过是国家的第一位公仆的腓烈特大帝是光荣的,而说朕即国家那样傲慢话的路易十四则是可耻的。”(《耶稣传》P278)自己认为自己该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自己该排在一切权力、权利之上,恐怕从这一点看党的傲慢与路易十四是半斤八两。“党章”第三条第三款就说“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还是在“人民”利益之上。省委书记的权力大于省长,市委书记的权力大于市长等这已是通例,尽人皆知。修订“民法”着眼点应该是保护人民的权益,出发点该是向人民负责。今年两会期间有一篇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工作评述”称会议修改“民法”之认真“无不体现着人大常委会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人大也得首先顾盼党的脸色。

如果冲锋陷阵是先锋本色,在权和利处处居前列当不是先锋应该干的。

存党理 灭人欲 灭人命

常言道“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这儿的一个排序却能把梦中人惊醒:为什么中国59-61年会饿死三千多万人?据宋毅主编,哈弗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1961年河南信阳地区呈报中央的报告显示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时任信阳专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麽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张的秘书余德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告诉美国记者:“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但谁也不敢开仓。”照刘先生的说法:“高扬党性旗帜,把‘党性’当着作做人的‘地’把‘党性’当着做官的‘天’。”“天”不表态,官又其奈何哉!宋朝的道学家程颐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在“存天理,灭人欲”。我们时代把饿死人的事看作小事,那是在“存党理”。党说要砍资本主义尾巴,彭书记就“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个农民,老婆在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靠菜窖挣点钱。当下就“跪下磕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韦君宜《思痛录》P179)

又说饥荒年代的59-61年。国内在饿死人,但我们党为了国际主义,为了世界革命,60年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就是因为在中苏论战中阿尔巴尼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它是我们的革命兄弟啊!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千吨小麦1万吨大米。我们存了世界革命的党理,却灭了中国人的生命。

自欺 欺人也欺党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永飞在个人党性分析报告中对作分析的人提出了“十问”。前三问是:“信仰还真吗?理想还坚吗?政治还强吗?”(《人民日报》2017,2,28)朱书记没有举出实例,我们也不便凭空杜撰党员们怎样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苏联解体后思想界对共产主义前程的普遍看法推知:不管党员们在个人分析中用了多少习语、套语、空话、废话去装点“信仰”,去粉饰“理想”,去涂抹自己的“政治”面貌,我敢肯定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大趋势、大轮廓、大面貌只能是自欺、欺人,也用这种不得不作的“分析”去欺党。因为近二三十年我们的媒体上早已见不到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消灭私有制,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等的踪影了。更何谈国家消亡,“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得不到解放”深一层的义理了。

“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P52),要还原化石的面貌,只有面向历史。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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